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階層固化比貧富差距更傷害國家
7月6日，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在廣東省宣傳部主辦的 “嶺南大講壇·文化論壇”，以“改革開放三十餘年的思考”為主題發表關於社會改革的演講。周瑞金稱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實現了從半封閉到開放等三大 社會經濟轉型，同時，轉型期也伴隨著各種新矛盾的產生，比如階層固化比貧富差距對國家的傷害更嚴重。周瑞金指出新矛盾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基層權力失控，群 體事件頻發，社會亂象增多等。
在這一背景下，周瑞金提出未來社會改革的方向應該是從製度層麵解決教育、醫療、分配、住房等七大民生問題；建立一個橄欖型社會結構，增加中產階級比重；同時，努力營造官民共治的公民社會。周瑞金表示，加強以改善民生為目標的社會建設，應該是中國改革的巨大紅利所在。
周瑞金，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1962年從複旦大學新聞係畢業分配到《解放日報》，曆任評論員、評論部副主任、主任、副總編輯、黨委書記。1991年以“皇甫平”的筆名，主持撰寫《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評論文章，引起廣泛反響。
以下為演講實錄
大家早上好！很高興能夠來到“嶺南大講壇·文化論壇”同廣東的朋友們就改革課題進行交流、切磋。5年前，也就是2008年，當時紀念改革開 放30周年的時候，我也來到嶺南，專門做了一個題為《思考改革開放30年，以解放思想是改革開放和科學發展的火車頭》的演講。因為當時正好是汪洋書記剛到 廣東主政，他一到廣東就提出要發動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要殺出一條深化改革科學發展的新路來。5年後，今年我非常榮幸又能夠來到嶺南大講壇，準備以社會 改革作為主題跟大家進行交流。
為什麽提出社會改革的目標這一問題？因為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論述了在改善民生和管理創新中要加強社會建設，推進社會體製的改革，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管理體係。它是用專門一章來進行論述的。
2011年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定其實已經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問題，但由於意見分歧，難以統一，沒有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界定。時 隔一年，在十八大報告裏麵就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了概括，提出24個字，分三個層次：從國家的層次提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8個字；從社會的層麵提 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8個字；從公民的要求層次提出愛國、敬業、誠信、友善8個字。
因此，今天要加快推進社會體製改革，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管理體係，就要加強以改善民生為目標的社會建設，這應該是中國改革的巨大紅利所 在。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社會層麵的要求，建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應該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我講社會體製改革的主體目標就是按照社 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社會層次提出的要求。
2011年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總提出社會管理創新的問題，對此怎麽理解？社會管理創新實際上就是社會體製的改革，下麵就圍繞這一問題來闡述我對中央精神的理解。
一、社會改革的背景：改革開放三十年實現三大社會經濟轉型
今年是改革開放35周年，也是十八大以後黨和國家新領導集體的開局之年，全國和全世界都非常關注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這35年改革開放經過裂層，我把它概括為三個十年。
第一個十年開始於1978年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目標，1979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元年。從1979年至1989年這十年的改革是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主要目標。
第一個十年中召開兩次重要的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的十二大和十三大。當時就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十二大開幕詞中小平同誌就提出來，接著又通過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製改革，突破原來設定的框架，小平同誌稱它為新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十三大更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這是指導整個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論，而且在十三大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同時明確黨政分開是政治體製改革的重點內容，並在十三大報告做了專章論述。
從1990年開始到1991年，小平同誌一直找中央領導同誌談，要推動改革開放，他在1990年就建議開發上海浦東，豎起新時期改革開放的 旗幟。他認為原來在廣東的深圳、珠海和汕頭三個特區，加之廈門特區，在新的發展階段已經不夠，一定要開發上海的浦東，在更高的起點上實現對外開放、推進改 革。
1991年他到上海過春節，和平常過春節不一樣，他經常到外麵的工廠、公司參觀，然後發表談話，講了很多關於改革開放的談話。我當時在主持 上海《解放日報》，從1991年春節開始連續發表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這四篇文章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來，當時引起了極大的震動。“皇甫平”四篇文 章充分肯定80年代這十年的改革，而且又進一步提出改革開放的新思路，就是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小平同誌多次提出要發展市場經濟，開放的意識還要 強一點。
小平同誌作為一名偉大的政治家，他知道怎麽選擇最重要的政治時機發表他的意見，這就是1992年春天的南巡。1992年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要做好十四大政治報告主題的討論和安排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人事候選人，就在這個非常關鍵的政治時刻，小平同誌南巡了。
小平南巡最後整理發表的文件和文章，第一次講話是在武昌，第二次是在深圳，第三次是在珠海，第四次是在上海，他到這四個地方南巡講話。實際 上小平同誌南巡不隻是到過這四個地方，而是到了8、9個地方，但是停下來休憩的隻有三個地方，一個是深圳，一個是珠海，一個是上海，其他地方都是路過。
那為什麽唯獨把武昌放在最前麵？小平同誌南巡時，給經過的各地領導都發過一個通知，“不叫不到”，小平同誌沒有召喚不要到。小平同誌主要是 到南方休憩，要保證他休憩。小平1月17號晚上9點鍾從北京火車站出發，第二天9點多鍾，在武昌停下來要加油加水，停留的時間隻有29分鍾，當時小平同誌 下車在站台上走來走去休憩。
這時小平突然聽到匯報，說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省長郭樹言、武漢市委書記錢運錄就在後麵休息室等著，問小平同誌要不要見一下。小平同誌講可 以，結果他們三個領導才見到了小平同誌，就在火車站，也沒有進休息室。就在不到20分鍾的時間裏，小平同誌把南巡要講的主要內容全部給他們講了，說“中國 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誰不改革開放誰就下台”，而且，最後要離開的時候又講“你們要把我這個話整理送給黨中央”。
他們三個領導沒有任何思想準備，也沒有帶錄音機，就臨時湊在一起回憶整理了一份小平同誌在武昌火車站的講話。講話記錄送達中央，引起中央領 導的高度重視。後來小平同誌到深圳、珠海住下來，都有完整的記錄，旁邊有錄音，講話都整理出來。因此，武昌的講話雖然時間短，也不是正式的談話，但是很重 要的，所以南巡談話放在第一位的就是武昌。這一下子就興起新的思想解放運動，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
進入新的第二個十年階段，就是從1992年至2002年。我認為這十年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階段。小平同誌提出要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作為經濟體製改革的主要目標，在這十年裏，也就是在江澤民、朱鎔基主政的時期，基本完成了初步的市場經濟體製架構。
朱鎔基同誌1994年出台六大改革，企業製度改革、財稅製度改革、金融體製改革、投資體製改革、住房製度改革和物價製度改革，把市場經濟全麵改革帶動起來，突破姓社姓資觀念的阻撓，並且馬上展開。這十年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十年，而且思想取得很大突破。
第二個十年同樣有兩次重要的黨代表大會，也就是十四大、十五大。十四大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確立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十四大另外一個重 大的工作就是真正建立黨和國家領導人交接班的製度化、程序化，1989年10月召開十三屆五中全會,江澤民成為軍委主席，鄧小平完全退下來。小平同誌是偉 大的政治家，這是為了保證第二代領導核心和第三代領導核心順利的交替，該舉措也是從十四大開始，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體製改革中是一個標誌性事情。十六大交 接班，再到十八大交接班，基本上就按照小平同誌定下的規矩推進。
當然，到十五大，思想進一步解放，通過所有製討論決定姓社姓資的問題，確定私有製、民營私有製和外資私有製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突 破股份製是私有製的觀念，隻要公有製成分占主要成分也是公有製，因此，所有製資產有了很大突破。這是十五大的思想解放，是接著十四大提出的市場經濟進一步 搞的。
進入第三個十年，2002年至2012年，是改革的第三個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以全麵的開放促進內部的改革，使經濟的發展走向快車道。中 國決定加入WTO，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當時也需要巨大的勇氣，原來很多人擔心，好象帝國主義要進行經濟、文化侵略，影響中國的意識形態。加入WTO後中國 按照世界的規則清理中國內部的各種法律，清理1000多條，大大推進改革。這十年經濟發展很快，2012年經濟總量是2002年的四倍，原來是12萬億， 去年到了50幾萬億，加快社會經濟的轉型。當然，其中也帶來很多問題。
在第三個十年，從2004年開始至2006年，國家發生第三次關於改革的大爭論。中國關於改革開放的爭論：一次是1982年至1984 年，1984年通過市場經濟體製決定統一了思想，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第二場爭論是1989-1992年，關於姓社姓資的爭論；第三場爭論就是這一次。
2004年郎鹹平帶頭開始對國有企業改革進行全麵攻擊，也涉及教育、住房、醫療衛生的改革，他認為改革全麵失敗，後來很多有名的經濟學家都 加入爭論，當時興起一個批判新自由主義運動（編者注：2004年郎鹹平發表《批判主導中國產權改革新自由主義學派》一文，與其他學者一起發起批判新自由主 義的運動）。我看當時主流媒體都沒有人出來講話，中央領導也沒有人講話，爭論持續兩年時間，任其攻擊。當時一些對改革開放做出貢獻的經濟學家，包括吳敬 璉、張瑞敏、周其仁一大批人受到攻擊。
我在這種情況下就寫了一篇《改革不可動搖》，2006年1月份發表。我承認當前存在很多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發生不是市場化改革導致的，恰 恰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沒有真正按照市場化改革建規立製。很多問題的產生是權力得不到規範，處在半市場半統治的經濟情況下所致，怎麽能怪市場化改革？同 時，政府沒有真正從第一線抓經濟的政府轉到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的政府上來，所以產生了“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端起碗來吃肉”就是通過先前的改 革開放解決了溫飽問題，大家都有肉吃了。但是為什麽“放下筷子罵娘”呢？罵的是公共收入不到位，買不起住房，看不起病，讀不起書，社會建設滯後，社會治安 混亂，社會公共產品沒有平等、合理的分配，群眾對此不滿，所以才“放下筷子罵娘”。因此，要從政府角度推進改革，加強社會建設，解決民生問題，不要一味追 求GDP的增長。這也就是提出科學發展觀，建立和諧社會理論的背景。
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現在中國GDP總量處在世界第二位，2012年GDP達到8.34萬億美元，日本隻有5.96萬億美元，美國去年達 到16.67萬億美元，是中國的一倍。中國人均GDP也在上升，去年達到6100美元，原來小平同誌預計到本世紀中葉，也就是建國100周年的時候，才能 夠達到人均4000美元，其實4000美元的指標在2010年就達到，提前40年。
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實現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從半封閉的社會向開放的社會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向充滿活力 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型。這三大轉型使中國走上現代化、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的發展軌道。同時，經濟體製、政治體製、文化體製和社會體製相應地發生 了深刻的變化。
二、社會轉型的新矛盾：基層權力失控，群體事件和社會亂象增多
在這35年內，伴隨三大社會和經濟體製轉型，中國也付出代價，5000萬工人下崗再就業，6000萬農民失去土地，2億多農民工在城市與農 村間流動。在這一情況下，全國政治和社會還能保持基本穩定，是很不容易的。歐美國家在社會轉型中，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 經過兩三百年的革命、戰爭、侵略和掠奪才實現。中國在30幾年能夠實現轉型，應該說是非常不容易。
同時，也遇到了各種危機、災難的衝擊。如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1998年中國長江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機、2008年南方冰雪災 害、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機、2010年玉樹大地震、2011年長江中下遊特大幹旱、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近幾年來，基本是在嚴重的 自然災害和經濟危機中走過來。
因此，改革開放在一個有十三億人口的大國，顯示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戰勝各種災害風險的巨大威力。改革進程中總體基本穩定，很不容易。
但是，社會經濟轉型期也麵臨諸多問題，我概括為下麵幾點：
一是貧富差距拉大。這個大家講了很多，我不具體講。
二是社會事業嚴重滯後。民生問題突顯出來，特別是市場經濟所必然要求的社會保障製度，至今沒有建立起來。對諸如就業難、上學難、看病貴、住房貴、治安亂等民生問題，民眾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醫療、住房稱為“新三座大山”。
三是發展方式粗放帶來的生態遭到破壞，環境被汙染。特別是空氣、水資源汙染嚴重，食品衛生存在的問題更 多。這些年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汙染，帶來能源、材料、資源浪費嚴重，造成的生態破壞更是需要花幾代人力物力財力去彌補。特別是今年召開全國“兩會”的時 候，北京有嚴重的霧霾，有人調侃，在北京可以免費吸煙；上海黃埔江漂流著萬頭死豬，老百姓調侃說在上海打開水龍頭就能免費喝到排骨湯。
四是權力和社會腐敗嚴重。這裏我特別強調賣官買官盛行，導致吏治腐敗，影響很惡劣。
另外，腐敗蔓延到法院和檢察院，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到各地法院、檢察院，不少法官、檢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鍋端”。法院和司法的腐敗 在歐美法治國家很少有，美國立國200多年隻有40起，新加坡從獨立以來幾十年沒有一個法官犯案。因為司法是社會的良心，是民眾要申請社會公正、公道的最 後一道門檻，希望得到公正判決，民眾最後希望的一道代表社會公正的機關也腐敗了，這是最傷老百姓心的。
還有就是輿論的腐敗，媒體是監督公權力的有力工具。我國媒體不但喪失了輿論監督的功能，而且還被資本腐蝕，產生腐敗現象。我國的腐敗現象，一個是吏治腐敗，一個是司法腐敗，一個是輿論腐敗，顯然比經濟領域腐敗更嚴重，是與政治體製弊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是體製性的腐敗，值得引起關注。
在轉型期由於腐敗就形成一種特殊利益集團。這些年的改革由於政治體製存在問題，導致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 勾結，形成特殊利益集團，使階層出現“世襲”，造成官二代、富二代和貧二代、農二代的利益固化。這種社會階層的分化對立日益嚴重，造成草根階層失去向上流 動的可能、中等收入階層產生嚴重的被剝奪感、新富階層則出現嚴重的移民傾向。
我認為階層的固化比貧富差距對國家的傷害更嚴重。所以，習近平總書記今年沿著小平同誌南巡道路走的時候，講了一句很深刻的話，“我們要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和利益固化的藩籬”，這句話說明中央新的領導很了解今天改革存在的利益固化現象。
由上麵這四個問題帶來的第五個問題，就是社會彌漫著浮躁情緒和不滿情緒，幸福感減弱，失落感增加，道德感衰落。多 年積累的不滿、懷疑、怨恨，到了釋放期，一方麵督促當局推進改革；另一方麵，也越來越不信任當局，越來越偏激，越來越不耐煩。這就導致民粹主義思潮興起， 仇官、仇富、仇警情緒到處宣泄，追求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成為社會普遍現象。金錢至上的觀念泛濫，奢靡之風頻吹，人的信仰、價值觀衰變，各種欲 望不斷膨脹，人文精神愈發失落。
這也就是中國現在麵對的社會問題和轉型期陷阱。概括起來講，中國今天麵臨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這是小平同誌在1993年對他的弟弟鄧墾談話 時提出來的，他認為解決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比解決發展問題更難，要采取各種方法，特別是分配問題，如果財富長期向少數人集中，就會產生大問題，鄧小平在 1993年就預見到中國今天存在的情況。
教育界同誌聽了我講社會問題以後，特別跟我講要加一條教育腐敗，教育腐敗不比輿論腐敗差。
社會經濟轉型時積累的矛盾和問題給社會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基層權力失控，社會群體性事件增加。據中國 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3年《社會藍皮書》統計，近年來，我國每年因各種社會矛盾而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多達數萬起甚至十餘萬起，2012年的情況也不容樂 觀。群體性事件形成的原因，以征地拆遷衝突、環境汙染衝突和勞動爭議為主，征地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占50%左右，是最厲害的；環境汙染和勞動爭議引發的 群體性事件占30%左右；其他社會矛盾引發的群體事件占20%左右。
群體性事件基本上有三種：一個是維權型群體事件；一個是泄憤型群體事件；一個是騷亂型群體事件。
1、維權型群體事件
從農民抗稅費到抗“圈地”，土地是集體的，結果集體的就變成政府的，所有農地都被政府征收和征用。這幾十年中國搞城鎮化，從農民土地中得到 多少錢？據經濟學家吳敬璉的統計是30萬億（編者注：吳敬璉在2013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演講時發表這一觀點。）。各級政府很有錢，能夠造高樓大廈、改造 城市，很多是從農民土地中得到利益。我剛才講了，6000萬農民失掉土地，而給大家的補償沒有多少錢。現在成功的例子，比如上海將農民用地作為資本和公司 一起開發，農民成為股東，不但能夠得到補償費，還能夠長期得到公司的利潤保障，最近引起高層重視，很多地方都采取這一方式，在農民土地開發時把農民變成股 東方，把農地作為資本來投資，這樣能夠真正解決農民的問題。
社會的維權事件很多，比較典型的就是江西錢明奇案，最後走到實施爆炸的地步。他上訪10年，打官司全部失敗，自己的兩處房子被拆遷，都是得 到很微薄的補償。搞得他走投無路，又沒有得到解決，這樣一個57歲的農民，為得到社會的支持和同情，學會電腦，學會手機上網，還能夠發微博、博客求援，結 果也沒有得到社會的回信。後來在他爆炸身亡以後，閭丘露薇突然在他博客上看到錢明奇轉過她的貼子，她說感到心一陣的寒冷。
2、泄憤型群體事件
泄憤型事件典型的不是為了利益，完全是出於對社會的不滿，一時發泄出來造成群體事件。比較典型的是2009年6月湖北石首事件，一個廚師跳 樓死亡，警察要把他的屍體拉走，老百姓不準，認為廚師的死亡有蹊蹺，一下圍起來7萬人把警察的車燒掉、推翻，衝公安局和當地政府。一個廚師和鬧事的人沒有 任何利益關係，也沒有任何關係，就是一種泄憤，大家平時對政府和警察已經很不滿，隻要一點火星，爆出來以後群眾就鬧起來，這幾年泄憤型的事件發生得也不 少。這種泄憤型事件沒有組織動員，來得快去得也快，而且，這種群體事件不講規則底線，打砸搶燒行為隨意爆發出來。2009年海南東方事件、四川南充事件都 屬此種類型。
3、騷亂型群體事件
民眾對政府不滿，對警察機關不滿，衝擊公權力機構，還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騷亂型群體事件，像2008年9月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的騷亂，不但把把政府公權力機構砸了，也把當地超市搶光，超市與事件毫無關係。
還有一種政治性群體事件的騷亂，2008年“3.12”拉薩事件和2009年“7.5”烏魯木齊事件。恐怖襲擊活動也屬於騷亂型。
同時，社會中的一些亂象也出現。有人把它概括為“二十多現象”：即1、交通事故多；2、詐騙綁架多；3、偷盜搶劫多；4、拐賣婦女兒童 多；5、工傷與職業病多；6、賣淫嫖娼多；7、賭博行為多；8、行賄腐敗多；9、買官賣官多；10、製假售假多；11、食品安全問題多；12、買房困難 多；13、殘疾人群多；14、討錢要飯多；15、農村留守兒童多；16、孤寡老人多；17、吸毒販毒多；18、精神病患者多；19、年輕人自殺多；20、 全國各地信訪抗議多。這也是社會中存在的。
近年來，在社會群體事件頻發、社會亂象多多的情況下，一些官員法治觀念淡薄，不依法行政，甚至無法無天，將自己淩駕於法治之上。有官員的親屬，有相當一級權力的領導幹部，把公權力“私有化”、公務員“家丁化”，對國家和中國共產黨的形象造成很大負麵影響.
如何加強法治，如何深化政治體製、經濟體製、社會體製、文化體製全方位的改革，對此應當更具緊迫感和責任感來思考這些問題。
三、社會改革任務：解決七大民生問題、建設橄欖型社會和公民社會
剛才講的都是背景材料，十八大報告強調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到廣東考察，發出強烈的信號，表明中央敢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決心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麵對社會轉型期的各種新矛盾、新問題，從十八大報告看到全黨已經形成共識，要加快社會體製改革，主要解決三個方麵的任務：一是建立城鄉一致 有效的社會保障體製；二是要推進城鎮化，改變國家的社會結構；三是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會。所以，要向建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前進，首先這三個改 革一定要推進。
第一，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係，從製度層麵解決七大民生問題。首先要把民生問題安撫下來，要解決好。
1、建立完善的現代化國民教育體係，在教育上體現機會的公平。要讓孩子同樣享受，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充分保證，在教育的起跑線上要公平。
2、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係，完善社會救助體係和福利製度。包括失業保險、養老保險、工傷保險、社會貧窮救助，特別是子女救助。最 近發生很多孩子死在家裏的事件，看了很慘，比如南京兩個孩子就餓死在家，父親坐牢，母親吸毒失蹤。所以，這給我們敲警鍾，已經不止發生一次。
3、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健全人力資源市場，努力構建和諧勞動關係。就業戰略非常重要，中國開 始是以創業來帶動就業，這兩年以來創業精神減弱，大家都向公務員道路上奔走，這種現象很值得警惕。最近我查了世界上以公務員作為最高追求的數據，沒有一個 國家是這樣，美國大學畢業生報考公務員的隻有3%左右，法國5%點幾，新加坡隻有1%點幾，日本第53位職業追求才是公務員，英國把公務員列在20個最可 惡的職業中。而中國今天76%的大學生去追求公務員道路，俄羅斯梅德韋傑夫講了一句話，當然，他不一定是針對中國的，“如果說我們的大學畢業生都考公務員 的話，說明這個國家的政府腐敗到什麽程度。”所以，就業戰略應該作為重點解決。
4、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一定要按照“兩個同步”（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和“兩個比重”（提 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來實現“兩個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 平）。十八大提出“兩個同步”、“兩個比重”、“兩個公平”，就是想建立一個國民收入分配的新製度，特別是向居民傾斜的製度。
我曾經講過如何解放思想，當時概括了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就是突破 思想觀念的障礙要從意識形態、姓社姓資的問題開始，從觀念上突破國民收入分配、利益分配等問題。多年來總認為要利用財政收入途徑發展經濟，很少有思想觀念 認為增加的財政都拿出來解決民生問題，為老百姓造保障房，為老百姓讀書、醫療多花錢。國民收入分配到底向哪傾斜，是要解放思想的。我們始終認為發展經濟才 是大家的根本利益，長期以來就是這個觀念，如果把錢拿過來搞教育，搞醫療，多搞一點民生，也是眼前利益，思想觀念確實要更新。
來源: 鳳凰網大學問 | 來源日期：2013年08月02日 | 責任編輯：蒲文昕
現在分配的問題比較嚴重，什麽問題呢？公務員隊伍比較龐大，兩套公務員係統，有政府的一套，有黨的一套，公務員比其他國家和地區多很多，公 務員的財政支出所占比例就很高。在中國，真正的民生財政大概占到財政收入的30%多，在歐美國家真正民生的支出占財政的60%-70%。體製上確實有問 題，需要在改革中解決，分配製度規劃為什麽遲遲拿不出來？
5、推進醫療保障、醫療服務、公共衛生、藥品供應和監管體製的綜合改革，完善國民健康政策，建立基本醫療衛生製度，保證人人享受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這是全民醫療衛生，一定要國家財政支出。
6、建立市場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結合的住房製度，以廉租房、平租房、產權房三級體製，保障人人有房住。特別要加強保障性住房的建設與管理，滿足困難家庭的基本要求。
7、完善水資源管理製度、環境保護製度，強化水、大氣、土壤等汙染防治，加強環境監管，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保證空氣新鮮，特別是水源清潔、食品衛生，為民眾創造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
我認為社會體製改革麵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解決上述七大民生問題，而且是從製度層麵，而不是臨時的措施，今天重視了就加一點錢安排一些，要成為製度化，建立一個全社會的保障體係，這是第一個任務。
第二，構建一個合理穩定的“橄欖型”社會結構。
主要是推進城鎮化，轉移農業剩餘人口，然後壯大中產階層。這裏麵我提三個指標：實現非農產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鎮人口占總人口70%以 上；非農從業人員上升到80%以上。使得年收入在6萬-18萬元中產階層人數能夠占到總人口的40%-60%，原來年收入6萬-18萬的階層占20%，可 能這兩年會提升一點，如果達到年收入6萬-18萬占60%，社會就會比較安定和合理。中產階級的壯大對社會的穩定、貧富差距的縮減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要培育一個“三元構架”的成熟的公民社會。
首先是政府公權力要歸位，不搞全能主義，不能統包整個經濟社會事務，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限的公共服務型的政府。
其次，要從製度上保障社會組織包括宗教組織的適度發展，放寬對民間組織的管製，政府要重視社會組織的發育，保障基層的自治，廣泛吸收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政策的製訂，鼓勵他們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努力營造官民共治的社會管理格局。
第三，在公有製、非公有製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為主體的市場方麵，充分保證其資源配置權利，盡量減少政府直接幹預，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政府與中介分開，防止以宏觀調控為名幹涉微觀經濟，讓創造財富的市場主體發揮更好的作用。這樣就能夠形成和諧的公民社會。
現在社會所形成的這三大主體，應該同時協調，管好社會，這也是接下來社會管理創新的一個主要觀念。所以，以政府公權力為主導，把社會自治和 市場資源配置落實好，使社會三元構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協調，形成和諧的公民社會。這就為科學發展和政治改革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條件。
今天把社會改革主要的背景和目標給大家做這樣一個介紹，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謝謝大家！
來源: 鳳凰網大學問 | 來源日期：2013年08月02日 | 責任編輯：蒲文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