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櫟楓：中國的第三次移民潮
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前，由於受製於當時的政治體製以及特殊的國際政治環境，除了一些偷渡者之外，每年移居境外的人數可謂微乎其微，而所謂的偷渡者也大多是偷渡至香港、澳門。
而改革開放後短短的30多年間，卻出現了三次移居海外的移民潮。前兩次的移民潮，即上世紀70年代末國門打開諸多有海外關係者紛紛出國團聚以及80 年代的技術移民。而2010年左右出現了第三次移民潮，與前兩次不同的是，移民的主體是技術精英及財富精英，且主要移居地為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
據媒體報道，中國擁有資產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的富人中30%已經移居海外，尚有47%左右準備移民；而2008年加拿大批準的投資移民為1萬宗，其中70%來自中國。這可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移民潮了。
如果說前兩次移民潮，無論是移民數量還是“含金量”，都不足以對中國產生什麽影響的話，那麽，第三次移民潮不僅數量大，而且主體多為技術和財富方麵的精英，肯定會對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層麵產生相當的影響。
英國人口學家拉芬斯泰因（E.G. Ravenstein）曾提出過國際上人口“遷移法則”概念，即“推－拉”效應。他認為人口遷移是遷出國推力（或曰排斥力）與移入國拉力（或曰吸引力）共 同作用的結果，即移出國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造成生存和就業上的壓力形成推力，而移入國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形成拉力。換言之，經濟因素是造成人口 遷移的主要原因。
然而，對中國移民潮稍加分析可知，經濟因素似乎並不是主要原因。多數專家分析的結果是，中國人移居國外的主要原因涉及子女的教育、生存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以及財富安全等方麵的問題。
的確，長期以來中國的應試教育模式為社會各界所詬病，中小學生學習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為了升學，就要死記硬背書本以應付考試，而不是著眼於學習知識、技能以獲得報效社會的才能。
這已經成了中國教育的死穴，極端不利孩子的成長。筆者在加拿大詢問過很多華裔新移民，不少人就是為了孩子的未來成長而移民的。而觀察加拿大的中小學 生，從未發現他們像中國孩子那樣感受到考試的壓力。近年來更多的中國孩子高中畢業後直接赴海外留學，而終極目的是畢業後在國外求職。
據加拿大國際教育署公布的最新數據，2014年至2015年度在加拿大注冊的中國學生為11.08萬人，占加拿大全部國際學生的33%。
再者，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發展雖然推高了國內生產總值（GDP），但低端製造業的快速發展卻造成了自然環境的急劇惡化，進而對人們的健康造成了危害。 而筆者在《中國社會怎麽了？》（刊登於2016年3月12日《聯合早報·天下事》）一文中，提及中國社會人文環境的惡化，正是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惡化促 使人們選擇加拿大、澳洲等更優越的生存環境。
就本人的切身體會，加拿大在自然環境、食品安全以及社會治安等方麵，確實遠遠優於中國，這就使得一些人選擇移民海外。
再其次，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造就了大量富人，也推動了國家的發展。但近年來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資源配置及政府服務等諸多 方麵，難以享受與國有企業同等待遇，融資難融資貴、稅務負擔加重、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的不作為、亂作為等等，都嚴重影響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甚至威脅到民 間投資的安全。
這就造成一些民營企業家遠走他國，導致民間投資持續下滑。據官方公布的數據，今年前五個月全國民間投資增速已跌至3.9%，而去年則為10.1%。這一狀況也引起了中國國務院的高度警惕，以致最近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的主體隻有一個，即研究民間投資問題。這是異常罕見的。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出現的偷渡客數量不大，隻是使國家的麵子不好看，但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極小。而現在移民潮的主力乃是技術精英和財富精英，且 數量較大，流走的不僅是技術人才、商業精英，更是技術與財富，何況還會對國人產生連鎖的心理效應，這顯然會對國家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顯然，要想阻止這種對國家發展的不利影響，不是靠行政措施能夠解決的，必須認真分析造成移民潮的深層次原因，更重要的是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
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實屬不易。比如，從政策層麵切實改善民營企業的發展與投資環境或許可以很快見效，進而留住財富精英，但要改善生態環境與人文環境絕非易事，改革中國的教育體製，使父母放心讓孩子在國內接受良好的優質教育，使之成為有用之材更是長遠之事。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執政黨與政府應采取實際行動，而不僅僅是口號，而是通過認真的政治改革，使國人深深熱愛自己的國家，願意留在祖居的土地上為祖國的發展奉獻自己的心智與力量。
作者是前中國電子科技大學教授
現為加拿大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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