下麵在網絡摘錄吳國光的談話是吳在六七年前對國內關心政治的民眾所做的回答。吳認為所謂縣政民主是中國的出路。
我認為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是：紅二代堅信知識分子掌握了政權和輿論對他們來說是一場災難，而民主不過是知識分子想控製中國的幌子。所以唯一的出路是讓工人農民士兵 （不包括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具有監督政府的權力。
革命不是災難而是偉大進步
客：那麽，能不能說，當局現在可能有改的誠意了，可是又找不到辦法了？
吳：我完全看不出當局有這種誠意。不要說誠意，恐怕連這個意思都沒有。當局有說我需要你們來尋找建設性的辦法以便政治改革嗎？根本沒有嘛。精英當中，有那麽一些具有一定社會和曆史責任感的人，上麵所說不過是他們的態度。而且這些還不是主流精英。主流的恐怕還是那種“盛世”情結吧？感覺好得很，腦滿腸肥，誌得意滿，老子天下不是第一也是第二，而且是“崛起”中的第二對他那“衰落”中的第一。人家還在教訓美國要進行政治改革呢，在努力向全世界推廣“中國模式”呢。我的判斷是，這種“滿大人”心態，與前麵所說的那種麵對高壓鍋的心態相比，恐怕還是當局目前的主流心態。他要強化宣傳這個東西，來彌補自己所缺少的政治合法性，說得多了自己也完全信以當真，對此缺少反省能力了。前兩年這個勁兒更不得了，“完美製度“嘛，我以前討論過這種說法。那個時候根本沒有什麽危機感不危機感的。危機感這兩年剛剛開始冒頭，2010年以來吧。還主要是在社會層麵，在當局、精英們那裏恐怕還不是主流。
客：是不是發展下去就會成為主流？因為你不改革嘛，麻煩就會越來越多，危機感就會進一步蔓延，那個時候也許當局就會痛下決心要推行政治改革了？
吳：我沒有這麽肯定。我也認為，不改革，麻煩會越來越多，危機會越來越重。但是，從危機到改革，這裏頭並不是一個線性的邏輯。就是說，有危機也不一定就會有改革；改革是應對危機的一種選擇，而麵對危機也還會有其他的選擇。什麽都不幹，就是混日子，所謂“擊鼓傳花”，也是一種選擇啊。實際上他選擇政治壓製、鎮壓，這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如果所有的危機都是導向改革的，那也就不會有那麽多、那麽大的危機了，因為危機不是一天形成的，早早感覺到危機的時候它不就早早改革了嗎？當然，你可以說，危機不夠大，不足以給當局足夠壓力以推行改革。那我也可以說，危機足夠大，當局更感到恐懼，更不肯改革了。更重要的是，當局本身，與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互為一體，再怎麽危機，它怎麽可能給自己動大手術呢？”
客：這樣說來，中國豈不是不可能找到政治轉型的平穩出路了？早晚非要走到革命那一步不可了？
吳：聽你這口氣，革命似乎是什麽大災難似的。我看這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所留下的概念後遺症。那種革命是災難，但是那種革命很難再出現了。在當今中國，怎麽可能還會出現拉起武裝上山打遊擊、實行邊區割據，然後農村包圍城市取得全國政權的可能？最近三十年來，世界上革命不斷，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南歐，到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東歐、拉美、東亞、乃至非洲，再到去年的中東、北非。這些革命都不是災難，而是偉大的進步。有些地方，革命之後，國家治理得不怎麽好，可是那並不是因為革命本身。我覺得有一個現象很奇怪，就是很多人一說革命就隻知道中國自己三、四十年代的共產黨革命，好像這個世界從那以後沒有發展變化了似的。最近三十幾年全世界幾十起革命，好像都不在中國人的視野之內。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說的那些話，遠遠不如清末的水準。（客：中共實行愚民政策嘛，大家不了解外麵的事情。）這是一個方麵。可是，中國現在是處在全球化之中啊，現在是信息革命的時代啊。對外開放，信息技術的發達，就這兩條而言，中國在世界上並不落後的。如果隻是埋怨當局，我看那也是沒有什麽出息的態度。
“縣政民主”先走一步
客：回到原來的題目：你說還有沒有什麽辦法，能夠漸進、和緩地消解民怨，使中國能夠平穩地進行政治轉型？
吳：你這個意思，就是一定要自上而下的那種辦法？（客：可以這麽說吧，就是當局能夠主導的政治變化。）辦法很多呀。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有很好的建議了，不止一兩種。何清漣去年就曾經提出政治特區的設想。複旦大學的韋森他們，正在致力於推動預算公開化，希望由此走向預算民主和財政民主。這些想法，我認為，都非常好，也都是具備高度的可行性的，完全照顧到了政治轉型的平穩性的要求。隻要當局具備真正政治改革的決心，從其中任何一個辦法入手，都可以在不造成不可控製的社會動蕩的前提下推動政治改革，逐步地、但是終歸會徹底地解決目前政治體製的根本困境。我也算研究中國政治製度轉型不少年了，我當然也係統地考慮過這方麵的問題。如果要我建議一種平穩轉型的戰略，簡單地說，那就是“縣政民主”。這個東西我差不多十年前就公開提出來了。結合現在的情況，也可以再做進一步的論述：我建議，首先在全國範圍內的100個縣，實行縣域內的、縣一級的媒體自由、司法獨立和縣級領導人競爭選舉。就走這麽一步，先不用多，就可以很快消解民怨，可以達成由當局主導的政治製度平穩轉型。
客：我看到過你這個文章。你再說說：為什麽是縣一級呢？為什麽是100個縣呢？會有什麽風險呢？
吳：縣級的重要性，我在當年的文章中講了很多了，不去重複了。結合當前現實，可以說，這一級官員與民眾之間的矛盾，是造成整個社會矛盾緊張的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從這裏下手，就可以直接針對當前官民對立的症結而迅速改善政治運作。
為什麽是100個縣？為什麽不是一下子推開？（客：這個不用論述了。為什麽不是在縣級先搞幾個試點？為什麽不是50個縣？）200個縣當然更好，但也不見得比100個縣有更為明顯的優勢。你說99個當然也行。問題的要害在於：要在治得了病和吃得下藥這兩者之間找一個平衡。我這個藥，劑量是比較小的，你想全國現在有2000多個縣，差不多三千個縣級地理行政單位，100個才占二十分之一都不到，可能僅僅是三十分之一。中央如果下了決心，我不信這100個縣的縣級官員有力量抵抗改革。再少了，那也顯示不出決心和誠意，反而難搞，因為那些縣的官員就會觀望並抵抗。不能搞試點，原因也在這裏：他知道你不過是試驗一下，那就給你拚命抵抗、搗亂，那幾個試點你最後也搞不成。所以，出台就要有足夠的規模效應。100個縣都這麽幹了，誰都明白那將是個方向，將來那2000個縣也跑不了，所以雖然隻在100個縣動手，但能夠馬上收到全國性的改善治理的效應。至於風險，從宏觀上看，幾乎沒有。就算這個實施過程中真的會出什麽問題，100個縣全都出問題，一起出問題，我看，以中國之大，要想改善這小小100個縣的問題，那並不是很困難的。還不象特區，這100個縣又不是連成一片的，好了那就是處處開花，有問題也可以分而治之，根本沒有什麽大的風險。
客：聽著是有一些道理的。不過，我估計當局很難接受這樣的建議。那麽一搞，誰都明白，下一步就是要全國這麽幹了，我看共產黨接受不了。
吳：是啊。何清漣的想法，韋森的建議，當局都不接受的。隻要能治病的方子，他都不接受。你看看，最後的症結，還在於共產黨當局不想改變。我當年提出這個東西的時候就說過了，我就知道你不會接受，我隻是要讓人明白今日中國問題的症結所在——症結不在於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不管誰來搞，這個樣子的中國都沒有辦法了，能有今天這樣的政績已經了不起了。根本不是這個樣子的；中國有很多很多辦法可以比今天做的這個樣子好得多，症結在於這個政權根本不想那麽做。政治改革也不是什麽可怕的東西；要說可怕那就是它會使執政黨也好、那些官員也好，再也不能為所欲為了。可是，今天的問題，不就是出在他們為所欲為上嗎？不改這個，說得再好聽，政治改革叫得再響，那都是廢話，都隻能說是騙人的。當局喜歡在那裏說什麽“敵對勢力”了，“推翻我的政權”了，“搞西方那一套”了，借這些由頭搞鎮壓。可是，你看看，真正幫你解決問題的方案，你一個都不會接受的；倒是那些不斷在製造、加劇這個政權和民眾之間矛盾的東西，這個政權卻最喜歡。你說誰是“敵對勢力”？我還是那句老話：“敵對勢力”就在今天的共產黨內。你說誰要推翻你的政權？就是你自己不斷地、千方百計地在製造革命。究竟誰在“搞西方那一套”？馬克思主義不是西方的？你現在熱烈擁抱的“全球化”不是西方的？我這個縣級政治倒是很中國的，至少郡縣製以來吧，少說也有兩千年土生土長的中國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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