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6-09-02 作者：劉迪 是什麽能夠在一個貧窮落後國引爆工業革命，助其經濟騰飛？ 可惜，工業化的秘訣，至今無人知曉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沒說清楚，新古典增長理論也沒道明白，而今天占統治地位的製度經濟學則更難以自圓其說，用文一的話來說，製度經濟學是在“誤讀曆史、因果顛倒”。難怪，工業化的浪潮，盡管在無數落後經濟體不斷掀起，但除少數波峰能翻越貧窮的鴻溝，幸運到達高收入的彼岸，多數則是無聲退去，留下滿地狼藉。
“進口替代戰略”令人沮喪，“華盛頓共識”治國無方，“休克療法”誤人子弟，“顏色革命”更是病急亂投醫，致國家病入膏肓。今天，在全世界70億人口中消滅貧困，仍然是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可望而不可即的攻堅目標。但是，自鴉片戰爭起，170多年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與魄力向世人展示工業化的強大力量，盡管難免有些令人眼花繚亂。
學習醫科出身，然後去西方讀了哲學，而後卻在大洋彼岸開啟了他的經濟學人生———這就是文一。從語言，到邏輯，再至其對經濟學的理解，文一對於“中國工業革命”這個抽象得不能再抽象的命題的闡釋卻讓人耳目一新，然後欲罷不能。他以“發展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為世人縱向拉開“工業化”之路的沿途風景，並一路呼喊，遺忘“曆史”就無法將“經濟”那些事兒看得真切。
是什麽成就了中國經濟奇跡？記者把問題拋給文一，且聽他娓娓道來。
不該把中國發展奇跡當作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例外
文匯報：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說：“我可以在一星期內寫成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那麽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麽久，曆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情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跡”。您認為，這件“非常對”的事情是什麽？
文一：事實上，這是張五常先生向所有經濟學家提出的挑戰。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十分深刻，涉及麵很廣，所以我用了一整本書來回答。
長話短說，這件“非常對”的事情，就是中國自洋務運動一百多年來在黑暗和血風腥雨中苦苦求索，終於找到了在中國引爆工業革命的“秘訣”。而這個“秘訣”，資源更加豐富的非洲至今沒有找到，獨立時間更長、民主和金融製度更加“完善”的拉丁美洲也沒有找到，甚至與歐洲文明息息相通、工業基礎更加雄厚的東歐和俄羅斯也沒有找到。為什麽？ 因為迄今為止的西方經濟學也沒有弄清楚工業革命是什麽，怎樣才能讓它發生。所以美國加州大學著名經濟史學家克拉克才無可奈何地哀歎：“解釋工業革命仍是經濟史上的終極大獎。它到目前已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學者窮其一生，但總是無果而終。”
但是，今天的中國由於找到了工業革命的秘訣，才能在改革開放後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裏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和全球製造業中心，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才從饑荒連年的人均二三百美元提高到吃穿不愁、有車有房的七八千美元，才有底氣向全世界承諾“兩個一百年”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雄偉目標。
文匯報：今天中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績似乎無法用經院式的“黑板上”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來解釋。於是，它常常被解讀為人類經濟發展的一個特例或經濟學理論的例外。對於這種解讀，您認同嗎？
文一：對於這種觀點，我並不認同。中國有14億人口，56個民族，地理麵積近似甚至大過歐洲，把中國的發展奇跡當作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例外太可疑了。
中國道路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非凡的借鑒作用，因為它背後的“發展政治經濟學”邏輯與英國工業革命是息息相通、一以貫之的，隻是受“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洗腦的經濟學家們一直沒有意識到而已。
當前流行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還是新製度經濟學，不僅無力解釋中國的崛起，也無法解釋為什麽工業革命當年發生在英國，而不是政治製度更加開明、金融製度更加完善的荷蘭；無法解釋為什麽18-19世紀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製度比歐洲更發達的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無法解釋19世紀中後期德國和俄國在集權政治製度下的迅速崛起，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經濟改革的失敗，日本明治維新期間快速的工業化，20世紀60-80年代韓國的經濟起飛，新加坡獨立後的增長奇跡，21世紀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和利比亞的經濟停滯與持續的政治動蕩。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外有很多經濟學家，把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經濟成就簡單地歸結為是由於政府退出並讓位於市場經濟主宰的結果，因此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這是不對的和誤人子弟的。如果簡單地引進市場經濟有那麽靈光，為什麽采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多的東歐、引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快的俄羅斯、擁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徹底的很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沒有取得中國這樣的成功？ 難道菲律賓不比中國更早引入市場經濟？ 今天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搞了西式民主、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又如何呢？
問題的關鍵在於，教科書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不僅假設“市場”天然存在，而且隻看到了市場的積極作用，沒有看到市場的消極作用和巨大局限性，因此他們也不懂得市場發生積極作用的條件。
我的研究發現，沒有國家和政府的積極介入，支撐規模化生產的統一市場不可能存在，即便存在也無法發揮積極作用。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工業化成功，是因為除了不斷為本國企業積極 (用武力和殖民) 開辟世界市場以外，還有好多非市場力量在起作用。而這些創造統一市場付出的巨大社會成本和很多非市場力量恰好被經濟學教科書忽略了，因也恰好是那些盲目采納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中東以及東歐等國家沒有能夠崛起的原因。
中國經濟改革符合工業革命的內在邏輯和按順序進行市場創造的原則
文匯報：曾幾何時，在很多經濟學人眼中，西方經濟框架內，中國經濟或許算不上值得研究的內容。您個人最初的主攻方向似乎也並非中國經濟，是什麽把您的關注力拉到中國經濟上來？
文一：我以前不讀工業化曆史，不僅不重視中國經濟，甚至瞧不起中國經濟，以為中國沒有什麽值得信賴的數據讓我們這些西方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去套我們學到的、別人發明的模型。
我當年也認為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不過是引進了市場經濟的結果，沒有什麽了不起，而且長期嫌中國搞市場經濟的步子太慢，不假思索地認為如果中國能夠全麵西化，徹底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去監管化，那麽中國還可以增長得更快。與很多同行一樣，我也長期認為中國的很多問題，比如商業欺詐、假冒偽劣產品、道德淪喪、環境破壞、貪汙腐敗等等應歸因於中國特有的政治體製。
後來，通過閱讀曆史我才發現，這些社會亂象在當年的大英帝國、歐洲、美國、日本等殖民主義國家工業化時期都長期泛濫過，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也認識到這些國家當年在工業化時期都不是民主製，而都是在完成工業化進入福利社會後，才開始逐步實現普選民主的。為什麽會這樣呢？ 這是促成我的思想轉變的一個關鍵因素。
另外一個因素或契機，是清華大學希望我開一門中國經濟的課。我當時自認為很擅長講西方經濟學理論，瞧不起數據不全的中國經濟，覺得沒有什麽可講的。但是正是通過講這門課，讓我開始認真思索中國經濟發展軌跡和發展經濟學的一般性問題，思想開始發生轉變，促使我進一步閱讀工業革命史，最後才形成了個人對於中國工業革命的一些理解。
文匯報：在 《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 一書中，您反複強調：工業革命具有按照市場大小和發展階段逐步展開的“胚胎發育”式的產業結構上升邏輯。一個經濟體的崛起勢必遵循一定的工業化順序嗎？
文一：我認為是的。邏輯很簡單：一個國家之所以貧窮，無非是它沒有能力用規模化的生產方式來生產必須生活品，比如包裝食品、衣服、住房、家庭用具、通訊與交通工具等等。因此這些國家的老百姓隻能像中國解放前一樣，靠進口洋火、洋布、洋油過日子，日無三分飽，衣不蔽體，簷不遮雨，縱然有石油卻無法開采，有煤礦卻無力挖掘，有稀土金屬卻不知道用途。因此規模化生產是唯一脫貧之道。但是用規模化方式來生產日用消費品，也同時要求以規模化方式生產所有中間產品，包括原材料、機器和運輸網絡等。問題在於，水泥、鋼鐵、機器和運輸工具屬於重工業，是為輕工業服務的。因此如果沒有輕工業這個大市場，這些重工
業是無法盈利和自負盈虧的。
要建立輕工消費品這個大市場，不僅需要大量勞動力能夠離開農村，還需要龐大的商業運輸網絡，這些東西在一個一窮二白、隻有泥濘田間小路、由自給自足的分散農戶組成的農業國是不具備且負擔不起的。
建立規模化重工業首先需要建立規模化輕工業，而建立規模化輕工業還首先需要一個大的輕工業產品市場，從而規模化生產出來的產品能夠及時輸送和賣掉。
這個市場條件哪裏來？ 這樣一步一步往前推，你就會發現初步提高農民的生產力和購買力並建立簡單分銷網絡 (小商鋪等) 是必須的。而這就需要首先使農產品商業化，讓農民能夠在業餘時間生產哪怕原始的製造品和手工產品，並通過市場交換來提高收入、生產率和市場競爭，然後由基於簡單勞動分工的鄉村工業和政府修路 (以及招商引資) 來逐步建立和培育輕工業消費品的大市場，再以此為依托逐步培育和建立重工業品的大市場。而這正好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走過的道路。這其實也是當年大英帝國和所有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走過的道路，即先從農產品商業化和原始鄉村工業開始，由重商主義政府和皇室主導為本國農民和手工業者開辟統一國內市場和營銷網絡，包括修建運河和道路，還通過武裝貿易和海外殖民為本國製造業產品創造全球市場。這才刺激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以及機器的出現、發明和采用，然後才引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
所以，好多靠城市和重工業開啟工業化進程的國家 (比如晚清的洋務運動、新中國的計劃經濟時期、獨立後的印度和拉美國家等等)，都缺乏持續增長的後勁，陷入財政困境，最後走向失敗。而那些成功完成工業化的國家，都不是以重工業開始的 (比如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韓國等)。哪怕像新加坡和香港這樣的小國和地區最早也是靠為發達國家生產手工業品和勞動密集型輕工產品發家的，而不是一開始就搞什麽現代金融和房地產，或從事醫藥化工和軟件開發。一句話，規模化生產需要規模化市場，而這個市場必須是由小到大，由簡到繁，由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逐步創造出來。
文匯報：1978年至1988年的十年間，中國農村的工業品產量增長了整整15倍。這與盧卡斯(Lucas，2003)和麥克洛斯基(McCloskey,2010) 所說的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200多年間世界人均收入的驚人和神秘增長是同樣巨大的，中國在沒有破壞糧食安全的情況下成功地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中國是如何做到的?
文一：建國以後中國政府長期致力於擺脫貧困，實現糧食自給和四個現代化。但是雖然建成了一個基本完善的重工業體係，1978年中國農民人均收入還不到60元一年，不僅購買力低下，而且農業產量仍然極大地受製於天災和洪澇，糧食安全沒有獲得基本保障。別說農村，就連城市裏的基本日常消費品和農產品也要靠票證定量供應，處於世界銀行定義的貧困線以下。這是因為國家忽視了“按順序創造市場”以及“勞動分工受限於市場規模”這一原理，沒有注重培育更加基礎的鄉村企業和民間工商業，並以國家的名義去為鄉鎮企業產品開辟和創造全球市場。
改革開放時期開始繁榮的鄉鎮企業其實最早是建國後通過農村合作化運動搞起來的社隊企業，但是這些社隊企業不允許從事商品交換，因此無法培育市場並通過市場競爭獲得壯大的機會。這裏需要強調中國改革的順序：沒有像俄羅斯那樣，從重工業和金融業開始搞私有化，而是從農村開始，從鼓勵鄉鎮企業開始，這就恰好符合了工業革命的內在邏輯和按順序進行市場創造的原則。而且請注意，我們也沒有搞土地私有化。如果當年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像前蘇聯一樣從自然資源和國企私有化與金融市場化開始，必遭慘敗，再次葬送中國崛起的大好前程和曆史性機遇。
農村商品經濟一旦興起，糧食自給就不是問題，進一步的改革和工業化，包括後來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就有了保障。同時不能忘記，80年代農村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也依賴於建國初期建立起來的三個有利條件：其一，農村極大的社會穩定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信任，否則鄉鎮企業不會在中華大地上鋪天蓋地順利興起 (要不然為什麽鄉村工業沒有在私有產權發達但是強盜土匪當道的晚清和民國時期繁榮昌盛？)；其二，農村大量的水利設施和道路建設，這大大降低了改革開放時期農村商品經濟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三，公共土地所有製和農村信用社網絡，這使得鄉鎮企業的籌建和集資成本大大降低，並促使鄉鎮企業初期原始積累的資金主要用於積累而不是私人消費。
一個國家的工業化是國家意誌的產物
文匯報：經濟史學家貝克特(SvenBeckert)在他關於世界各國棉紡產業興衰史的近著裏指出：“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使其有能力在法律、行政管理、基礎設施和軍事方麵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領域，工業化簡直是不可想象的”。“國家能力”為何如此重要?
文一：在我看來，一個國家的工業化不可能是小農經濟在自發的自由市場經濟下的產物，而是國家意誌的產物。至少有這麽幾個原因：
其一，工業化需要安全穩定的國內統一大市場和世界市場，這個東西，私人力量根本無法創造，隻有靠強大國家機器與民間的協作。其二，市場本身既具有建設力量也具有破壞力量，因為它是貪婪、自私的，可以不擇手段地謀求私人利益，從而可能損害他人利益並破壞國家利益，因此需要在一個嚴格的監管和嚴厲的懲罰體係下才能有效運作。但是這個監管成本十分高昂，靠私人執法不可能有效，因此必須靠國家機器和政府。其三，與此相關，在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頻繁的欺詐、勞工糾紛和以大欺小的工商運作隻有通過政府幹預、立法、執法才能夠解決。其四，工業化是一個動態係統工程，需要整個社會各階層利益不斷的協調和合力。而規模化大生產和工商活動具有十分強大的正麵外部性和規模效應，同時又具有極高的固定成本，因此通過政府提攜和財政補貼才能夠更快更好地建立起來。比如每根木材都具有燃燒性質，但是單個很難燃燒，隻有把他們用一種合理的結構搭碰在一起，並適時合理翻動重新組合才能夠熊熊燃燒。集體合作的力量遠遠大過個體力量之和。這就是為什麽城市規模、地方上的工業園區和產業聚集區具有很高經濟效益的原因。其五，工業化需要不斷的技術升級和大量的公共品才能夠實現，比如國防和各種基礎設施建設等等。及時抓住技術升級的機會並提供所需公共品是一個有為政府的特征。其六，在開放經濟的情況下，吸引國外投資的信譽隻能靠政府擔保。最後，市場隻是配置資源的一種方式，社會管理、倫理道德、精神文明等等都得依靠集體的力量。因此，缺乏強有力的、一心一意謀發展的重商主義政府和正確的發展戰略與產業政策，正是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中東地區還有東歐地區很多國家經濟發展疲軟、工業化失敗的原因。
文匯報：製度學派認為，中國迄今以來的快速發展和奇跡般的增長並非由於創新所致，而是初始條件落後和複製發達經濟體技術的“後發優勢”帶來的。然而，數據顯示，1999年至2009年期間，中國的專利申請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2013年，中國遞交的專利申請占世界專利申請總數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