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核心應有的形象，鄧公如是說
卸任軍委主席職位後的鄧公如何向以老江為核心的常委班子表達政治上的期盼—或直白地說是指導—並非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在程序上鄧公已失去發號施令的權力，如何措辭就成了一個微妙的問題。
鄧公選用的措辭是“形象，” 麵對中國和世界，以老江為核心的常委班子應該具有什麽樣的形象。“形象”這個詞在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語義場所具有的含義，大概就是領導者不能任性而為不能再抱著以往僵化的教條不放，必須讓人民滿意看著高興，尤其是讓對中國社會進步和發展極為關切的民眾和知識分子看到高興滿意。
這個新的常委班子的第一要務就是必須對人民和國家的命運負責，而不是高舉什麽旗堅持走什麽的路。
所以，鄧公提出的第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一個好的形象：開闊政治胸襟，堅持改革開放,“無論如何要給國際上、給人民一個改革開放的形象，這十分重要”。
當是否熱心改革開放成了最基本的政治標準，中國最高層的形象實際上也具有了國際意義，讓西方社會樂意與中國展開經濟和文化的交往。
鄧公另外幾點“形象”方麵的期盼大致都是與“改革開放”配套的要求：麵貌年輕積極進取緊密團結多幹實事取信於民。
很明顯，這種致力於開放經濟的“形象”要求已經是暗暗地把那些還想堅持搞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人物統統掃地出局。像胡喬木鄧力群那樣的傳統的馬列主義者不但是對改革開放三心二意，他們也不再是年富力強，當然更談不上經濟建設中的積極進取。
有大約三十年的時間，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本世紀第一個十年，西方社會對中共頂層領導的形象幾乎是十分的滿意，所以十分願意與中國進行密切的經濟和文化交往。當然在這幾十年中大陸國民大體上對中共政府也算是基本滿意。
總之，一個開放的向前看的政府形象構成了中國三十年經濟騰飛的基礎。
鄧公把改革開放作為“形象”的第一要求，當然決不是在黨內沒有遇到大的阻力。在回答為什麽鄧小平總是把能否堅持改革開放作為建立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首要的最重要的條件這個問題時，中共的政治評論員是這樣回答：
“一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政治路線、改革開放的政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 領導集體艱辛探索，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正確抉擇，並且在實踐中取得巨大成功的路線、政策，這裏包含著兩代中央領導集體的無數心血和智慧。二是改革開放確實是我們強國富民的必由之路，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事業的大勢所趨。改革開放給我國發展帶來了無限的生機和活力，在實行改革開放的10多年裏，我們國家發生了巨大變化，如果放棄改革開放，就等於放棄了我們的根本發展戰略”。
三十年後，中國經濟與西方世界早已密不可分，私營經濟也早成就了國內經濟的半壁江山並為就業提供了大部分的機會。於是，中共政治頂層形象的重要性好像是大大減少，三十年後領導者們有了富餘的精力來考慮走什麽樣的路舉什麽樣的旗—這類形而上的政治和“良心”的問題。
輿論控製很快變得近似鐵桶一般，當然黨內官員的腐敗社會道德的敗壞已幾乎處於極限的狀態，重新啟用黨的紅色傳統來抑製腐敗似乎成了唯一有效的途徑。於是，反腐輿論控製和高舉先烈的紅旗正成為中國以後幾十年的時代特征。
如果說在以往“形象”是個外向的議題，是黨對人民和文明世界的承諾，當下，“形象”漸漸演變成了內向的自我審視，變成了對過去革命先烈的承諾。最重要的是頂層的自我感覺，最重要的是“道路自信製度自信文化自信”。
有趣的是，當道路自信的口號響徹雲霄之時，中共黨內改革派在十七屆六中全會上也把改革開放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全黨同誌必須牢記隻有改革開放才能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記得很早鄧公就中國教育說過一句名言：教育要麵向四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不是什麽陳舊的“又紅又專”。
俺的理解是，很多中國的有識之士認為黨和民族如果自我陶醉沉迷於過去，封建沉渣就一定會浮起。
不過區區六七之前，“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還是大陸的主流音符，現在是風向大變，環球鳳凰財經和眾多的自幹五在津津樂道地描述中美之間有點充滿火藥味道的博弈，西方的虛偽衰落和中國的敢鬥。
是什麽力量讓變化來得這麽猛這麽大，簡直是令人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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