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更大的一個問題是，像餓死人幾千萬這麽“惡毒”人命關天的“謊言”中共為何讓其載入黨史廣為流傳？
有人說為何看不到圖片，那時中國農民有相機嗎？記者敢去采訪拍攝嗎？敢留下照片嗎？
難道河南和山東的省委書記被處分降職處理不是證據嗎？ 黨史說是一年人口減少了1000萬，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公開說，是三年餓死人四千萬。
除了文革災難這個理由，大饑荒餓死農民幾千萬其實是第二個理由，中共中央決定在國慶和紀念長征時隻字不提毛澤東三字。
附大陸網絡幾篇大饑荒的碟子
內容簡介：20世紀50年代末，某些地方的惡官酷吏利用上級工作的一些失誤，背著上級為非作歹、草菅人命，釀成了大量餓死人的慘案。其中，最為嚴重的是河南出現的“信陽事件”。1959冬-1960春，河南省信陽地區發生了死人百萬的慘案，史稱“信陽事件”。信陽事件東窗事發，震驚了中央。中央果斷地進行了查處，嚴懲了釀造慘案的惡官酷吏，救民於水火之中。本卷列舉大量資料，講述了“信陽事件”的來龍去脈。
1、震驚中央的“信陽事件”
“信陽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餓死一百多萬人的慘痛事件。這是一場人為的大災難，震驚了主席和中央。
信陽地區轄信陽市和固始、光山、淮濱、潢川、羅山、確山、上蔡、平與、汝南、遂平、息縣、新縣、新蔡、西平、西峽、信陽、正陽十七個縣。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
該區有大約一半的麵積曾經是大別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據地。這裏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產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油桐、藥材和豬雞魚鴨等，曆史上素有“魚米之鄉”“豫南糧倉”之稱。
信陽地區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禍”加天災造成嚴重減產確是事實，最後落實的糧食總產量是30億斤。按當年農業人口800萬計算，扣除種子、飼料，人均占有口糧還在300斤以上。再兼由於前三年風調雨順收成好，社、隊和群眾都還有些家底，比曆史上一般災年的情況還要好一些。
那麽，糧食到哪裏去了？？為什麽會發生餓死一百多萬人的大悲劇呢？？
河南省省委吳第一書記是大 躍 進的先鋒，在大 躍 進中出盡了風頭。河南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莊稼爛在地裏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一百九十五億斤，省委吳第一書記卻按四百五十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征購，完不成任務的幹部就是“小彭德懷”。
各地隻好靠搜刮農民的口糧來完成七十五億斤的征購任務，結果弄出了大饑 荒，全省餓死農民二百多萬。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就發生在河南省。
信陽地區在“反右”之前，急躁冒進，強迫命令之風就已刮起，農民意見很大。“肅反”中違法亂紀，傷害人較多，知識分子和幹部有些意見。凡是反映真實情況，講了真話的人，幾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區大約劃了一萬多個“右派”。
信陽地區不僅劃的“右派”多，對“右派”的懲罰也特別嚴酷。有數以千計的“右派”在絕境中喪生，拋骨荒野；更多的人妻離子散，家破身殘。以信陽地委改造“右派”的重點場所萬勝山林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餓死、打死、折磨死、自殺的有一半之多。
原地區糧食局幹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饑餓、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邊，在一顆樹上吊死。林場辦公室主任賈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動，拒絕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個兩米深的坑，將其屍體推下，打手們將幾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頭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屍體瞬間化為一攤肉漿。他是萬勝山林場自殺的第一個“右派”。
1959年冬，一個風雪交加、氣溫約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場基建大隊長徐蘭宇命令“右派”們連夜從山上扛木料下山，規定每人要往返三趟，完不成者批鬥、免餐。這一夜滑入山溝摔死、凍死、投水自殺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後，立即出現了兩個嚴重後果：一是實事求是作風蕩然無存；二是領導者的“權威”大大加強，幹部們時時處處，小心翼翼看領導臉色說話做事，違反科學、蠻幹之風驟起，違法亂紀現象繼續發展。
乘“反右”勝利的東風，信陽地區的“大 躍 進”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現了許多神話般的“奇跡”。其中造假最早，影響最大，風靡全國，吹到印度的嵖岈山公社代表應邀到印度介紹“大 躍 進”的成果和經驗，便是信陽地委的重點遂平縣嵖岈山公社。
這個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個畝產小麥3200斤的“大衛星”，接著，鄰縣西平放出小麥畝產7320斤的“特大衛星”。在省、地委的表揚鼓勵下， 岈山辦起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
1958年春，信陽地區的遂平縣嵖岈山把幾個高級社聯合成一體。當時取名叫集體農莊，學蘇聯的，實行領導、計劃、分配、財務四統一。不久，毛主席講到：“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就取名為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就成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區實現了公社化。
從此，信陽地區左風越刮越猛，假話越說越玄，造假越造越離奇，強迫命令瞎指揮也越搞越驚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達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畝下種一百、二百、三百斤，調集幾十萬勞力上山砍樹劈柴煉鋼鐵，砸鍋賣鐵製農具投入小土爐中放“衛星”。信陽縣雞公山公社水稻畝產48925.7斤，息縣南瓜畝產202735斤，商城縣日產鐵29074.6噸，上蔡縣一頭母豬一次生下64隻小豬仔，配種模範李桂英養的騾子竟然生下了小騾駒……
這個時期全區上下，城鎮農村，土爐遍地，黑煙蔽日，紅旗招展，鑼鼓喧天。幹部們挖空心思造“奇跡”，放“衛星”，送喜報。千方百計強迫群眾搞那些荒唐可笑、勞民傷財的無效勞動和破壞性勞動。
信陽地區是河南省衛星放得最多的地區，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就出在該地區的遂平縣。五八年的收成由於大煉鋼鐵誤了農時，沒能及時收割，損失了百分之十左右的糧食。
經過一年多的瞎指揮、胡折騰，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災，1959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產一半。這些“奇跡”“衛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貨，上自省委，下至社、隊的幹部們人人心中明白，但卻沒有一個人說破。
有的不願說，有的不敢說。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裝》中的情景頗為相似。胡折騰造成了大減產，信陽地委9個常委中除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外，其餘一致認為形勢大好：“'大 躍 進'創出'大奇跡'，大災年奪得大豐收。”幹部群眾中誰稍有懷疑，就被指責為“搖頭派”“算賬派”而遭到批判鬥爭。
當年秋後在省委召開的三次幹部會議上，信陽地區各縣上報的產量竟高達350億斤，信陽地委副書記、專署專員張樹藩憂心如焚，又不敢批評，隻是一再要求各縣、市一定要冷靜，要實事求是，上報數字才逐次下降為250億斤，150億斤。
地委書記路憲文對張樹藩的“潑冷水”大為惱火，在大會上指責張為“右傾機會主義”，自己定了個單位數，讓工作人員按總畝數推算產量，得出結果出乎他的意料，隻有80億斤。
張樹藩還是不同意，當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後，地委決定上報72億斤。這樣，省委就按72億斤總產下達了征購任務。
產量減少，征購數卻增加。怎麽完成征購任務呢？？那就是搞“反瞞產”運動。
2、震驚中央的“信陽事件”
根據省委書記吳第一書記“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指示各縣委動用民兵，挨門逐戶搜查據說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了的糧食。
搜不出糧食，便刑訊拷打。潢川縣澀港公社黨委副書記韓得富打過三百多人。在潢川縣委召開的萬人大會上，縣委第一書記梁德柱親自動手打人。六千名到會代表都已餓得衰弱不堪，有個農民代表當場死亡，抬走屍體後接著開會。會議結束，又有十幾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縣先後餓死了五萬六千多人。
為了追逼糧食，許多幹部成了人性滅絕的禽獸。息縣防胡公社婦聯主任黃秀蓮割了四個社員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縣用罰凍的刑罰逼迫農民交出糧食，槐樹店公社有十三個孤兒活活被凍死在山上。羅山縣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預備黨員，十六名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都光榮地轉了正，隻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反瞞產”不積極。
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一萬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監獄。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征購任務圓滿完成。譬如息縣產糧五千萬公斤，征購了二千七百五十六萬公斤，占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征購中不擇手段，強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庫16.8億斤後，就進行不下去了。
因為，全年實際產量隻有30億斤，交征購糧16.8億斤後，隻剩下13.2億斤，農業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糧食隻有160斤，扣除種子、飼料，人均口糧隻有100斤。夏糧已吃了幾個月，所以征購未完成，許多社、隊就沒有糧食了。在完全斷糧之前公共食堂的夥食情況，下麵這個順口溜，形象地描繪了當時饑餓的狀況：
清早的饃二兩重，下邊有個萬人洞；晌午的飯一勺半，隻見葉子不見米麵；黑了的湯照月亮，不喝吧，餓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處藏。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斷糧停夥，群眾開始逃荒，餓死人事件相繼發生。
雖然出現了斷糧停夥，農民外逃，餓死人等嚴重問題，雖然人民對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沒有人敢講真話。在廬山會議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糧食定性為“階級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反映，在全區掀起了“反右派”鬥爭，先後又有一萬多人受到批鬥，有3300多名黨員幹部受到處分。
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社隊幹部不得不把種子、飼料和剩下的一點口糧作為“餘糧”交了征購。就這樣仍未完成征購任務。
全信陽地區征收了十六億斤，達當年產量的一半。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平均隻剩一百多斤，僅夠食用四個月。
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斷糧停夥。造成了信陽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在當時的信陽地區及所轄的十幾個縣市都可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有的戶死絕了人。有很多小村滅絕了人跡，甚至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後來統計:信陽地區餓死一百多萬人，占河南餓死人數的一半！！
1960年大饑荒 四川餓死1000萬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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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大饑荒 四川餓死1000萬人(圖)
美國中文網饒崢報道：1949年以後，四川發生的災難最大的莫過於1960年前的饑荒。那場持續三年的災難使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萬人左右。那是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要不是一批敢於講真話的幹部衝破重重阻力向黨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實情況，這場悲劇可能還會延續一段時間。然而，這批幹部卻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下麵是大饑荒前的1958年中國大躍進時候的報紙。毛主席黨中央號召全國官員說謊，瞎吹水稻畝產萬斤，瞎搞全國人民大煉鋼鐵，終於到了60年，牛吹破了，開始到處饑荒餓死人。
“大躍進”帶來大災難 1960年，中國大躍進第三年，人們麵臨的現實是，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當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870億斤，比“大躍進”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四川的情況更加嚴重。從1959年到1961年，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1961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31億斤，比1958年的449億斤下降了218億斤，甚至比1949年還少收30億斤。可是，受全國政治氣候的影響，當時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仍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誇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就在他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糾偏”的指示精神，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的廖伯康擔任了重慶整風整社工作團辦公室主任，負責與當時重慶所屬三個縣的工作團進行聯絡。 一大群在城裏指揮“大躍進”的幹部們，來到離自己並不遙遠的農村，所看到的情況觸目驚心。樹砍光了，房子拆來燒了，社員的很多東西都歸公了，為辦食堂甚至連社員的鍋灶也搬走了，家裏不準煮飯冒煙。長壽是當時重慶三個縣中的重災縣，1960年餓死人數以萬計，有些生產隊“到處家徒四壁，猶如豬圈，強壯勞力喪失，剩下孤兒寡母，令人慘不忍睹”。幹部們走進一戶“人家”，屋裏什麽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台，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穀稈紮起的笆子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裏隻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如也的櫃子。 工作組在農村認真傳達“十二條”（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聽了“大幹部”們的話，都相信黨中央的政策始終是正確的，認為問題出在公社大隊的這些“歪嘴和尚”把“真經”給念歪了。於是，那些剛剛還在對社員們指手畫腳的社隊幹部們被揪上了台，社員們就像當年控訴惡霸地主一樣，哭訴他們如何抄家搶糧、拆灶砸鍋，還將那些餓得不得不去莊稼地裏偷糧食的人捆綁吊打，致傷致殘，甚至逼死人命……一時間，社隊的幹部們被批鬥、撤職、抄家、逮捕，搞得殺氣騰騰。 為什麽那些執行上級指示最堅決的社隊，幹部們就越是顯得麵目可憎可惡，生產就越糟糕？而那些執行上級指示時打了“折扣”的地方，情況反而還好一些。究竟是上級的方針政策錯了，還是基層幹部執行政策時發生了偏差？在嚴峻的現實麵前，工作團的許多幹部不得不對高調滿天的“大躍進”進行深入的思考。
下頁：匿名信向黨中央反映四川真實情況 危險！
匿名信向黨中央反映四川真實情況 由於中央“七千人大會”前後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從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的形勢逐漸有所好轉，可是四川餓死人的事卻還在繼續。 1961年五六月間，在重慶團市委機關中層以上幹部學習會上，大家對麵臨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坦蕩陳言。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蕭澤寬和市委候補委員、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李止舟有時也到團市委來，同大家一起議論。會上有人提問：四川問題如此嚴重，餓死了那麽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說：根據我的判斷，中央不完全清楚。 團市委副書記於克書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中央寫封信，反映一下情況？ 廖伯康沒有直接回答，隻是說安徽的問題開始很嚴重，蓋子揭不開，後來有人給毛主席寫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蓋子揭開了。
一聽這話，幾個副書記都積極讚成給中央寫信反映四川的情況，並公推於克書來寫，因為他擔任巴縣整風整社工作團副團長，比較了解農村的情況。不過，於克書最後下決心給毛澤東寫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會議之後。他聽廖伯康說，在省委工作會上，重慶組提的意見全都被捂下來了，沒能反映到中央去，便決定給毛主席寫信。信的署名是“一個共產黨員”，沒有署真名。為防止查對筆跡、查出從哪裏寄的，這封信寫好後又請團市委打字員（是個啞巴）打印，並托人帶到武漢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身為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同團中央候補委員於克書一道赴京參會。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資料，想借此機會，向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同誌反映四川的嚴峻情況。
通過在團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遞信，耀邦同誌決定單獨找廖伯康談一談。胡耀邦過去找地方來的同誌了解情況，一般都帶有秘書、速記員和有關業務部門負責人，這次他隻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紙和一大把削好的鉛筆，隻身來到廖伯康住的前門飯店。 令廖伯康沒想到的是，胡耀邦不僅將談話筆錄交給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由胡克實整理了一份簡報送到中央，還口頭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匯報。楊尚昆決定找廖伯康和於克書談話。為了“掩人耳目”，團中央以調廖伯康參加起草團中央全會文件的名義向小組請了假，於克書則是由團中央辦公廳通知小組，說要找他了解一些情況。入座後，尚昆同誌首先打消廖的顧慮，要他講真話。
楊尚昆同誌說：“又不是要你們來解決問題，隻是要你們來反映情況，你們怕什麽？國務院辦公廳收到一位逃荒到陝西的四川人寫的一封信，題目是《一字一淚訴川情》，這封信把四川的悲慘狀況寫得非常具體，國務院辦公廳轉給了中央辦公廳。唉，我們看了也很震驚啊，還送給中央有關領導同誌看了。”尚昆同誌提到中央辦公廳還收到一封信，這封信寫得很好，簡明扼要，隻有兩頁半，明確提出四川的問題是沒有認真執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嚴重後果。廖伯康一聽，知道於克書寫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誌繼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裏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400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省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現在的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800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1000萬。”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全國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麽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注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這隻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為什麽？” 廖伯康說：從1957年到1960年還有人口的自然增長數沒有包括進來，這還隻是到1960年的數字，從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1961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200多萬；1962年3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精神的時候，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的人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被捕判刑。這份簡報剛剛發出就被收回去了，別說中央，就連四川的同誌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早在1959年就到滎經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並寫成報告上報，結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起碼比我推算的還要多出250萬！但我正式反映隻說死了1000萬。
尚昆同誌聽到這裏，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說著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裏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裏麵拿出一個折疊賬本式本子，打開看了一下，又說了一句：“就是你這個數字！” 尚昆同誌說：“在和平建設時期為什麽會死這麽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問題？” 那個人上不聽中央，下不聽群眾。廖伯康頓了一會兒，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了一下，接著說：四川主要的問題，是沒有認真貫徹執行中央“糾編”的有關政策。比如說農村自留地問題，1959年6月中央下發《關於社員私養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指出大集體中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間內是必要的，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領導卻把這個文件扣下來了，不準下發。困難時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稱為“救命地”，“救命地”長拖不決，也是餓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問道：1961年我們四川搞了個“新三反”，實質上就是“反瞞產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還是四川自己搞的？楊尚昆同誌說，中央根本就沒有布置過什麽“新三反”。廖伯康說：事實上，從1959年起毛澤東意識到“浮誇風”問題，多次提出不得在農民中反瞞產私分，後來中央又就此問題專門發文，可謂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還在各地大搞反瞞產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領導還主觀臆斷，搞瞎指揮。他在全省搞畝產萬斤的“萬斤畝”運動，這明明是假的，卻不準人懷疑，哪個懷疑哪個挨整，而且蠻橫地說我就不相信搞不出來，我搞不出來，我的兒子也要把它搞出來。他在全川硬性規定必須放幹冬水田種小麥。結果水放不幹，造成小麥播種時積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無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減產，兩頭失著。糧食減產了，他不是糾正自己的過失，還要繃麵子，在鐵路、公路、交通沿線搞所謂的“高產路”，把遠離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產路”沿線做給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調”。他還大搞“一個樣”，規定拉繩插秧搞密植，無論山上山下、平壩丘陵，栽種收割都要一個樣。這樣瞎胡搞糧食能不減產嗎？
廖伯康接著說：四川餓死這麽多人，省委主要領導的對策卻是向中央封鎖消息，不準談餓死人的情況，誰要談，就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和軟弱性的表現。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糧食630多斤（包括種子、飼料和工業用糧）。到了1961年，這個數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內下降了將近一半！情況已經如此嚴峻，他還是繼續欺上瞞下，硬繃麵子，狠心克扣群眾的口糧。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糧是21斤，幹部隻有19斤，農村社員每天的口糧由公共食堂控製，一般是老秤（16兩為1斤）的4至5兩原糧（即穀子），打出米來隻有老秤的2到3兩，折合新秤隻有1到2兩米，城裏居民每月供應2兩肉和糕點，農民根本就沒有。這麽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不落實，隻有空指標沒有糧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糧票作廢，把老百姓苦苦積攢下的4800萬斤糧食化為烏有，這種做法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上調的糧食裏麵還有一部分是寶成鐵路修成前邊遠地區運不出去的死角糧，是從萬縣等地調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來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貧困。這樣搞怎麽可能不餓死人！
聽到這裏，楊尚昆同誌感慨地說：“你們今天所談的情況，很多中央都不知道，隻知道四川上調的糧食多。四川口糧定量低，我們知道。我有個老同學在江津白沙教書，讓我給他寄點糧票去，我哪有糧票啊，隻好給他寄了100元錢去。” 談話進行了三個半鍾頭，期間楊尚昆不斷直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最後他問：“你們今天談了許多情況和問題，依你們的看法，總起來是些什麽問題？”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對此說過一句話：上不聽中央，下不聽群眾。我看是合乎實際的。” 下頁：講真話罪有多大？ 反黨反社會主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