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建國後曆次政治運動的認識(一)
胡甫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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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心中早存在一個問題，我們的政治運動這麽多，究竟該怎麽評價？我統計了一下，建國後經毛澤東批示過的運動大致有多少（現列名附在文後）。從這些文稿中，大致可以看出每次運動的來龍去脈，方針政策。這些運動在某些方麵又似乎有些成績，有些成功之處。但運動之多，運動中整人之多又成了這些運動突出的特點。毛澤東的這個發明，是不是我們黨成功的思想工作經驗，成功的教育幹部工作經驗，成功的管理幹部工作經驗和成功的治黨治國經驗呢？我很希望思考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太大，自己好像無從思索起。因此，這問題存於心好久好久了。
我曾看到於光遠在《文革中的我》一書中談到他受批判時，順便說到的一句話：“顛倒是非，無情打擊，在極其錯誤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的領導下，幹出極其錯誤的行動，是那些年曆次政治運動共同的特點。”李銳在一篇文章中也說：“曆史上左造成的惡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裏整）是最大惡果之一。”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一書中也指出：“過去的經驗證明，這種全國性的政治運動經常成為妨礙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們的政治運動、群眾運動雖然表麵上看都能說出某些成果，但從總的看，全麵地看，我覺得基本上都是左的。他們的話倒好像擊中了要害，值得探索、思考。總結和認識失敗的、錯誤的教訓，也是我們十分珍貴的遺產，是我們共產主義運動中寶貴的精神財富。文化大革命運動後，中央總結曆史經驗，決定今後不再進行這種政治運動，不僅大得人心，也是黨和國家怎樣執政的重要收獲。
我在讀中國工人出版社《外國學者評毛澤東》一書時，國外稱為毛澤東學，對毛澤東思想稱為毛澤東主義。第四卷上有個美國的學者馬德森，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群眾動員》一文中說：“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沒有什麽現象比群眾動員運動更獨特、更重要（至少對局外人來說）、更令人迷惑不解的了。他認為從建國到毛澤東逝世的26年中，“這種全國性的運動計有70多次（地方一級的運動則要多十倍）。”他是看到政治運動在中國的重要性了，他認為這是中國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當你問及一個經曆過毛時代的中國曆史的中國人的生活經曆時，他一般都是把自己的經曆不自覺地與由中國主要的政治運動所標誌的曆史時期聯係起來。”他這篇文章評議了兩個西方學者關於論中國政治運動的專著：一個叫查爾斯·塞爾，寫了《目前的革命：中國的動員運動》一書，認為這種運動作為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具具有積極的邊際效用。他認為中國的政治運動分三類：經濟的，旨在增長生產率；意識形態的，旨在改變人民的思想方式；和鬥爭的，旨在鏟除敵對階級或集團的權力基礎和地位。他根據毛主義領導們的言論，選取了表示成就的和表示缺點的各22個標誌，檢驗了36場運動，得出了上麵的認為是有效的結論。而另一個叫托馬斯·伯恩斯坦的，論我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書中，認為這是失敗的做法；認為這是西方學者不能接受的，是中共特有的不好的做法。因為大多數城市青年不想下鄉，大多數農民也不希望他們去，這是中國領導人犯的一個嚴重的錯誤。馬德森說他自己正在寫的一本書，將不像他們兩人這樣把群眾動員運動簡單地視為實現目的的手段，他將從更廣泛的層麵去探尋這複雜的內涵。
他們對毛澤東學這種嚴肅的研究態度是可取的，但他們對中國社會缺乏深刻的了解，隻是采用了西方社會科學的某些研究技術和方法，是很難探索出最本質的經驗教訓的。
大搞政治性的群眾運動，曾被作為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法，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黨中央，已多次宣稱不再運用了。但它不隻是執政的方式方法問題，因而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還是非常需要、非常重要的事情。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反思課題，我們親身經曆過這些運動的人，應該對這個重要的課題，應該進行反思、探索、研究，得出必要的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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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我所記憶的建國後開展的運動：
(1)土地改革運動
(2)鎮壓反革命運動
(3)抗美援朝運動
(4)建國後第一次整風運動
(5)連隊民主運動
(6)三查運動
(7)忠誠老實政治自覺運動
(8)清理“中層”運動
(9)民主改革運動
(10)電影《武訓傳》和宣傳武訓的批判運動
(11)三自革新學習與教會民主改革運動
(12)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
(13)文化教育戰線和各種知識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
(14)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15)文學藝術界整風學習運動
(16)愛國增產節約運動
(17)教育、文藝、科學等方麵在三反運動中仍進行思想改造學習運動
(18)中央希望華東、中南、西北三大區在大規模的學校教師思想改造會議上，推動學校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的思想改造工作
(19)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
(20)反對違法亂紀運動（又稱新三反）
(21)整黨建黨運動
(22)學習運動
(23)從批判胡風文藝思想到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
(24)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
(25)胡適思想批判運動
(26)整風運動
(27)反右派運動
(28)工商界整風運動
(29)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
(30)大躍進運動
(31)人民公社化運動
(32)農村工具改良運動
(33)農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
(34)反對右傾思想運動
(35)增產節約運動
(36)養豬運動
(37)整風運動
(38)整風整社運動（又名農村三反運動）
(39)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
(40)愛國衛生運動
(41)工業企業學解放軍運動
(42)學習雷鋒運動
(43)幹部參加勞動運動
(44)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名四清運動，在城市叫五反運動）
(45)群眾性設計革命運動
(46)增產節約運動
(47)文化大革命運動
(48)清查“五·一六”運動
(49)批陳整風運動
(50)批林批孔運動
(51)開展對《水滸》評論的運動
(52)“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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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知多少--搞運動成了黨領導全國的基本方法
(三)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四)人民公社化運動是怎樣領導發動的--烏托邦思想代替了實事求是思想(上)
(五)人民公社化運動是怎樣領導發動的--烏托邦思想代替了實事求是思想(下)
(六)開展政治運動的負麵影響(上)--極左思想造成了極左氛圍
(七)開展政治運動的負麵影響(下)---禁錮和控製思想扼殺了思想的創新(文學藝術和文化方麵的一些例子)
(八)試析運動多的根源--階級鬥爭為綱和個人獨斷專行
運動知多少
--搞運動成了黨領導全國的基本方法
胡甫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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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裏統計的建國以來我們究竟開展了多少群眾運動，是根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經他本人批示過的運動的數目，共52次。這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的建設進程，可以看見我們的最高領導是怎樣領導我們這個國家的，一個接一個的運動是怎樣開展起來的。我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大本，好像毛澤東總在指揮各種運動。他是各種運動的總指揮，幹部和廣大人民群眾就是運動員，人們都生活在運動中。他是我們這個大黨和大國的最高領袖，他領導著我們黨和國家，好像主要就是領導運動，或者說就是通過運動來領導。似乎可以說我們是運動治黨，運動治國。要稍分析一下，這些運動中，有整風型的群眾政治運動，這便是有檢查、批判、鬥爭的群眾思想政治運動，這就有一般所說的整人的內容（在上麵所列統計中，占32次）；有一般工作或學習號召型的群眾運動，這就隻是叫人一律開展什麽工作、搞什麽批判和進行某種學習（如抗美援朝、合作化、公社化、大躍進、增產節約、學雷鋒、批胡適等，約占20次，當然，在號召開展這些工作的群眾運動中，也常常有群眾性的批判、鬥爭、整人）。這些運動，有的時間長，幾年或上十年，有的隻是突擊性的幾個月或一二年。作為運動就都有集體行動的規模和氣勢，這些運動，特別是較大的運動，基本上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或由他提出經黨中央決定，用黨中央、國務院名義開展起來的。當然，也有他心血來潮，突然發動的。有的還是他自始至終親自坐鎮指揮的。
他要求下麵的幹部做工作要搞試驗田，要深入到群眾中去，而他的領導則隻是根據下麵的報告，最多也就到下麵去時聽各級領導的匯報和他本人走馬觀花的視察，或有時派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下去做一些專項調查（而調查回來的材料，他還不一定相信和采用），他便在文件上作批示或在會議上作口頭指示。有的運動就是根據這樣的批示、指示，並未經過集體討論，他說要搞成群眾運動就開展起來的。更要看到的是，這種搞運動的做法已經屬於全黨的工作方法，各部門、各地方、各係統莫不照此辦理。這樣的運動，麵廣數多，真要計算起來將是個很大的數字。而那些運動，其實也都是經過毛澤東點頭才能開展的。就拿工會係統來說，便有過批判李立三工團主義、經濟主義運動和批判賴若愚擴大李立三在全總的錯誤，犯了嚴重右傾機會主義、宗派主義和“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錯誤”的運動。在軍事部門有批判劉伯承、葉劍英、肖克、李達、陳伯鈞、宋時輪、粟裕等軍事教條主義和以肖克為主帥、李達為副主帥的反黨宗派集團的運動。文藝、文化方麵批判某方麵問題、某個人問題的運動，諸如電影《武訓傳》、《紅樓夢》研究、胡風反革命集團、丁陳反黨集團、批胡適、梁漱溟、馬寅初、羅爾綱、翦伯讚、楊獻珍、孫冶方以及什麽現實主義廣闊論、中間人物論、時代精神混合論、資產階級人性論和批判鬼戲、批判《早春二月》等幾十部電影，哲學上批判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的異議、批“合二為一”，等等，那就更多了。重慶市在七千人大會後，清理不合乎那次大會精神的文件，清理出單是1960年就布置搞“全民運動”的文件33個，試想想，一個市一年就搞這麽多運動，真要全部統計，那數字肯定會是很驚人的。並且，這些批判，都帶有特殊的政治色彩，都是小政治運動。建國前延安整風運動、三查三整運動、新式整軍運動、減租減息運動、大生產運動等等群眾運動的老傳統、老祖宗更沒有統計在內。所以，從群眾運動的數目來說，我這是很不完全的統計。
大搞群眾運動，這確實是我國發動群眾開展各種工作常用的也可說是主要的做法。毛澤東認為隻要發動群眾，什麽事情都能辦到，和蘇聯見物不見人相比較，這是我們的優勢。所以，我們什麽都愛大搞群眾運動。要全麵認真分析研究，探究其利弊，全麵加以評說，這可是個十分巨大的工程。這裏隻能擇其大要舉例談談某些重點問題和有代表性的問題，大致說說我們大搞群眾運動的基本概況。我覺得還是用事實說話好，一般已經講得比較多的，哪怕是十分重大的運動（如反右派運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我未選，我選了幾個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也比較典型的群眾運動作例子。
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隨心所欲的強迫命令代替了有什麽反什麽、有多少反多少
胡甫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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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1951.11.20和1952.5.10半年多的時間裏，親自領導了三反運動，這期間他代中央、軍委和以他個人名義起草有關文件、回答下麵的請示、轉發下麵的計劃和經驗等的批示大約185次（其中以毛澤東名義簽發的130件，以黨中央名義簽發的51件，以軍委名義簽發的4件），現摘要選擇一部分可看出他領導這個運動的指導思想的批示看看。
1951.11.20毛澤東為中央批轉高崗關於三反鬥爭的批語中有：要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三反運動的三反就是這麽來的。
11.30在批轉華北局關於劉青山、張子善大貪汙案的批語中有：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汙這一事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
12.8代中央起草的關於三反鬥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電報中有：應把這一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汙犯，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到幾萬貪汙犯才能解決問題。
請注意，運動要和打擊敵人的鎮反運動一樣；運動還未開始就提出了這麽大的預期指標。
1952.1.10轉發公安部報告的批語中有：哪一處公安機關（包括警察）的鬥爭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裏的領導人不行，方針和辦法不對，必須立即加以檢討和改正。
這對下麵各級組織可說是嚴令，誰敢怠慢。
1.24對西南軍區簡報的批語中有：每個大軍區係統至少有幾百隻大小老虎，地方上每個大省也可能有老虎幾百隻，每個大省可能有一百隻至幾百隻，上海可能有上千隻。中央一級昨天還以為隻有80多隻，今天就有150隻，可能達到200隻。
第一次從上往下提出了估計的(當然是主觀的)但是大得嚇人的打虎指標。
1.30對山西打虎數目的批示的批語中有：山西這樣的省應有大小老虎1000個至1300個，其中應有大老虎100個至130個以上，我以為這個數目隻是一個最低的估計，實際上可能大大超過此數。請各省市區黨委根據自己的情況都作出一個打虎預算，報告中央局和中央。
2.4關於限期向中央報告打虎預算和縣、區、鄉開展三反運動的電報中有：（一）中南軍區直屬機關部隊計劃打大老虎106隻，小老虎357隻，我們認為是適當的，這是一個初步的預算，以後可以按照情況隨時追加……（二）……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預算的，限於電到三日內做出此項預算，報告中央，並須準備隨時自動追加預算，隨時報告中央……（四）平原省武陟縣機關已初步清出1000萬元以上的老虎18隻，其中有一隻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該縣繼續搜捉，還可能超過此數。此事應引起各級黨委的嚴重注意。凡說縣一級無老虎或很少老虎的應即以武陟縣的證據駁倒他。（五）根據河北省香河縣九個村的初步調查，有貪汙行為的村幹部，多者達到72%，少者占13%，平均33%。九個支書中7個貪汙，九個村長中8個貪汙，其中一個村幹部獨自貪汙公糧一萬斤以上，是個小老虎。凡說村幹部中沒有或很少貪汙的，凡說鄉村中雖有貪汙但是沒有老虎（當然不是說每個鄉一定有老虎），應即以香河縣的證據駁倒他。（六）接高崗報告，全東北計劃捉大老虎500隻，2月3日據報已增至2000隻。軍委直屬係統早幾天承認捉大老虎100隻，昨天追加150隻，共計250隻……由此可以估計，每一個小省應有大小老虎幾百隻，每一個中等省和大省應有大小老虎一二千隻至三千隻。根據華北局的計算，其中應有大老虎10%以上……
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不僅上麵提指標往下壓，還要求下麵做打虎預算，也就是自訂指標。更值得注意的是，舉了許多虛報數字作為範例，自訂預算和上麵往下壓的預算，規定了下限，隻允許上升而沒有說不合實際者可以下降。
2.4關於增加打虎分配數目給譚政的電報中有：你們1月31日給我的報告所述對各省任務的分配數目都太小，是不合實際的，必須指導他們逐步增加……你們對各省壓力太小遷就他們的右傾思想，特別對廣東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這是要下麵的領導向下分配高指標，層層往下壓，並要不斷增加指標。
2.4對華北區打虎計劃的複電中有：你們這個報告一下子提高了一個大行政區的打虎水平至很高的程度……華北沒有政府，華北軍區係統也不如有些軍區那樣龐大，尚能捉虎這樣多，其他大區，應當更多……總之虎數增多，證明認識進步，信心增高，勁頭增大，請各同誌一起注意。
表揚高指標，硬性要求向高指標看齊，要求不斷增加指標。
2.5對山東分局打虎報告的批語中有：你們清出了許多中小貪汙犯很好，但你們還沒有訂出各係統的打虎預算，你們對下麵督促不嚴，沒有批判幹部中對大貪汙分子認識不足的右傾思想，這些就是你們打虎無成績的原因。像山東這樣的大省，1000萬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應當不是幾百隻而是幾千隻，不是一二千隻而是三四千隻。其中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以規定十分之一計，應當不是幾十隻而是幾百隻。我提議分局立即召開一次打虎會議，規定打虎數目，限期完成任務。上麵每天用電話催督一次，下麵每三天用電話或電報匯報戰績一次……
2.5對浙江省委打虎報告的批語中有：你們說浙江全省可能有1000萬元以上的大小老虎1000隻以上，這個數目作為初步認識是好的，以後應逐步增加。像浙江這樣的省，可能有大中小老虎2000至3000隻，或者還多，這還沒有包括社會工商界。
2.7對中南區打虎報告的批語：你們的打虎計劃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即不是107隻而是500多隻。中小虎不是1100多隻，而是5000多隻。
2.11轉發華東局打虎預算的批語中有：規定華東全區須打大虎5000隻，中小虎2萬隻，這是全國大行政區打虎預算的最高數字。華東這一計劃給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及軍區黨委一個榜樣，必須克服幹部中對大貪汙犯估計不足的右傾觀點，按照自己的情況提高打虎預算。
2.11給中南的電報中有：中南打虎應大致和華東看齊……你們最近規定打大虎3000，中小虎2萬，還是低了……
對預算、指標嫌低，就主觀提出些高指標，硬逼追加。
2.13轉發華東軍區增加打虎預算的批語：華東軍區增加打虎預算一倍，則大虎1000，中小虎3000，增為大虎2000、中小虎6000。請各大軍區按照自己和華東軍區人數和軍費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預算。
2.17轉發中南局打虎新計劃的批語中有：這個大虎8000小虎42000餘的新計劃，把全國各大行政區的打虎水平，提到了目前時期的最高度，比過去設想的計劃接近於實際。請各中央局在適當時機酌量修改自己的計劃。
3.3軍委轉發華北軍區黨委關於三反報告的批語中有：在三反運動的最後一個階段，必須號召各級幹部關於自己和資產階級的關係（家庭親戚朋友）用開會或寫檢討報告的方式，交代清楚。這一點很重要，望照辦。
連同資產階級有社會關係都像鎮反時一樣要交代清楚，可見要讓資產階級絕種的決心之堅決，可見運動範圍的不斷擴大。
5.9中央轉發羅瑞卿關於華南軍區糾正三反定案中右傾思想的報告的批語中有：必須將一切真正的貪汙犯，貪汙嫌疑分子和弄錯了的人按照中央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認真地如實地加以判處和審查清楚，不得放縱一個壞人，不得冤枉一個好人……務使三反鬥爭完全勝利結束，不受虎頭蛇尾的右傾思想所影響。羅瑞卿同誌報告中所訂的兩條紀律（一是“凡不按原則辦事，‘放虎歸山’者，經查出後以包庇縱容論，應受到紀委處分”；二是“領導不力，對第二階段的處理工作馬虎草率因而造成損失者，亦應論處”），全黨必須一律實行，保證三反勝利。
運動都到收尾了，不強調實事求是，還要求反右傾。所訂紀律也隻懲右，不提防左糾左。
5.10中央轉發重工業部關於三反追贓定案經驗指出：現當三反運動進至法庭審判、追贓定案的價段，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定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總之，必須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主觀主義的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必須克服。這是共產黨人統治國家的一次很好的學習，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義。
一直到結案時候，才強調實事求是。運動中擴大化、錯傷害人、影響正常工作等現象都已成事實。薄一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說，參加三反的人數共383萬多人(不急括軍隊)，貪汙10萬元以上的10萬人，判處有期徒刑的9942人，無期徒刑的６７人，死刑42人。“毛主席原來提出的捉虎指標和估計需要判刑的人數，比這要高。”據另一個地方的材料，說被查處的有102萬，這高出的90多萬人，就都是不該受審行、一該受批鬥的、擴大化了的人。
三反運動是我們黨執政後自覺地抵製腐蝕，保持廉潔奉公的一次實踐，對貪汙，人們都認為該反，一般都認為這是開展得比較好的運動。比如：《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第2卷的“編者後記”就說：[“三反”采取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式進行，決定於當時的曆史條件和曆史經驗。運動中間在追查貪汙犯的“打老虎”階段，曾發生過一些過火的偏差。但總的說來，這次運動教育了幹部的大多數，挽救了犯錯誤的同誌，清除了隊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製了舊社會惡習和資產階級的腐蝕。以及當時廣大幹部和群眾的那種艱苦創業、自強不息的革命精神，……無論怎樣，全黨重視和全黨努力，群眾監督和群眾動員，始終是有效地進行反對貪汙浪費鬥爭的必要條件。無論為著了解曆史，還是為著借鑒曆史經驗來研究現實工作，閱讀“三反”運動的有關文獻，都是有益的。] 被黨中央、國務院授命主持三反工作的薄一波在他寫的《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說，“三反運動在充分依靠群眾同犯罪現象作鬥爭，在堅決懲治腐敗、防止腐蝕、從嚴治黨等方麵留下的寶貴經驗以及當時廣大幹部和群眾的那種艱苦創業、自強不息的革命精神，卻是值得我們代代相傳的。”原《人民日報》總編輯李莊在《難得清醒》一書中也說：“我參加革命以後經過的運動，即使目標定得準的，也常常發生“過火”現象……據我觀察，解放後開展的各種運動，幾乎沒有不發生副作用的，唯有“三反”運動偏差最小。……不像思想政治問題可以做隨意性的解釋。有人說這是一次時間不長、善始善終的運動。”但曆史事實卻不是像一般人(上麵所引的說法可為代表)認為的那樣。我們從上麵那些毛澤東的批語中可以看出：
（1）毛澤東這段時間親自領導了三反運動。他領導的方法，主要就是靠這些文件，靠轉發下麵的計劃、報告、經驗和他在上麵加的批示；
（2）毛澤東是我們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對三反運動他直接管到了最基層。簡直就是他一個人在坐鎮指揮。半年多一點時間，他一個人就批示了大約185次，有時一天就要批示幾次。
（3）在我的心目中，毛澤東是最講實事求是的，但在這次運動中，由於他把貪汙、浪費、官僚主義的形勢看得極端的嚴重，用他個人主觀想像的高數字、高指標或某個單位已經訂出的高預算去推算，層層強壓下麵達到高預算的打虎指標；各大行政區、各大軍區、各省縣都強迫讓人家向打虎的高計劃、高預算看齊；強迫下麵層層訂打虎預算，並且要按人數多少、開支多少、管錢管物多少的比例去推算，讓下麵互相攀比打虎的高數字；大老虎和中小老虎也給你規定了一個比例，不準少了、小了；一看打虎數字增加就高興，就表揚，一看打虎數字不如人家就生氣，就批評是右傾；甚至在運動的末期，還把羅瑞卿反右傾的做法轉發全國，全部批示中，直到定案中發現許多問題，才提出要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真可說是一左到底了。而這樣高壓下的群眾運動，群眾對上麵訂的政策，幾乎總是寧左勿右，生怕完不成指標被扣上右傾帽子。上麵本來就左，群眾執行起來，便左上加左。因此，三反運動時哪個機關都打出好多假老虎，出現了許多冤案。
（4）在這樣長的時間，不斷收到黨中央和毛澤東這麽多顯然做不到或一眼就可看出是不實事求是的高指標，竟沒有人提出意見，一直到總結的時候都沒有人提出搞高預算打虎的教訓。是不敢呢或是都左昏了頭也沒有認識呢？很可能是毛澤東當時的威信已高到誰也不敢有不同、有相反的看法；也不敢總結自己在這個運動中左的教訓。後來，回顧當時的這個運動，對它的曆史結論還都是歌頌這個正確的經驗多，認真總結的少。
（5）這可算是我們開展群眾運動的典型一例。這也可以說是領導運動群眾一例。從後來的效果看，三反連一反也沒有反幹淨，三反最突出的特點是打虎（反貪汙），但很快就又遍地是“虎”。可見我們這種搞運動的工作方法，因為是群眾運動，隨便鬥爭，隨便隔離反省，整的人之多，無法統計。但卻並未抓住要害，並未建立起永久防止浪費、貪汙和官僚主義的製度。社會主義的行政管理製度，直到50年後的今天，仍沒有總結出一個過得硬的規範。最重要的是沒有民主，沒有法製，沒有監督。但我們長期不曾反思過，以後還認為這是我們的法寶，一個又一個運動，越來越厲害，越來越亂，越來弊端越多越深，直至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時的天下大亂。
在這樣極左指導思想下開展的三反運動，那些老虎是怎麽樣打出來的呢？從各地向毛主席、黨中央匯報的情況看，主要是不斷反右傾，分工包幹找線索；內外夾攻忙審訊；小會擠大會突，發動群眾搬“石頭”；找重點抓弱點，坦白檢舉相結合；專案專人包打包查；預算數、期成數、必成數，窮追猛打不放鬆；個別談話和群眾壓力相結合；以虎攻虎，深挖成群成窩的老虎；防止逃跑和不斷補課；殺、判、赦結合，猛、狠、壓配套；鬥智攻心和群眾擠壓，確定任務限期破案；大造聲勢組織火力，捉不住老虎決不收兵；公開宣戰，八方圍殲；車輪戰術和疲勞戰術；打、罵、捆加逼、供、信；打虎隊突擊，窮追到底等等群眾性的大轟大嗡、無法無天的做法。從後期各地報告的結果看，自殺、自傷逃亡都成為要嚴防的事情，翻案、結不了案、收不了場，絕大多數隻好寬大處理不算老虎，原來上報的老虎數字減了又減，甚至減到零。但好多人已經被打虎隊“打”得有氣無力，“打”得自己抬不起頭，家屬見不得人，這樣搞法，肯定擴大化，傷害好人一定不少。所以每次運動都和這次運動一樣，在運動後期都有一個複查、甄別、定案階段，以便把整錯的糾正過來。同時停下工作搞運動，又打得機關人心渙散，工作很難齊心協力，肯定影響正常工作。
群眾運動確實威力很大，但在錯誤思想領導下，不講法律，由各級領導掌握，危害也很大。
人民公社化運動是怎樣領導發動的(上)
--烏托邦思想代替了實事求是思想
胡甫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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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確實曾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對馬克思主義有過創造和發展，在革命實踐中領導全國人民推倒了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此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起過巨大作用。為什麽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就走向了左傾冒險主義，並且越走越遠呢？這我們再看看他是怎樣發動和領導人民公社化運動這個例子吧。這可說是大躍進運動的攣生兄弟，它們是互相促進、並肩前進的哩。
1958.7.16《紅旗》上刊出：毛澤東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這期間，毛澤東視察徐水縣，曾問縣委書記：糧食多了怎麽辦？7.14對京山縣合作鄉八一社常年辦食堂的經驗，批示可以考慮在《紅旗》上發表。8.6視察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社長說棉田保證每畝一千斤，爭取二千斤。
8.9毛澤東在山東視察時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公社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8.13他視察天津大學時說：學校是工廠，工廠也是學校，農業合作社也是學校，要好好辦。河南省長葛縣已經證明，那裏的學校有的搞了勤工儉學，學生成績好，升學的很多；有的沒有搞勤工儉學，學生學得不好，升學的少。不僅學生要搞勤工儉學，教師也要搞，機關幹部也要辦點附屬工廠，不然光講空的，脫離實際……高等學校應抓住三個東西：一是黨委領導；二是群眾路線；三是把教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8.15視察天津時指示：地方應該建立獨立的工業體係，他說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有了這兩個東西什麽都好辦了。8.17對河南省遂平縣《（山查）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的修改和批示發各省、縣參考，《紅旗》上也發表了。
提出走向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這麽重大的問題，事前並未經過集體研究討論，就這樣一個人一邊走，一邊看，隨便讚揚稱頌就隨便宣傳出去了。而當時，他已經是金口玉牙，一言九鼎，自然一唱百諾。這些年，他已批判過那麽多人，整過那麽多人，誰敢說個不字？人人都生怕跟不上，有的頭腦也發熱，有的盲目跟，有的看到不能跟也不敢不跟。這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就這麽自自然然不知不覺就開始繪聲繪色地在中國大地上吹起來了。
1958.8他在中央關於在農村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稿上加寫的話：由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然後再經過多少年……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時代。
我們看看《20世紀中國農民問題》一書所引1958.8.17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協作區主任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對人民公社的設想吧：因為我們提倡不斷革命，破除迷信，鼓勵敢想、敢說、敢做，群眾就幹起來了。我們在農業合作化基礎上搞起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他們有那麽個趨勢，想要幹起來。人民公社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我看叫大公社。大者，人多，幾千戶、一萬戶、幾萬戶；地多，綜合經營，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大，人多勢眾，辦不到的事情就可以辦到；大，好管，好納入計劃。公者，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殘餘，比如自留地、自養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雞鴨、房前屋後的樹木，目前還是自己的將來也要公有。人民公社興辦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全體勞動婦女都可以解放。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那裏將會逐漸不要政權。人民公社實行供給製與工資製相結合的分配製度，糧食多了可以搞供給製，吃飯不要錢。當然實行工資製度和吃飯不要錢還要一個過程。部分地區一二年或兩三年，大約一半以上的地區需要四五年。到那個時候，農業就像工廠一樣，土地國有，工資發給每個人，首先吃飯不要錢。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可能從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現在人民公社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有共產主義萌芽。有個文件講，第三個五年計劃過渡到共產主義，我加“第四個”三字，第三、第四個五年計劃向共產主義過渡，不然太短了。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著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破壞。我們過了22年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活，搞供給製，軍民一致，官兵一致。自從興起將校尉多少朵花，還沒打過仗。等級製度，腦力勞動者工資多，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這是資產階級法權。光有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進一步的破壞。公社工資發給每個人，不發給家長；實行糧食供給製，吃飯不要錢；開展大協作，自帶工具、糧食；工人敲鑼打鼓，不要計件工資，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不僅工人是產業大軍，也把農民組成產業大軍，積極性更高，產量更多。我們現在辦大公社，統一調配勞動力，這就是戰爭時期的經驗。將來城市也要搞公社，學校、工廠、街道都辦成公社，不要幾年功夫，就把大家組成大公社。城市、鄉村一律叫公社，搞公社這個東西，沒有初級社那樣危險。關鍵是初級社，由私有變公有。在合作社的基礎上搞公社，沒有那麽多的困難。這次提出辦公社，農民會很快接受。群眾要搞，也不能壓，壓就要犯錯誤。
這是到現在為止我所看到的表述最完整的毛澤東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烏托邦全貌。《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就是討論了他這個報告後通過的。決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的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從這裏可以看出毛澤東和我們黨相當多的高層領導人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熱已經熱到了什麽程度。
1958.9.6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向毛澤東報送各地電話匯報會議的材料說：目前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經到來，河南已實現全省公社化，估計九月底前全國均可實現公社化。……這次運動的發展非常迅速，而且很健康。群眾情緒非常高漲，現在各地農村到處是鑼鼓喧天，又掀起新的生產高潮。隻有少數地方由於思想發動不夠好，群眾有顧慮，發生了殺雞、殺豬、賣牲口、砍樹藏糧等不正常現象。
把群眾被領導製造的公社化聲勢壓出來的烏托邦熱說成是高漲的熱情，把群眾根據毛澤東所設想的共產的種種項目掀起的共產風，為了吹噓群眾如何擁護，就說是群眾的創造；後來發現越走越遠越出毛病時，就說是群眾和基層幹部亂共產風。即使看到群眾中已經出現殺雞、殺鴨、砍樹等情況時，這明顯地是農民怕“冒富”、怕“共產”，雖然毛澤東自己也說過農民這種反抗的形式，實際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但他腦子已發熱到這種程度，隻把它看成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真是捏著鼻子哄眼睛，多會自己哄自己！
9.8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上的結束語中有：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起架子搞起來了。看樣子，來勢很猛，沒有辦法阻擋，你叫他慢，那不行……這件事要好好領導，要積極領導，要采取歡迎的態度。人民公社的特點是大公社，這是最近幾個月出來的新事件。
他9月巡視長江流域對新華社記者說：人民公社應當普遍推廣。我們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還要大辦民兵師。民兵師的組織很好，應當推廣。這是軍事組織，又是勞動組織，又是教育組織，又是體育組織。毛澤東到安徽舒茶人民公社看到辦了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後說：“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公社能做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毛澤東還說如果每年每人沒有一千斤、兩千斤糧食，沒有公共食堂，沒有幸福院、托兒所，沒有掃除文盲，沒有進小學、中學、大學，婦女還不能徹底解放。隻有辦好人民公社，才是婦女徹底解放的道路。人民公社實行工資製，工資發給每個人而不發給家長，婦女、青年一定很高興，這樣就破除了家長製，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思想。
群眾中出現的好多烏托邦熱的創造，就是毛澤東這樣煽動起來的，這樣宣揚推廣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是農業社會主義，是空想社會主義。它不是真正達到物質的極大豐富和人民生活的極大提高，而隻是在低水平上的平均分配。平均主義是中國曆次農民革命運動的基本綱領，這是工業化國家在工業革命以前，小農經濟的最高理想和要求，也是烏托邦空想社會的物質基礎。這種低水平的平均分配其實也做不到，毛澤東還說它含有共產主義因素，並多次在會議上強調，空想社會主義中的一些理想，我們一定要實現。這種脫離社會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建立起來的空中樓閣，是思想上的大倒退。而且是對先進生產力的大破壞，不但不會長久，實際還造成了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全麵緊張。1959—1960年農業總產值年年下降13.6%、12.6%、2.4%，到1962年竟降到1951年的水平，全國人民營養不良、體質下降，出現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成為全國人民深重的災難。事實證明，這種烏托邦空想社會主義，已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一種反動思潮，嚴重阻礙了小生產向社會化大生產的轉化，破壞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影響了人民群眾的生活。
11.6對《山東範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的批語：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太促，隻3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照原樣印發八屆六中全會的同誌。原文是範縣人民公社黨委（縣委）第一書記謝惠玉1958.10.28在範縣共產主義建設積極分子萬人大會上作的範縣兩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規劃報告。文中有：一年實現地方工業網，二年實現工業化。完成後我社將是：各地工廠遍地起，處處煙囪如林立，工廠機器轟轟響，大小機器自己使，生產操作按電鈕，難分勞動和休息。能產鋼鐵能產布，能造化肥能發電……農業生產萬斤化，保證畝產糧二萬斤，爭取三萬斤；保證畝產籽棉一萬五千斤，爭取二萬五千斤……把全縣993個自然村在三年內合並為25個合乎共產主義的新樂園。新樂園真正強，四麵八方是樓房；有大學有工廠，公園街上百花香；柏油馬路明又亮，汽車穿梭排成行；有電影有戲院，勞動以後去聽唱；冬天室裏有暖氣，夏天開開電扇乘乘涼……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大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
這樣的烏托邦詩居然都被表揚稱讚，可見它多麽合乎毛澤東的烏托邦熱。有時他也覺得有點熱，但他說這是群眾可貴的熱情。其實，是下邊幹部想討好上邊，好壓迫群眾跟著發燒。
11.10、12對《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的修改和信件中有：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集中表現，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全麵的全民所有製。人民公社集體所有製、縣辦工業都是小全民所有製，應當逐步地增加全民性部分和逐步增加產品能由國家調撥的部分。要能實現增加調撥的比例，就必須不斷發展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生產，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公社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產物，是1958年大躍進的產物。公社是實現兩個過渡的最好形式，即一個是由社會主義的目前階段的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一個是由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製。爭取十年內（1967年內）達到公社純收的1/3左右歸個人，1/3左右歸公社積累，1/3左右歸國家調撥。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內，實現6小時工作，4小時學習，8小時睡覺，6小時吃飯和娛樂。苦戰三年期間，農村12小時工作和學習（一般10小時工作，農忙時12小時工作），4小時吃飯和休息，8小時睡覺。采取積極態度在城市中試行人民公社。公社集體化程度高了，幹部必須特別注意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嚴格禁止和糾正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用所謂“大辯論”、“辯你一下”即整你一下的方法來壓服群眾。幹部待遇，在改供給製時，高的要降低些，其餘的基本不動，有升有降。鄭州會議後我又想了一下，這個決議（草案），宜在武昌會議上征求更多同誌的意見，然後發表，較為適宜。
烏托邦設想已經多麽具體細致了。越想越急，頭腦越熱，烏托邦幻想就越起勁，人們簡直好像生活在天堂裏了。
11.13又寫信給少奇和小平，要在北京的政治局、書記處並再增加若幹同誌開三四次座談會討論鄭州提出的問題，為武昌會議作準備。
從這裏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公社這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設計已經不滿足於他一個人想得很細很細，而是十分小心，十分注意廣泛吸引大家都來注意，他也真是全黨全國的領導人，要把大家的心思都引到共產主義的大道上。
11.10對中辦機要室關於徐水縣勞動所見所聞情況報告的批語：即送林鐵、張承先同誌：此件是說徐水縣情況的，長處短處都有，請你們研究一下。此種情況，可能不止一個社有。報告中說，該村一窮二白，群眾幹勁衝天，實現水利化後生活有顯著提高。勞動是軍事化、戰鬥化，紀律很嚴，實行供給製，徹底割掉了私有製的尾巴。發現的問題：各社耕作區分散，不便耕作協作；主觀主義和強迫命令，遇事很少和群眾商量，甚至簡單粗暴；虛報現象不少；雞鴨無人飼養；有幾個口號值得研究：“1960年建成社會主義，1963年建成共產主義！”“到那時候，吃什麽有什麽，穿什麽有什麽，要什麽有什麽。”
徐水公社化當中這些嚴重的問題，本來應該算得是警鍾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刮共產風是最普遍最明顯的了。比如湖北沔陽縣縣委的報告中說，自1958年下半年以來，雖然年年在處理，但始終沒停止，還是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刮。開始隻有縣、公社、生產隊刮，後來省、地兩級也刮，甚至社員之間也刮。開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資金、糧食等；到後來，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共產風簡直是公社 化運動中各種弊病的集中表現，是個不治之症。看來，這些問題當時在毛澤東眼裏，可能還是隻算一個指頭問題，根本不去理它。
11.18對《關於“一個縣能否進入共產主義”的辯論》一文的批語：值得一閱。印發到會各同誌。中宣部《宣教動態》刊的文章，說山東壽張縣、範縣先後召開萬人大會，提出了一個縣進入共產主義的問題。壽張縣委第一書記提出“為二年內實現工業化、機械化、電氣化，基本上建設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而奮鬥”，範縣提出“二年過渡到共產主義”。參觀的宣教幹部，有的認為可以，有的認為不行，也不應該，因而展開了討論。
這樣的烏托邦狂想，也說值得閱看，值得傳揚。簡直在製造現代化的笑話。由於人民公社是在自然經濟或半自然經濟基礎之上建立的，因而帶有相當濃厚的平均主義色彩，軍事共產主義色彩和超社會發展階段的空想色彩。1957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還隻有142元，連溫飽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的情況下，就要匆匆忙忙向共產主義過渡，怎麽說也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幻想啊！還是小平同誌說得好：“過去搞社會主義是搞平均主義，實際上是搞平均貧困，這是搞不好的。”
11.21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有：中國和蘇聯哪個先過渡到共產主義？要從各方麵慎重考慮。中國早過渡究竟有無可能，是否有利。即使可能，也可用社會主義之名，行共產主義之實。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要不要劃線，如何 劃法，是否提三四年、五六年過渡到全民所有製。蘇聯的提法和我們的提法。經濟上消滅階級不等於政治上思想上消滅階級。蘇聯的教訓和中國的教訓。
已經考慮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我們將第一個進入共產主義天堂的問題了，全國一片假、大、空，已經把人吹到天堂上去了。
11月、12月在《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稿的批語和修改中有：目前城市中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中許多人的資產階級思想還相當濃厚，他們對於成立公社還有顧慮，對於這一部分人，我們也應當有所等待。因此，在城市中應當繼續試點，一般不忙大量興辦。……過去人們經常憂愁我們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去年農業大豐產的事實，把這種論斷推翻了。隻要認真推廣深耕細作、分層施肥、合理密植而獲得極其大量的高額豐產的經驗，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勞動力不足了。這將是一個極大的變化。……各個地區的工資水平也允許有相當的差別。目前城市中工資的差額要比農村大一些，這是必要的。到了將來，由於生產有了極大的高漲，所有一切人都富裕起來，無論在城市或者在農村，這種工資水平的差別就會顯得沒有必要，而逐步趨於消失，那就是接近共產主義的時代了。近代的產業軍，是資產階級組織的，一個工廠就等於一個軍營。工人站在機器麵前，其紀律之嚴，不下於軍隊。社會主義社會的工業產業軍，是工人階級一個階級的產業軍，去掉了剝削剩餘價值的資本家，在工人階級內部實行了生動活潑的自覺自願的民主集中製。我們現在把這個製度應用於農村，這樣就建立了沒有地主富農剝削、也脫離了小生產狀態的社會主義的民主集中製的農業產業軍。……複雜的階級鬥爭，不但在國外，在資本主義世界，嚴重地存在著；就是在國內。也還是存在著。……毛澤東在修改過程中還加寫了兩段比較長的話，通過時刪去了。一段是農業方麵的少種多收將引起農業生產上的大革命。就是實行耕作三三製1/3種農作物，1/3休閑，種牧草、肥田草和花草，1/3種樹造林。公社內，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畝產萬斤糧，千斤棉，美化全中國，這是一個大概的設想，看來是可行的。一段是人民公社已經搭起了架子這就必須加強和改進公社的思想政治工作、各項組織管理工作和經營管理工作，使生產建設和生活福利事業盡快地走上健全發展的道路。……原決議草案中說，隨著全國工農業高度發展，社會產品日益豐富，全國實行全民所有製，供給標準由少到多，由低到高，商品經濟逐步縮小，教育發展，覺悟日高，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體差別逐步縮小——這都是共產主義因素和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條件逐步增長的過程。忽視甚至阻礙這個增長過程，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將來，無疑是不適當的。
人民公社化運動是怎樣領導發動的
--烏托邦思想代替了實事求是思想(下)
胡甫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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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6.11在八屆二中全會小組會上的發言中就談到：對於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的舊思想和舊習慣的改造，要在鞏固團結他們的方針下，繼續進行長期的教育。反右時毛也說：我們同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又團結又鬥爭，將是長期的。這可以看出，都是把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等同的。難怪他在周恩來、陳毅、聶榮臻都說了“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之後，他始終不表態，他自己更始終不說這句話。
11月，在一份摘錄斯大林論述共產主義三個基本條件的材料上的批語：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三個基本條件：“增加社會產品，首先是生產資料；將集體所有製提高到全民所有製，將商品交換提高到產品交換，使中央能掌握全部社會產品；高度文化水平，全麵發展體、智。意見：基本點是極大地增加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品。”問題是怎樣多快好省地增加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產品，沒有政治掛帥，沒有群眾運動，沒有全黨全民辦工業、辦農業、辦文化教育，沒有幾個同時並舉，沒有整風運動和沒有逐步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斯大林提的三個條件是不易達到的。有了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過渡條件的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了。
11.7、10為印發《張魯傳》時，在前麵寫過兩個批語，後來他劃去了第一次寫的，用了第二次寫的。第一次批語中有：晉，陳壽三國誌張魯傳。這裏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也好，那時隻好用神道。道路上飯鋪裏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約1600年了。解放後，人們掌握了自己這塊天地，但一窮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這個張魯傳值得一看。在一方麵帶有資產階級激進民主派的性質。另一方麵，則帶有原始社會主義性質，表現在互助關係上。第三方麵，帶有封建性質，表現在小農的私有製、上層建築的封建製。……我對我國曆史沒有研究，但就有不自覺的原始社會主義色彩這一點，就貧苦的群眾來說，而不是對他們的領袖們來說，則是可以確定的。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曆史來源的。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來得及將農民中上層和中層造成資本主義化，但是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反動聯盟，卻在幾十年中將大多數農民造成了一支半無產階級的革命軍，就是說，替無產階級造成了一支最大最可靠最堅決的同盟軍。他在第二個批語中有：我國從漢末到今千多年，情況如天地懸隔。但是從某幾點看起來，例如貧農、下中農的一窮二白，還有某些相似。……中國從秦末陳涉大澤鄉（徐州附近）群眾暴動起，到清末義和拳運動止，二千年中，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幾乎沒有停止過。同全世界一樣，中國的曆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
毛澤東沒有見過資本主義社會，滿腦子是中國封建社會和古代社會，他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很多是來源於中國古老文化，連張陵的孫子張魯這種五鬥米道，黃巾的太平道等等都這麽使他興味盎然，專門寫了兩篇文章介紹給到會的高級幹部。這無異給大家的烏托邦幻想曲添油加醋，引道開路。這裏也充分說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淵源。他年輕時還受過康有為把孔子的大同思想和歐洲空想社會主義思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達爾文進化論糅合在一起的《大同書》的影響，又曾和蔡和森、張昆弟等描繪過建設新村這個理想社會的空想的藍圖。(毛澤東在北平曾參加王光祈、李大釗等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王光祈有過為創造新生活建設“小菜園”的烏托邦設想，毛澤東很快就和蔡和森等在新民學會的會員中開始規劃在嶽麓山開辟一個類似的“新村”，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幾乎可說是從這種青年時候的萌芽組織延伸出來的)
1959.2月，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有：由互助組到高級合作社經過了四年（1953—1956），由高級合作社集體所有製到公社集體所有製的完成可能也要四年，或者還要多些時間——要五、六、七年……公社是1958年秋季成立，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還有三是豬雞鴨無償歸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無償歸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歸公。2.27講話中有：“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很大的恐慌……農民總還是農民……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從1958年秋收以後全國性的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就是這種反抗的一個集中表現……幾乎普遍地瞞產私分。……出現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還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人民公社現在正在進行整頓鞏固的工作……首先肯定大躍進的成績、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然後才指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
鄭州會議期間3.2給少奇、小平等同誌的第二封信中有：鑒於河南省六級幹部會的開法有極大的利益，不集中開一次，領導不會很強，全地區不能迅速作出一個統一的決定……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我國過去幾年合作化講步驟，無破壞。這次公社化，仍然必須講步驟，避免破壞。鄭州會議紀要規定了14句話作為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計劃，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3.9、15、17、27、4.29、5.2連續6次黨內通信，都是探討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問題。9日信中有：總之，三月份可以基本澄清和解決人民公社問題中一大堆糊塗思想和矛盾抵觸問題。四月全黨全民就可以一個意向地展開今天的大躍進了……總之，慢了不好要快。這些信中還談到包產，節約糧食，少種、高產、多收（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講真話（老實人，愛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等等
3月同江西省委負責人的談話提綱中有：破壞程度（牛少30萬頭，母獵少1/3，雞少2/3），山林破壞。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提綱，上海會議的講話提綱都是探討人民公社如何管理、如何過渡等問題。
3.30關於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舊賬一般要算等問題的批注中有：在鄭州講話中舊賬一般不算應改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對群眾不能解怨氣，對幹部，他們將被我們毀掉。有百害而無一利。還有：牢騷也罷，反動議論也罷，放出來 就好。牢騷是一定要讓人發的，當然發者無罪。反動言論，放出之後，他們立刻就會感覺孤立，他們自己會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緊，群眾的眼睛裏已經照下了他們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實行言者無罪這一條法律。現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
3.31關於改變集體所有製的幾條原則。毛澤東看到譚啟龍給舒同和譚震林的信上說，鳴放中反映的情緒主要是怕再變，原因在於，辦初級社不到兩年，生產剛有勁了，就轉高級社；高級社不到兩年，就轉公社；國家統購政策曾宣布三年不變，實際上年年變；每年夏收前說不變，秋後就變了。有人說：“共產黨和孫悟空一樣，多變。”毛澤東在旁加注(1)不得群眾同意不變；(2)變的時候一定要有利於生產隊，不使生產隊、小隊、群眾任何一個單位一個個人吃虧為原則；(3)以公社級大發展和窮隊大發展為基礎，這是從不使富隊吃虧反而有好處這樣一個原則出發的具體措施；(4)先變鄉，後變區。三、五、七年之後群眾要變的話先變到鄉，何時變到區不能定，現在設想，大概要在十年、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後，才有可能變。因此，不要怕。
對人民公社不斷發現的各種問題，因為不從根本上看問題，想方設法去修修補補，當然就不能很好解決問題。
7.29關於人民公社問題的批語是：此三件印發各同誌……請同誌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台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台；如果要垮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因為什麽。不合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唯物主義的大道理。請同誌們看一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序言。近來攻擊人民公社的人們就是抬出馬克思這一科學原則的法寶，祭起來打我們，你們難道不害怕這個法寶嗎？（三件材料是指新華社內參上的《增城縣重災見聞》生產生活蓬蓬勃勃；《番禺縣有些農民自辦小型食堂》和《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真理報》上刊了赫魯曉夫在一個波蘭生產合作社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有：“可以理解，把個體經濟改造為集體經濟，這是個複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碰到過不少困難。在國內戰爭一結束之後，我們開始建設的不是農業勞動組合，而是公社。”“看來，當時許多人還不大明白：什麽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公社建立了，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我們是指農民群眾的覺悟”“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麽成績。於是黨走了列寧所指出的道路。它開始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組織到農業勞動組合中，在那裏農民集體地工作，但是按勞取酬。”“現在我們已走上了康莊大道。集體農莊已成為農民的親切的家。”《紐約時報》駐華沙記者報道，看來可以認為是迄今為止一位蘇聯領袖對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開批評。中國共產黨人曾說，建立公社是真正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這種看法似乎使俄國人感到煩惱，因為蘇聯報紙有三個月左右對公社幾乎隻字未提。）
8.1在將此三件給王稼祥看時，寫道：此件請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寫了幾句，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章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
8.19吳冷西、陳伯達、胡喬木三位同誌；為了駁斥國內外敵人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或者不明真象抱著懷疑態度的人們，對於人民公社的攻擊、誣蔑和懷疑起見，必須向這一切人作戰，長自己的誌氣，滅他人的威風，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請新華社、人民日報立即向分社發通知，叫對人民公社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調查研究。每省市區選擇五個典型，特別辦得好的公社……寫好，一律交給我，由我編一本書，例如1955年《農村合作化社會主義高潮》一樣，我準備寫一篇萬言長序，痛斥全世界的反對派……向世界宣戰。
從這兩個批示看，毛澤東當時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雖然問題成堆，還是十分氣壯的，對國內外不同的聲音是聽不進的，是十分惱怒的。如果真正躍進了，公社真正辦成功了，他也真該向世界宣戰，他也真會大勝。可是如果他仍像編合作社那本書一樣，叫人拿著放大鏡去找一些所謂的典型，那又可能憑他主觀意識、憑他獨具氣魄的文風去任意拔高和欽定經驗強迫推廣了。可惜，實踐的結果，是打起燈籠火把也找不到他想像的典型了，他的萬言長序終於未能出世。百花齊放要真正實行了或真正想實行，倒是真可以向世界挑戰的大題目，但可惜也是個口號，並未打算實行。
12月，對《徹底駁倒富裕中農反對“八字憲法”的謬論》等三個材料的批語：教育富裕中農問題（河南、廣東都搞了農業“八字憲法”的大辯論；河北農村整風整社運動中要求對少數資本主義思想嚴重、堅持走資本主義回頭路的富裕中農，必須批深批透。因已發生殺豬宰羊、濫伐樹木的現象，這都算在富裕中農的賬上了。）
人民公社化運動已經出現那麽多問題，他都不得不要開展整社運動來糾正了，他還堅信絕對正確，還毫無反思和轉彎的念頭。並且在整社中還要批人家的右傾，還繼續搞左的一套，而且還左到對解放後新生的富裕中農都要批深批透了，但細想起來，也不奇怪。因為建國初期新區土改我們一直采取保留富農經濟，在政治上則中立富農。劉少奇認為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都要保存富農，毛澤東則隻把他看成是為順利進行土改的一個策略。1953.12毛澤東修改過的中宣部《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學習和宣傳提綱》正式宣布“逐步由限製富農剝削直到消滅富農剝削”。土改後的農村自由發展、不願意組織起來的單幹思想，農民熱中於發家致富的思想，被各級黨組織認為是一種錯誤思想，普遍否認農民土改後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積極性。認為隻有互助合作一條道才能發展生產，當時農民如果不參加互助合作就站不住腳，雇工經營、貿易、借貸、租地等現象，都認為是資本主義因素，這樣的共產黨員則被批評為“走台灣的道路”。富農被定為農村資產階級，保存富農未能堅持一段時間，薄一波也認為“對我國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某些不利的影響。”毛澤東認為農村生產水平落後，主要是農民單幹思想，特別是生產資料私有製造成的。隻有改變生產關係，消滅生產資料所有製，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結果就不斷改變生產關係，揠苗助長，加快從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直到跑步進入人民公社。現在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竟直接鬥爭到富裕中農頭上了。這也是毛澤東要資產階級絕種，要小生產者絕種的一貫思想。他認為互助合作這條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之路正是根絕資本主義的最好辦法。
1960.3.2、4中央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報告的批語中有：報告寫得很好，現發給你們研究，一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這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至十年內，躍進一大步。
貴州報告中說不固定的食堂占20%,即集體做飯，因不夠吃把飯分給各戶；時辦時停；各戶單獨起夥，並說已有外逃、腫病和餓死現象。就不說那所謂固定的80%裏麵還有水分，還有各種情況。不固定的上了20%的情況下競強令一律推廣，不準例外，可見其主觀、發燒、不顧實際到了什麽程度。同月在黑龍江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匯報上寫的幾句話：加強領導，全民食堂，豬菜豐富，計劃用糧，指標到戶，糧食到堂，以人定量，憑票吃糧，節約歸己，按月算賬，明明白白。賬單上牆，生產生活，兩樣都強，人心振奮……憑他主觀想像也想不出多少名堂，即使想到這些，也明明是幅貧窮的社會主義形象啊。
1960.3.15中央關於加強公共食堂領導的批語：《八個省公共食堂情況》一件，《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一件，《1959年年底全國公共食堂情況》一件，都好，使人看了高興。現在發給你們研究、參考、仿行。……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一年內，認真抓了兩次，學貴州、河南等省那樣作出科學的總結，普遍推行……就全國說來，能夠爭取占全體農村人中80%的人到食堂吃飯，就很好了。像河南等七個省那樣爭取了90%以上，當然更好……兩三年內爭取逐漸達到，是可以的。
向上謊報，向下死逼，盡管報告中已有糧菜混吃，糧食增量做法，秸杆磨澱粉等吃不起飯的現象，下邊也不敢不盡快普遍推廣。所以到1959年年底參加食堂吃飯的已有4億人，占人民公社人數的72.6%。
3.8對中央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指示的批語和修改中有：一切有關城市人民公社的實際工作，都應當放手發動群眾去進行。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外，其他一切城市則都一律掛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奮人心。最好有一位書記專管城市人民公社。中央希望今年上半年全國城市普遍試點，取得經驗，下半年普遍推廣。
從農村人民公社熱到城市人民公社了，因為熱氣正旺，所以要求也是這麽急，這麽快。
3.15中央轉發山東省委關於生活安排情況報告的批語：山東這個報告寫得很好。有調查，有分析，有研究，有辦法。抓住20個落後縣，派200多個幹部下去幫助，辦法很好。一定要把缺糧問題在短時間內徹底地認真地給予解決。中央建議：落後縣、社、隊領導幹部實在不行的，當機立斷，實行撤掉，換上好的。不要婆婆媽媽，優容養奸，貽誤大事。
4.10中央轉發山西省委六級幹部會議情況報告的批語有：這是一個對人民公社現存問題作了認真分析和適當處理的帶係統性的文件，可供各地參考，並望結合自己的情況酌量予以采納。
從這些情況和批示中可以看出，人民公社已經缺點、錯誤、問題成堆，但還不從根本上去考慮，而隻責備下麵不對、不行。
10.27印發胡喬木關於推廣小球藻等糧食代用品生產的建議的批語：印發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研究推廣。12.12又批示把姚依林、譚震林關於大搞代食品整理的材料和開會的情況轉發全國。
為了減少浮腫、保證不餓死人，都要在全國推廣代食品了，還對“形勢大好”不鬆口，還繼續堅持“人民公社好”。
1971.12對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指示稿的批語：照辦。這個指示是為了進一步搞好分配工作必須切實解決好的六個問題，這說明搞了這麽多年，還沒有解決好分配問題。
在我的心目中，毛澤東是從農民起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生長在農村，搞農村調查，農民運動，農民運動學校，農民武裝、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以先搞農村革命戰勝了革命必須以城市為中心的理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結合中國實際，創造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為落後國家搞社會主義革命找到了一條成功的道路，取得了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勝利。我覺得，這對中國，對世界，都是偉大的貢獻。建國後，在把災難深重、破爛不堪、貧窮癱瘓的中國複蘇過來，走向建設，也是功勞很大的。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是成功者，稱得上偉大人物。但建國後在建設社會的實踐中，在從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時候，他驕傲了，他濫用了他在革命過程中形成的個人威信，甩掉了同他一樣在革命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夥伴們，實行一言堂，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上錯了，在實踐上、政策上，不論是農業上、工業現代化上、意識形態上，都左了又左，而他的錯誤首先正是從農業上開始的。直到把整個國家弄到崩潰的邊沿。而當時，我們還都在盲目崇拜他。現在回顧反思起來，他這場從互助組到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實踐，要曆史地看，和空想社會主義早已失敗過的實踐又是多麽的相似。英國圈地運動“羊吃人”時代莫爾空想的那個“烏有的”地方“烏有的”新月形的島國，過著沒有私有製的平等生活；康帕內拉的《太陽城》裏實行財產公有的公社製度，過著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私有觀念的“嚴肅的公社生活”，每人可在公共倉庫領生活用品，都在公共食堂用膳；巴貝夫的“平等共和國”裏，居民都住在農村，以國民公社為基層單位，社員從事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公社保證每個社員的衣、食、住和醫療等需要；歐文的“勞動公社”，每個公社由500人至3000人組成，是農工商結合的大家庭，它既是生產單位，又是消費單位等等。我們的人民公社烏托邦，同樣不是工業社會下社會大生產所產生的科學社會主義。隻是我們的實踐，人多地廣，規模更大，時間更長，加上我們統治得天衣無縫的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失敗得更慘，不但沒有把人民引向天堂，而是走向了反麵，讓人民嚐到了地獄的苦澀。幸好後來否定了人民公社，才又脫離了苦海。鄧小平否定人民公社，否定文化大革命，真可說是挽救黨、挽救國家的兩次重大的撥亂反正。
現在看來，蘇聯農業上的集體農莊運動失敗了，我們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失敗了，人民公社化失敗了，沒有搞群眾運動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現在正努力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探索道路，為不發達的落後國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農業進行創造性的實踐。
社會主義烏托邦，共產主義烏托邦，在曆史上，不管是誰描述的，那都是十分美妙，十分動人的。但是離開具體的客觀實際去拚盡全力為實現烏托邦而奮鬥，不管你把它描繪得再好，到頭來它還是烏托邦。它違背社會的發展規律，不會使生產力得到發展，不會提高人們的精神素質，不會推動社會前進，反而會阻滯社會發展甚至倒退。曆史發展規律也是不講情麵的。
開展政治運動的負麵影響(上)
極左思想造成了極左氛圍:整人,害黨,誤國
胡甫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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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搞群眾運動，每個運動幾乎是有關的人，人人都不得不參加，並且要人人過關。政治思想運動多半都叫做用整風方式。一般來說，整風方式是通過學習文件，著重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叫做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即：(1)“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毛澤東把它概括成一個公式：團結——批評——團結；(2)要遵循對事不對人的原則。思想是非必須搞清，但又不能傷害同誌。(3)“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可否定一切”，科學地曆史地分析錯誤，一分為二地看待犯錯誤的人；(4)采取和風細雨的形式，隻能靠耐心的說服教育，靠批評與自我批評；(5)總結經驗教訓與學習理論相結合，從世界觀、方法論的高度解決問題。我們黨提倡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有好心，與人為善，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允許批評，也允許自我批評，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現在把它寫在這裏，看著多麽完美無缺，多令人稱羨。要真能這樣進行，恐怕大家都能心情舒暢。可惜事實卻是比暴風雨還暴風雨。運動中最容易產生頭腦過熱。過火的批評，過高的上綱，出現緊張的氣氛，帶來過大的壓力，因為問題都是壓出來的、批出來的、鬥出來的，往往帶來後遺症。這和我們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一樣，說得十分美好，實際卻是一家獨霸，一花獨放。連胡喬木也說：“整風運動，一方麵很民主，一方麵又很緊張。讓我給整風打分，我不會打一百分。因為整風很緊張，所以才會一下子轉到審幹。”最根本的原因是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黨內鬥爭統統視為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群眾運動是群眾專政的外衣，也是領袖專政的一種形式。因為運動的實質是專政，難怪一講就加碼，一說就嚇人。王若水根據自己的切身的體會有過一個很典型、很有代表性的議論：每次運動寫檢討的時候，“我就感覺到，每寫一句批評自己的話，心裏麵就有十句反駁我自己的話，但又非寫不可，實在難受。老實說，簡直就是精神上的被強奸，心裏一萬個不同意，你還非得說自己無論如何都不相信的話，真是痛苦極了。”“我們中國知識分子解放以來老是否定自己，每來一次運動，自己就批自己、罵自己一通，說如何對不起黨啊，辜負了黨的教育培養啦……現在我認為，是黨對不起知識分子，是不是？共產黨歧視知識分子、鎮壓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有獨立意識。毛澤東討厭知識分子的這種獨立性，他要消滅這種獨立精神，但是人就是要有獨立思想，這是最可貴的。”但我們一直把整風運動說成是我們黨偉大的創造，從未作過認真的總結，一直錯誤地沿用了幾十年。
大搞群眾運動可說是我們黨群眾路線方針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或更準確地說運動群眾最常用的最主要的方式；也可說是無產階級專政專得滴水不漏的精細措施，是搞思想政治運動，統一思想的重要法寶。每次運動的指示，就是政策，就是法律，並且交由群眾根據這些指令去掌握。也可以說完全是無法無天，隨領導的意圖去運動就是了。所以每次運動都是一個指令、一個聲音，一邊倒。沒有討論、不講道理。人人都得積極響應，踴躍參加，明確表態，拚命向前，並且要表現得十分自覺熱情。思想改造、大批判、反右、反右傾機會主義，不管你有批的無批的，不管你讚成不讚成，你都得積極發言，越是上綱上線，越是激憤勇敢越算積極；你隻能批判、責罵、哪怕是假批判，如果與被批判者同調，馬上你就會被推向被批判者的地位。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參加者是全國最高級的幹部，是黨最高的水平，其實卻是最低的水平，算得是全國最典型的政治運動模式，和文化大革命時全國廣泛的批鬥會一模一樣。領導者連自己製定的規章法律也不遵守，用“運動”的形式來代替正常管理和正常領導，這種“政治運動”成了極為特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管理方式和領導方式。要是你有幸成了批判對象，你就要低頭聽著、檢查又檢查；要解釋嗎，叫不老實；要反駁嗎，叫抗拒。結果還要受圍攻、受打罵，最終還要受到勞改、勞教、內部控製使用、不準署名發表文章等等特殊待遇。政治運動中的批判會可說是說假話的大學，一次次政治運動破壞了人們最重要的人格中心——誠實，以及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磨練出的最寶貴的實事求是思想。製造同誌加敵人的溫床，它專門培養唯唯諾諾、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損人利己、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風氣。這種對待幹部、訓練幹部、整幹部的方式，最能不斷給幹部加壓力，整得你服服帖帖，永遠夾著尾巴做人，這很適合專製獨裁者最喜歡群眾聽話的需要。曆次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受打擊最為深重，他們在無法忍受的精神熬煎和肉體摧殘之下，精神腐敗，道德墮落也最為嚴重，使整個社會道德日益淪喪，精神日益腐敗。本應成為社會先進群體，現在卻抬不起頭來。
屬於工作性號召型的運動，則常常是大轟大嗡，形式主義，以勢逼人，弄虛作假，胡弄欺上，隻講聲勢，不管實效。運動之風，敗壞風氣最盛。在這種風氣下，凡跟不上風者，常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等帽子遭整肅。“大躍進”中說真話幾乎成了禁忌，虛偽倒成了社會風尚，實事求是已經不可能，反映真實情況要冒家破人亡的危險，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會不會“表態”幾乎成了能否當幹部的主要條件，黨和政府的各級會議，主要一項議程就是製造與會者每人“表態”。就是說逼著人非說假話不可。“表態”關係到是敵是我，是幸或不幸，誰還敢說真話，敢自找倒黴不好好“表態”？政治生活在人們的心目中都當成“作態”，中國政治舞台變成了“做戲”，毫無實事求是的嚴肅性可言。同時，以言代法，權大於法，用“草案”、“紀要”、“通知”、“文件”等形式作為法律來管理國家事務也從那時盛行起來。比如合作化、公社化、大躍進運動中被批的、挨整的每次都有大批的人。在領導圈子裏鄧子恢被批成小腳女人；往下，單拿農業學大寨來說，隻昔陽一個縣，運動中被批被鬥的冤假錯案就有3028起，占全縣人口1.5%，平均每70個人中就有一人；運動中被錯戴各種帽子的2061人，占全縣人中1%。所以即使不是政治運動也常帶政治運動性質。明明是人民內部矛盾，卻每次都如臨大敵。這說明我們黨缺乏正規的民主監督體製，無產階級專政成了黨專政，黨專政成了政治局專政，政治局專政成了最高領袖專政，獨裁。國家、政府又缺乏應有的法律和正規的行政體製，真正是和尚打傘，我行我素。靠運動管黨、管國家，看來是徹底失敗的做法。
每次運動都亂戴帽子，無理批有理，還每次都歡呼勝利，其實每次運動末尾，一則因為領導有時是錯誤的發動，再則因為群眾在掌握上總是寧左勿右，總是整的麵擴大了，錯誤百出，都要平反一批，糾正一批。要講法製，都強調“無罪假定”，強調辯護律師的辯護。我們長期都是“有罪假定”，而且都是隻準接受批鬥，不準你發言辯護。整錯了，給你糾正了，那還算你的幸運。有的人，被搞錯了，還長期得不到糾正哩！結果，往往人心大喪，擊碎了人們誠實的性格，破壞了實事求是的作風，傷透了廣大幹部的心、群眾的心，黨的形象大受損。整風運動中的批判，連胡喬木也認為對周恩來、張聞天的批判都是過火了。
這樣的運動中，浮誇成風，假話連篇。這裏，人鬥人，人整人，不準不鬥人，逼你違心參鬥（叢維熙《走向混沌》一書中，舉過一個令人讀來就會想到反右期間是怎麽一種社會氣氛的例子：可敬的老舍也曾為批判叢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許多人都曾違心地批判過人，帽子滿天飛，讓小人亂批亂鬥而上爬。這股政治運動風，造成人人自危，同誌間不敢交心，不敢講友誼，很難有同誌加朋友的親切關係。本來大家都相信組織相信黨，有什麽事願向黨組織匯報、交心、商議和請求幫助，運動中卻被拿出來作批判的靶子，政治運動把人的靈魂傷害透了，也把有的人的靈魂搞得醜惡無恥透了，把社會風氣汙染黑了。它逼得人把假話當真話，它用群眾鎮壓之法強迫你低頭、忍辱，承認那些強加給你的無罪的“罪”，那心頭的冤，心頭的苦，自然比皮肉所受到的罪更厲害千百倍。寫《平原烈火》《小兵張嘎》的作家徐光耀有過一段含淚的描寫，說為了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總是侮弄人，使人理智和良知都陷入混亂。特別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也挨整，挨整也整人，大家互相醜詆，互相撕咬，最無可奈何時，甚至互相欺詐，互相葬送。有人說得好：“整個國家像中世紀的羅馬競技場，奴隸殺奴隸，以供奴隸主取樂；奴隸撲殺奴隸，為求自己得以苟涎殘喘。”這給黨風和社會風氣造成了很壞很壞的氛圍。什麽實事求是的精神、人性、個人尊嚴全都整得無影無蹤了。它使人們不得不長歎：天哪，這是什麽世道啊？人鬥人在我們執政前就有了，是革命的老傳統了，毛澤東就被鬥過，他還反對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我們執政了，該能在全國全麵實行和諧了吧，卻變本加厲更為瘋狂地自我摧殘起來了。
夏衍這樣的老革命，高級幹部，也難逃整肅。他用切身體會填寫過這樣一首歌：
剃頭歌（原歌） 整人歌
聞道頭須剃，而今盡剃頭。 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
有頭皆須剃，不剃不成頭。 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
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 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
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 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滿清專製政策，“留發不留人”， (夏衍改此歌以形容“文化大太平天國造反者依明製留發， 革命”等政治運動所形成的 示反抗，所以謂之“長毛”。） 社會風氣。引自於光遠的書。）
這類政治運動，說不殘酷打擊，實際比殘酷打擊還殘酷。任意侮辱，不顧人的尊嚴和人格。多少受辱者，隻好以死來表示自己的抗議。並且還常常誅連家屬和同事，把一些能為國為民幹好事的人，整得抬不起頭，幹不了事。拿反右派來說，把五十多萬精英當糞土搞臭，國家要培養這麽多人需要多長時間，要花多少錢財，如今把培養出來的這麽多人才，打成了敵人，棄之不用達一二十年之久，幾十萬人少了幾十年對國家的貢獻，這筆賬該怎麽算啊？都說人是最寶貴的，而我們整的人這麽多，並且把最精華的人整成最無用武之地的人。為什麽把人整得那麽慘竟一二十年沒有人過問？我們這麽大個黨，領導人中能像胡耀邦那樣為此心疼的人會有多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耽誤了多少人的青春，使國家斷檔了多少年的人才？錯整了彭德懷不算，還要搞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要幾百萬幹部來陪這黑榜。而我們這樣的運動是幾十次啊！這能說是我們黨培養幹部、教育幹部、管理幹部的法寶嗎？這樣慘痛的教訓，是怎麽造成的呢？這該不該好好總結呢？
曆次政治運動好多挨整的人都被送去勞動改造，或者更準確地說送去勞動懲罰，他們都受到多年的折磨，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我讀了戴煌的《九死一生》和叢維熙的《走向混沌》，誰讀了恐怕都會心顫。良知不滅的人怕都會起而高呼人權、人道、人性和人類最起碼的文明！反動派嚴刑槍殺都沒有把革命者的思想改造過來，勞動懲罰這樣殘酷的“政治大學”就有那麽大的威力？其實這倒說明了我們不把人當人，說明了我們的野蠻，革命成功幾十年了，從野蠻到文明都這麽難，要走向民主更談何容易！陳獨秀第四次被捕後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還讓他夫人白天去侍候他，後來竟讓她晚上也陪監，還讓人送書給他，他竟能著書立說。而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卻把我們國家的精英、把我們開國元老那樣的老革命們進行非人的折磨，竟連國民黨政權都不如，竟明目張膽從文明倒退到野蠻。毛澤東有那麽樣高的文化，我不懂為什麽那樣鄙視文化和文化人？人們都說革命者有一顆菩薩的心，他救人於水火，他為人民服務，又為什麽對自己幾十年的革命同伴和國之精英要這樣狠毒、殘忍？我們黨之所以偉大，就在於把人民從受人壓迫、受人欺淩的苦海裏解放出來，現在卻把自己的革命功臣和一些各方麵工作的骨幹送進苦海，把國家經濟搞到將要崩潰的邊沿，我們對人民真是又偉大又有大罪啊。胡喬木在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意義時也說：“過去的經驗證明，這種全國性的政治運動經常成為妨礙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的原因。”這叫人們怎麽看我們的黨，怎麽相信我們是在搞共產主義啊？！
我們有許多運動都是不該搞的、完全錯誤的。像對武訓（在延安時毛澤東就讚揚過他，號召過要向他學習），對胡適這樣的曆史人物，本應該用唯物史觀去研究、探討；像馬寅初那樣正確的新人口論，本應該虛心采納，正確運用。卻被毛澤東一個人心血來潮，憑他的金口玉牙就不由分說地片麵批判起來（建國後文化思想戰線上的第一次批判運動是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連當年指示許立群寫《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先生有積極作用嗎？》、接著為毛澤東起草《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胡喬木都公開承認：“我可以負責地說，當時這場批判，是非常片麵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加在這部影片上的罪名，過分誇大了，達到簡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這種錯誤的批判方法，以後還繼續了很長的時間，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到糾正”――見《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一書）。我們的個人崇拜已把毛澤東神化到他就是真理的化身，我們黨的集權體製和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使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成為絕對科學，人人必須絕對服從，他的話，你必須跟；他說你錯，你就一定挨批。一言堂反映在各個方麵，言論一律被當成馬克思主義必須遵循的規律。搞意識形態的，管你是理論研究也好，宣傳工作也好，都可以不要腦子，不必思考，跟著上麵布置鸚鵡學舌就行了。我們的理論，哪有什麽研究，隻有對領袖言論翻來覆去的詮釋。什麽都有上麵規定的框框，不許越雷池一步。在獨斷專行上，也上行下效，以至胡喬木可以隨便作主批判周揚、王若水的“異化論”和“人道主義”，隻準批判，不讓爭論，不許反批評。我們都佩服毛澤東讀書多，學問大，作出過許多了不起的決策。但要算算，他也錯提過多少口號，說過多少偏激片麵的話，製造過多少混亂。太自以為是了，必然造罪太多。整來整去，統一思想，搞得人都不動腦子，沒有創新。正如鄧小平對意大利記者拉法奇所說：“這也許是我們黨內許多老同誌的共同悲劇。隻要毛澤東在思考，他們就習慣關閉自己頭腦中相應的那部分機器”。人的思想怎麽可能統一，但搞統一思想的惡果卻必然到來，劉少奇、張聞天、孫冶方、顧準、馬寅初等等，都是極富理論思維，極有獨立思考的硬骨頭，但他們受到多少壓抑和摧殘啊！他們這樣高的地位都不能發揮自己的才幹，更不要說一般的群眾了。應該承認，幾十年來，我們整肅的精英，遠遠多於我們培養的精英啊！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在左的思想領導下的悲劇！
政治運動有時也是路線鬥爭的工具。拿毛澤東親自領導的整風運動來說，本是要批判以王明、博古為首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思想，以統一黨的思想。這之前毛澤東作了充分的準備。他親自動手編輯了《六大以來》和《六大以前》兩大本文件匯編（後來又從中選編成《兩條路線》一冊），供大家研究黨的曆史問題，使之成為全黨範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毛當時寫了九篇文章批判左傾路線，據胡喬木講：“尖銳、潑辣，毛主席個人的喜、怒、嘲、罵躍然紙上，情緒化色彩甚濃”。後來因為有《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雖然他幾經修改這九篇文章，去掉一些尖銳的話，終未發表。用整風運動來反對黨內的派別，反對所謂的錯誤路線，這可算是毛澤東的發明。列寧是反對派別活動的，但他始終主張黨內要有民主自由，當時的《真理報》就辟有“爭論專頁”，列寧從未把誰打成反黨集團（後來斯大林才把黨內持不同意見者打成反黨集團，毛澤東在這一點上，也學習了斯大林，所以中國也就有了許多反黨集團）。當然王明的錯誤和他從蘇聯回來的所作所為，倒是應該批評的。但用一邊倒批判的整風運動形式，卻由此開始。
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介紹：廣大幹部的群眾性整風運動分兩大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整頓作風，檢查思想，持續了一年多。第二階段是審查幹部，清理隊伍（搞成了搶救運動），進行了半年左右。毛澤東說，前一階段注重學風，後一階段注重黨風。在黨風學習中，自我批評應更發展，應發動各人寫一次反省筆記。黨風最後階段還應發動各人寫思想自傳，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最後則發動坦白運動，叫各人將一切對不住黨的事通通講出來（很像基督徒向耶穌懺悔一樣）。在此階段內應著重提出反對自由主義錯誤，從思想上糾正黨內自由主義。彭德懷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為他舉行了華北地方與軍隊工作同誌的座談會。他從嚴檢查了個人在工作上的缺點和失誤後，即遭到不公正的批判，斷斷續續為他開了43天的批判會（14年後在廬山會議上還重被提起）。彭大將軍都是如此，王實味聽完整風動員報告後，寫了《野百合花》等雜文批評延安的缺點，惹出了大禍（先是被思想批判，後升級為鬥爭會，再打成托派。更把同他來往的幾個人打成“反黨五人集團”，開除黨籍。以後在轉移中還被槍斃，四十九年後人早死了才得到平反），就不足為奇了。
借政治運動打擊好同誌，周揚整丁玲、陳企霞（所謂丁陳反黨集團），也十分典型（他還執行了許多毛澤東發起的左的文化方麵的錯誤批判。他曾私下對人說：“如果當時我不打那麽多的右派，我第一個就是右派。”他在“文化大革命”後有所覺悟，思想有改變，又曾多次公開流淚懺悔和道歉，特別是他在關於異化問題、人道主義問題的探索中受到胡喬木無理霸道的批判，因而獲得過一定的同情。但他整人的表演是有代表性的曆史，已是無法抹去的了。有人把這稱為“周揚現象”，認為他為權利而鬥爭時，他是自己的主人、自由的主人；但當他為保住一種權力而鬥爭時，他就變成了自由的敵人，專製下的懦夫）。在他當中宣部副部長兼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的時候，在作協主持了對丁陳的批判，向黨中央寫了《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所控事實，調查後全被否定，陸定一也說，隻能實事求是根據查實的情況辦。當時周揚曾辯解批丁陳反黨集團是毛澤東的意思（毛當時曾把延安整風時丁玲等受批判的一批文章作為奇文拿出來再批判，周揚所說是有可能；但有人也懷疑是周的推脫，反正也無人敢去核對）。周揚卻把它拖延下來，不久，反右開始，又把他們作為右派分子批判起來（盡管周恩來在先前審查時曾指示過要注意丁和周之間成見很深）並牽涉到馮雪峰。周揚完全是以個人隔閡整了丁、陳、馮（見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周揚又唯獨給丁玲沒有道歉。像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這種悲劇存在於20世紀中國許許多多知識分子身上。這種政治運動，哪還有半點共產主義的味道呢！說我們的政治運動是整人運動，是內哄，是自己亂自己，一點不假（連胡喬木也承認：“建國以來，我們在思想文化戰線界進行的鬥爭太多也太過火了）。其實，每一次政治運動，都像蔣南翔在延安給中央《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中所說的一樣，“這是一段提起來就叫人傷心的血淚史”。
關於整人，很自然就會想到康生。他在我們黨內，整人的時間最長，整的人最多，簡直是個整人魔王。黨內為什麽會有這種現象？就拿延安整風來說，是因為毛澤東對敵情估計過重，整風才由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革命，迅速轉入疾風暴雨的組織清黨，把階級鬥爭和組織清洗聯係起來，加上康生的煽風添油，才使運動迅速階級鬥爭化的。八屆十中全會遞條子給毛澤東說利用小說反黨掀起清查劉誌丹事件的，也是康生看到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投其所好造成的。毛澤東特別欣賞和信任康生，就因為康最能投毛之所好。1943年12 月底，季米特洛夫從重慶和蘇聯駐延安的代表那裏所得消息，心情焦慮地以個人的名義致電毛澤東，其中有：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為康生所實行的清除黨內敵對分子的辦法正在幫助敵人從內部瓦解共產黨，為國民黨效勞。毛澤東回電中有：“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他的部門並不負責審查幹部。他們隻調查證據確鑿的特務。我們審查幹部的工作是全麵和慎重的。”（1998年《炎黃春秋》第六、七期《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台前幕後》下）毛澤東未聽季米特洛夫這個忠告，給季米特洛夫回了個不實的假匯報，在黨內留下了個整人的打手，害了他自己，害了黨，害了許多忠誠的共產黨員。文革中康生點名誣陷的共603人（其中國家領導人一級33人，中央委員、人大政協委員93人，副部級以上幹部91人，省市副省長副書記以上幹部51人，部隊軍級以上幹部11人，以上共337人，其餘266人也都是老幹部和社會知名人士）。康生在黨校批楊獻珍“合二而一”運動，逼死知名學者孫定國、開除講師黎明出黨後來在文革中投井自盡，整個運動從黨校調出或遣送還鄉100多人。最初是以學術討論名義開展批評的，當時《光明日報》曾收到210篇同意“合二而一”觀點的文章，康生都要他們單位加以批判。文革中他更挑動群眾鬥群眾，把革命群眾組織打成反動組織，寫誣蔑中央領導人的大字報等，作惡多端。
整人中說惡劣、說絕妙的恐怕還有個李井泉。馬識途在他《滄桑十年》一書中，回憶給彭德懷說：“你認錯，被戴上帽子倒也罷了，卻給四川好多幹部帶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我告訴他四川搞這個大運動有了創造性的發展，就是把領導機關的幹部集中起來，不告訴會議內情，把你和張聞天在廬山上的發言發給大家討論，你們是中央領導同誌，又說得正中下懷，紛紛發言擁護，記錄在案，按記錄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抓一大把。彭總聽得眉頭緊皺，他說，想不到我一個人犯錯誤，還給你們四川幹部帶來災難。我告訴他過兩年就“一風吹”了，他才啞然失笑。省一級的領導幹部，竟然這樣胡亂整人，這可是真正叫人心中流血的政治笑話，這也是我們黨的政治運動十分普遍的一個典型寫照。
整人的結果，使革命隊伍成了無民主、無自由、無溫暖、無快樂的整人世界。好像一參加革命就要立即打倒、要立即鏟除一切非革命的人，隻有革命的恐怖，沒有革命的快樂和幸福。隻有批判、凶狠、嚴斥、對待敵人的態度，沒有和諧、幫助、情誼和友情。
關於整人，毛澤東也有整人的理論：在反右運動中，他認為整人也是幫助人；他還認為幹部必須經常整，他叫做對待幹部的不斷革命論。他在工作方法60條中，第21條是“不斷革命”，他解釋說：“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1949年奪取政權開始—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今年7.1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問題沒有完結，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每年都要用鳴放整改的方法繼續解決這一方麵的問題……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之後，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這樣可以使幹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減少驕傲情緒，想驕傲也沒有驕傲的時間。……這八年中，革命一個接著一個，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問題上，很多人來不及學科學，學技術……注意力移到技術方麵，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須注意把技術和政治結合起來。”自然，這也和他一貫強調鬥爭哲學;他自己曾說,我從馬克思主義那裏得到的隻有四個字,“階級鬥爭”；他強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等思想有關。
整人成了搞運動的一大特點，僅就平時看到的材料，舉例看看有多少人挨整吧(這很難有個全麵的完整的數字,隻能就看到的分項的可靠數字作例子列出。但另有個數字可作為形象的參考比較，那就是《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一書中，說“在八年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總數即達2100餘萬人，其中犧牲者近1000萬人。財產損失達600多億美元)。
《百年潮》上有篇文章列出的有個數字就對地方上整人很有代表性。項南1981年去福建當省委書記，他到任時還發現大批解放前在複雜條件下堅持革命鬥爭出生入死的原閩浙贛、閩西南地下黨的同誌，解放後在受審中蒙受冤屈長期未得到平反。甚至在粉碎“四人幫”後的1978年，還把一批原閩中地下黨的負責人當作叛徒、特務、內奸開除出黨，逮捕入獄。從土地革命一直到解放戰爭，黨先後在廈門大學、集美學校和福建其他大中專院校，發展了1400多知識分子黨員，且多為學有專長的專業人才。他們都受地下黨三大案的影響，加上曆次政治運動的“清查”及海外關係的株連，大都受過不同程度的打擊，有的生活十分悲慘，工資隻二十多級，還不如機關的勤雜人員。項南問，這些同誌到底有幾個是叛徒、特務和反革命分子？他又組織人經過四年多艱苦細致的工作，才先後為他們平了反。這怎不令人向蒼天發問：為什麽讓這麽多革命工作者受這麽長期的革命專政？！多少有用的知識分子因為被懷疑成敵人或可能是敵人而擱置不用或大材小用。而這決不隻是個別現象。
十分相似的，有廣東兩次反地方主義迫害人的數字。建國初廣東土改時，中南土改委員會主任李雪峰，認為土改緩慢無力，黨組織不純，幹部隊伍不純。這個看法影響到毛澤東。1950.9，中央從各省市抽調7000幹部南下支援廣東，黨政幹部調整時，以大軍、南下幹部當第一把手，廣東幹部隻能任副職。 當時葉劍英、方方從廣東實際出發，認為執行《土改法》時，要保護華僑，保護商業，團結愛國民主人士。指出華僑多是出賣勞動力的勞苦大眾，對僑眷地主的餘糧，不追至海外，不沒收華僑房屋。但中南土改委認為清算不應隻以國內財產為限，沒收房屋達80%。1952.4華南分局依靠大軍和南下幹部開展土改整隊運動。普遍查出身、查立場，處理幹部6515人，其中廣東土改小組長以上幹部7703人，處理了781人，占參加整隊人數的10%強。毛澤東親自出麵處理，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這次反農民運動中的右傾和地方主義，葉劍英、方方都作了檢討，方方等一批幹部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陶鑄取代方方。
1957.5中央發出反擊右派進攻，陶鑄部署在全省開展廣東曆史問題大辯論，企圖徹底解決一些地方幹部對省委領導不滿的問題，認為可以把反地方主義和反右派鬥爭結合起來。陶鑄認為海南地區有幾個縣地方幹部對整隊處理不滿向縣區政府請願，是馮白駒為首的地方主義分子向海南黨委和行署排斥外來幹部，搞獨立王國。古大存說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主張要多做思想工作。陶鑄便把他們說成是“馮白駒、古大存地方主義反黨聯盟，”報請中央給了處分。七千人大會後，廣東省委召開談心會，號召暢所欲言。馮白駒、古大存提出他們的問題，陶鑄報經中央批示，不予平反。直到胡耀邦任組織部長、習仲勳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才斷然平了反。 廣東反地方主義受迫害的有2萬多幹部，反右派和十年文革受迫害受株連的那就不計其數了。
還有四川李井泉整“肖（澤寬）、李（子舟）、廖（伯康）”在市委正式會議上向省委提意見和向中央反映四川非正常死亡等問題，山東整趙建民，吳芝圃整潘（複生）、楊（玨）、王（庭棟）等……這都說明運動整人在各個地方也是很普遍的，要把這些數字都統計起來，那就更多了。但這說明亂搞運動，亂整人的左的做法，是全國性的。
《陸定一傳》裏說，參加肅反運動的有400多萬人，搞出有問題者隻4萬人，擴大化是肯定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中，說毛澤東對“斯大林最令世人震驚的殺自己人太多的毛病，他卻認為不是什麽嚴重的問題。他估計斯大林不過殺了一百萬人，僅僅是個肅反擴大化問題。我們建國以來幾年至少就殺了79萬反革命，還關了一百多萬，管製了一百多萬。”
肅反運動就是“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這一場鬥爭的毫無間隙的延伸。立案審查140多萬人，查出了現行犯3800多人，還不足0.3%(高饒集團、潘楊集團也在內)。140萬人約占那時各層次知識分子總數的26%，大致是四分之一。即每四個知識分子中有一個肅反對象。如果加上教育、商業、機關團體脫產人員共670萬人，在這些人員中每六個人中有一個肅反對象。每100個人中有6個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即每一個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平均有16個不能定案為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對象作陪（所以鳴放中好多人對肅反運動提意見）。羅瑞卿說：全國有專職肅反幹部75萬多人，還有上百萬肅反積極分子。全國參加外出調查研究的達328萬多人次，可見規模之大。
據23個省市自治區和中央直屬機關的不完全統計，完成土改後這幾年受到批判、處分的黨員、幹部和群眾共803萬人，其中黨員和幹部433萬人，群眾374萬人。
1980年7月公安部複查報告統計：“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共觸及2100餘人，逮捕92人，定為分子的78人，劃為骨幹分子的23人，判刑的3 人（胡風被判14 年，但被關實際24年，阿壟、賈植芳各12年。見《百年潮》第10 期胡曉風文章）。
1978年春，按當時已掌握的資料統計，全國被戴上“右派”帽子的45萬多人，而此時經認真查實，被改正的突破了50萬大關。後來得知全國公職人員中被改正的“右派552877人，是1957年國家幹部總數953萬的5.8%，超過毛澤東常說的95%以上是好人的界限。（見戴煌《胡耀邦與冤假錯案》）其實，挨整的人，還有未納入國家幹部計劃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教師、工商界等不拿國家工資的右派不下10萬人，還有上萬的不戴帽子的內控右派。如果加上全國株連受害者不下600萬人的數字，就可看出整人之多了。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有：“十幾年內反複整風”“可能還有30萬右派”，“可能有成百萬有左傾觀點的人”。整風是他經常要搞的，像文革是七八年要來一次，反右派已錯整了50多萬，還說還有30萬。有左傾觀點的人還更多。可見在毛澤東眼裏，經常要整的人，是多大的數。
建國之後，肅反發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劃階級，1957年前後反胡風、反右派、反地方主義，整了當時十分之一的知識分子，內多高級知識分子與精英人物。廬山會議後反右傾，傷380萬人。三年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李銳《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1997年《炎黃春秋》第12期）。薄一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1959—1961三年困難時期，食品匱乏，浮腫病很普遍，農村饑饉死亡增加，據人口方麵的統計，1959年人口增1113萬，淨增率為10.19%, 1960人口減1100萬，淨增率為-4.5%，1961年又減398萬，淨增率為-3.78%。杜虹在《20世紀中國農民問題》一書中說死亡2000多萬；廖蓋隆在《炎黃春秋》上的文章中說，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達4000多萬。
薄一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說：1962年甄別平反的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而他們都是敢於講真話、敢於反映真實情況、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同誌。高級幹部挨整的也很多。比如胡耀邦1964.11.30—1965.3.11在陝西工作100天就因糾正陝西社教運動嚴重的左的錯誤——1964年逮捕6470人，拘留5000多人，開除公職的幹部和教師1450人，開除黨籍的3200人。三個試點縣鬥爭中就有自殺事件430起，死亡364人，——他卻被劉瀾濤勒令靠邊站，在西北局書記處擴大會議上連續兩年的十次會議上受到批判，先後作過6次違心的檢查都未能通過。
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數字就更驚人更難統計了。隻能有一些零星的例子。據北京市公安局統計，僅1966.8下旬到9月底的40天裏，全市被打死1772人，抄家33695戶，被驅逐出北京市的所謂五類分子及其家屬85000人。除民建外，所有民主黨派在京中央委員有一百人，都被鬥爭或抄家，並被通牒解散，次日起即停止辦公。
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罪行起訴書統計：“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有744554人，被迫害致死的34766人，受株連的多達1億人。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員22人，中央委員、候補委員96人，中央書記處書記13人，副總理12人，軍委副主席5人，大行政區第一書記4人，中央監委員34人，人大常委委員60人，政協常委74人……十年內亂經濟損失5000億元。
劉少奇冤案除他全家都受株連外，全國受株連被錯判的案件，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9前統計，有22053件，錯受刑事處分的28000人，其他批鬥、審查、隔離、關牛棚者無法統計。
“文革”動亂，在全國製造了300萬件冤假錯案，禍及上億人口。僅北京中央機關即有6000多幹部閑在家中無事可做。（見《炎黃春秋》悼曾誌文章）
有人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的文章中，統計了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和文化名人，被逼自殺者約80人，被折磨整死者約40人。
胡耀邦在黨校報告中舉例：內蒙27萬黨員，被打成“內人黨”的35萬，打死打傷的達5萬多人。（金春明文章）
科學院北京地區170位高研中有130位列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或作為審查對象，在整頓期間為科學家落實政策的有800多人。（李昌回憶胡耀邦整頓科學院時的文章）
建國後搞的這些運動中，總的說是左了，急了，階級鬥爭擴大化了。在階級鬥爭中毛澤東曾提出，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但他在建國後的階級鬥爭中，他犯了兩個最大的錯誤：一是把農民當成改造對象而不是像革命時期把農民當成主要力量、依靠力量。沒有滿足農民土改後搞好生產發家致富的要求，沒能調動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反而急於搞合作化、公社化（軟共產，變相歸公），反對他們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反對資本主義對他們的影響，甚至割他們資本主義的尾巴，使他們怕搞生產，怕冒富，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長期生活得不到改善。二是把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等同起來，作為敵對階級限製、改造、打擊。我們的落後，有一方麵就是文化、知識的落後，但他把知識分子當敵人，摧殘了大批的知識分子，挫傷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延遲了國民文化素質的提高，科技的進步，削弱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力量。再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20世紀中到80年代初曆經25年之久，先後有2000多萬青年參加，這是在毛澤東左的思想指導下荒唐的政治運動，給學生、家庭、農民造成的困難不說，給財政造成的巨大損失不說，還把這些青年本該接受教育的時間耽誤了、耗費了，給國家造成了人材的斷流，這對國家的損失才是最大的啊！人應該是最寶貴的財富，但為什麽偏偏對人整得這麽厲害？這是不是因為是軍事戰略家，為爭戰略高地而不惜犧牲人的思想的延伸呢？
運動中，毛澤東愛說整多少人要有個百分比的限製。其實，他沒有考慮所謂百分之一、二、三的絕對數有多大；其次，他所謂的百分比實際成為下麵追求達到的目標。達不到也要硬湊，反而助長了寧左勿右的思想。反右派運動，北大是一個重災區。當時黨內反右掌握的控製數字，右派分子占單位總人數的百分之五。可北大打出的右派分子與總數比是百分之十，共800人，比控製數字擴大了一倍。其實，比他所下達的控製數一般都更高，這不過是一個例子。
運動治國總的效果如何呢？鄧小平有個說法：“這20年(他是指1957—1978年，要按我的認識，建國後就開始左了)中我們並不是什麽好事都沒有做，我們做了許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彈、氫彈、導彈等。但就整個局麵而言，是一個混亂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是處於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要不打腫臉充胖子，硬說成績是主要的，應該承認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我們是失敗的。在和資本主義競賽中，我們是比人家落後了。
我小時候看到的國民黨汙蔑宣傳我們的東西，亂殺人是一個重要的題目。紅軍到來之前，很多人逃跑就是因為怕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敵人抓我們的毛病中，殺人多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麵。有人就專門寫書統計共產黨執政後的各國，共殺了多少人。其中，蘇聯、中國之外，柬埔寨波爾布特當然是首例。我們黨有許多優良傳統，但也有不好的傳統，亂殺人就是其中之一。第一師範出來的夏曦，長於寫作和宣傳，1930年領導湘鄂西蘇區肅反,卻用盡酷刑屠殺自己同誌一萬多人。與他同鄉的老戰友柳直荀，就在批鬥場被亂棍打死。北大畢業的張國燾，在紅四方麵軍和鄂豫皖蘇區肅反，也殺了自己戰友一萬多。徐向前妻子程訓宣就是受各種酷刑後活活被打死的。上海大學畢業的康生，也是整人不眨眼的。毛澤東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的赤色恐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生動的描寫，文化大革命時曾再現。陳獨秀、柳直荀、瞿秋白等都寫過我黨因亂殺等過火行動，使一些本來支持我黨的人士轉而反對我們黨。國民黨張輝瓚師長被俘後，以鐵絲穿手反縛，受盡酷刑後點天燈，然後割下頭裝於木盒放下河中讓其順流白區以警告國軍。留學日本在東京政治大學出來的傅柏翠，1930年在閩西蘇區肅反挨整，寫信給閩西特委領導人鄧子恢訴苦時提到：“我過去是一個做公開鬥爭工作的，殺人燒屋的勾當不知幹了多少。”我們不僅燒殺土豪劣紳，也曾以燒光殺光政策來迫使農民跟黨走。他們手上沾有土豪劣紳的鮮血，參軍後，有家不敢歸，不跟黨走就是死路一條。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一軍團有個兩萬字的《籌款須知》，其中有個綁架勒索的九個步驟，也充滿了燒殺恐怖的做法。任弼時1948.1.12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上曾大聲疾呼：“亂打人亂殺人和使用肉刑，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封建主對待農奴，軍閥對待士兵，才是亂打亂殺與使用肉刑的。一百多年以前，歐美資產階級舉行革命的時候，他們就提出保障人權、廢除肉刑的口號，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新民主主義者，我們領導的革命比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們當然應當反對亂打亂殺，反對肉刑。”（《土地革命中幾個問題》）在早，1944.11.4任弼時在對八路軍南下支隊的講話中也說：“過去在湖南老蘇區給了老百姓的一個印象，他們覺得共產黨好倒是好，就是殺人殺得太厲害。如在湖南暴動時燒了很多房子，殺了很多人；在蘇區內也殺了很多人。老百姓對我們有恐懼心理。”“我們不要亂殺人，我們應該檢討過去在蘇維埃時代殺人殺得太多。”建國後我們雖然沒有那樣的亂殺人了。但總的說，我們整人殺人還是給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的（文化大革命中康生、謝富治製造的“趙健民冤案”就有一萬八千多人被打死逼死；曆次治運動中都整死人不少。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我們把階級鬥爭推崇到絕對的地位，極高的頂點，以致否認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學說，否認人性，鄙視人道，隻表麵上講民主自由，骨子裏讚揚集中、集權、專政、獨裁。比如當今電子世界，電子傳輸給人類帶來無比迅速、異常廣泛的傳輸便利。我們有的人想的卻是怎麽樣能築起一垛泥巴牆，擋住全世界的電子網絡傳輸，封煞四麵八方傳來的我看不慣的信息，保住我一言堂的優勢。而不把心思、精力、財力用去掌握電子網絡技術，用網絡去促進傳統產業升級，使勞動高級化，服務更加現代化，以提高生產力；不是努力發展電子高科技，使我們能走在世界高科技的前列。這似乎都和我們這些唯我獨尊、我行我素的原始野蠻的錯誤實踐有關。有人說，斯大林消滅的革命者，比沙自皇殺掉的革命者多得多。我們呢？我們摧殘的人比我們培養的人，這比例怎樣？我們對這個不好的傳統，應該深入總結經驗，徹底拋棄才好。
寫《斯大林秘聞》的拉津斯基引過一段柏拉圖的話，不知怎麽說得那麽好，簡直就好像今天的人說的一樣：“暴君是從名為人民代表製的根中出現的，起初，他麵帶微笑，擁抱每個人……慷概許願……但一旦成為暴君並知道已被助他上台的公民譴責時，暴君就隻好不由自主地譴責自己的人，直到無友，又無敵”。這可能點出了那些整人、消滅人那麽起勁那麽狠心者的要害。這也可能是對獨裁者的真實寫照。
如果要對比著蘇聯的政治運動來看，雖然運動的方式、做法不同，但運動之多和整人、害黨、禍國卻都極為相似。他們除很少時候沒有搞政治運動外，其他年份在各個領域都有批判、清洗、鎮壓，幾乎從來沒有中斷過。特別是對知識分子的批判運動。曾經曆過20—30年代的意識形態“大轉變”，30年代後期思想文化領域的“大清洗”和1946—1952戰後意識形態的大批判、大鬥爭。這都使蘇聯科學文化資源受到嚴重摧殘，阻滯延誤了改革和發展。斯大林發動的曆次政治運動，包括“大清洗”和“幹部革命”摧毀了黨政軍大量的幹部資源，30—40年代多次社會政治運動，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長期沒有甄別、平反，有的平反了也留有長長的“尾巴”。不僅整了大批的精華，更嚴重的是摧毀了人們的創新思維能力和培養提拔了大批媚上行事、因循守舊的庸人。大大敗壞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精神。
開展政治運動的負麵影響(下)
禁錮和控製思想扼殺了思想的創新--文學藝術和文化方麵的一些例子
胡甫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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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華文化，有過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局麵，就是因為當時沒有一種政治力量可壓倒一切，思想言論充分自由，思想家蜂起，學術思想得到大發展的光輝曆史。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從思想上統治人民，嚴酷鉗製輿論，便扼殺過思想家,使好文章無法出現。建國以來，我們獨尊馬列，批倒一切，而且在馬列中又獨尊毛說。這對我們馬克思主義思想文化的發展，是起了很大的妨礙作用哩！胡喬木就曾指出：“粗暴的幹涉不會造成作品……隻是造成了許多作品和作家的不幸……任何優秀的作品都不是指揮棒造出來的或批判出來的。”胡喬木也曾指出《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說文藝從屬於政治，把具有社會性的人性完全歸結為人的階級性，把反對國民黨統治來延安的作家同國民黨、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相提並論，“對於建國以來的文藝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這種不利的影響，集中表現在他對文藝工作者經常發動一種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批判上……應該承認，毛澤東同誌對當代的作家、藝術家以及一般知識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應有的信任，以至長時期內對他們采取了不正確的態度和政策，錯誤地把他們看成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後來甚至看成是黑線人物或牛鬼蛇神。”回顧曆史，拿幾個著名學者和文學家在解放前後的成就對比一下，就十分令人吃驚啊！
胡繩的一生應該說得上是忠誠的共產主義者的一生了吧。讓他當了社會科學院院長，當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等等。但這位著名的學者最大的痛苦竟是不能按自己的思想去思想，去寫文章。結果是緊跟大一統思想而留下了臨死前出全集時含淚向讀者訴說苦腸：“從1957年以後，我越來越感到在我的寫作生活中從來沒有遇到過的矛盾，似乎我的寫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內是為了適應某種潮流，而不是寫出了我內心深處的東西。……為順應當時潮流，我寫過若幹與實際不符合、在理論上站不住腳的文章。”（見《胡繩全書》第二卷“引言”）他分析說，當時自己思想上的矛盾是，不能適應那時候黨在理論領域內的左的指導思想，還要寫點適應潮流的文章。在編輯全書時，他把那些自認為“站不住腳的文章”毅然裁汰，並且還特意說明，即使收入了《全書》的那時所做的某些文章，“也不能不帶有那個時代的痕跡。”丁偉誌在回憶文章中說：“胡繩同誌的自我批評是誠懇的。”李普在《悼胡繩》一文中說：“史學家蔡仲德教授提出了‘馮友蘭現象’：早年實現自我，中間失去自我，晚年回歸自我。胡繩是不是也經曆了這樣三個階段呢？……這幾年他說現代史中許多問題需要重新研究。他曾經批評黎澍，說他常常在文章裏說些不負責任的話；這幾年大改變，說黎澍在當年那種環境中，敢於挺身而出發表自己的意見，了不起！我讀了他1998年《毛澤東新民民主主義論再評價》，我忽然好像又看到了當年的胡繩，那個求實的學者和堅強的民主鬥士。”
龔育之回憶胡繩的文章中曾指出：1937年胡繩19歲時寫過《胡適論》，人們認為論得比較公允（40年代還有過4篇論及胡適，基調同）；1954年冬開始的胡適批判運動時寫的《論胡適腐朽的資產階級人生觀》和《唯心主義是科學的敵人》，人們認為批得有深入可取之處，但不夠公允。“這是胡繩走過的路，也是我們學術界許多人走過的路。”胡繩晚年給吳江的信中說：胡適在中國近代史上地位還應大大提高。
李慎之同李普談到胡繩時，也有一個例子：那是在1987年反自由化的高潮中，胡繩（可能是奉命）在《人民日報》頭版發了一篇當時可稱是傳誦一時的大文章：《為什麽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它得到了中央的表揚，社會上也是一片讚揚聲。胡繩卻告訴李慎之：“其實我不過隻回答了一半問題；還有一半問題根本沒有談呢！”他的大塊文章確實回答了中國共產黨如何發揚蹈厲，建立了新中國。但是當時許多青年心中懷疑的還有：為什麽新中國不實行新民主主義而實行社會主義，不實行市場經濟而實行計劃經濟，不實行共同綱領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還有為什麽會有反右派、大躍進、大饑荒以至“文化大革命”這些大悲劇呢？這許多明擺著的問題，胡繩並沒有回答，當時的中國也沒有一個人能回答。胡繩晚年寫的《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論》，是第一個提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不隻是對立關係，還有繼續關係，胡繩認為毛澤東過早丟掉新民主主義帶有民粹主義思想，主張要用資本主義的先進成果建設社會主義，不是把資本主義的尾巴都割掉。當然，這是胡繩的理論勇氣。這已經很不簡單了，我們不能責備他還未提出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改革的問題。
他向讀者告白了解放前的高產學者為什麽到了共產黨當家了反而寫得少了！原因就是他不能適應黨的左的領導思想。真是哀莫大於思想禁錮，統治人的思想就是堵死人的思想創造。其實，他也有因“六四”時簽名要求當局進行政治改革而檢討個沒完沒了的苦經，那就更隻有默默帶到棺材裏去了。
再說解放前後的茅盾吧。1941年8月《腐蝕》在香港《大眾生活》上連載即將結束，韜奮對茅盾說：“不少讀者來信，希望你給趙惠明一條自新之路。”茅盾就加了女主人公到某大學區當郵檢員的故事。該書被譽為是用血寫成的特務罪行錄，成為抗戰勝利後一本最受歡迎的書。因此在國統區遭到查禁。建國後1950年拍成電影在全國上映，盛況空前。但卻說同情特務被停映。編劇的柯靈想不通，認為被拐騙的女主人公是脅從分子，理應寬大；且觀眾同情失足者，自然會更加痛恨特務。難道文藝作品對天良未泯的失足者連一點同情也不能寄予嗎？茅盾對指責無法接受，隻得沉默。1954年重印該書時，茅盾未作任何修改。茅盾1949年前，作品浩如煙海，解放後5年未寫東西。他曾想：請求給假，先整理成大綱，請領導審查。如可用，再請假專心寫作。後來發現自己很難再從事創作，便轉至培養文學新人上，於1951年領導創辦了中央文學講習所，請丁玲任所長。茹誌娟、王願堅、白刃、馮驥才等都曾得到茅盾的幫助。1963年12月毛澤東批示，說許多部門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藝術。茅盾回家後輾轉不能入睡：難道解放以來自己所提倡的不是社會主義文藝，而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文藝？1964年6月毛澤東另一個批示，說文聯各協會所掌握的大多數刊物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沿。茅盾心想，我這15年的文化部長，忠心耿耿，鞠躬盡瘁，結果一無是處（以後他的部長職務也被免去了），真可怕！接著，夏衍根據茅盾原作改編的電影《林家鋪子》受到批判，想到30年前夏衍同他第一次合作，改編了他的《春蠶》，這30年後的第二次合作，竟給老朋友帶來這麽大的災難，心痛萬分，他狠狠地把筆折斷，決心絕筆。其後至“文化大革命”結束長長12年就沒有看到過茅盾的文章了。
再一個例子是曹禺。曹禺一生寫了10部話劇，解放前6部，23歲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寫出《雷雨》，還有可稱為他的代表作的《日出》《原野》《北京人》都寫成於40歲前。他說：“我詛咒那個黑暗的舊社會，希望人們得到解脫。”建國後他最早發表思想改造心得文章，挖掘“舊我”、宣誓與“舊我”決裂、塑造“新我”，全麵否定自己的《雷雨》《日出》。後來又讓他當了官，做了些不能不做和不敢不做的事，所寫的《明朗的天》《膽劍篇》《王昭君》多為遵命之作，成就和影響不大。畫家黃永玉給他的信說：“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成一條小溪。你泥溷於在不情願的創作中。”吳祖光去醫院看曹禺的病時說：“你太聽話了。”曹回答：“你說得太對了。你說到我心裏去了。我太聽話了。我總是聽領導的，……可是寫作怎麽能聽領導的？他思想上有苦悶：我們是愛國、愛人民、愛社會主義的。但為何不許講幾句良心語言？”曹禺在他《沒有說完的話》一書中說：“一個作家到了老年，回顧一下，看看自己走過的道路狹窄，狹窄呀！道路狹窄，也是痛苦的，很痛苦的。”他在《如果》這首詩中寫道：
如果大家戴著盔甲說話
我怎能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著盔甲
火熱的人怎能與我接近？
我願死一萬次
再不願終身
這樣存有戒心。
他怕，怕什麽呢？就是怕犯錯誤。他為什麽那樣聽話？就是他認為聽領導的話才不會犯錯誤，他不敢用自己的思想去寫，不敢寫自己熟悉的東西，隻敢搞遵命文學。結果，寫起來苦。苦得人家隻好不演了。難怪有個作家苦得口吐真言：人家說，不自由毋寧死。我要說：為自由，毋寧不寫！這是在思想統治下苦得從內心發出的呼喊啊！我們掌握了政權，靠行政手段壟斷和統治一切，自己堵死了自己發展的道路。
1962年在一次座談會上，周恩來說：“《雷雨》寫於九一八之後，寫的是五四前後的封建買辦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個時代。這樣的戲，現在站得住，將來也站得住。那時還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帶有宣傳味道，成為藝術品的很少。我欣賞你的，就是你的作品合乎你的思想水平。……新的迷信把我們的思想束縛起來了，於是作家不敢寫了，帽子很多，寫得很少，但求無過，不求有功。曹禺同誌入了黨，應該更大膽，但寫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縛。過去和曹禺同誌在重慶談問題的時候，他拘束少，現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這個錯，那個錯，沒有主見，沒有把握。這樣就寫不出好東西來。……作者好像受了某種束縛，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1978年曹禺在《幾點隨想》中說：“解放後我們努力改造，13年的時間，應該說有了一點成績。背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實在是抬不起頭來，出不出氣來。這個帽子壓得我們不能暢所欲言地為社會主義寫作，深怕弄不好，就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作家們解放後的苦悶，主要是思想上的壓力，這可是普遍現象。一批從國統區歡天喜地來到我們新社會的舊知識分子，當年在國統區的進步作家，為左翼文化創造過壓倒右翼文化業績的，統統被看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看看他們的情況怎麽樣吧。吳祖光，解放前12年中，寫過9個多幕劇、一個獨幕劇、創作改編了6個電影劇本、十個散文集，都得到了發表、演出和出版。解放後的三年，他幾乎停止了創作，隻改編並導演一個電影《紅旗歌》、編寫了一個評劇《牛郎織女》，再寫了一些短文。巴金全集，1949年前所寫的超過15卷，1949—1966年加在一起，不足5卷。普遍認為從國統區來到左的屋簷下，必須思想改造，有了正確的世界觀，才能描寫新時代的新人物，才能歌頌新社會。這就堵塞了人們的創作，比在敵人的統治下還倒退了。
再看看解放前後的趙丹。我國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的有兩人：一個是作家老舍，一個是表演藝術家趙丹。
趙丹1933—1949年拍片32部，1950—1965年僅拍了8部，1965—1980年應是他人生的黃金時段，卻是一片空白。1978—1980年發病前，他精力旺盛，曾擬拍周恩來、聞一多、齊白石、阿Q、李白等片，結果一部也沒拍成。他籌拍魯迅，1960年就試鏡頭，反反複複，胡須留了又剃，剃了又留，曆時20年，終沒拍成。這對一個藝術家來說是多麽殘酷！
1980.10.8(臨死前兩天)他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管得太具體，文藝無希望》一文。他說：“文藝，是文藝家自己的事，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魯迅、茅盾難道真是聽了黨的話才寫？黨叫寫啥才寫啥？！那麽，馬克思又是誰叫他寫的？”吳祖光曾說：“對於文藝工作者的領導，又有什麽必要呢？誰能告訴我，過去是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裏哀？”巴金曾說：“趙丹說出了我們一些人心裏的話，想說而說不出的話。”(連胡喬木也認為趙丹“這個說法是對的。黨是政治組織，對文藝本來不應該具體管……莎士比亞的作品如果都由劇協審查，我想，未必能出那麽多好作品)
在科學工作上，除原子能科學、航天科學因國防需要得到發展外，毛澤東提倡“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要求要鄙視、藐視、蔑視之。一邊倒時還跟著蘇聯搞過獨尊米丘林學說的蠢事。最可笑的是毛澤東提倡除四害打麻雀，鑼鼓喧天，熱鬧非凡。當時就有動物學家指出，麻雀吃糧又吃蟲，有動物學家解剖了一千隻麻雀，證明吃蟲多於吃糧。還舉例說，1744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討厭麻雀唧唧啾啾，還偷吃櫻桃，下令懸賞（每隻六分林）滅雀，雀是滅絕了，蟲子大繁殖，吃光果樹葉，一個果子也結不出了，國王隻好下令從國外進口麻雀。19世紀60年代的法國和後來的紐約、澳大利亞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科學家開會呼籲，在報上寫文章，竟沒人敢去提醒一下毛澤東。後來雖然改打麻雀為滅臭蟲，但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還是說誰反對打麻雀就是反對毛主席，因此批鬥了好些動物學家，有個動物學家死了，還被挖墳鞭屍，留下了這帶血淚的笑話。
清華大學著名水利專家黃萬裏，他本是唐山交大畢業的橋梁工程師，為長江黃河連發水患，遵父親黃炎培之命，放棄工程師職位，到美國改學水利，1937年獲伊利諾斯大學博士學位。 1957年中國請蘇聯專家設計三門峽水庫後，中央召集70多位專家討論，本來看法並不一致，但敢於提出反對意見的隻黃萬裏一人。他力陳建壩攔河之害：“一定要修將來要闖禍的，曆史將要證明我說的觀點。”並說，一定要修，請勿將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覺悟到需要刷沙時重新在這裏開洞。”當時高層聽不進黃萬裏諍言，堅持按蘇聯專家設計堵死了排水洞，而且把黃萬裏打成了右派，罰做清潔工，下放務農。1959年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還說：“你和黃萬裏一樣腦後長了反骨”。三門峽水庫1960年開始運轉，第二年泥沙就淤積了渭河流域，良田浸沒，土地鹽堿化，威脅逼近古都西安。於是隻好降低水庫水位，排除15萬千瓦發電機組，改裝5萬千瓦小機組，重新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繳學費”不下百億。渭河平原29萬農民被迫向寧夏缺水地區移民，其中慘劇無數，後遺症至今未能解消。黃萬裏一輩子念書想治黃，可我們沒有聽他一個字。他隻能浩歎：“我白學一場，真痛心！”
結果，我們不但批判了、扼殺了、摧殘了許多精神文化的精英，而且堵住了新生力量的成長。更重要的是權力集中的官僚主義（即專製主義），一言堂，使其他的人不願用思想，不願動腦筋，因為動腦筋會受打擊，不動腦筋最保險。這就扼殺了人們的創造思維。由於我們長期推行左的政策，把黨內外代表先進文化的知識分子看成革命對象，使整個社會蔑視知識，輕視文化，甚至建國初還以“大老粗”為榮，延誤了科技的發展，阻滯了現代化的進程。正像人們評論的，我們隻能出馴服的軍事家、聽話的政治家而出不了思想家、理論家、文學家、文化大師。文化思想控製主義、思想大一統主義和專製獨裁主義下，隻能出遵命作家、遵命學者和風派專家。
試析運動多的根源--階級鬥爭為綱和個人獨斷專行
胡甫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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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什麽建國後采取了一個又一個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建黨建國？我在學習反思中，覺得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一是黨和國家的體製是造成運動治黨和運動治國最根本的原因。我們一直號稱民主集中製，說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領導下的民主。實際是沒有民主，隻是專製集權。我們所謂的民主集中製的內容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全黨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事實上是要跟中央的核心（領袖）保持一致。中央的意誌應該來自全黨，上級的決策應該來自下級的實際，這卻不說了。集中領導下的民主，實際隻有集中，沒有民主。大搞群眾運動就是最大的民主，就是他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集中就是黨，黨就是領袖，你隻能聽黨的、聽領袖的話，不聽就是不聽指揮，不聽黨的話，就是反黨。所以他說民主隻是手段，隻是政體，不是目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黨代表大會應該是最高權力機構，但權卻集中到了國務院、中央委員會，而中央委員會又集中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又集中到常務委員會，常委又以核心、以第一把手為主。真正做到了大權獨攬。黨的八大決定的路線，核心很快就一腳踢開了。文化大革命時，什麽常委、什麽政治局、什麽中央委員會，他隨便用個文化革命小組就把它們替代了。個人集權製、領導職務終身製，再加上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幹部等級授權製和高幹的某些特權製。人們說我們是“官本位”體製，一方麵權力越來越集中，另一方麵對過分集中的權力又缺乏強有力的製衡和監督機製。沒有實行法治而是人治，不講法律手段而依靠政治運動的方法。沒有民主、沒有監督，各級第一把手都我行我素。怎能防止獨裁？怎能防止腐敗？怎能不隨便運動群眾？正像小平同誌說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因為強調集中，講究集權，便什麽都要統一思想，思想實際是不能限製也無法限製的，結果便是強製、行政命令了。胡喬木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一書中說：“小平同誌已經講了，黨內民主問題毛澤東沒有解決。”
二是革命成功掌握政權後，忘記了執政黨應是人民的公仆而變成管理人、統治人的主人了。驕傲了、以功臣自居了，忘記了繼續帶領人民革命，建設民主自由的新國家。革命時候曾高舉的民主自由旗幟，反對反動統治成功後，就認為完成任務丟棄了。思想上隻有無產階級專政，在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時候，已覺得無產階級專政不合適宜，便換了個名字叫人民民主專政。反正是隻有專政的意識，隻重保權，隻記住了《共產黨宣言》裏的上升為“統治階級”，而忘記了“爭得民主”；而忘記了在新社會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所以根本沒有民主法製建設的思想準備和實踐的行動。當然，記得最清楚的是《共產黨宣言》裏的“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因此要求大一統的思想，隻準輿論一律，隻能有無產階級思想，隻能興無滅資，隻能無產階級領導一切。每一次運動都是為了要用當局的某種統治思想去統一全黨全國的思想。群眾運動就是進行這種統治最好的工具。群眾運動說是把專政的職能交給群眾，美其名為群眾專政，是個偉大的創造，實際是在集權統治下的無法無天，這自然造成無緒、冤假、混亂。這是執政者自己亂自己。
三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無限擴大化，特別是以意識形態、以思想劃階級，把階級鬥爭擴大到黨內，把階級鬥爭延伸到共產主義實現前的整個過渡時期。即使政治運動已發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高峰，還說不止搞這一次，而是隔幾年就要來一次。他認為農民有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黨內也生長了資產階級，要盡快讓資產階級絕種，小生產者也絕種，他不但反對把新民主主義當作一個階段，要鞏固一段時間，也反對鞏固社會主義秩序，不認為現在的社會主義隻是初級階段，而要急於過渡到共產主義。他十分重視不斷革命論，這就必須不停地進行鬥爭。“一切為了鬥爭，鬥爭高於一切。”他的哲學都被概括為鬥爭哲學。而群眾運動就是最好的鬥爭形式。他不顧客觀規律，把主觀能動性誇大到隨心所欲。他不顧辯證法，偏激、絕對、片麵的斷語和口號滿天飛。他的階級鬥爭為綱，其實有許多鬥爭並不是階級鬥爭，而是政治誣陷，如對彭德懷、張聞天、吳晗、劉少奇等等，都不是階級鬥爭而硬被他叫做階級鬥爭運動的。
四是毛澤東有一套自己的獨特的管理幹部、統治幹部、整幹部的理論。毛澤東在反右時說過，“整”也是治病救人；他還認為幹部必須經常整，這叫做對待幹部的不斷革命論。曆來的政治運動矛頭都是向下，隻有文化大革命是矛頭向上。他認為不斷搞運動，可以讓幹部夾起尾巴做人，可以讓幹部不斷有新的任務在前頭，要驕傲也沒有時間驕傲，要驕傲也驕傲不起來。事實證明，用政治運動來解決幹群眾關係問題，解決官僚主義問題，也是花的力氣很大，收到的效果很小。他認為卑賤者最聰明，蔑視理性和秩序，把群眾的熱情和首創精神絕對化，認為群眾運動能解決一切問題。我們幾十年來並未建設好一套完善的稱得上社會主義的幹部管理製度，行政管理製度。實際是，隻有長官意誌，沒有正規的真正社會主義製度建設。
五是毛澤東在全國功績大、威信高，建國後就逐步位居領導集體之上，隨便批判、申斥領導集體的成員，形成一言堂。《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一書中說：“毛主席這位偉大的革命家，比較缺少充分寬容的美德。這是他跟許多同誌發生一些不愉快關係的因素……毛澤東同誌的自尊心過於強烈，很不容易接受哪怕現在看起來是比較委婉的批評，含蓄的批評，他覺得這是對他領導地位的挑戰，也是對他整個思想路線的挑戰。”有人說，毛澤東許許多多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談到他們同毛澤東私人的關係，主要是被他驅使和為他效力的上下級關係，他沒有情深誼厚的朋友。美國東亞研究中心院長柏克利(Mskerilyn)說，毛一生無一始終如一的朋友。在開展運動方麵，有時是他威信高，他一倡議，大家都讚成；有時是大家議決了什麽，請他最後批準；也有時是他提出一個意見，要政治局去作成決議；有相當多的情況是他一個批示或口頭上一個號召，大家便照著去貫徹了；像批彭德懷、發動文化大革命等，更是他一個人的意見逼著大家去幹的。所有這些政治運動，或者是他發動的，或者是他批準的，有的還是他一腳一手親自指揮的。這都是他左傾思想的主要實施領地。他不僅自比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還逐步生長了世界領袖狂。斯大林逝世前，他同斯大林的接觸中，已經了解一些斯大林的缺點和意見，沒有什麽要尊敬的了。斯大林死後，他眼裏更沒有什麽人了；對赫魯曉夫展開了一係列理論上和兩國兩黨關係上的論爭，認為理在自己方麵。因此毛澤東就自然感到他不僅是中國而且也是世界上無可爭議的領袖。從1963到1970年多次發表聲明，號召全世界人民支援美國黑人反美、支援越南南方人民、支援巴拿馬反美、支援日本人民反美、支援剛果（利）、多米尼加、支援馬丁·路德·金被害及支援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反美等等，都是以世界革命領袖姿態說話的，並且常常配合幾十萬、幾百萬的群眾大遊行示威。由於斯大林逝世之後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行為，使他特別敏感地注意會不會在身邊也睡著赫魯曉夫。王若水在《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說：“毛不能容忍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他需要個人崇拜。”毛澤東看到，斯大林那麽了不起的神，赫魯曉夫一個秘密報告，他就受到全世界指責唾罵，因此，也為自己的後世害怕。劉少奇及其一大批高級幹部都被他看成是赫魯曉夫一般的人物，所以他要不顧一切地打倒他們，以免死後被他們鞭屍。他還認為自己有了主宰一切的條件，他自以為在國際上，他和赫魯曉夫的論爭已占上風；在國內已經能夠說一不二，認為可以隨便運動群眾，他想要打倒的都可以任意打倒。王若水對毛澤東為什麽一錯再錯一直錯到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一個很精辟的分析：“毛澤東不是看不到自己的錯誤，而是不承認錯誤。大躍進、人民公社本是左的錯誤，為了證明沒錯，他發動了“反右傾”，為了證明反右傾、大躍進、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為了防止有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又發動了“批孔”“批《水滸》”、批鄧。就是說，為了證明第一個錯誤不是錯誤，他就去犯第二個錯誤，為了證明第二個錯誤不是錯誤，他就去犯第三個錯誤。這樣，越左越反右，越反右越左，惡性循環，越搞越亂，終於無法收拾。”毛澤東曾批評斯大林的獨斷專行，說要是在西方民主國家就不會發生。這批評倒也適合對他自己了。
對政治運動不斷，對大搞群眾運動，這個我們曾經進行的社會主義實踐，曾經被認為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法，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黨中央，已多次宣稱不再運用了。但它究竟不隻是執政的方式方法問題，不隻是施政做法問題，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使之成為我們的寶貴財產，還是非常需要、非常重要的事情。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反思課題，很值得我們思考、研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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