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評析趙薇事件：中國精英的兩個精神病灶
“趙薇-戴立忍事件”，如果從今年4月25日@趙薇發微博公布其導演的《沒有別的愛》主演名單，具有台獨色彩的台灣藝人戴立忍赫然在列，引發愛國網民不滿與抵製開始算起，已經擾攘了近三個月。
眼下，盡管製片方已宣布撤換戴立忍，趙薇也聲明自己一直是中國籍，但事件仍沒有結束的跡象。一方麵，“趙薇-阿裏係”資本操控網絡輿論的能力令網民“細思恐極”，另一方麵，一波力挺趙薇的輿論浪潮以絕地反擊之勢卷土重來。比如，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微信公眾號“俠客島”就發表題為《小燕子，他們說你爸是皇上》的文章，將愛國網民的行為稱為“以抵製外敵入侵的名義抵製同胞”。因為有一個富爸爸而名揚天下的“國民女婿”也跑來湊熱鬧，轉發戴立忍的微博並評論：謙謙君子。這無疑在暗示抨擊戴的網民是暴民。
不過，無論如何絕地反擊，就這一具體事件而言，趙薇恐怕都很難翻盤。13年前，趙薇因軍旗裝事件陷入輿論漩渦;13年後的今天再次重蹈覆轍，不由令人感歎一個人汲取教訓之難——一段不長的貓步跌的鼻青臉腫，卻什麽也沒學會，什麽也沒忘記。
反複被教訓，永遠學不會。這不僅是趙薇的特征，也是許多中國精英的特征。新中國前三十年，文化精英們被諄諄教導要與工農群眾相結合，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八十年代後，文化精英們則“奮起反擊”，通過所謂的“傷痕文學”完全否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又開始擺起精神貴族的臭架子，傲慢地對待草根民眾了。精英們的行為，明顯具有某種精神或心理疾病的症候。
最近三十多年，中國的精英，包括財富、文化和政治精英(精英的含義，指的是他們在現有社會結構中處於優越地位，並非指其素質優越或人品高尚)，其行為和思維方式，表明他們頭腦中存在兩個精神病灶，一個叫“世界主義”，一個叫道德虛無主義。這兩個精神病灶不斷發作，令他們和草根民眾在價值觀及情感等方麵，形成尖銳對立。
先說“世界主義”。學理的討論不展開了。我隻是想指出，中國精英的“世界主義”，不是像20世紀的革命者那樣抱有“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雄心壯誌，而僅僅表現為對中國的不認同，或對中國的無所謂，甚至還有著把中國改造成西方合格仆人的隱秘想法。
存在決定意識。精英們之所以奉行“世界主義”，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最近三十多年的時間裏，他們用各種手段(包括非法手段)積聚了大量財富，這使得他們可以以“世界公民”自詡。在他們眼裏，國家不再是一種保護性的力量，反而是一種限製性的力量；國家不再是安全感的來源，反而是一種不定時的威脅。所以他們聲稱，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祖國，並發明了“愛國賊”這種喪心病狂的詞匯詆毀愛國者。
然而，問題的吊詭之處在於，有自由的地方未必有錢賺。別看精英們在國內混的風生水起，但在國外可能連毛都不是。所以就必須要靠在他們並不認同的中國賺錢來支撐其在“世界”的體麵生活。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得不虛偽，也就不可能不露出破綻，最後也就無法避免的被隻有依靠中國才可能過上幸福、安全生活，並盼望隨著中國崛起而揚眉吐氣的普通網民所識破。
趙薇後來在微博上對戴立忍事件有一個解釋，但不管小燕子如何巧舌如簧，口吐蓮花，她在這個事件中的全部行為還是表明，她真的沒有把中國放在心上。
精英是“世界主義”的，平民隻能是愛國主義，因為除了祖國，別無托付。這個矛盾很難調和。
再說道德虛無主義。道德虛無主義，應該濫觴於“貓論”的被崇拜以及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後價值標準的單一化，即錢成了唯一的價值尺度。新中國在前社會主義時代，是一個高度道德化的社會，而從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卻逐漸演變成一個高度金錢化的社會。兩個階段過渡期間的基本規律是，拋棄道德越快，致富就越快。就像電影《鋼的琴》所表現的那樣，整個過程基本上可以概括為“賣假藥的”取代誠實勞動者成為舞台主角的過程，不僅如此，“賣假藥的”還奪走了勞動者的妻子和女兒。
這種狀況導致中國精英的經濟、社會地位與道德權威分裂，他們擁有巨大財富，但在草根百姓眼裏，這些財富並沒有正當性——這才是中國社會騷動不安，戾氣滋生的真正根源。
中國的問題可能有很多，但最具根本性的問題之一，是精英階層喪失了道德合法性，今天，當我們突然想尋找一種有信仰、有原則的生活時，居然隻能到社會邊緣的“老炮兒”那裏去尋找靈感。
由於在道德上不被認同，精英們喪失了安全感，這成了他們的一塊心病。解決這個問題，既不能靠立法也不能靠移民或把財產轉移到國外，這隻能更加自證所謂精英其實不過是一些蛀蟲或碩鼠罷了。
精英們隻有自己拿出刮骨療毒的勇氣，主動切除這兩個病灶，用行動證明自己愛國，對得起提供了讓其享有財富地位的土地與人民，才是代價與陣痛最小的解決之道。
精英們願意做並且能做到嗎?看起來似乎不可能，趙薇事件也表明了，他們不願意也做不到;但趙薇事件中廣大網友的表現也同時表明了，不管精英們願不願意，草根百姓還是有力量的。
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