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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中國人染上了“伊斯蘭恐懼症”？
劉波 2016年10月27日
Yuyang Liu/ChinaFile
在前往廣州的路上，一位穆斯林年輕人在喀什火車站接受安全檢查。
飲食問題，會成為中國族群矛盾甚至衝突的一個觸發點嗎？這雖然聽起來有些荒謬，但並不是絕無可能。9月，有網民在微博發帖，指責作為“中國高等學府”的北京大學實行“種族隔離”，因為該校清真食堂“佟園”在其服務指南中寫道，專門服務於10個少數民族的師生，其他人員不得在那裏用餐。如新浪微博用戶@寞洑在帖子中寫道：“北大穆斯林專用餐廳……完全符合現代世俗社會中對種族隔離公共設施的定義。”
清真飲食引發糾紛，這在中國並不是第一次。今年以來，有人指責一些往返新疆的航班隻提供清真餐，是對非穆斯林的不尊重。多年來一直有人大代表在“兩會”上提出的意在規範清真食品生產經營的清真食品管理立法提案，被一些學者認為威脅到了“政教分離”，因而反對清真食品立法。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馬克思主義研究係教授習五一在其微博上寫道，清真食品立法“違反憲法政教分離的原則”。
也許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清真餐廳與清真飲食，開始成為中國族群矛盾的聚焦點。然而有趣的是，至少從幾百年前開始，清真飲食就一直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一部分，早已“融入”中國文化，經常光顧清真餐館的除了穆斯林外，還有大量非穆斯林。在中國曆史上，即使是意識形態統治一切的文革時代，清真飲食也沒有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從過去到現在，在對亞伯拉罕宗教不熟悉的普通中國人看來，清真飲食隻是代表著一種不同的風俗，不一定帶有宗教意義。
佟園、飛機清真餐、清真食品立法這幾個事例，真的如一些人所說，具有很強的宗教性，反映了伊斯蘭教“封閉”、“排他”的屬性嗎？其實，2014年4月發布的佟園餐廳的這份規定，更多可能是出於管理方便：穆斯林師生對嚴格的清真飲食的需求較為強烈，而該食堂的容量又有限，所以它優先考慮穆斯林；非穆斯林有大量其他選擇，故這對他們的影響不大。何況，這隻是該食堂的服務指南，並非成文法律，如果該規定確實引起了非穆斯林的不滿，更改起來很容易，並不是一個不可解決的問題。
同樣，近來質疑航班上存在多年的清真餐也有某種吹毛求疵的味道。通常情況下，清真餐並不會對非穆斯林造成損害，在穆斯林乘客比例相對較高的情況下，統一提供清真餐對航空公司而言更為方便，這是一種自然而然形成的成本最低的安排。而且，這同樣是可以更改的。事實上在一些乘客的要求下，一些國內航空公司已提供預訂非清真餐服務。即使飛機不提供清真餐，這也不過是一個成本承擔問題，即穆斯林需要自行解決自己在飛行過程中的飲食問題。事實上，在過去飛機上沒有清真餐的時候，虔誠的穆斯林也是這麽做的。
至於近年來多次由回族等民族的人大代表提出的清真食品管理立法，完全可以從保護消費者權益的角度來理解，即確保清真食品貨真價實，減少“假清真”，保護從廣義上理解的消費者的“知情權”。這與“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國家”與“教會”分離，不意味著政府不可以製訂一些法律來調節與宗教有關的社會關係，例如，美國等西方國家也有確保清真食品真實性的立法。
問題在於，為什麽千百年來與漢族人相安無事的清真飲食開始遭到頻繁攻擊？事實上，這與中國網絡空間上日漸流行的談虎色變的“伊斯蘭恐懼症”有關。如今，稍微瀏覽中國的社交媒體，就可發現針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辭已蔚然成風，“綠教”、“綠綠”成為常見的侮辱性稱呼，帶有嘲諷性的“這很清真”句式與醜化穆斯林的表情圖時常可見，這激起了穆斯林強烈的不滿情緒。
當然，“伊斯蘭恐懼症”是一種世界性現象，通常被認為源於西方基督教世界，並不屬於中國“傳統”，21世紀以來又因9·11等事件影響而出現加劇趨勢。而中國當前“方興未艾”的“穆斯林恐懼症”，既有外部輸入因素的影響，也與中國本土近年來發生的一些暴恐事件，以及官方相應的民族、宗教、反恐政策有關。同時，長期存在的族群矛盾，尤其是維吾爾族、回族與漢族之間的矛盾，加劇了這種歧視。中國社會中泛濫的地域、身份歧視，也為此推波助瀾。
西方社會雖然“伊斯蘭恐懼症”的曆史更為久遠，但通常，知識更為廣博、更懂理性思考的知識分子，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糾正大眾流行的偏見，起到一種舒緩作用。盡管隨著與伊斯蘭國(ISIS)相關的暴力襲擊活動增多，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國崛起，歐洲極右勢力興起，但西方知識分子依然扮演著平衡社會認知的重要角色。
但中國目前的問題在於，一方麵官方以民族團結與社會安定的名義限製有關維吾爾族與回族問題的公開討論，另一方麵，新疆地區近年來出台的一些針對宗教習慣與民俗（如女性頭巾、齋月有關）的限製，以及新疆人在內地旅行、租房、就業等方麵受到的限製，加劇了長期存在的社會差距與歧視。而在這種情況下，主流知識分子在遏製“伊斯蘭恐懼症”方麵做的工作不夠，相反，不少知識分子本身就染上了“伊斯蘭恐懼症”。在一些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知識分子會對伊斯蘭教、穆斯林進行籠統化的負麵刻板描述，如“封閉”、“保守”、“落後”等，而且除穆斯林知識分子外，通常難以看到其他知識分子對此提出抗議或反駁。
這與宗教知識的欠缺有關：中國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通常沒有對宗教知識的介紹。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問題專家劉澎在一篇文章中所批評的：“中國人從小學讀到大學，讀到博士，滿腹經綸，什麽都知道，在宗教問題上卻極其幼稚，甚至一無所知。”許多知識分子對基督教都不甚了解，更不必說伊斯蘭教了。同時，在長期的無神論教育影響下，至今仍有大量中國人自動地把宗教與“愚昧”、“迷信”聯係在一起，這也影響到了部分知識分子的意識。
另外，伊斯蘭問題似乎處於中國“左”、“右”兩派知識分子的盲區。近年來，中國“左派”日益趨於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為依歸，強調國家認同和維護領土主權，如著名的民族主義者、《中國不高興》一書的作者王小東。雖然中國穆斯林尤其是回族通常有較強的中國身份認同，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也積極參與抵抗外敵，但在近年來新疆等地社會緊張與衝突的影響下，一些中國“左派”開始質疑穆斯林的“忠誠性”，擔心穆斯林對“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如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在一篇公開文章中寫道，西北、西南一部分穆斯林居民可能出現“宗教認同壓倒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局麵”，提醒“穆斯林社團”“公然大規模背叛”的潛在威脅。
而中國不少“右派”受西方“右派”即保守派影響，認為穆斯林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是對自由主義的威脅。這些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會強烈抨擊“政治正確”和所謂的“白左”，認為寬容穆斯林是一種幼稚的“聖母”行為。如著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林達在《廉價的政治正確會遮蔽暴恐真相》一文中，把伊斯蘭教與納粹、法西斯相提並論，認為美國總統奧巴馬等人“絕大多數穆斯林不是極端分子”的說法，是“罔顧事實”的政治正確。
由於知識分子沒有起到傳遞有效知識和“緩衝閥”的作用，中國的“伊斯蘭恐懼症”短期內恐怕會有加劇趨勢。當然，由於中國穆斯林尤其是回族早已與中國社會融於一體，由於曆史上一直不同信仰並存的中國，並沒有宗教仇恨傳統，所以在短期內，在中國大部分地區，“穆斯林恐懼症”不一定造成嚴重的現實社會問題。
但長期內，這可能加劇中國的族群緊張和社會衝突。相關仇恨言辭、圖片被國際媒體報道後，可能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並加大中國本土及海外利益遭受恐怖襲擊的風險。畢竟，近年來中國一些違反“政治正確”的公開言論、廣告，已在國際上激起過軒然大波，如今年一則涉嫌歧視黑人的洗衣粉廣告。“伊斯蘭恐懼症”的流行，對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也相當不利——該戰略涉及亞洲大陸上的許多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見多識廣、有國際化視野的中國知識分子，如著名媒體人閭丘露薇，已經注意到了“伊斯蘭恐懼症”的流行，並采取了可敬的行動來糾正。閭丘露薇對中國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的反穆斯林情緒進行了專門研究，認為中文媒體對仇恨性語言沒有控製，敦促網民更全麵地了解伊斯蘭文明，形成基本常識。但是，除非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對這一正在萌生的危害形成普遍意識，並真正把“伊斯蘭—穆斯林”問題作為一個獨立的問題來研究，認識到該問題的複雜性和豐富性，而不是基於自身意識形態、政治傾向而對此做出過於簡化的判斷，問題隻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劉波，媒體人，現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