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亞洲
1644年，農曆甲申年，明朝覆滅，清朝躍上中國曆史舞台。1944年，郭沫若在重慶寫了《甲申三百年祭》，轟動中國。2004年是明朝覆滅360周年，解放軍空軍副政委劉亞洲中將在《國家戰略》發表《甲申再祭》。劉亞洲認為，儒教確立皇權，皇權確立獨裁，獨裁確立專製，專製是戰無不敗的。甲申之敗就敗在這一點上。社會隻存在一個思想，那就是皇帝的思想。隻存在一個聲音，那就是皇帝的聲音。而在一個國家，某種思想一旦成為“惟一”，而且“法定”，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麽想象力和靈性了。有明一代，由於朱元璋的殘暴。中國人“惟上性格”發展到了極致。滿朝一片恐怖之聲。舉國皆是精神奴才。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政府。有什麽樣的領袖，就有什麽樣的人民。崇禎圖強，明為什麽偏不強？崇禎要天下穩，天下為何洶洶？一億人的腦袋圍著一個人的腦袋轉，就是最大的不穩定。全盤漢化的清王朝在這方麵一點也不比明朝好。它雖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國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創造力的王朝。
1644年，農曆甲申年，明朝覆滅，清朝躍上中國曆史舞台。1944年，郭沫若在重慶寫了《甲申三百年祭》，轟動中國。2004年是明朝覆滅360周年，解放軍空軍副政委劉亞洲中將在《國家戰略》發表《甲申再祭》。劉亞洲認為，儒教確立皇權，皇權確立獨裁，獨裁確立專製，專製是戰無不敗的。甲申之敗就敗在這一點上。社會隻存在一個思想，那就是皇帝的思想。隻存在一個聲音，那就是皇帝的聲音。而在一個國家，某種思想一旦成為“惟一”，而且“法定”，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麽想象力和靈性了。有明一代，由於朱元璋的殘暴。中國人“惟上性格”發展到了極致。滿朝一片恐怖之聲。舉國皆是精神奴才。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政府。有什麽樣的領袖，就有什麽樣的人民。崇禎圖強，明為什麽偏不強？崇禎要天下穩，天下為何洶洶？一億人的腦袋圍著一個人的腦袋轉，就是最大的不穩定。全盤漢化的清王朝在這方麵一點也不比明朝好。它雖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國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創造力的王朝。
2014年6月，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考察四川巴中（圖源：通江縣旅遊網）
《國家戰略》編輯部按：我編輯部在刊印了劉亞洲將軍的《農民問題》後，引起了中央領導有關部門的重視。某領導說：“這是一部反映中國農民問題最深刻的書，沒想到竟出自一位解放軍將軍之手。”近日，我編輯部又獲得劉亞洲將軍的手稿《甲申再祭》，決定內部刊印。劉將軍目前在國外公幹，聯係不果，本編輯部特從其弟劉亞軍處獲得此書內部刊印的授權，特此說明。
改變未來的選擇需要從改變曆史入手。——自題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農曆甲申年，中國天地大變。一個舊王朝死了。一個新王朝剛從母胎裏生出來也死了。一個更新的王朝躍上曆史舞台。這個王朝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他們自己。我們今天的一切都與這個王朝有關。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同誌在重慶寫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時已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前夜，這篇文章對我黨奪取全國政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相當看重這篇文，把它奉為黨內整風文件。今天讀《祭》文，有褒亦有損。褒，它促使我黨吸取了李自成失敗的教訓；損。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屍，宣揚的還是封建之魂。文筆順，動機也純。唯立意矮了三寸。我們當然不能苛求古人，連毛澤東也不能免俗呢。毛澤東從西柏坡進北京的時候，一隻腳踏進吉普車，興衝衝地對周恩來說：我們今天是進京趕考啊。我們決不做李自成。他說“還有殿試呐！”毛澤東雖然是開玩笑，可還是反映了他心靈深處的暗影。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做李自成？僅僅不做李自成就行嗎？我們不僅不能做李自成，我們誰都不能做，隻能做自己。共產黨是人類之旗，在漫長的封建長河裏根本沒有參照物。事實上，我們當然沒有做李自成，但我們的脈管裏有李自成的血，“趕考”能打滿分？進城後，運動蜂起，爭鬥慘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專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陸沉”。這種情況直到鄧小平時代才結束。
甲申年對中國人有特殊的含義。重溫甲申，心中猶如萬馬奔騰。克羅齊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曆史。”我想說：一切當代史都很難跳出曆史（一切當代史都會對應曆史）。我還想說：為了明天而逼迫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皇帝
甲申年的曆史告訴我們，中國的曆史就是領袖的曆史。也就是說，純粹是英雄的曆史。當我們說人民創造曆史的時候，其實是說人民的代表――英雄――創造曆史。在西方，在英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前，其曆史也一樣是領袖的曆史，但自那以後就漸漸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國沒有宗教。中國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堅挺。一個人的曆史就是全部曆史。全部曆史就是一個人的曆史。我們民族總是那麽需要領袖。
1644年，中國有四個皇帝；順治（其實是多爾袞）、崇禎、李自成、張獻忠。哪一個是合格的領袖？曆史這個女人隻對合格的領袖敞開懷抱。不合格者是為優勝者掃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發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場曆史交媾的話，那麽可以這樣比喻：崇禎把房間打掃幹淨，李自成把床鋪好，張獻忠替人家寬衣解帶，最後多爾袞興衝衝地雲山巫雨。
崇禎皇帝顯然是一個非常不合格的統治者。明朝是中國曆史上最壞的一個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統中有著無恥的基因。崇禎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國之君”。他怎麽不是？他紮紮實實是亡國之君。明朝亡在他手裏是曆史的必然。亡得應該，亡的毫無懸念。古來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禎皇帝是以毀滅人才亡者。通覽晚明史，我隻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崇禎皇帝仿佛與他手下那些人才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們置於死地而後快。
征戰天下的戰略就是用人的戰略。明雖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國雖然飽經磨難，仍人才濟濟。關鍵是怎麽發現和使用他們。同樣是一批人，在崇禎皇帝手裏是亡國之臣；在李自成手裏是阿諛奉承之臣；在多爾袞手裏卻成了開國之臣。這個實事，三百年以降，仍極具警醒力。
數千年來，中國的社會形態不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穩。崇禎為什麽不學劉邦、李世民，管他視人才為奴才也好，或視奴才為人才也好，總是源源不斷地開發，使江山長治？這便是崇禎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決定了他的命運。他的命運決定了民族的命運。他把自己當天才，把臣屬當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個庸才。二流的領導不敢用一流的部屬。崇禎充其量是個三流貨色，敢用誰？
中國的皇帝大都有一個突出的特點：農民性。中國自古奉行小自耕農本位，大地主很少。因為中國反對土地兼並有兩千年曆史，地主不能成為決定因素。小自耕農以家庭生產為主，沒有剩餘資本，縱有剩餘勞動力，也無法輸出，這就是中國沒有工業的主因。窮人喜歡罵富人；富人又喜歡罵更富的人。農民就在這種低層上可勁兒地徘徊。農民起義，推翻皇帝，最後自己想再做皇帝。陳勝吳廣是這樣，朱元璋是這樣，李自成還是這樣。斯大林說過“農民反對地主，擁護皇帝”。道理就在於此。
崇禎具有深刻的農民性格。這一點無疑是朱元璋血脈。“東事”（指與“東虜”（明朝對滿洲人的篾稱）作戰之事）和“剿匪”都需要錢，前方再三告急，崇禎甚至打算借民間一年的房租，結果全國怨聲鼎沸，說崇禎皇帝是“重征皇”。他沒有錢嗎？否。李自成破紫禁城，打開皇宮藏錢的地方，不禁呆了。庫中“有鎮庫銀，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皆五百兩為一錠”。有許多金銀都發黴了。如此巨大的積蓄，何愁發不出軍餉？李自成吃了個飽。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禎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煥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麽慘烈。史載，袁崇煥對崇禎皇帝說：“予我錢糧兵馬，我一人足以守遼。”多豪邁！崇禎無語。他為什麽無語？他陰暗的心裏那一刻飄過什麽呢？我覺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絲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禎後來能被皇太極那麽拙劣的反間計瞞過，磔袁督師於市。根據崇禎的性格，我敢說他可能什麽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國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說嫉妒是“凶眼”。崇禎皇帝就擁有這樣一雙凶眼。弗洛伊德講，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製這個東西。《聖經》中明確把嫉妒列為七宗罪之一。中國文化則放大了這個東西。西方文化是製造天才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扼殺天才的文化。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本質上是一部扼殺天才的曆史。思想壓抑、嫉妒殺人。每個人都是嫉妒者，每個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國，思想或行為出眾者，要麽一棒子把你打回去，要麽你得具備權勢背景。中國文化告訴我們，離天才一定要遠，因為天才是要傷人的。天才總是得不到同時代人的原諒。人們從不讚美活著的天才，而總是讚美死了的天才。離統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張獻忠的嫉妒心也很強，包括嫉妒知識分子，嫉妒人才，因為他也是不折不扣的農民，但他有一點比崇禎皇帝強：招數使在明處，不像崇禎那樣偷偷摸摸的。張獻忠在四川稱王後，開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狀元。其人才華橫溢，張獻忠整天讓他不離左右，時刻垂詢，可沒多久卻又殺了此人。有人問其故，張獻忠捋著大胡子說：“我太愛這小子了！”嫉妒在中國人身上，決不止於心理的衝動，而是經常表現為嫉妒的行為，表現為實際地迫害他人，乃至殺害他人。
扼殺人才，扼殺天才，必然鼓勵狗才。天才孤傲地守著自己的信念，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地獄。袁崇煥被淩遲時，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個幹淨。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天才者的地獄。狗才歡快守著主子，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天堂。
狗才有三個突出特點：一、向上爬。“哪裏有上爬的動機，哪裏就有吹捧”（斯坦格爾語）。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遠是雪亮的。三、造謠中傷。被造謠者隻有掌握了權力，造謠者才會把嫉妒變為恐懼，把仇恨變成崇拜。中國人自古以來隻崇拜權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個皇帝，同時更是一個農民。他的悲劇不在於他輸了，而在於他差一點贏了。他當然是英雄。人們成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為曆史的誤會，有人是因為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為英雄是曆史的無情——先對他有情，繼而對他無情，因此他特別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犧牲三百年後他的遭遇還那麽強烈地撞擊著一個曠代偉人的心。李自成的銅像今天就寂寞地聳立在北京城北邊，那是他進京的方向。他已經被人們寫濫了。但人們尚未發現的是，他輸在同他的對手崇禎皇帝一樣的弱點上：農民性格兼小家子氣。曆史再無情，也是由他本人書寫的。在中國，農民性格毀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包括毀掉了發誓不做李自成的人。農民問題是我們今天依然要麵對的問題。
李自成進北京後，完全是一副莊稼漢做派。國家已是他的了，可他還要斂財。一如崇禎，國家已不是他的了，還要斂財。李自成全盤接收了崇禎的國庫不算，天天還要對達官國戚們嚴刑考掠，搜刮金銀。大順軍從進京到離京，一共42天時間，幾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銀運往西安。吳三桂起兵後，李自成親征山海。大順軍精銳悉出。可這些遠征軍居然帶著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來的珍寶。還帶著女人。闖王進京的目的就是為了撈一把呀。他根本無意在北京建都。他說：“陝，吾之故鄉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京末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隻比項羽前進了十公裏。
李自成一生都在戰場上馳騁，可是他最大的對手卻是他自己。他沒有改變自己，因此他也無法改變世界。他的戰場是如此遼闊，他的胸襟卻如此狹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禎皇帝一樣，也是一個妒才嫉能的人。他殺李岩，與崇禎殺袁崇煥有異曲同工之妙。宋獻策的圖畿“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後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鎮壓黃巢起義有功，被唐王朝賜姓李。後唐建立前，李存勖著人編寫了擁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圖畿）炮製的東西，卻像夢一樣死死地纏繞著他的心。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舉起了屠刀。李岩不過是常對他提點不同意見，便不能容。
在中國，每一個想要提不同意見和敢於提不同意見的人，最後都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見，是在舉國皆奴中成為自由人的最起碼的先決條件。提不同意見，就是對狗才宣戰，但往往失敗。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麵目包起來。“古今中外，隻有中國的臉普多，令外國人歎為觀止。”殺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這應了魯迅的一句話：暴君統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殘暴。幸虧李自成失敗了。如不失敗，大順王朝不會比大明王朝好到哪裏去。總得有人失敗，否則，在專製道路上會人滿為患。
農民的革命性甚不堅決。李自成也不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逼反吳三桂後，李自成決意親征。宋獻策和李岩都勸他不可貿然出征，說“皇上去於皇上不利，三桂來於三桂不利。”他執意要去。但他嘴上說打仗，心裏還抱有幻想。首鼠兩端。即不堅定，又有欲望。離開北京時他帶了兩個人，一個是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一個是原山海關監軍張若麟，吳三桂的朋友。此舉說明，他還想招安吳三桂。李自成優柔，吳三桂果斷，多爾袞更果斷。碰撞的結果自然可知了。打則打，和則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碑坊。過高的欲望必須克製。短期內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樣的欲望。從這個意義上講，短期內的成功也許不是成功。
至於張獻忠，不提也罷。他不是人，近禽獸。他巳然變態了。他的變態因絕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夥伴李自成推翻。清軍又席卷中原。天下無論如何是輪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棄。張獻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歲月也衝刷不去，2001年，我到四川成都任職，成都附近某縣基建，挖掘出近萬具白骨，據考證也是張獻忠所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在大西軍驅趕人們到成都東門外九眼橋屠殺。當劊子手將要舉刀時，迅雷炸響三聲，張獻忠怒斥蒼天：“你放我到人間來殺人，今天為什麽用雷來嚇我？”命令士兵架起大炮，對天空連放三炮。這一天，被殺者無算，屍首塞滿了河道，九眼橋也因此而折斷。張獻忠軍每屠殺一個地方，都詳記錄所殺人數，其中記有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朵幾大堆。說明張獻忠變態最好的例證是這麽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婦女的小腳砍下來堆成山，帶著他最心愛的一個小妾去參觀。小妾笑著說：“好看好看，隻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雙秀美的小腳放在頂端，就再好不過了。”張獻忠笑咪咪地說：“你的腳最秀美。”於是把小妾的腳剁下來放到“山尖”上。張獻忠說“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戰爭中，中國唯一合格的領導者是多爾袞。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口號叫“振興中華”，多爾袞就是振興中華的功臣。多爾袞就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雖然他不是漢族人的驕傲。滿清入主中原，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拯救了中華民族，不過不能說它拯救了中華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複存在。埃及人和希臘人都不是過去曾經創造了文明的原住族。為什麽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恰恰是少數民族一次一次地給漢族輸入新鮮血液。少數民族主要來自於北方。古代中國的威脅始終在北方。古代中國的希望也始終在北方。我做過一個統計，中國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當皇帝的籍貫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隴海鐵路沿線，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附近。河南是漢族的發祥地，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可現在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全國人民揶揄河南人。河南人怎麽了？沒有河南能有中國嗎？
在朱元璋家族手裏，漢族已經爛透了。明朝哪裏出現過什麽“資本主義萌芽”？封建之樹常青。中國已成死水。死水隻有一個發展方向，就是變臭，變爛。一切都逼近絕境。就在這個關頭，英姿勃勃的多爾袞登場了。滿族人具有極大的進取心，他們在關外的日子過得挺滋潤：沃野千裏，牛馬成群，政治清明，軍隊剽悍。但他們沒有滿足於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後他們的步伐仍末停下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注視著遠方。和成吉思汗一樣，八旗鐵騎幾乎把冷兵器時代的征伐演繹到完美的極致。多爾袞及其後代對中國曆史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國家的完全統一。直到今天，我們還享受著睿親王留給我們的這一筆豐厚遺產。清朝接手明朝時，明朝隻有三百五十五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如果沒有多爾袞，今天我們出山海關就出國了。出嘉峪關也一樣。中國領土在滿清人手裏翻了三倍還多。清朝留給民國的領土是一千一百萬平方公裏。
明朝是個大國，但漢民族是個弱勢民族。清國是個小國，但滿族是個強勢民族。強勢民族最醒目的標誌是，它心胸非常開闊，什麽好的東西都可以接受。因為開闊而虛心，又因為虛心而開闊。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漢文化。粱思成先生當年曾陪同一位蘇聯建築家參觀故宮。麵對金碧輝煌、氣勢磅礴的皇家建築群，那位建築家說：“我禁不住要跪下來了”想必多爾袞在踏進紫禁城的那一瞬間，也會生出同樣的感覺吧，否則你就無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孫為什麽那樣如饑似渴地學習漢文化。滿清亡國，麵臨的問題是西化。開國的攝政王漢化成功了，實則是失敗了。亡國的攝政王西化失敗了，實則還是失敗了（清代共有2個攝政王，第一個是清初多爾袞，第二個是清末載灃。故有“成也攝政王，敗也攝政王”）。
滿清從不拒絕在他們看來是優秀的東西，這正是他們強盛的原因。在所有的優秀東西中，他們最不拒絕的是人才。這有點像那個最強大的、稱霸全球的國家。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納全球人才，特別是中國的人才。現在，一流的人才在國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機關，搞腐敗。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國籍。目前在許多西方強國都可以組成北大、清華的尖子班。中國缺乏人才嗎？否。中國缺乏容納人才成長的土壤。明朝也一樣。崇禎自毀長城。清朝皇帝像重視生命一樣重視人才，包括重視敵人陣營中的人才。錦州總兵祖大壽曾殺死無數清兵，投降後又逃跑，十年後再降，皇太極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難怪無數人才死心塌地為之賣命。此種寬宏大量，不要說朱明王朝差遠了，就是李世民也自歎弗如呢。多爾袞又在皇太極之上。吳三桂來降，多爾袞立即給了他與自己平等待遇――封王。今天讀史至此，我輩仍覺慚愧。我曾去過滿清發祥地赫圖阿拉城（在遼寧省新賓縣），城廓狹小。可此地怎麽養育出心比天高的愛新覺羅們呢？入關前，他們活的再有滋味，也不過是解決了溫飽。史載，山海關大戰前，清軍駐歡喜嶺，戰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將投入一場決定民族和國家命運的大決戰，當是飽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當，卻不過是菜肉包子，可見他們平時吃些什麽。但就是這些視菜肉包子為佳肴的人，竟有氣吞宇宙的氣概。
趙無眠認為滿清是中國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說雖有爭議，但不爭的是，清朝十三個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與明朝十三帝比。愛新覺羅氏品種優良。朱氏殘次。愛新覺羅氏中佼佼者首推多爾袞。努爾哈赤有軍事天賦，皇太極有政治天賦，多爾袞兼而有之。回顧甲申史，我們清晰地看到，在多爾袞身邊簇擁著一個人才班子，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精英群。剛才我提到的那個當今世界強國的政府也有這樣一個精英群。它是靠製度確保精英登上政權寶塔尖的，多爾袞則是靠感覺把精英攏到寶塔尖的。兩個相隔數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1）有一條連續、完整、清晰的戰略思路。漢朝對匈奴的勝利固然有劉徹的決心，霍去病的豪情，張騫的頑強，李廣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卻是戰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續性。戰略的較量有點像武林中高手過招，在凝神運氣之際勝負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9、11”事件之後，那個國家迅速抓住這一契機，一舉突入中亞，控製了彼得大帝做夢都想染指的地方。這絕不是臨時的即興發揮，而是有著非常長期的戰略研究和準備。（2）不犯錯誤，少犯錯誤，犯了錯誤能及時改正錯誤。而缺乏精英群的國家則很容易犯錯誤，常犯錯誤，犯了錯誤還不知道改正錯誤。
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兩個精英群的結局是截然不同的：那個國家的人才始終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國曆代皇帝包括多爾袞在內，對待人才的態度就像對待廁所一樣，需要的侯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國的廁所都很髒。
多爾袞的聰明使他擁有了巨大的人才庫，而人才庫又使他變得更聰明。多爾袞的每一個舉動都閃爍著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親王”當之無愧。甲申年，這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簽收的是怎樣一個巨大的攤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從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僅用人一項，就不知超出崇禎千萬倍。吃掉中國後，他腳下不僅匍匐著漢人，還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對藏族人，用宗教。你不信佛嗎？我在承德給你建廟，全部仿造拉薩的氣象，請喇嘛來當大爺。對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分嗎？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給蒙古的王子，她們生的兒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長大了，會造舅舅的反？
對漢人，那就不客氣嘍。漢人遠沒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運。多爾袞對漢人用了兩手，兩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漢族的儒教神聖化。多爾袞進關不久就演出了一出祭孔的劇目。接著興科舉。他知道漢人有個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給你做官的希望，你就會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鎮壓：殺人，剃發，換衣冠。這又是對儒教的強奸。儒教的先師講過，頭發肢體受之父母，不可動。我偏動。滿人剃發，前額不留發，為的是在縱馬奔馳和射箭時避免散發遮住視線。而顱後一條粗大的發辮，露宿時可做枕頭。漢人剃發，則純粹是亡國，不，純粹是亡種的象征。最徹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變化對與一個人的心理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對一個男人來說，剃發近乎於閹割，在某種意義上遠甚於身體的死亡。多爾袞的剃發令實則是一種精神淩遲。三百六十年了，我們漢人的傷口還在滴血。在中國境內，隻有一個民族必須剃發，那就是漢族；隻有一個民族必須改換衣冠，那還是漢族。多爾袞敵視漢族的心態與崇拜漢文化的心態同樣強烈，卻又出色地統一在一起。今天，漢族成了全球唯一沒有民族服裝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全部領導人都按東道主的服飾穿著，被稱作“唐裝”。那是什麽“唐裝？”那分明是滿洲的馬褂嘛。旗袍和馬褂是多爾袞留下的紀念碑。
多爾袞的出現既是中華民族的幸運，又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因為他，是中國的封建社會又延長了三、四百年。而幾乎和他同一時代，一批又一批的歐洲新教徒遠涉重洋，在另一個大洲裏找到了他們的樂土。約在多爾袞一百年後，那個大洲出現了一個名叫華盛頓的人。他可以成為皇帝，但堅決拒絕成為皇帝，同時也不允許任何後人成為皇帝。既出於智慧，又出於理性，當然還出於信仰，華盛頓和他的人民在製定憲法和建立政府的時候，永遠避免了期待和尋找一位偉人的心態，因此使得那個國家再也沒有產生過由強權形成的獨裁。那個國家同世界其它國家一樣不乏偉人，但那裏的偉人沒有一個與強權和獨裁有關。
我們為什麽隻有多爾袞，我們為什麽隻配有多爾袞！
二、人民
中華文明一經成熟就喪失了活力，開始衰朽。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少數民族尤其是滿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融合也可以說是民族征服之後，都是中華文明的高峰。但這座高峰，往往是用鮮血鋪就的。
甲申年的曆史是用漢民族的鮮血書寫的。滿清貴族踏著漢人累累的屍體步入他們最輝煌的事業的祭壇。明成祖時曾進行過一次人口統計，全國人口為六千萬。明末為一億。而滿清入主中原後，到清世祖時又進行了一次人口統計，全國人口隻剩下一千四百萬人了，銳減了百分之八十多。約六千萬人民在明清鼎革戰爭中遭到屠殺。一個小小的揚州就被殺害了八十萬人。滿族征服漢族，始終貫徹一個既定方針：屠殺。對蒙古人和朝鮮人卻不如此。清軍占領遼東地區後，先是擔心窮人無法生活而造反，就把當地的貧民都抓起來殺掉，稱為“殺窮鬼”。兩年之後，清軍又怕遼東的富人不堪壓迫而反抗，又把富人幾乎殺光。稱為“殺富戶”。如此大規模屠殺兩次，遼東地區的漢民基本殆盡。入關之後，也是一殺再殺。直殺的驚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殺中改變顏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侵華，完全沿襲了滿清滅亡中國的方略――戰略一致，路線一致，手法一致，連屠殺都一致。南京大屠殺就是“揚州十日”的現代版。
少時讀史，為漢人落淚。長大讀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曆史為何這麽悲？一個大國亡於一個小國，怨誰？軍隊不可謂不多，地域不可謂不廣，為什麽隻望風而退？滿清入關的時候，滿八旗、蒙古八旗、漢八旗、總兵力加起來才十七萬人，而李自成擁有百萬大軍，更遑論明正規軍。漢人上億。可就是這十七萬人，竟斬關奪將，一路凱歌。他們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最大奇跡。作為軍人，我幾乎忍不住要對八旗軍膜拜和頂禮。與此同時我也痛思，我們的祖先怎麽了？如此懦弱至極？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個時代裏，歐洲發生了一件事情：法國路易十四國王率大軍對荷蘭進行滅國性攻擊。荷蘭極小，抵擋不住，但誓死不降。荷蘭人民挖開海堤，引大西洋淹沒其國。寧將全部財產和家園毀於海水，也絕不留給侵略者。隨即登上艦船出海，漂流遠洋，決不屈服。有古漢人之風。古代漢族人是世界上最強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漢族的青春史。翻開司馬遷的《史記》，有記載叛徒的篇章嗎？據統計，在漢朝時，一個漢兵可以頂五個匈奴人。到了宋朝，情況顛倒過來，一個金兵可以抵十個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個清兵可以抵一百個漢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幾乎和滿清同時登上世界舞台英國的幾千人遠征軍，繞過大半個地球來打中國，清朝有常備軍百萬，竟被打得叫饒。
是什麽改變了我們？是什麽使漢民族變得這麽不及格？從理論上說，甲申年我們已經被開除一次“球籍”了。我們在心靈上已經死了，雖然我們在肉體上還活著。我們輸掉的是戰爭嗎？我們輸掉的是精神。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說，沒有一個民族能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不被同化，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對此，我要唱反調。何止我，先哲們早就唱反調了。黑格爾說：“中國是災荒亡國。”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魯迅也說過中國人是：“災民”的話。中華文化最詭譎之處就在於，它很難死，也很難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猶太人始終固守了精神上祖國――猶太教，而我們在精神上失去家園久矣！我們民族的延續主要靠繁殖後代。梁啟超說：“中國人種……世界最膨脹之有力人種也。”我們民族的繁殖力特別強，有數量沒質量。每當滅頂災害到來時，數量往往起決定作用。對漢民族統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漢族人極大地煥發了生殖激情，二百餘年人口翻了好幾番，至民國接手時，已是四億五千萬了。就是拿到今天來比，也隻有印度才能望其項背。這種繁殖是以退化作為代價的。猶太人兩千前是什麽樣，今天還是什麽樣。縱是奧斯威辛的大屠殺也不能改變他們。我們則變了，變得連自己都認不出自己了。甚至連征服漢族的滿清人也變了。清亡時，你到北京街頭走一走，到處可以見到遛鳥唱曲的八旗遺老遺少。來自曠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遭踏成這麽一副慘不忍睹的模樣。唯有郊野中偶爾可見幾個旗人在放鷹。從他們豪邁的動作中，才依稀可見當年多爾後袞的雄風。
宗教當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書了。讀甲申，與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魚從頭爛起，最根本的原因還要從源頭上去找。在中華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後麵，都可以看到一隻黑手，那就是儒教。漢族是在漢武帝手中獲得這個名稱的，但漢武帝對漢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顛覆，或晚顛覆，中國也許就不是現在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當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權製度又與繼承他的那個朝代獨尊儒術有著某種血緣聯係。魯迅也不容儒。梁啟超、林語堂、胡適，都不容儒。毛澤東也不容儒。他說他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雖說有其現實的政治動機，可不含一絲文化反思的成份嗎？存疑。儒教確立皇權，皇權確立獨裁，獨裁確立專製，專製是戰無不敗的。甲申之敗就敗在這一點上。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奉儒教為宗教的民族則肯定是要墮落的。
儒教全部學說的核心在於它的“崇聖性”：所有的思想到聖人那兒已經到頭，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權力到君主那兒已經到頭，不能更換。社會隻存在一個思想，那就是皇帝的思想。隻存在一個聲音，那就是皇帝的聲音。在一個國家，某種思想一旦成為“惟一”，而且“法定”，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麽想象力和靈性了。美國總統威爾遜曾說“會思想的人不會行動，會行動的人不會思想。”而在中國，千年來，隻有行動，沒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皇帝思想。有明一代，由於朱元璋的殘暴。中國人“惟上性格”發展到了極致。滿朝一片恐怖之聲。舉國皆是精神奴才。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政府。有什麽樣的領袖，就有什麽樣的人民。崇禎圖強，明為什麽偏不強？崇禎要天下穩，天下為何洶洶？一億人的腦袋圍著一個人的腦袋轉，就是最大的不穩定。全盤漢化的清王朝在這方麵一點也不比明朝好。它雖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國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創造力的王朝。
上個世紀我們北方那個大鄰國的崩潰。就是思想摧殘的結果。它解體的直接原因貌似經濟停滯，其實正是長期思想控製造成了經濟停滯。那個鄰國的執政黨幾十年來孜孜不倦地做著一項工作：使人們喪失思想的能力。喪失了思想也就喪失了創造力，甚至喪失了生命力。幾十年隻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幾百年呢？幾千年呢？思想的專斷必然導致權力的專斷。在以毀滅思想為要務的時代，思想者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國，國家為一家之國，一姓之國。甲申之際，顧炎武曾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國，全民族為異族征服則謂之亡天下。甲申年的曆史是既亡國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為國出力，故國亡。國家不能保護人民，故天下亡。最淺顯的道理是，既然國家是你一家的，我憑什麽拚著一腔熱血去保衛它？保衛別人的東西？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視國家為私產，人民也視國家為商品。這一點，從北方大鄰國的執政黨的解體上也能得到印證。當執政黨宣布解散時，不但廣大群眾異常平靜，而且廣大黨員也異常平靜。他們並沒有失去政權的感覺。人民無主權，政權難持久。人民不把這個政權看成是自己的政權，而看成是當權者的政權；黨員不把執政黨看成是自己的政黨，而看成是黨內當權者的黨。絕大多數黨員看著執政黨被解散，宛如是別的黨被解散一樣。這些人除了捍衛自己的利益外，沒有捍衛過別的什麽。
這一點，從明朝皇帝與臣屬的關係上得到的印證最無情。明朝是一個打屁股的朝代。沒有那一個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樣喜歡打臣子的屁股。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廷仗”。一言不合，扒下褲子就打。有時候，一百多個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飛舞，鮮血橫飛，蔚為壯觀。朱元璋和他的子孫們視臣屬為糞土。對最高貴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是從最見不得人的私處開始。朱元璋絕對有虐待傾向。到了崇禎皇帝，更上一層樓。某次，一個大臣對自己的錯誤不承認，崇禎大怒，下令就在金鑾殿上用刑，幾個內閣大臣連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沒有的事！”崇禎皇帝說：“這家夥也是三百年沒有的人！”幾打死。
明朝對臣屬的壓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場也最慘。李自成將要殺入紫禁城時，崇禎皇帝擊鍾呼喚百官，無一人前來。隨他在煤山赴死的隻有一個太監。李自成找到崇禎皇帝的屍首後，把他放在大路口，沒有一個明朝大臣跑去哭泣，隻有一個和尚用麥飯做祭品，吊喪。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報名出來相見，幾乎所有的大臣都去了，在院子裏站著等了一整天，還沒見到李自成和劉宗敏的麵。史書談到甲申年這段曆史時說：“百官皆好降。”為何好降？難道和“廷杖”沒有一點關聯嗎？明朝從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檢，開創了屠殺大臣最多、最慘、最無理、最無恥的先例。明朝大臣也開創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規模集體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氣節真的還不如幾個粉麵柳腰的妓女。
還有一個事實我注意到了：離專製中心越近也就是離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盡節的大臣越少。越往北發生的戰鬥越少，而越往南則戰事越烈。明朝人寫的《甲申傳信錄》中講：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營兵四十餘萬，部將數以千計，“臨敵力戰，死於疆事者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時，全國官員自殺者中，南方人多於北方人。具體數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隸隻有一人。燕趙之地無悲歌。吳越之地有義士。中國的風向肯定是漸漸南轉了。大屠殺都發生在南方。我對音樂是外行，但一聽到揚州小調，我總是有一種揮不去的哀戚感，隱隱聽到八十萬生靈的慘痛呼喊。哀怨中有悲慘。悲慘中有哀怨。袁崇煥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煥遺骨掩埋的佘姓義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沒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著袁督師的遺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盡屈辱的大臣們到了清朝之後，一個個都煥發了青春。在與自己同胞作戰的時候他們表現出來的勇氣、謀略和聰明才智，令人歎為觀止。真正打下漢族天下的是漢族人，《康熙傳》中指出：“滿族人在征服中華帝國的過程中，幾乎沒有付出任何代價，而由漢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滿洲人為反對他們本民族而戰。”吳三桂在寧遠前線，並沒有顯出多麽強的戰鬥力，可一旦易幟後，變得像豹子一樣凶猛，對李自成軍百戰百勝。吳三桂一直從東北打到緬甸。他的戰功隻有也從東北打到南中國海的林彪可以媲美。洪承疇（曾任明朝薊遼總督，率十三萬大軍援救被皇太極圍困的錦州，在鬆山大敗，被俘後投降。清軍入關時，積極為多爾袞出謀劃策，並統帥軍隊平定江南。）曾被困鬆山，一籌莫展，但投降後。妙計倍出。傳檄定江南。明朝南京兵部侍郎錢謙益曾投水自殺，可由於“水太涼”而沒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鐸，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寫作《圓圓曲》的吳偉業的文藝創作都在入清後達到了新高潮。錢謙益曾發明了一件樣式特別的外套：小領，大袖。一位學者問他這衣服代表那朝風格，錢謙益道：“小領示我尊重本朝之製，大袖則不忘前朝之意”。那學者諷刺道：“先生真是兩朝‘領袖’！”錢謙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潤潤地活到八十二歲，這說明他在新朝過得相當好。滿清對這些明朝舊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們統統放進了《貳臣傳》。中國每一部史書黃鍾大呂，長歌當哭。最後一部史書則飽含激情描寫叛徒。非一個叛徒，一大窩也。
專製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在我們的文化遺產中，這種由少數人百分百控製多數人命運的殘酷製度既脆弱，又堅強。脆弱是因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擊，堅強是因為每當外部打擊過去後，它總枯木逢春。它總是像“一次權力交接儀式，把奄奄一息的專製交給精力充沛的專製。”
這就要說到專製下的人民了。專製主義最可惡的一個特點就是愚民。要做到這一點唯有高壓。高壓必造成順從。順從必培養奴性。中國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都不如儒教來得猛烈。儒教已經把中國人培養得有受虐傾向了，並對淩辱有極強的忍耐力。
中國人在集權和專製麵前是死人。在外國侵略者麵前也是死人。人平時沒有尊嚴，戰時也很難有尊嚴。奴隸在奴隸主麵前是奴隸，在外國侵略者麵前就變成主人了？你做夢吧。甲申年的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一盤散沙的典型場景如下：無數人聚在一起洶湧澎湃如海潮，走路整齊劃一，喊口號震塌天。他們最愛喊的口號是“愛國”和“中國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要比對專製還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於近代的屈辱使中國人民心理存在著某種“不完整”，所以我們一次次說“站起來了”，正是這種心理的反應。思想看起來比疆域還統一。但一旦敵人來了，大家立即作鳥獸散。明末，清軍尚末入關，但幾次撕破邊牆進京畿騷擾作戰。孫傳庭（陝西巡撫，曾在潼關南原設伏大敗李自成。李自成隻剩下十八騎，逃往商洛山中）挾潼關大勝的餘威，進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隊與一小隊清軍騎兵相遇了。明軍有幾千人，用孫傳庭的話說“：俱為身經百戰之士”。清軍隻有幾十人，雙方隔著一條河。明軍叫罵道：“我XXXX老婆女兒”清軍大笑，從營中拉出近百名婦女，穿紅戴綠，指著說：“這些都是你們的姐妹母親，都被我們操了”說著就真在光天化日之下幹起來。同時有十幾個騎兵下河向這邊渡來，幾千明軍嚇得魂飛魄散，轉身就跑，被踏死者不計其數。
專製吃人，人民變成羊。漢族就是羊。漢民族的膝蓋特別容易彎。既容易向皇帝彎，也容易向敵人彎。甲申年，整個中國大地上都飄揚著一股羊的氣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並不介意它麵對的羊究竟是一隻還是一群。揚州城破，清軍展開大屠殺。楊州頓成地獄。比地獄更難忘的場景是那些人民引頸受戮的場麵。史載：隻要遇見一個滿族士兵，“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就像一個蒙古兵可以命令幾百個波斯百姓互相捆綁起來，乖乖地，然後把他們殺掉一樣，清兵在楊州也是這樣。一個清兵，遇見五十名青壯男子，清兵橫刀一呼：“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戰戰兢兢，無一敢動。這個清兵押著這些人去殺人場，無一人敢反抗不說，甚至沒一人敢跑。到刑場後，清兵喝令“跪”呼拉拉全部跪倒，任其屠殺。
相同的情況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南京，一個師的國民黨部隊，遇見十六個日本人的小隊，就乖乖地投降了。幾百個日本兵押著幾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去燕子磯屠殺，這些俘虜連逃跑的勇氣都無。一位軍委副主席講：在他老家山東某縣，七、八個日本鬼子來掃蕩，三、四萬軍民在“跑反”。
為了活命，揚州城那些因美麗而聞名的婦女們，願意把他們的身體獻給清兵而換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滿城的哀號慘叫中精心梳妝打扮，爾後倚門，向清兵獻媚。一個清兵士卒說：“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清軍令這些婦女全部脫了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間，在寧古塔（黑龍江）或蒙古附近，有人還看見過這些年紀已大、飽受欺辱的婦女。她們操揚州口音，身穿獸皮。她們悲慘的靈魂至今仍遊蕩在白山黑水間，我深信。
專製社會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寬容精神，奴性越大，寬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們這個民族一個源遠流長的特點。這樣的民族總是怯於公戰，勇於私鬥。中國的內戰是世界史上的奇觀。我認為，越是內戰厲害的民族，外戰越不行。反過來說，越是外戰不行的民族，內戰越凶。孟德斯鳩講過一句深刻的話：“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我覺得此話有雙重含義，一是說明統治階級的殘暴，二是說明人民的殘暴。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淋漓酣暢。“一個民族隻要幹出‘大躍進’和‘文革’這兩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該民族就能進入‘恥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冊。”可我們幹了這兩件事還不夠。“文化大革命”才走，我們已開始遺忘。“文化大革命”是我們民族最恥辱的一段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靈史，是我們生命中一個永遠無可回避的話題。潘嶽說：“自建國以來我們所搞的一係列‘革命運動’暴露出來的問題與結果是：自己內部培養的精英層幾乎全部被打壓，中產階級萌芽也被消滅。”正因為中國沒有革封建主義的命，資本主義就反過來頂翻了所謂無產階級。魯迅說：“中國愛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鬥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鬥爭，也愛看自己人鬥爭，就是不敢同外國侵略者鬥爭”。
中國的漢奸豐富多彩，叫人說不盡，道不完。漢奸在那裏？漢奸在我們心裏。中國曆史上出現過兩次大規模的漢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戰爭中。漢奸有兩個特點，一是在外國人麵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內戰，征伐自己的同胞時顯示出無比的英勇。甲申年，清軍兵鋒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喪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宮山。可就是在這個關頭，鎮守武漢的明朝總兵左良玉還順江東下，準備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側”。南京在什麽人手裏？南京還在中國人手裏嘛。鎮守南京的馬士英也露出一副漢奸嘴臉，說“我寧可死在清人手裏，也絕不死在左良玉手裏。”
清軍殘酷，漢民族在內戰中表現出來的殘酷性，不讓清軍。在揚州、嘉定、江陰這些城市發生大屠殺的同時，在漢人控製的地區也發生著大屠殺。幾乎在多爾袞重開科舉的同時，張獻忠也在成都詭稱開科取士，在貢院門口設置長繩，離地四尺，將讀書人按名冊排列，凡站立起來超過繩索的，都被押到西門外青羊宮殺死。先後被殺數萬人。貢院中筆硯堆積如山。張獻忠討厭文人，認為文人奸詐偽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殺光了。他曾一天內殺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認為他殺的太多了，他說：“文官還怕沒有人做嗎？”
張獻忠不說了，可素以軍紀嚴明號稱的大順軍，對老百姓又好到那裏去了呢？在大順軍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義師。一個老農民在城門口攔住幾個大順軍戰士，絮絮叨叨地向他們講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壓榨，生活如何淒涼，等等。一個大順軍小頭目說：“哎呀，你既然那麽苦，何必還活在世間呢？”就把老農殺了。
今天漢民族變了嗎？答案在漢民族每一個成員心裏。我們身上仍然烙著甲申年深深的印記。我們民族是否經得起另一場甲申風暴？我們的生活中充斥著太多的勾心鬥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視與自然鬥，所以誕生了一個又一個思想家和發明家。中華文化重視與人鬥，所以出現了一個又一個整人高手。中國是告密者的樂園。甲申年，江蘇有個曾在明朝當過官的人，躲到鄉下去教書，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個字，又在左臂上刺“生為明人”，右臂上刺“死為明鬼”。一天，他脫衣洗澡，被人看見，立即向官府告發，被處死。南京大屠殺時，日本人抓住國民黨軍人後，進行甄別。在押的上萬人中潛藏著換了服裝的師長、團長。日本人喝到：“誰是當官的？站出來”頓時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師長團長們。結局是一樣的：指認人的人和被指認的人都難逃一死。
是什麽使我們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懼？我們在這種仇恨和恐懼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資源。中華文化的根是一種低成本生存。什麽生命最頑強？越低下的生命越頑強，如螻蟻。越高貴的生命越易折，如獅子。螻蟻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毀掉了自己，也毀掉了所有的征服者。
中國亡在滿清手裏是中國的幸運。滿清統治了漢族則是滿清的不幸。從甲申年漢族的表現來看，漢民族的核心部分已腐朽變質。它的選擇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經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變命運。命運改變性格。中國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變的，也不能改變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愛的，又不愛自己所得到的。沒有任何一種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沒有一個人能聽見內在的道德質問。生命的價值低於資源的價值。中國政治內涵於中國文化。一部文明史，本來是人越來越從各種桎梏中解脫出來的曆史，因而應當越來越成為人的曆史。而我們的文明史，卻是越來越把人桎梏起來的曆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國之落後，實際是一種文化上的落後。文化是一種能力。它強大，卻容易被人忽視。文化是社會的鏡子，而未來則是文化的鏡子。
(關嶺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