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讀了，流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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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中的螻蟻

▌一、

看到楊改蘭的事件時，格隆真實感受到一種無法呼吸的窒息，胃部陣陣痙攣絞痛，隨後淚水不由自主溢滿眼眶。

如果沒有楊改蘭令人窒息的“自我滅門”，誰會相信我們這個“盛世”下有這樣慘絕人寰的生態與人群？

2016年8月26日18時許，甘肅省康樂縣景穀鎮阿姑山村，28歲女子楊改蘭在其家房屋後一條羊腸小道上，用斧子將自己的4個親生子女（一個6歲，兩個雙胞胎5歲，一個三歲）一一砍殺，在發現孩子未死後，又逼迫他們喝下農藥，隨後自殺身亡。

奶奶楊蘭芳聞訊趕去時，楊改蘭還沒斷氣，馬上要報名讀一年級的6歲的大重孫女也沒斷氣，但看起來十分痛苦。她曾經請求，讓楊改蘭把這個孩子“留下”，但楊改蘭沒同意——這個女人很決絕、近乎殘忍地不給親生骨肉留任何生的機會。

外出打工的丈夫李克英在接到電話趕回後被眼前的一幕嚇傻了，他一言不發、沒流眼淚，抱起還沒死的小兒子就向村口跑。半路上，兒子斷氣了，他又木然把兒子抱回家。

在平靜料理完一家人的後事後，這個男人也以喝農藥的方式離開了人世。

▌二、

景古鎮阿姑山村位於景古鎮東北麵，距鎮政府6公裏，全村共有10個社、191戶、841人。2013年全村建檔立卡貧困戶73戶、281人，占總戶的 38%。低保戶56戶、152人，占總人口的18%——超過一半的人口在貧困線下。

19歲結婚的楊改蘭就生活在這個村裏。她幾乎撐起了一個家，帶著4個子女和父親一起生活，還要照顧奶奶。楊改蘭家的生活環境，用盡詞典中對於貧窮的形容都毫不為過：那是村裏人都說最窮最破的房子，那是大風幾乎都會吹翻的土坯房，那是連大門都關不嚴、家裏任何值錢物件都沒有的危房。楊改蘭就是這樣日複一日勞作，平日一個人帶著4個孩子在10平方米左右的、連電都不舍得多用的危房裏生活。

楊改蘭破舊的家與親人

入贅的丈夫李克英平時外出打工，家裏的十畝土地，各種農家雜貨，4個孩子的衣食住行，上學等等一係列沉重的問題，都壓在了楊改蘭的肩頭。麥子和大豆是當地較為常見的農作物，幾乎也是楊改蘭一家的口糧和重要經濟來源，農民看天吃飯，十畝貧瘠的土地種上小麥和大豆，收成好了一年能夠有個三四千，不好的話，除了能吃飽飯，啥也幹不了。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在無盡的苦海中掙紮，沒有盡頭。

外出打工的李克英的收入也並不高。堂弟李克義說，他們這樣農村出去的打工者，饑一頓飽一頓，勤扒苦做，一天小工工資也不過120元左右，但有時候幾個星期也沒有工作。

因為超生，四個孩子統統沒能上戶口（當地官方給的說法是：均未及時申報戶口）。作為全世界僅有的四個有戶口的國家，沒有戶口，就意味著國家對孩子的撫養與成長不承擔任何責任，這也是楊家在2010年被納入農村三類低保，直至2013年底取消低保，四個孩子一直沒有納入低保範圍的原因——楊改蘭的孩子們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是“黑戶”，真實存在，卻又如隱形人一樣，視若無物。

這就是楊改蘭們——中西部絕大多數農民——的真實生態：他們都是“盛世”下的螻蟻，無關緊要，無人在意，也無人關注。他們在社會的最底層苦苦掙紮，但始終看不到一個出頭之日。對他們而言，勤勞致富隻是一個美麗且虛幻的泡沫。楊改蘭即使不自殺，窮盡一生所得，也可能無法在哪怕省城蘭州買一個廁所。“精英”占有和集中了社會所有的資源，留給楊改蘭們的，隻剩下貧瘠和這輩子也可能爬不出的窮困泥沼。社會車輪滾滾向前，但他們被毫不憐憫地刻意甩下、遺棄甚至無情碾壓。
希望，永遠不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對於楊改蘭、李克英們，活得憋屈，死無尊嚴，支撐他們活下去的幾乎唯一支柱，就是心中那點卑微、渺小、若有若無的希望。這也是在新學期開學前，6歲的大女兒要報名讀書，李克英在工地上厚著臉皮提前“善意預支”1500元錢的原因——拿回去給大女兒報名用。

當某一天，某件事，比如小孩報名遭拒，比如全家被取消低保資格（楊家在2013年底的群眾評議中未通過，而被全家取消低保——我百思不得其解，這種事情，怎麽可能是通過群眾評議的方式），令他們覺得連最後的希望都不剩下的時候，他們能很輕鬆地做出放棄自身生命的決定——這也是這個弱勢群體抗議和呐喊的最後、唯一的合法工具。

這個時候，於楊改蘭，生和死，已經不是道選擇題，而是一件吃飯睡覺一樣的必選、單選項。到這種份上，生亦何喜，死亦何哀！死亡，可能反而是一種愉悅的解脫。

我不知道楊改蘭在砍殺自己孩子並自殺前是怎麽想的，也不知道她做過怎樣的掙紮。但我相信，但凡對人世哪怕還有絲毫的留戀，這個世界但凡哪怕給過她哪怕一丁點的希望，但凡在她喝藥前的那幾個小時、幾分鍾，身邊的人，社會，哪怕給過她一丁點的色彩、微笑，或者是希望的暗示，她都不會選擇死亡的。

事實上，這個渺小而卑微的女人，哪怕臨死前，內心都還是懷有希望的：楊改蘭的大女兒是穿著楊改蘭此前去幾公裏外的鎮上買來的新衣服離開這個世界的——買回家後，楊改蘭一直不讓她穿，說是怕髒了，讓她等開學再穿。

那件色彩豔麗的新衣服，和它的主人一起，埋入地下，成為了永遠也不會再見陽光的希望。

▌三、

楊改蘭並不孤獨。之所以社會會形成他們是“社會的少數”的錯覺，多半是因為“形勢大好”的陽光宣傳，以及鏡頭從來沒有對準過他們的原因。

事實上，我們這個社會始終都是金字塔型的，楊改蘭這樣的底層一直都是大多數，無論是在建國前的私有時期，還是建國後的“公有時期”。

90年代下崗工人因生活無著、謀生無路而舉家上吊的事情，或許很多人還記憶猶新。其實稍微近一點，這種案例也毫不罕見。2014年一名婦女因盜竊兩個麵包，被店主當場抓住，店主為防止婦人下次繼續作案，將其綁在電線杆上，並在其胸前掛上寫有“我是小偷”的紙板。

社會給這個群體人格和尊嚴的估值，有時候隻值兩塊麵包。

如果記憶力不壞，應該也不會忘記，今年六一兒童節前，一個母親為了孩子偷一個雞腿的新聞。

兒童節前一天，南京玄武警方抓獲一個奇怪的小偷，對女子進行搜查後，民警在她身上搜出了被盜的一點雜糧、一個雞腿。而檢查到腰部時，則發現了一本兒童讀物。

女子姓劉，生了雙胞胎女兒，但腎髒都有問題，她這次帶著其中一個病情比較嚴重的來到南京總醫院治病。丈夫出走，她在老家種地，沒有其他經濟來源。她家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她每天在廢品站打工所得，每天隻有四五十元。這次來南京看病總共帶了3000元，也都是跟親戚借的。

“為什麽不偷多一點雞腿呢？”民警很疑惑。

“我就是為了孩子，不是自己吃。”劉女士十分後悔，聲音也帶著哽咽：“因為今天是兒童節，昨天一早，孩子就說想要禮物，說想吃雞腿，但是超市的雞腿要7塊錢一個。還想要一本三字經，學校早讀課上要背，之前一直沒舍得給她買，她常和我說，別的小朋友都有，就她沒有，我總跟她說再等等，過段時間買。昨天下午去超市，本來是想買點玉米大豆，給她吃消腫，結果看到有雞腿和三字經，可我身上隻有5塊錢，我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最後還是一個糊塗……”

劉女士和女兒租住的2平米的小屋

現在我想問的是兩個問題：

1、哪個更真實？

是楊改蘭和四個孩子？偷麵包和雞腿的母親？還是“盛世”？

2、誰的錯？

楊改蘭們的？還是這個社會的？

▌四、

81年前，美國社會也發出過類似的詰問。

1935年的一天，時任美國紐約市長的拉古迪亞在法庭旁聽了一樁麵包偷竊案的庭審。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太太，當法官問她是否認罪時，她說：“我那兩個小孫子餓了兩天了，這麵包是用來喂養他們的。”法官秉公執法地裁決：“你是選擇10美元罰款，還是10天拘役？”無奈的老太太隻得“選擇”拘役，因為要是拿得出10美元，何至於去偷幾美分的麵包呢？

審判剛結束，人們還沒散去，拉古迪亞市長從旁聽席上站起，脫下自己的禮帽，往裏麵放進10美元，然後向在場的人大聲說：“現在，請各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為我們的冷漠所支付的費用，以懲戒我們這個要老祖母去偷麵包來喂養孫子的社會。”法庭上一片肅靜，在場的每位，包括法官在內都默不作聲地捐出了50美分。

這就是著名的"拉古迪亞的拷問”：一個人為錢犯罪，這個人有罪；一個人為麵包犯罪，這個社會有罪......

行文至此，必定會有高高在上的“愛國者”提醒格隆：楊改蘭們的貧困是自己不夠努力的結果，與社會何幹？

我們回到楊改蘭“滅門”現場。奶奶楊蘭芳見到還未斷氣的楊改蘭時，看到了她的笑容。親手了結4個親生骨肉後，她的情緒竟然那麽平靜而歡愉。奶奶問她究竟怎麽了，她用方言說：你不理解。

“你不理解”這四個字，我相信，絕大部分習慣了俯視眾生，“何不食肉糜”的城市看客也不會理解。脾氣和善，幾乎從不抱怨的楊改蘭如同大多數中國農村婦女，逆來順受，勤扒苦做，早已習慣了窮困。對她們而言，窮，並不可怕；比窮更可怕的是失去了希望和信心。

我想，楊改蘭說的“你不理解”，應該是指那種對今生和來世都沒有希望的絕望感，是那種想掙脫現狀卻又極端無助的絕望感，是那種靠自身力量，再怎麽勤扒苦做，也完全沒可能走出貧困的無能為力的絕望感……

事實上，我們必須承認的一點是：對於楊改蘭的四個孩子，幾乎從一出生，就基本注定了不會有出人頭地的機會。楊改蘭，楊改蘭的孩子，從一開始，就注定是“弱勢群體”的那一部分。

夢想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這句勵誌雞湯，對楊改蘭和她的孩子，就真的是夢想。

所以：真不是楊改蘭的問題，確實是社會的問題。

▌尾聲、

有解決辦法嗎？

當然有，不外乎兩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