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陣說：這些年我有了一個全新的角度和立場，可以重新認識華夏的農耕文化和華夏民族的國民性，可以重新認識遊牧民族對中華文明的救命性的貢獻，這樣也就可以基本弄清“中國病”的病根。“中國病”就是“羊病”，屬於“家畜病”的範疇。
中國病的病根就在於農耕和農耕性格。過去知識界也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病的病根是在這裏，但是就是批判得不深不透，還遭遇強烈的抵抗和反批判。我認為，這場關係到中國命運的思想鬥爭，之所以持續了近一個世紀還沒有結束，不僅是因為中國農耕性格的勢力太深厚，還因為批判陣營沒有找到有力的批判武器。對於中國農耕意識的深厚傳統的批判，零敲碎打不行，必須進行曆史的、係統的分析、批判和清算，最關鍵的是必須使用比農耕曆史更悠久、更有生命力、更有戰鬥力的遊牧精神武器。
我所說的遊牧精神，是一種大遊牧精神，不僅包括草原遊牧精神，包括海洋“遊牧”精神，而且還包括太空“遊牧”精神。這是一種在世界曆史上從古至今不停奮進，並仍在現代世界高歌猛進的開拓進取精神。在曆史上，這種大遊牧精神不僅摧毀了野蠻的羅馬奴隸製度和中世紀黑暗專製的封建製度，開拓了巨大的海外市場和“牧場”，而且在當前還正在向宇宙奮勇進取，去開拓更巨大更富饒的“太空牧場”，為人類爭取更遼闊的生存空間，而這種遊牧精神是以強悍的遊牧性格、特別是狼性格為基礎的。草原的“飛狼”最終還是要飛向騰格裏、飛向太空的啊。
我覺得，華夏農耕文明的致命缺陷就在於，這種文明內部沒有比階級鬥爭更深層更廣泛的殘酷激烈的生存競爭。
楊克點頭道：可是遊牧文明恰恰相反，遊牧生活內部的生存競爭太殘酷，也太普遍。農耕社會哪有草原這樣不間斷的激烈生存競爭。嚴師出高徒，嚴酷的競爭出強悍的狼群、戰馬和民族。兩種生存環境一對比，兩個民族的性格差異就對比出來了。真有狼羊之別啊。難怪草原民族一直把自己比作狼，把農耕民族比作羊。
陳陣問道：你考慮過沒有，為什麽周秦漢唐時期華夏中原民族也曾把犬戎、山戎、匈奴和突厥打得落花流水？到漢唐時期打了幾百年的惡仗，還滅掉或驅逐了強大的北匈奴和西突厥。那是中國古代最輝煌的時期。在文化上也是高峰林立，群星燦爛，為什麽那段時期的華夏民族就那麽厲害？具有氣吞山河的陽剛雄健進取的民族性格？
楊克不假思索地說：我想那時候華夏族正處在上升階段。上升階段總是衝勁十足。
陳陣說：我認為，因為那個時期華夏民族的血管裏“狼血”成份很濃，“羊血”倒不太多。人類脫胎於野獸，遠古時期人類的獸性狼性極強，這是人類在幾十萬年殘酷競爭中賴以生存下來的基本條件。沒有這種凶猛的性格，人類早就被凶殘的自然環境和獸群淘汰了。但是獸性狼性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危害也極大，如果一個國家裏的人群全像狼群一樣，這個國家的人群就會在互相廝殺中同歸於盡、徹底毀滅。人類的文明就是在不斷抑製和駕馭人類自身的獸性和狼性才逐步發展起來的。這是古今中外的聖賢、思想家和政治家們所思考的根本問題之一。但是，如果完全或大部消滅了人性中的獸性和狼性，甚至用溫和的羊性和家畜性來替代它，那麽，人類就又會失去生存的基本條件，被殘酷的競爭所淘汰，人類的文明也無從談起。
因此，沒有人類的半野蠻，就沒有人類持續燦爛，不斷躍進的文明。西方民族走的就是一條保留人性半野蠻的文明發展道路，而華夏民族力圖走一條人性“無野蠻”的農耕式文明發展道路。形象地說，西方走的是一條“文明狼”的道路，而華夏走的是一條“文明羊”的道路。人家順利地從“古代野蠻狼”走到“古代文明狼”，再一直走到“現代文明狼”，現在正朝著未來真正大寫的“文明人”演進。而咱們落下了不知道多少個階段，而且還是南轅北撤。
華夏先聖，懷著善良樸素的願望，受到曆史發展階段的限製，力圖實現克己複禮，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以為隻要鏟除人性中的狼性就能逐步實現這一理想。因此，在性格教化方麵，儒家孔學千年淳淳教導：“其為人也，溫柔敦厚”，然而，普天之下牛羊的性格最“溫柔敦厚”，儒家教義具有鮮明崇羊滅狼的農耕性質。到後來的宋明理學那就更極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滅人欲”，連正常的人欲都要滅，就不要說消滅人性中存留的獸性狼性了。在農耕民族存在的基礎上，經過千年的教化馴牧，華夏的知識層充滿溫柔敦厚的謙謙君子，華夏下層布滿了軟弱可欺的良民順民，羊性幾乎成了華夏的國民性。這條道路走得太極端，後來敦厚的羊群一旦遇上了凶悍的草原狼群，其結果，二十四史早已記錄得血流成河。再後來，世界變小，敦厚的華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兩種文明相撞，撞翻的當然是羊。所以，古老的華夏道路必然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後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楊克的談興也濃了起來，問道：我真不明白，古代中國怎麽就走到這麽一條絕路上去了呢？在周秦漢唐時期華夏族不是走得好好的嗎？
陳陣開始侃侃而談：民族最初的道路主要是由客觀環境所決定的。華夏族生活在世界上最適合農業發展的、最大的“兩河流域”，也就是長江黃河流域。這個流域要比埃及尼羅河流域，巴比倫兩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大得多。因此，華夏族就不得不受世界上最大規模
的農耕生活擺布，這就是華夏民族的民族存在。民族性格也不得不被農耕性質的民族存在所改造，所決定。
而西方民族，人口少，靠海近，牧地多，農業不占絕對優勢。狩獵業、牧業、農業、商業、貿易、航海業齊頭並進；草原狼、森林狼、高山狼、陸狼、海狼一直自由生活。西方民族強悍的遊牧遺風和性格頑強存留下來，而且在千年的商戰、海戰和貿易戰中得到不斷加強，後來又進入到現代工業殘酷的生存競爭之中，狼性越發驃悍，所以西方民族強悍進取的性格從來沒有削弱過。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又決定民族命運。這種性格是西方後來居上並衝到世界最前列的主觀原因。
世界上從古到今大致有狩獵、遊牧、農耕、商業、航海、工業這六種行業和六種民族。其中，農耕最特殊，因為隻有農耕可以自給自足，自我封閉，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競爭、交換和雜交。除了農耕以外，其他五種行業都不是“和平”的行業，不能自給自足，必須競爭交換搏殺才能生存發展。這五種行業都是競爭激烈，風險巨大，環境險惡，你死我活的行業。如果這五種民族沒有像狼一樣凶悍頑強進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因此，這六大行業中產生出來的六種民族，除了農耕民族以外，狩獵民族、遊牧民族、經商民族、航海民族和工業民族這五個民族，都是世界上強悍進取的民族。
而且這五種行業和民族有著繼承關係，從狩獵遊牧發展到經商航海，從經商航海又發展到近現代工業。這五種強悍行業是為強悍民族準備的，也隻有強民族才敢幹強行業。從低級強行業一直幹到高級強行業，這就是世界曆史發展的主航線。西方世界基本上就是由狩獵遊牧，發展到經商航海，再發展到現代工業時代的。
古代農耕民族的曆史是一個閉門造車，自給自足的曆史支流，他們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但遊牧民族及其後代衝進他們的流域，搶走了他們的創造發明，並把他們滅了國，滅了族，或當作附庸，便繼續在驚濤駭浪中揚帆遠航，去創造發明更先進的文明了。華夏民族一起步就踏上農田，走進農耕民族發展的曆史支流，越走越弱，當然在民族性格上就要大大吃虧。
華夏先民的性格絕對不比西方民族弱，同樣勇敢智慧，強悍進取，狼心勃勃。可是一落到華夏這片世界最大的溫良敦厚肥沃的農田裏，再凶悍的狼性也悍不起來了。古代中國廣闊深厚的農田，是軟化馴化草原狼和狼性的溫柔之鄉。
吉普進入邊防公路以南的草場，草已矮得貼了地皮，像一大片光禿禿的練車場。楊克將車開出土路徑直向黑石山駛去。
陳陣略略翻了翻打印稿，繼續說：黃河流域並不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惟一發祥地，西北草原，尤其是內蒙草原，更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據《內蒙古曆史地理》一書介紹，考古發掘證明，早在舊石器時代內蒙古就有人類活動。著名的“大窯文化”的曆史久遠性令世人吃驚。大窯遺址在內蒙呼和浩特市東北郊保合少鄉大窯村，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窯遺址有一個遠古人類的石器製造廠，時間跨度從舊石器時代的早期、中期、一直到晚期，前後長達幾十萬年。遺跡最早的年代距今約70萬年，比北京猿人的遺跡還早10—50萬年。到新石器時代，內蒙的古人類活動的範圍更廣。距今為止，在內蒙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約有100多處，而從這些遺址出土的器物形狀和彩陶風格，與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有區別。
還有，在西北陝西發現的藍田人距今約80—60萬年，也比北京猿人的曆史久遠。即便是北京猿人，也不屬於黃河流域的中原人，而是遠古北方人。在遠古時期，北方和西北的高原和草原水草豐茂，氣候濕潤，適於人類生活。草原的遠古人類過著狩獵、遊牧和采集的生活，而大禹治水以前的黃河中下遊的中原，還是定期和不定期的“黃泛區”，許多地方都不適合人類居住。中原是黃土高原水土流失、並由黃河輸送泥沙而堆積形成的平原，因此，西北高原和草原是中原之父，黃河是中原之母。西北草原的人類史自然也就比中原的人類史更久遠，中原的原始先民來自於西北高原和草原。
中國草原先民必定以他們強悍進取的遊牧精神和性格，以及流動擴張的特性，慢慢進入和開發中原，並持續深刻地影響了中原部族和華夏文明的形成和發展。
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黃帝就是出身於西北遊牧族，據傳說，炎黃二帝都出自於遠古少典部族。範文瀾綜合了史書記載的傳說後認為：“炎帝姓薑……薑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遊牧先入中部”，慢慢開始農耕。古羌族屬於典型的遊牧民族，是華夏漢人的祖族之一。西羌族性格剛烈勇猛，這就不是傳說了，而是事實。《後漢書·西羌傳》記載：“西羌……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這幾句評語真是太精彩了，簡直就是在說狼，也是對草原狼和遊牧民族性格的高度概括。因為隻有草原狼和遊牧民族才寧肯戰死，不願病終。這段記載和評語極為準確生動地抓住了西羌族和中國遊牧民族的共同本質性格特征——狼性性格；也敏銳地指出了西北遊牧民族的性格的來源——“同之禽獸”，也就是同之於猛禽猛獸、同之於草原雄鷹和草原狼；而且又指出了中華民族的金行之骨氣誌氣的產地——西方和西北方的遊牧區。我真為漢人的先祖有這樣“堅剛勇猛”的性格而感到自豪和振奮。
羌族是中國的一個了不起的古老民族和華夏民族的主要祖族之一，她不僅孕育了包括“犬戎”、“白狗”、“白狼”等大部分西戎族，還孕育了漢族、黨項、土蕃、藏族等民族，而且古羌族流入蒙古草原的分支部族還參與了蒙古草原民族的形成。據有的專家研究，單音節有聲調的漢藏語係就發源於單音節的古羌語。直到現在，許多漢字還帶有華夏祖先羌人的遊牧血統的胎記，例如，現在用得最濫的“美”字就是這樣，美字由“羊”字和“大”字組合而成。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美……從羊，從大羊。”徐鉉注釋道：“羊大則美，故從大。”可見華夏先祖的審美觀是遊牧人的審美觀。咱們倆都當過羊倌，能夠體會這種美感。羊肉是牧人的主食，把一群羊羔養成一群大羊，那心裏是多美啊。“羊大”也是草原狼的審美觀，當一條大狼獵到了一隻大羊的時候，那它就美得亂哼哼了。如果漢人的先祖是農民，那美字就不是“大羊”而可能是“大米”了。遠古選美選大羊，現代選美選美人，但是美字本身依然是“大羊”。
羌族的偉大在於她的剛強性格和超人的智慧，與古羌族同時存在的古匈奴等遊牧民族早已消亡，而她卻一直頑強生存延續至今，她的兒孫子族的數量已達到令世界震驚的十幾億之巨……
咱們還是回到炎黃時期，在炎帝進入中原之後，傳說中的南方“獸身人言”的九黎族蚩尤也北上中原，與炎帝族發生激烈衝突，開始務農的炎帝族被凶悍的蚩尤九黎族不斷進逼，
“九黎族驅逐炎帝族，直到涿鹿”。炎帝便聯合更加強悍的黃帝族共同作戰，在涿鹿大敗九黎族，並把九黎驅出中原。黃帝族後來又打敗炎帝族，並把炎帝族擠到長江流域，才正式進入中原定居。再往後黃帝族又與炎帝族聯合，共同抗擊南方蠻族。
我認為黃帝族之所以能夠戰勝蚩尤九黎族是有其民族性格根源的。這是因為當時黃帝族仍是遊牧族。《史記·三皇本紀》的注釋說：“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媧氏之女……薑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黃帝之母又是神農母。”因此，黃帝族與炎帝族同屬一族。既然炎帝族起源於西戎羌族，那麽黃帝族也起源於西羌和西北高原。史書記載，傳說中的黃帝族發源於西北遊牧區，活動範圍在西北，主要功跡和事跡也發生在西北。莊子說：“昆侖之虛，黃帝之所休。”《山海經》說：“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史記·五帝本紀》又說：黃帝族“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而且，黃帝“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史記》的注釋解釋道：“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而黃色之土，乃遊牧之地西北黃土高原也。範文瀾認為：“黃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據傳說，黃帝曾居住在涿鹿地方的山灣裏，過著往來不定遷徙無常的遊牧生活。”
在傳說中，黃帝與炎帝打敗蚩尤九黎，發生在涿鹿；黃帝與炎帝三次大戰發生在阪泉，而阪泉在河北懷來，古稱懷戎，是遊牧區，就在涿鹿東邊幾十裏的地方。涿鹿在華北的西北部，是內蒙草原的延伸地，在上古時期是典型的遊牧區。上古時期涿鹿、懷來、媯河和燕山地區是遊牧民族的地盤。後來，黃帝又定都於涿鹿。最後，黃帝葉落歸根，“黃帝崩，葬橋山”，而橋山更是地處西北，人所皆知。炎黃二帝起源於西北遊牧族和遊牧區，因此必定崇拜天，也就是崇拜草原和遊牧民族的“騰格裏”。《史記》說，軒轅黃帝擒殺蚩尤以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
陳陣從文件夾中抽出一張卡片說：中國西北的遊牧族世代崇拜騰格裏，這是經過考證的。你聽聽《草原帝國》的作者、法國研究亞洲史的泰鬥勒尼·格魯塞是怎麽說的。他說，“匈奴人於公元第三世紀後半期時組成了一個統一的和強有力的民族。他們的首領被稱作單於，這稱號的全文譯音為撐梨孤塗單於，漢文內譯作‘天子’，我們辨別出撐梨為突厥——蒙古語字根，它顯明的是突厥字與蒙古字‘騰格裏’（天）的譯音。”你看，從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全都崇拜騰格裏。而匈奴是極為古老的民族，古稱葷粥，在夏朝稱為“淳維”，在殷商時期稱為“鬼方”，到漢朝才稱為匈奴。《史記》的注釋說：葷粥乃“匈奴別名也”。在黃帝時期，黃帝就曾與葷粥打過交道，《史記·五帝本記》說：“黃帝……北逐葷粥”。由此推斷，在黃帝時期的西北遊牧族就崇拜騰格裏，要不當時的各部族就不會把黃帝尊為天子了。騰格裏崇拜和天子這一稱號都來自上古時期的西北遊牧族。
由於黃帝族是遊牧族，因此也必定具有狼一樣的猛獸性格，《五帝本紀》說：黃帝“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傳說中，黃帝的軍隊就是這樣一支凶猛可怕的猛獸之師，帶有鮮明的遊牧軍隊特性。要注意的是，在上述六種猛獸中卻沒有狼，這是因為在猛獸中狼是不可被馴教的，連半人半神的黃帝也不能駕馭狼，而且崇拜草原狼的遊牧族是絕對不會去駕馭狼的。
所以，我們漢人實際上都是西北遊牧民族的後代。後來漢族鄙視遊牧民族，那真是忘本忘祖。漢族出身於遊牧民族，那它的血管裏肯定還有狼性血液的遺存。這可是未來中華民族複興的資源，應該像保存火種那樣把它好好保存並發揚光大。
楊克眼睛閃亮，說：怪不得草原民族代代崇拜騰格裏，華夏農耕民族也世代崇拜“天”，崇拜老天爺。原來華夏族的“天崇拜”，是炎黃二帝從草原老家和遊牧祖先那兒帶到華夏來的。
陳陣微笑道：沒錯。所以中華大地的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本是同根生，是騰格裏之父，和草原大地之母生出來的一對兄弟，草原民族是兄，華夏民族是弟。這兩個東亞古老的民族同時崇拜天、崇拜騰格裏。這種共同的最高崇拜對中華民族和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現在看來，炎黃以後的中華曆史表明，這對有共同最高崇拜的同根兄弟民族，不管怎樣打得血流成河，但卻是在共同創造中華的文明和曆史。一旦華夏民族在農耕環境中軟弱下去，嚴厲又慈愛的騰格裏天父，就會派狼性的遊牧民族衝進中原，給羊性化的農耕民族輸血，一次一次地灌輸強悍進取的狼性血液，讓華夏族一次一次地重新振奮起來。後來在軟弱的弟弟實在扶不起來的時候，強悍的哥哥就會入主中原，入主半個中國，甚至入主整個中華，代替弟弟掌管社稷，維持華夏文明，一直堅持到與西方文明相遇。兄弟兩族就是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也創造了世界惟一的奇跡——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惟有中華文明從未中斷，一直延續至今。而且，還深深地蘊涵著民族複興的偉大潛力。”
一般說來，狼性草原環境具有狼性性格和血液的造血功能；而羊性農田環境具有羊性性格和血液的造血功能。當炎黃二帝率領部族進入中原，當時的形勢是這樣的：第一，炎黃部族本身帶有凶猛強悍的狼性格和狼性血液；第二，中原和西北大地當時還擁有大片牧地，那裏猛狼成群。因此，當時的華夏仍然存有狼性血液的強大造血功能；第三，大量農田的開發，使農耕環境的羊性血液的造血功能開始發揮作用；第四，儒家孔學還未出世。後來出現的儒家是集農耕意識大成的大家，它對華夏民族的性格形成將產生巨大影響。需要說明的是，早期的儒家產生於當時華夏半牧半農的土壤中，因此雖然儒家充滿三綱五常、保守順從的農耕意識，但早期的儒家經典中還含有剛毅強悍的遊牧遺風和性格，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與後來宋明時期的純農耕儒家有重大差別。
因此，在最初階段，炎黃先民的狼性血液還沒有被部分和平安定的農耕生活所稀釋；凶猛桀驁的狼性性格和遊牧精神，也不可能輕易被部分定居安逸的農耕環境所軟化。
炎黃部族開始半牧半農。這樣，他們既有凶猛的戰鬥性格和卓越的軍事才能，以保家衛國；又有相對安定的勞動生產條件，以生產供應充足的生活資料。因而這個新民族產生了巨大的能量。炎黃先民從此在中原大地崛起，人口快速增長，國土劇烈擴張，從黃河流域一直擴展到長江流域。大禹陵至今還矗立在江南。
然而，逐漸擴大的農耕生活，慢慢消蝕遊牧民族遺留下來的狼性性格，並慢慢破壞已經逐漸縮小的中原牧地的狼性造血功能。到商末時期，西部的周族開始崛起，當時周族已開始農耕，但是，由於周國地處西部，國內居民大多是戎狄遊牧民族。周古公曾費大力氣改革戎狄舊俗，建立新的封建生產關係。一般說來，遊牧民族尚武善戰；農耕民族尚文重教化。周國內部存在的農耕與遊牧雜居融合的民族現象，就使得周國在民族性格上具有農耕與遊牧半羊半狼的雜交優勢。還有，周國經常遭到境外戎狄遊牧民族的侵略，被迫與之交戰，從而也得到了性格和軍事上實戰鍛煉。因此，周民族在性格上就比較全麵，狼羊結合，半野蠻半文明，文韜武略，智勇雙全，具有比中原農耕為主的民族更多的狼性血液，具有更強悍進取的狼性格，還具有較高的禮儀文明，敦厚待民愛民的向心力。
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聯合八個西方戎狄國，親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而“戎車”和“虎賁”都標明了周國軍隊的遊牧虎狼的特性。周武王在與商紂王七十萬大軍決戰之前指天“大誓”，號召全軍“如虎如羆如豺”勇猛殺敵。而“豺”就是狼。周國凶猛的虎狼之師，以少勝多，取得大勝，滅掉商朝，建立起對中華文明影響極大的西周王朝。
周國在與戎狄民族雜居交融的時候受到了遊牧民族天崇拜和圖騰崇拜的深刻影響，後來周國又將這一影響帶進華夏，並繼續把天崇拜作為華夏民族的最高崇拜，周朝的最高君王也被稱為周天子。
周國和周朝的這種半羊半狼的雜交優勢，使周國和西周不僅接受了一次遊牧民族狼性血液的輸血，而且實際上還對整個華夏民族，重新輸入一次草原狼性血液。使千年來被農耕羊血稍稍衝淡了的狼性血液，恢複到原有的濃度比例。這次輸血產生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這些對華夏民族和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偉大人物。那時候華夏族的聖賢，都具有剛強的遊牧精神：性格強悍，胸襟開闊，目光遠大。“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就產生於這個時代，也是對當時民族性格的準確寫照。而這種民族精神中充滿了中華遊牧精神。
農耕所必然產生的不思進取的安逸腐化，是商朝覆滅的內因，自強不息的周王朝取代商朝便順理成章。在西周的盛期，文武之道張弛有度，文治武功光輝燦爛，為華夏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陳陣背靠車輪，伸開腿，繼續說：中華民族以後的道路就是按照中國特色的路線發展下去的。農耕必定軟化農耕民族的性格，而草原遊牧必定強化遊牧民族的性格，古代中華文明的發展和延續必須依靠遊牧民族定期或不定期的不斷輸血。這就是幾千年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規律，而這個規律涉及到民族生存發展的根本問題，即民族性格問題。
中國和世界的曆史證明，曆史絕對不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堆積”，而是有其內在的客觀發展規律的。可是中華文明興衰發展的特殊規律直到現在還隱藏在“偶然事件的堆積”裏。如果不從“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的研究角度及其方法來研究分析這些“堆積”，那麽中國人就永遠掌握不了中國特殊的文明興衰發展規律和中國的命運。
性格對於個人來說，是其能否成功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對於民族來說，民族性格則更是一個決定民族命運的生死攸關的國家大事。從世界各民族興亡盛衰的曆史看，民族性格屬於民族脊梁問題。曆史證明，一個民族的性格強悍進取，這個民族生存發展的機會就大就多；而一個民族的性格軟弱，這個民族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增大。從世界上實際存在的民族價值標準看，民族性格軟弱是一個民族最致命的缺陷。因為，軟弱的民族性格是萬惡之源，它將導致一係列最可恥、最不可饒恕的罪惡：不思進取，坐井觀天、喪權辱國、割地賠款、叛賣投降、俯首稱臣；人民被殺戮、被販賣、被奴役、被歧視；民族被改種、改文、改姓、改身份等等。世界上無數古老農耕民族就因其性格軟弱，而被殘酷的世界無情淘汰。世界發展到現在，人口激增，生存空間和資源日益短缺，民族性格問題更加突出，因此，必須更加充分重視民族性格問題。為此，就必須從民族性格的視角重新審視中華文明的演變發展史。
我認為，中華遊牧民族對中華民族和文明的偉大貢獻，最主要是在精神上性格上的貢獻。而剛強進取的民族性格則是創造和支撐中華文明的支柱。華夏農耕民族是創造古代中華文明的腦與手，而遊牧精神和遊牧性格則是整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脊梁。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從西周以後，華夏民族一個主導性的盛衰規律也由此開始：一旦華夏民族性格中的羊性太強於狼性，華夏就被異族入侵，山河破碎，任人宰割；一旦狼性太強於羊性，華夏中國就專製暴政，或軍閥混戰，民變蜂起，戰亂不休。隻有華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羊性大致平衡，狼性略大於羊性時，華夏中國才疆域擴大，國富民強，經濟文化繁榮昌盛。
下麵，咱們就來看看中國的曆史是不是按此規律發展的，而且中國曆史發展的事實是不是又印證了這一發展規律。
到西周末期，長期的農耕和平環境，使得君王荒淫無度，玩物喪誌，烽火戲諸侯。君主性格軟化，無心富國強兵，結果周幽王被野蠻強悍的犬戎族攻殺，幽王的寵妃褒姒被擄，象征華夏最高權力和地位的“九鼎”寶器也被犬戎掠往草原，都城豐、鎬西北被犬戎占領。強
盛約三百年的西周覆滅。此後，犬戎便成了華夏民族最可怕的敵人，直到唐朝，中原民族還把一切西北遊牧民族統稱之為“犬戎”和“戎狄”。在唐代宗年間，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說：“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在唐德宗年間，大臣柳渾對德宗說：“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這個“犬戎”的“犬”字帶有漢族特點的強烈的侮辱性，而且說戎狄是“豺狼”也準確地指出了犬戎或戎狄族的狼性格。至春秋初期，犬戎又成為秦國的強敵。後來犬戎的一支北遷到蒙古草原，成為蒙古草原最早的遊牧民族之一。研究中國的遊牧民族、遊牧精神和遊牧民族的圖騰，也必須從古匈奴葷粥和犬戎開始。
根據文獻記載，犬戎族就是自稱自己的祖先是二白犬，並以白犬為圖騰的西北最古老的遊牧民族，屬於西羌族，是炎黃族先祖的近親。早在炎黃時期，犬戎族就是炎黃族的勁敵。《後漢書》就有記載：“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高辛氏就是黃帝的曾孫，堯帝的父親。史料隻記載了犬戎族的圖騰是白犬，但並沒有說明白犬是野犬還是家犬。但是，白犬到底是野犬還是家犬，關係重大，這涉及到民族性格問題、中華遊牧民族和中華民族的圖騰起源等一係列關鍵性問題。
我認為，白犬可能就是白狼，據《後漢書》記載，至漢朝，在原來犬戎活動範圍內曾出現一個人口眾多的西戎白狼國。到東漢明帝時，“白狼……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自願歸屬東漢。白狼王還命人作詩三首，合稱《白狼歌》，獻給東漢皇帝。因此，我認為白狼國就是犬戎國的變種，白狼王則是犬戎的後人，而白狼族就是崇拜白狼，並以白狼為圖騰的部族。白狼國的存在，也可以證明犬戎所崇拜的白犬很可能就是白狼。
退一步說，即便白犬不是白狼，那麽白犬也一定是像藏獒那樣的比草原狼更高大更凶猛的野狗。據史料記載犬戎族極為野蠻凶悍，根據我對遊牧民族的長期研究，曆史上最古老最野蠻的犬戎族，按其民族性格來說，他們絕不會崇拜性格溫順聽話的家狗，就像蒙古草原上從古到今所有馬背上的民族，無一例外都不會以馬為圖騰的那樣。因為馬是草原人所馴服的動物，性格凶猛強悍的所有中華草原民族，絕對不會崇拜被自己所馴服的動物，也更不會把家狗家畜作為自己民族的圖騰。而且，圖騰是草原民族神聖的精神崇拜，而家畜卻是受牧人鞭打驅使的奴仆，絕無神聖可言。咱倆在草原上生活了十年還不知道嗎，牧民雖然很愛狗，但是在草原人的心目中，狗與狼地位極其懸殊，狗是草原人的戰友，而狼則是草原人的神靈。
因此，我的看法是：犬戎族崇拜的白犬，或者是白狼，或者就是野生白犬，一種與狼同科，與狼同形，比狼更凶猛的自由野狗。所以，當時犬戎族的“犬圖騰”就等於“狼圖騰”，古犬戎就是中國曆史上有文字記載的、最早崇拜“狼圖騰”的古遊牧部族之一。
說犬戎是最早崇拜狼圖騰的部族之一，這是因為，據史書記載犬戎的母族——古羌族也崇拜犬圖騰。《資治通鑒》第一百九十卷裏說：在唐朝初年有“白簡、白狗羌並遣使入貢”，而且，唐還“以白狗等羌地置維、恭二州”。這說明古羌族也崇拜白犬。實際上，從民族歸類上看，犬戎族就是西羌族，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羌，西戎牧羊人也。”因此，犬戎就是西羌，西羌包含犬戎。那麽以上所說的“犬戎”、“白狗”和“白狼”等族就都是西羌族。由此可以斷定，西羌族是以白狼或白犬為圖騰的遊牧民族。而“以戰死為吉利，以病終為不祥”的勇猛古羌族當然也不會崇拜馴順的家狗的，因此古羌族崇拜的“白狗”不是白狼就是比狼更凶猛的野生白狗，因而，古羌族就是崇拜狼圖騰的古老民族。由於華夏人文始祖之一——薑姓炎帝族是古羌族的一支，而黃帝又與炎帝同族，那麽，如果追本溯源的話，白犬圖騰，或狼圖騰，是中華民族的最原始最主要的圖騰。
狼圖騰崇拜起始於華夏最古老的羌族、犬戎族和古匈奴葷粥，後經白狼、匈奴、高車、鮮卑、突厥、契丹等遊牧民族，一直延續到現代的蒙古民族。這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遊牧民族圖騰，在強悍的西北和蒙古草原上，一個又一個的遊牧民族被更強悍的遊牧民族打敗，民族來複去，而狼圖騰和狼精神卻永世長存。這種狼圖騰文化和精神從未中斷，甚至大大超過從未中斷的華夏農耕文明的曆史長度。可惜，狼圖騰所包含的巨大精神價值，從未被怕狼恨狼的漢人重視和研究過，甚至還故意將其打入冷宮。
特別重要的是：中華大地的這兩個“從未中斷”的文化，以遊牧民族的狼圖騰文化更有生命力，也更有價值。如果沒有“從未中斷”的狼圖騰精神和文化，那麽華夏幾千年的農耕文化和文明就可能中斷。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從未中斷，這已經成為世界公認的世界文明曆史中的奇跡，而奇跡背後的奇跡卻是曆史更久遠、又從未中斷的狼圖騰文化。狼圖騰之所以成為西北和蒙古草原上無數遊牧民族的民族圖騰，全在於草原狼的那種讓人不得不崇拜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和強悍智慧的精神征服力量。這種偉大強悍的狼圖騰精神就是中華遊牧精神的精髓，它深刻地影響了西北遊牧民族的精神和性格，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也深刻影響了全世界。
我認為曆史如此悠久的狼圖騰崇拜和精神，恰恰是永葆其旺盛生命活力的古代和現代遊牧精神的本源。現代中國人真應該為中國還埋藏有如此偉大珍貴、悠久豐厚的精神遺產而感到慶幸和自豪。現在到了應該剝去掩蓋它的農耕羊皮，而讓其大放光彩的時候了。它將是當代中華民族性格轉換工程的最寶貴的本土精神資源。“東方睡獅”將由於狼圖騰精神的複活，而真正蘇醒和抖擻起來。
好！帶勁！楊克噗地拉開了一罐啤酒，連聲叫好。他把酒遞給陳陣，自己也打開一罐，仰頭猛喝了一大口說：你這個挖掘真比白狼王挖的狼洞還要深，一直挖到炎黃的祖族那兒去了。你的結論我同意，我也認為西羌犬戎崇拜的“白犬”肯定是野狗或者就是白狼。我到現在還特崇拜咱們的二郎呢，羌族和犬戎崇拜的肯定就是這樣的野狗，或者更厲害的藏獒式的野狗，絕不會崇拜聽人話的寵物狗的。要不然真無法理解東方遊牧民族為什麽會有那麽大的能量。你這個觀點能說服我。再接著講！
陳陣一罐啤酒下肚，談興更盛，他挺起身，盤腿坐在沙草地上，繼續開講：西周之後，曆史進入春秋戰國時代，由於華夏民族先祖強悍性格的遺傳基因很強，又由於在陝西、山西、河北、華北北部仍保留著大量的牧地和遊牧民族，甚至在現在的河北腹地定縣平山一帶還出現過一個由白狄匈奴所建立的著名的中山國。中山國立國幾百年，以出產“中山狼”而聞名於世，因此中山國民性格強悍，與韓、燕、宋同時稱王，還曾掠占過燕國的大片土地，可見當時中原華北還有不少狼性土地和狼性性格。而且，當時中原國家又經常遭受西北遊牧民
族的入侵輸血，因此，春秋戰國時期的整個華夏民族的性格依然強悍，甚至強悍到產生不出一個大一統中央集權專製製度來統治他們的程度。在春秋戰國時期，群狼逐鹿中原，諸侯爭霸華夏，血沃中華大地。“臥薪嚐膽，奮發圖強”就是那個時代民族性格和精神的寫照。從民族性格中湧出的銳意進取的力量像火山群持續噴發，此起彼落500年。這一時期，在思想文化方麵，更像是一次轟轟烈烈的造山運動，儒家、道家、墨家、兵家以及法家等狼家，百家爭鳴，群峰林立。在華夏古代曆史上出現了思想精神文化上的空前盛世。後來，中國在文化上的幾次複古運動，都試圖恢複當年的民族精神和性格，雖然沒有成功，但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唐代韓愈和北宋歐陽修、蘇軾的複古，造就了文壇上氣勢磅礴的“韓潮蘇海”。曆史證明，在政治經濟上不能複古，否則就是倒退，但在民族精神和性格上必須經常“複古”。西方的“文藝複興”就是一次非常偉大和成功的“複古”運動。
到秦朝，秦國又有一個類似於又不同於西周的開端。秦國也是地處西部，因此它擁有西北千裏遊牧區和秦川漢中巴蜀農耕區的半牧半農的經濟基礎，和在此民族存在的基礎上形成的半狼半羊雜交的國民性格。強悍性格產生強烈要求改革變法的強大動力和願望，秦國商鞅變法首先成功，而以農耕為主的和信奉周禮的六國，卻因為長期的農耕生活國民性格日益軟化。秦國很快便對六國形成壓倒性的優勢。到秦始皇時代便橫掃六國，統一華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秦始皇開拓猛進的狼性性格，以今非古，焚書坑儒，強行推行“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又築長城，修馳道，建騎兵，擊匈奴。敢作敢為，大氣磅礴，首創了一個強悍向上的嶄新時代。需要說明的是，這“書、車、行”的三同奠定了華夏民族的統一的基礎。中國第一個的“大一統”並不是由儒家帝王建立的，而恰恰是由焚書坑儒的狼性秦始皇建立的。還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封建專製王朝得以建立，也表明此時華夏民族的國民性格已經開始顯露農耕化軟弱的跡象。
然而，由於秦國立國的基地是在戎狄遊牧區。秦國在秦穆公時期滅掉12個戎國，開地千裏，成為“西戎霸主”，采用西戎遊牧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法律。司馬光說秦“以貪狼為俗”，可見秦國受西戎的狼性格和狼圖騰的影響極深。秦國當時已經是西部大國，秦襄公還曾被周平王封過諸侯。但是，華夏其他諸侯卻認為秦是西戎野蠻國，根本不承認它是華夏諸侯國，還不讓秦國參加華夏諸侯盟會。秦國國內遊牧民族的成份確實更重，因此，秦國國民性格的狼性過強，在這塊狼性土壤中誕生的秦始皇就很容易成為一個狼性暴君。結果，暴行激起反抗，潛伏在六國民間的狼性好漢揭竿而起，開始軟弱的華夏民族又被激發出強悍精神，起義遍布全國，秦王朝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對中國曆史影響極為深遠，而遊牧民族的狼性性格在其中起到關鍵性作用，如果沒有秦國君民狼性格的因素，中國曆史決不會出現以後漢唐的輝煌上升時期。
秦國到秦朝這段曆史，是草原民族對華夏民族又一次狼性血液的輸血，大大地衝淡了千年來從農耕生活中湧進民族血管的羊血，使剛剛又要羊化和孱弱的華夏民族性格，再一次剛強起來。
公元前206年，劉邦建立西漢王朝。西漢時期，“漢承秦製”，西漢又承襲秦朝狼血，漢武帝在性格上就是第二個秦始皇，史家稱漢武帝“異於秦始皇無幾矣”，凶悍好戰，舉全國之兵力財力，連年征伐，毫不妥協，不滅匈奴誓不罷休。當時的漢朝，主戰派占絕對優勢，“銳勇輕死之士充滿朝廷”，大有古羌族“以戰死為吉利，以病終為不祥”的民族性格。漢武帝還大膽起用李廣、衛青、霍去病等等充滿狼性豪情的將領，以騎兵攻騎兵，以騎射對騎射，凶猛果敢，長途奔襲，深入草原，血戰匈奴數十年，打得匈奴元氣大傷。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甚至還把作為防禦性工程的長城，也變成對草原經濟封鎖的進攻性武器，嚴禁鐵器武器藥材出關，斬殺大批違禁商人。
當時華夏農耕厚土上生長出來的儒家，也終於長成大樹，進入官方主導意識形態。儒家主張以農為本，與民休息，輕徭薄賦；並主張施仁政，以馴化軟化國民性格，來換取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為帝王所用。以典章製度治國安民，求得和平發展。漢武帝在認識水平上高於秦始皇，他懂得儒家的作用。因此，西漢時期，狼羊結合，霸道王道雜之，狼血羊血大體平衡。西漢時期，漢民族終於在性格上從秦朝的“野蠻狼”發展到漢朝的“文明狼”，達到古代“文明狼”的最佳性格水平，與同時代的西方強悍的古羅馬民族性格大致相當，國家強盛的程度也差距不遠。當時整個漢民族充滿了勇猛頑強，開疆拓土，消滅強敵的壯誌豪情。那時的西漢國運昌盛，國富民強；文史哲經，藝術科技，高度繁榮；並第一次征服西北和西域，擴大華夏的遊牧國土，切斷了匈奴的財政來源，消滅了匈奴的主力，造就了一個長達400年的輝煌朝代。大漢帝國是華夏漢民族最值得驕傲的時代之一。遺憾的是，在以後的朝代，純粹漢民族的民族性格再也沒有達到過這樣的高度和水平，此後，靠漢族獨木便難以支撐華夏文明大廈了。
隨著漢朝屯墾戍邊政策的實行，農耕對草原的擴張，和對草原民族的一次次沉重軍事打擊和壓迫，以及晉朝殘酷的“徙戎政策”，即用武力驅逐異族出境，激起遊牧民族的強烈反抗。草原民族終於又積累起巨大的報複力量。到晉末，匈奴、羯、氐、羌和鮮卑五個草原民族先後衝進中原，又先後建立16個國家，史稱“五胡十六國”。秦漢以來幾百年的農業大發展，華夏的農業已取得優勢，整個漢族已成為標準的農耕民族。民族性格羊性化，畏戰怕死，不堪一擊。“五胡”便像狼衝羊群一樣，將整個中原變成“草原狼”的天下，時間長達120多年。在此期間，中原大地狼性太盛。因而，群狼混戰，血腥殘暴，屍骨遍野，人口銳減。但這次巨大災難的內因，仍在於農耕文明的本身，溫柔敦厚的農耕民族缺乏強悍的國民性格來抵禦外來侵略。
建國於公元386年的北魏，是一個狼羊性格結合比較好的時代，我對北魏非常感興趣。建立北魏的鮮卑族和後來的蒙古族都屬於東胡，兩民族的語言有共同的祖源。鮮卑族發源於大興安嶺北麓的鮮卑山。蒙古史權威、原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韓儒林先生說：“據近代學者研究，鮮卑為蒙古族。”
早在東漢和帝時，漢大將竇憲擊敗匈奴，鮮卑乘虛占領匈奴舊地，十多萬戶匈奴人自號 鮮卑，加入鮮卑族，同時也把匈奴的文化和原始崇拜帶入鮮卑族，因此，鮮卑族又是東胡與匈奴的融合民族。鮮卑拓跋部極為凶悍，但是鮮卑的文化極其落後，連文字也沒有。然而，他們有蒙古草原狼一樣凶猛的性格和智慧的頭腦，具有超凡的軍事才能，是五胡中最卓絕的一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簡直就像頭神狼王，神武異常。他居然用了不到十年時間，依靠凶猛的鮮卑騎兵，掃平群狼，統一了北部中國。在中國曆史西周以後，開創了第一個由草原民族建立的強悍有作為的朝代。
更有意思的是，鮮卑拓跋像蒙古草原狼一樣愛動腦子極善學習，他們對漢文化極為癡迷，又一次表現出遊牧民族在文化和製度上開拓進取、勤奮學習的民族性格。在馮太後和孝文帝時期，大力倡導全民族學習漢文化並與漢族通婚，幾乎達到全盤漢化的程度。後來百萬鮮卑遷都洛陽以後，完全使用漢語漢服漢製度，甚至將鮮卑姓改為漢性，例如將皇族拓跋氏改為長孫氏。讓南朝漢人來使，一時分不清是到了胡國還是到了漢國。
需要說明的是，草原民族對漢文化的主動接受是有深刻的種族根源的：一是，漢文化中有至高無上的天崇拜，也就是騰格裏崇拜，而漢文化中的天崇拜本來就是來源於草原民族的騰格裏崇拜，是炎黃先祖從草原帶到中原的原始崇拜。因此蒙古草原遊牧民族的最高崇拜與漢族天崇拜文化不僅不衝突，反而因原始崇拜的親緣關係而情感親近，容易接受。後來蒙古本土的蒙古族和華夏的漢族最終沒有接受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都接受佛教，也是與蒙古族和漢族共同的最高天崇拜有很大關係；二是，漢文化儒學中也具有早期儒學遺留下來的強悍進取的遊牧精神，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強健不屈的精神也頗合草原民族性格和狼圖騰精神；三是，儒家全力維護“天子”，也就是“騰格裏之子”的皇權。總之，漢文化本來就是遊牧民族來到農耕地區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文化，因此，當後來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農耕大地之後，就不必在文化上從頭開始，隻要把遊牧先輩和後輩的文化成果拿來即可。當然，後來鮮卑、蒙古族和滿族都看到了漢文化的缺陷，在接受漢文化時做了不小的取舍，並增添了許多遊牧文化的內容。
還需要說明的是，傳統觀點認為遊牧民族雖然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漢族卻可以用漢文化征服遊牧民族，這實際上是一種大漢族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最大的錯誤在於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華夏農耕土地的征服作用。華夏廣闊的農田能夠征服和軟化古代任何武功強悍的遊牧民族，華夏農田的征服作用遠遠超過文化上的作用。遊牧民族被漢文化征服的觀點的片麵性，又在於否定了漢文化中的遊牧成份，否定了漢文化中的遊牧民族的部分所有權。而且，實際上遊牧民族也不是被動地被漢文化征服，而是遊牧民族主動地選擇了漢文化，而這種主動選擇重要的原因也是由於漢文化中有遊牧文化的成份。
鮮卑拓跋的改革相當成功，北魏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口劇增，國際交往頻繁，一派東方大國強國的風貌。而且文化發達，佛教盛行，雲岡、龍門石窟中的北魏時期的大石佛至今令人景仰，使昏庸腐敗、內亂短命的南朝漢族國家根本無法與之相比。以至於後來的中國人大多知道大名鼎鼎的北魏，而對同時期南朝漢人的宋國和齊國知之甚少。北魏和南朝的鮮明對比，說明華夏農耕文化和民族性格已開始暴露出它致命的羊性軟弱性。遊牧民族一旦集合起整個民族的力量，抓住一次機會便可以武力入主中原，再經過短短的幾代，就可以把華夏民族花費幾千年時間創造出來的文明成果學到手，甚至還超過你一頭。而缺乏進取精神的漢民族，雖然文化比草原民族先進，但是它不得不依靠定期或不定期的輸血為生。如果幾百年不進行一次大規模狼性血液的輸血，它的骨頭就軟得難以支撐華夏大廈。古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實際上真正的“王者”就是遊牧精神和性格，而某個具體的王者，就是遊牧精神和性格的某個代表人物。
鮮卑統治北中國長達140多年，這次草原民族對華夏農耕民族的輸血和混血，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所謂輸血和混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後在遊牧精神和性格上對農耕民族的深刻影響。所謂“輸血”，也就是遊牧精神的輸入；二是種族混血雜交，增強民族雜交優勢，增加新性格人群的數量。“五胡入中華”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戰亂，洛陽焚毀，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銳減。戰亂又造成華夏民族第一次規模巨大的民族大遷徙。據史料記載，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約有六七成的漢人逃往江南，這又進一步地減少了北中國的漢族人口。此後源源不斷來自草原的遊牧民族，尤其是鮮卑族，便填補了空蕩蕩的中原和荒涼的洛陽。《中國通史簡編》說：“照江統《徙戎論》所說，關中人口百餘萬，氐羌和鮮卑等族約占半數。”魏孝文帝從平城遷都到洛陽時，就遷來鮮卑文武百官和軍隊，連同他們的家屬和奴仆，總數不下100萬人。為了學習漢文化和增加人口，鮮卑統治集團親自帶頭實行鼓勵鮮漢通婚的政策。由於居於統治地位的遊牧民族獲得了財產和權力上的優勢，就可以廣泛地通婚納妾多生子女，使得遊牧民族在種族人口繁殖上也取得超過漢族人口增長的優勢。因而，經過十六國和整個北朝長達260多年的民族輸血和雜交混血，北中國實際上已成為遊牧民族與漢族在數量上大致相當的民族混合地區，尤其以鮮卑族的數量和影響為最大。
這次民族輸血和混血，使得被農耕軟化和羊性化的華夏中原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又一次被激活，再一次強悍起來。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遊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輸血和混血，對農耕民族來說是一件痛苦和殘酷的事情，但卻又是對“中國病”的絕對必要的搶救性治療。客觀地說，沒有這一次長期廣泛的輸血和混血，就不會有後來偉大的隋唐。
北魏後來分裂為東魏和西魏，這兩國依然是鮮卑族執政。公元550年高洋廢東魏帝自立，國號齊，史稱北齊。公元556年鮮卑人宇文覺廢西魏恭帝自立，國號周，史稱北周，依然是鮮卑政權。到周武帝時期，雄才大略的鮮卑皇帝——周武帝宇文邕又滅掉北齊，重新統一北中國。
公元581年，北周大丞相楊堅廢掉周靜帝，篡奪鮮卑北周王朝而建立隋朝，他便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隋文帝。因此，隋朝實際上是建立在鮮卑國家的基礎之上的。北朝之後的隋朝，由於剛剛經過長達260多年的五個遊牧民族的狼性血液的輸血，中原民族實際上是由鮮卑民族等遊牧民族和漢族所組成的混合民族。又由於楊堅篡周建隋，所以鮮卑北周的統治集團也基本上被保留下來。隋朝朝廷充滿鮮卑族官員，連隋文帝的獨孤皇後都是鮮卑人，獨孤皇後是鮮卑大貴族、柱國大將軍獨孤信的女兒。因此，從隋朝的國家政權的組成和民族的構成上
說，鮮卑族的比重極大。從民族成份上講，隋朝是鮮卑族和漢族共同創造的偉大朝代。在隋文帝時期，中原民族性格強健，文化發達，又是一個狼羊結合較好的時期。
因而，隋朝又是一個勇猛進取，有創造，有作為，了不起的朝代：實行均田製，開鑿大運河，首創科舉製，擊敗擁有40萬騎兵的強大突厥，又征服南中國，結束中國長達兩個半世紀的戰亂和分裂，建立起國土遼闊的統一國家。
特別要提到的是，中國北方經過遊牧民族入侵長期戰亂破壞，本該在國力上落後於未受異族入侵的南朝。事實上恰恰相反，在南朝，漢族執政的宋齊梁陳一個比一個腐朽黑暗、軟弱無能、內訌短命。南中國的漢族政權後來被大隋朝輕而易舉地滅掉。
從此以後，在古代中國又出現一個規律：受到過遊牧民族輸血和混血的北方中原，無論被戰亂破壞得多麽嚴重，但大多可以滅掉或收降南中國漢族政權，而南中國漢族的最後政權則無一例外都被北方國家輕易滅掉。此規律的適用性還可以上推到秦。從秦滅楚吳、魏滅蜀、晉滅吳、隋滅梁陳、宋滅後蜀南唐吳越、元滅南宋、一直到清滅南明三藩太平天國。此規律證明，遊牧性格大大強於農耕性格，強悍性格是一個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決定性因素。純農耕的南中國一旦喪失了殘存的炎黃遊牧精神，又得不到新鮮遊牧精神的輸血，也就喪失了民族的脊梁，即便有發達的文化和經濟也無法捍衛自己的國土、保障自己國家的獨立。
陳陣望了一眼狼洞山坡，歎了一口氣說道：但是隋朝還是一個短命朝代，根本的問題又出在狼羊不平衡上，隋朝統治集團在性格上狼性又太強於羊性。隋煬帝本人就是一個漢族與鮮卑族的混血帝王。他的生母文獻獨孤皇後，是一個連隋文帝都懼怕的鮮卑悍婦。獨孤皇後的家族連她自己在內，先後出過三位皇後和一位皇太後。她的姐姐是北周周明帝的皇後，她的大女兒是周宣帝的皇後，她的從姐妹是唐朝唐高祖李淵的生母。她的鮮卑家族性格剛勇，勢力強大，深刻影響了北周、大隋和大唐三個朝代。她在皇宮，後宮不敢給隋文帝送嬪妃，她還敢於殺掉隋文帝看中的女人。這位狼性十足的鮮卑族皇後在朝中擁有大權，與隋文帝並稱為“二聖”。獨孤皇後還謀劃了廢長立幼，廢黜太子楊勇，再立她所偏愛的楊廣為皇太子。後來，獨孤皇後成為武則天效仿的楷模。因此，隋煬帝楊廣是喝“狼奶”長大的“狼”。他繼承的狼性基因過多，因而他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暴君，窮兵黷武，殘暴腐化，橫征暴斂，民不聊生。隋煬帝三伐高麗，動用幾百萬軍隊，三戰三敗，損失慘重，國力耗盡，激起全國大起義。大隋37年便亡，與秦朝相似。公元618年，胡化了的漢人大貴族李淵建立唐朝。
中國人引以為自豪和驕傲的大唐朝，實際上也是鮮卑族和漢族共同創造的一個偉大王朝，是草原狼性格和華夏文明精粹的偉大結晶，達到了古代華夏文明之巔。就像“漢承秦製”那樣，唐朝是唐承隋製。李唐王朝繼承了隋朝皇族，尤其是隋皇族女係母統的強悍鮮卑性格。從性格血統上，李唐王朝的開國皇帝和初期君主都是胡化了的漢人和鮮卑貴族女性的混血兒。唐高祖李淵的生母、皇後、一個兒媳均為鮮卑人。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後是鮮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鮮卑人，而李淵的生母就是大名鼎鼎隋朝獨孤皇後的從姐妹。幾代連續雜交混血，幾代鮮卑家族狼性格的持久影響和熏陶，使李唐家族血統裏的漢血比例降到四分之一以下，因此在性格上取得非同尋常的雜交優勢。太宗李世民尤為突出，他的驍勇凶猛頑強的狼性性格堪稱中國帝王之最。甚至，李家也出過李世民的太子承乾那種學胡語，吃胡食，仰慕突厥狼頭軍旗、想解發回草原當突厥人的極端例子。後來太子承乾被唐太宗廢掉。這個極端例子也證明，李唐家族中的草原民族血統和及其影響極重極深。
我給你舉幾個《資治通鑒》裏記載的例子：有一次，李世民跟李淵出戰，李淵進軍失利，李世民親自率兵上陣，從敵陣後麵衝進去，身先士卒，使用雙刀，親手砍殺幾十人，殺紅了眼，砍得兩把刀都缺了口，兩個袖子裏都灌滿了敵兵的血，他甩掉血，繼續拚殺，直到打垮敵軍，反敗為勝。還有一次，李世民與竇建德交兵，李世民隻帶尉遲敬德一員大將和幾個士兵去誘敵，竇建德五六千騎兵追殺過來。李世民善騎射，毫無懼色，他親手射死一員敵將和幾個士兵。尉遲敬德也殺了十幾士兵，居然嚇得幾千騎兵不敢再追。再有，在玄武門事變中，為了大唐利益，李世民先發製人，設伏兵殺死了想加害於他的親生兄弟建成和元吉。李世民親手射殺了長兄建成，毫不手軟，像狼一樣凶猛果敢地奪取了太子位。
李世民凶猛善戰，大智大勇，連當時打著金狼頭軍旗的突厥騎兵，甚至突厥可汗也佩服得五體投地。唐太宗還被各草原民族奉為“天可汗”，也就是“騰格裏可汗”。後來唐朝能降伏強大的突厥，靠的就是這種李唐家族的狼性格，還有充滿朝廷的大批草原民族著名的賢臣強將。其中最著名的是長孫無忌，據《舊唐書·長孫無忌傳》記載，長孫無忌是凶險的“玄武門事變”的主要策劃人，就是他像狼一樣勇敢地力勸李世民先發製人，並親自帶領尉遲敬德、侯君集等九人協同李世民，在玄武門伏殺建成和元吉。長孫無忌是輔佐李世民登上皇位的第一功臣，後任宰相長達三十年。而長孫無忌就是鮮卑人，他的先祖是北魏鮮卑皇族，其後世家族成員在北魏、西魏、北周時曆任重臣，封王襲公，其父是隋朝的右驍衛將軍。長孫無忌又是唐太宗的文德長孫皇後的親哥哥。唐太宗的祖母、生母、皇後，甚至連宰相都是鮮卑人，你說大唐王朝中的鮮卑血統和性格有多重。
唐朝的偉大來源於民族性格的偉大，也來源於唐朝女性的偉大。唐初的三位鮮卑女性不僅為唐朝養育了幾代傑出帝王，而且，中國第一支“娘子軍”，中國第一個也是惟一的女皇帝都誕生於唐朝。咱們到草原還不知道嗎？草原民族是開放和尊重婦女的民族，婦女地位比較高，女人大多敢作敢為，像嘎斯邁那樣敢徒手鬥狼的女人不在少數。唐朝的鮮卑血統也決定了唐朝女性的驚人業績，據《新唐書·諸公主列傳》記載：唐高祖李淵的女兒平陽公主，在李淵太原起兵反隋時，她自己先到關中地區拉起一支起義軍，屢屢挫敗隋軍，並把義軍發展到七萬之眾，威震關中，為李淵奪取長安立下大功。《新唐書》說：“主（平陽公主——引者注）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號稱娘子軍。”山西著名的娘子關就是由於平陽公主曾率軍在此駐守而得名。平陽公主的生母就是李淵的鮮卑人太穆皇後竇氏，平陽公主是與李世民同父同母同性格同打江山的傑出女性。娘子軍對中國女性的影響太深遠了，而娘子軍精神中所包含的就是自由開放、堅韌獨立的遊牧精神和狼精神。
還有，中國惟一的女皇帝武則天也產生在唐朝。武則天出生在遊牧精神濃厚、有深厚“胡服騎射”傳統的山西。而山西是鮮卑族的根據地之一，鮮卑北魏最初的都城就定在山西平城。武則天的父親曾隨李淵起兵反隋，後封為應國公。所以武則天也應該算作將門狼女。後來又在李唐皇族遊牧精神的熏陶下，武則天成為中國狼性最強的傑出女政治家。在性格上：她勇敢凶悍，智慧超人，大刀闊斧，鐵腕血腥，毫不手軟；在政策上：打擊士族，強化科舉，破格選才，勸課農桑，發展人口。把唐太宗開創的貞觀之治的盛世維持了半個世紀。
陳陣停了停，突然問楊克：你注意過武則天的形象沒有？
楊克有些茫然，搖搖頭說：沒注意，你又發現了什麽？
陳陣說：我看過武則天的畫像，她很富態，有母儀之相。洛陽龍門石窟那座最著名最高大的盧舍那石像，是武則天下令鑿刻的。那雕像有異常大氣矜持的端莊美，臉龐頸肩豐滿圓潤。據說這是當時的藝術家和石工按照武則天本人的形象雕刻出來的。中國人都知道，在審美標準上，唐朝是“以胖為美”，李唐帝王大多選豐滿女人為後為妃。唐太宗選武則天為妃，唐太宗的兒子唐高宗李治後來又對武則天窮追不舍，直到把她立為皇後，而後來的唐玄宗李隆基又以豐腴的楊玉環為貴妃。幾代唐朝皇帝如此熱衷豐滿女人，確實大大有悖於中國漢族帝王的傳統審美標準。華夏漢族帝王大多喜歡苗條女人，比如：“楚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漢朝漢成帝的寵妃趙飛燕就是“楚腰纖細掌中輕”式的女人，後來被成帝立為皇後。
那麽漢唐這兩個曆史上齊名的大朝代，為什麽會出現“環肥燕瘦”截然相反的審美標準的呢？原因就在於唐朝皇族與曆代華夏朝代的民族血統不同。唐朝“以胖為美”，深刻地反映了李唐王朝鮮卑族的血統和印記。我過去也一直弄不懂為什麽上個大朝代漢朝還以瘦為美，怎麽到下一個大朝代唐朝突然就以胖為美了？後來弄清了李唐王朝的鮮卑血統以後才明白，再聯想到咱們在草原上的生活就一下子通了。當初咱們剛到草原的時候，就發現蒙古人以胖為美，比如咱們隊那個綽號叫“一盞明燈”的那仁其其格，真夠豐滿的，一定比楊貴妃還要胖，那時候幾乎有一大半的馬倌都圍著她獻殷勤。在額侖被牧民公認為美人的蒙古女人絕大多數是豐滿女人。而鮮卑族和蒙古族是兩個有著親緣關係的蒙古草原遊牧民族。鮮卑族一定是把狼圖騰和“以胖為美”的審美標準，一同傳給蒙古族了。實際上，遊牧民族從古到今都以養肥牲畜為職業，以“羊大”為美，當然在民族審美上就以胖為美了。
楊克連連點頭，又笑著說：沒錯！……不過有點扯遠了吧。
陳陣說：一點也沒扯遠。唐朝“以胖為美”，恰恰又從民族意識的一個審美層麵上證明唐朝之所以那麽強悍偉大的性格根源。漢人一直回避唐朝的遊牧精神和草原血統，實際上漢人很不情願把中國最偉大朝代的大半功績記在草原民族的功勞簿上……
我再接著講……李世民過人之處，還在於他極其重視文治，采納魏徵的“偃武修文”的政策。興科舉，重諫臣，著力教化，改善政治，輕徭薄賦，鼓勵經濟。開創了中國曆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唐朝的疆土達到到前所未有的廣度。
我特別要說的是，李世民是第一個提出“華夷平等”政策的中國皇帝。他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而唐太宗“華夷平等”政策的提出，是有李唐皇族性格上的華夷混血、狼羊平衡的血統背景的。過去以及後來華夏儒家正統思想都是極力“尊華貶夷”，根本無視遊牧精神和草原民族性格的巨大價值，以及對華夏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貢獻，而且還把這種狼性性格作為儒家教化所重點打擊的對象。隻有具有遊牧血統的李世民，深刻看出了漢族和草原民族雙方的優缺點，而且身體力行地實行“華夷平等”政策。唐朝之所以能達到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頂點，根本原因就在於它使草原民族勇猛進取的性格和農耕民族的儒家精華相結合。隻可惜，中國農耕土壤太廣闊太深厚，李世民“華夷平等”卓越的思想，很快就被華夏強大而狹隘的農耕意識和儒家正統思想所扼殺。後來，支撐華夏民族活命的新鮮血液，仍然是草原民族用武力強行灌輸進來的。但是，由於漢族農耕病體已趨嚴重，以後無論怎樣輸血，都輸不出漢唐盛期的豪邁強悍的民族風骨來了。“東方睡獅”正是從中唐以後開始進入漫長的冬眠狀態的，而華夏廣袤農田就是它舒服沉睡的“軟榻”，儒學則是使它久睡不醒的“催眠曲”和“安眠藥”。
從安史之亂開始，一直到五代十國的200年裏，重又軟化羊性化下去的華夏民族，又陷於大混亂之中。從此，華夏的農耕民族走向漫長的下坡通道。雖然，也出現過幾次小高峰，但總的下降趨勢已不可逆轉。華夏文明和華夏國土的延續和保持越來越依賴於草原民族。
雖然整個農耕民族在軟化，但是炎黃先祖的狼性血液的遺傳，和遊牧民族的不斷輸血和混血，在華夏廣大的農民中仍然保留了一些強悍的種子。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就是農民中狼性好漢率領的反抗。但是農民起義隻是改朝換代的工具，一旦起義成功，也不能為新王朝增添多少新東西和新血液。唐末的黃巢農民大起義，作為漢民族一次民族複興的重大行動，並沒有成功。究其原因，農民起義是農耕土壤中生長出來的“農副產品”，農耕王朝所具有的性格軟弱性的局限它也不可能避免，能避免的隻是極少數。雖然黃巢起義大軍攻打王朝軍隊勢如破竹，還殘忍愚昧地焚毀了古代中國最為氣勢恢宏的長安城。但是，它還是被唐政府借來的、名不見經傳的西突厥沙陀族騎兵消滅了。這是因為被輸血者總比不過輸血者身心強健。漢唐以後，華夏農耕民族無論是政府軍還是農民起義軍與遊牧民族的騎兵交戰總是敗多勝少。
到五代十國，北中國又陷於狼性遠遠大於羊性的大動蕩時代。北方五代梁唐晉漢周之中，後唐、後晉、後漢都是西突厥沙陀族政權。同時並存的強大遼國，則是鮮卑後裔契丹族建立的遊牧民族國家。
公元960年，趙匡胤不費吹灰之力，忘恩負義地篡奪後周周世宗打下的中原江山之後建立了北宋。北宋初期借助五代時期遊牧民族的輸血，還有些生氣。但是，宋太祖已沒有漢武帝和唐太宗的“文明狼”的銳氣了。宋太宗兩次北伐都被契丹遼國打得慘敗。可是他收拾南方的漢族國家，卻易如反掌。
中唐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時期，北方的經濟遭到大破壞，南北差距更加懸殊。南方漢族國家的強大經濟實力，並不能彌補民族性格上的軟弱。那裏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欄玉砌”和江南水鄉中軟掉了骨頭。因此，受過狼性格輸血的北中國再次輕鬆滅掉或收降南部漢族國家。李後主、吳越王等國君主紛紛敗亡投降。春秋漢唐時期南中國的那種“力拔山兮，氣蓋世”，“三千越甲可吞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民族氣概和性格蕩然無存。長期的農耕環境和儒教終於徹底教化和軟化了沒有草
原的南中國。
陳陣繼續講：宋朝是漢族國民性格質變的轉折時期，除了曆史種種不利因素的積累以外，宋朝對漢族性格的轉換還有著兩個關鍵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無力收回漢唐原有的廣大草原國土。大宋大宋，實際上它的疆土連漢唐時期的一半還不到。它的北麵是包括華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員萬裏的契丹遼國。它的西麵是驃悍的黨項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麵是白族的大理國。這種局麵導致了嚴重後果。本來，從炎黃到漢唐，華夏一直擁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區，它具有製造強悍性格的造血功能，曆史上廣闊草原為華夏民族培育了無數強兵猛將和傑出帝王。古言道：“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宋史·李綱傳》也說：“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唐時期，中國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經營西域，緊緊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這片草原維係著中華文明的根，而遊牧精神和性格則是支撐中華的脊梁。漢唐時期那種半農半牧的國土和經濟基礎，是華夏民族維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脈。而軟弱無能的宋朝無力收複華夏西北的命脈草原牧區，就對漢民族的性格最終轉換起到了致命的影響。
其次，宋朝“理學”的盛行。由於宋朝的華夏隻剩下純農耕的國土，中國儒教的這棵大樹被純農耕土壤滋養得越發農耕化，並發展得越來越極端，宋朝“理學”的出現，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遊牧遺風、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卻加強了壓抑閹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滅人欲”，三綱五常是天理，必須用“天理”來滅除人欲。對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斬盡殺絕，火燒沉塘。隻有堵了狼的路，才能邁得開羊的步。理學把漢民族壓製調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樣馴服聽話，任勞任怨，使得漢族宋朝的生產力大發展，還製造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具威力的火藥武器：火銃、火箭、火蒺藜、霹靂炮、突火槍等等。但是仍然彌補不了華夏民族迅速軟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曆史證明一個民族要想複興和富強，必須發展生產力，但是絕不能“惟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振興民族的基礎，但還不是基礎的基礎。必須把培育強悍進取的民族性格和發展生產力同時並舉，這才具備民族騰飛的兩個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純農耕的華夏漢族終於由漢唐時期強悍的“文明狼”轉變為軟弱的“文明羊”。
然而，北宋還是得到了一個長達160多年的穩定和繁榮。但是這不是因為它自身強大，而是由於強敵契丹遼國發生了民族性格上的重大轉換。遼國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十幾年，占領了華北幽雲十六州的漢族農業區。此後，它的農業開始大發展，並向東北黑土地延伸。經過幾十年的墾殖，以至於農業在遼國經濟中的比例越來越重，大量牧民漸漸變成農民。這樣一個原來純粹的遊牧民族國家漸漸便成了以一個農業為主的半農半牧國。於是，農耕軟化民族性格的鐵律，也對契丹遼國發生強烈作用，契丹族的狼性性格也開始軟化。在蕭太後時期，遼宋兩國簽訂“澶淵之盟”的不平等和約。宋朝每年向大遼國巨額進貢，宋真宗稱蕭太後為叔母。但長期的戰爭基本停止，兩國“和平友好”，兩國放心睡大覺，兩國在安逸的農耕環境中雙雙繁榮和軟化下去。
但是，羊欲靜，而狼不休，這條規律仍然支配著世界。正當遼國農業越來越興旺的時候，生活在鬆花江黑龍江流域的遊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崛起。為了擺脫遼國對女真的殘酷壓迫，女真領袖完顏阿骨打率領強悍的女真騎兵像狼群一樣猛攻遼國，很快占領遼國大片國土，並建立金國。後來用了20年，到金太宗時，金國就滅掉了大遼國。連半羊半狼的大遼國都擋不住金國凶猛的狼性騎兵，那麽此時早已成為富裕軟弱的“文明羊”的北宋就更無招架之力了。
“文明羊”的頭羊宋徽宗，已經“文明”到成為中國傑出的畫家的地步，尤擅長花鳥工筆，比繡女繡的還要柔軟。金太宗具有狼王的洞察力，他馬上就看透了宋朝的羊性。金軍一滅掉大遼，不待休整，迅速揮師南下，嚇得宋徽宗立即退位，讓位給兒子趙桓，也就是宋欽宗。這是中國兩位最腐敗無能的皇帝。第二年金兵再攻宋朝，軟弱的宋軍如羊見狼，兵敗如羊跑。開封幾乎是開城迎敵，使金兵輕易占領開封，俘虜徽、欽二帝，國庫珍寶被掠空，後宮幾千佳麗被擄往北國荒原，充當奴俾妓妾。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發達的生產力、最先進的火藥武器、最智慧的《孫子兵法》的北宋，幾乎不戰而敗，兩年而亡。當時的北宋幾乎什麽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梁”——剛強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恥”是華夏漢族最最恥辱的一頁，甚至比滿清末期的喪權辱國還要可恥。至少滿清還敢跟列強打幾仗，周旋幾十年，而且也沒有退位給列強。一個民族如果不把強化民族性格作為最基本的國策方略，無論經濟文化有多發達，人口和軍隊有多龐大，其結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轍。
幸虧，中國當時遠離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如果金兵是當時高級文明的軍隊，那華夏民族很可能就被改字、改文、改種、改信仰了。西域民族原來是信仰佛教的民族，後來不是被強悍的伊斯蘭改得脫胎換骨了嗎？而這也與宋朝無力收複西域脫不了幹係。
隨著華夏民族農耕性的增長，華夏民族性格日趨孱弱，大片國土丟失，華夏的首都也從接近遊牧區的地方向純農耕區敗退，從西北退向東南，越退越軟，越軟越退。從秦漢隋唐時期的長安，退到東漢西晉的洛陽，又退到北宋的開封，最後一直退到南宋的南京和杭州。杭州是當時中國民風溫柔的靡靡歌舞之鄉，它竟然成為漢族大宋朝的最後國都。如果一個民族隻有發達的腦和手，而沒有堅硬的脊梁，那也隻能成為民族中的無脊椎軟體動物。軟弱無能的南宋最後隻得向凶狠頑強的蒙古王朝獻出傳國玉璽，舉國投降。此種北強南弱的局麵一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狼的經濟、科技和思想輸入南中國以後，才得以根本改變。
中唐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時期，北方的經濟遭到大破壞，南北差距更加懸殊。南方漢族國家的強大經濟實力，並不能彌補民族性格上的軟弱。那裏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欄玉砌”和江南水鄉中軟掉了骨頭。因此，受過狼性格輸血的北中國再次輕鬆滅掉或收降南部漢族國家。李後主、吳越王等國君主紛紛敗亡投降。春秋漢唐時期南中國的那種“力拔山兮，氣蓋世”，“三千越甲可吞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民族氣概和性格蕩然無存。長期的農耕環境和儒教終於徹底教化和軟化了沒有草
原的南中國。
陳陣繼續講：宋朝是漢族國民性格質變的轉折時期，除了曆史種種不利因素的積累以外，宋朝對漢族性格的轉換還有著兩個關鍵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無力收回漢唐原有的廣大草原國土。大宋大宋，實際上它的疆土連漢唐時期的一半還不到。它的北麵是包括華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員萬裏的契丹遼國。它的西麵是驃悍的黨項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麵是白族的大理國。這種局麵導致了嚴重後果。本來，從炎黃到漢唐，華夏一直擁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區，它具有製造強悍性格的造血功能，曆史上廣闊草原為華夏民族培育了無數強兵猛將和傑出帝王。古言道：“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宋史·李綱傳》也說：“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唐時期，中國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經營西域，緊緊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這片草原維係著中華文明的根，而遊牧精神和性格則是支撐中華的脊梁。漢唐時期那種半農半牧的國土和經濟基礎，是華夏民族維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脈。而軟弱無能的宋朝無力收複華夏西北的命脈草原牧區，就對漢民族的性格最終轉換起到了致命的影響。
其次，宋朝“理學”的盛行。由於宋朝的華夏隻剩下純農耕的國土，中國儒教的這棵大樹被純農耕土壤滋養得越發農耕化，並發展得越來越極端，宋朝“理學”的出現，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遊牧遺風、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卻加強了壓抑閹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滅人欲”，三綱五常是天理，必須用“天理”來滅除人欲。對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斬盡殺絕，火燒沉塘。隻有堵了狼的路，才能邁得開羊的步。理學把漢民族壓製調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樣馴服聽話，任勞任怨，使得漢族宋朝的生產力大發展，還製造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具威力的火藥武器：火銃、火箭、火蒺藜、霹靂炮、突火槍等等。但是仍然彌補不了華夏民族迅速軟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曆史證明一個民族要想複興和富強，必須發展生產力，但是絕不能“惟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振興民族的基礎，但還不是基礎的基礎。必須把培育強悍進取的民族性格和發展生產力同時並舉，這才具備民族騰飛的兩個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純農耕的華夏漢族終於由漢唐時期強悍的“文明狼”轉變為軟弱的“文明羊”。
然而，北宋還是得到了一個長達160多年的穩定和繁榮。但是這不是因為它自身強大，而是由於強敵契丹遼國發生了民族性格上的重大轉換。遼國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十幾年，占領了華北幽雲十六州的漢族農業區。此後，它的農業開始大發展，並向東北黑土地延伸。經過幾十年的墾殖，以至於農業在遼國經濟中的比例越來越重，大量牧民漸漸變成農民。這樣一個原來純粹的遊牧民族國家漸漸便成了以一個農業為主的半農半牧國。於是，農耕軟化民族性格的鐵律，也對契丹遼國發生強烈作用，契丹族的狼性性格也開始軟化。在蕭太後時期，遼宋兩國簽訂“澶淵之盟”的不平等和約。宋朝每年向大遼國巨額進貢，宋真宗稱蕭太後為叔母。但長期的戰爭基本停止，兩國“和平友好”，兩國放心睡大覺，兩國在安逸的農耕環境中雙雙繁榮和軟化下去。
但是，羊欲靜，而狼不休，這條規律仍然支配著世界。正當遼國農業越來越興旺的時候，生活在鬆花江黑龍江流域的遊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崛起。為了擺脫遼國對女真的殘酷壓迫，女真領袖完顏阿骨打率領強悍的女真騎兵像狼群一樣猛攻遼國，很快占領遼國大片國土，並建立金國。後來用了20年，到金太宗時，金國就滅掉了大遼國。連半羊半狼的大遼國都擋不住金國凶猛的狼性騎兵，那麽此時早已成為富裕軟弱的“文明羊”的北宋就更無招架之力了。
“文明羊”的頭羊宋徽宗，已經“文明”到成為中國傑出的畫家的地步，尤擅長花鳥工筆，比繡女繡的還要柔軟。金太宗具有狼王的洞察力，他馬上就看透了宋朝的羊性。金軍一滅掉大遼，不待休整，迅速揮師南下，嚇得宋徽宗立即退位，讓位給兒子趙桓，也就是宋欽宗。這是中國兩位最腐敗無能的皇帝。第二年金兵再攻宋朝，軟弱的宋軍如羊見狼，兵敗如羊跑。開封幾乎是開城迎敵，使金兵輕易占領開封，俘虜徽、欽二帝，國庫珍寶被掠空，後宮幾千佳麗被擄往北國荒原，充當奴俾妓妾。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發達的生產力、最先進的火藥武器、最智慧的《孫子兵法》的北宋，幾乎不戰而敗，兩年而亡。當時的北宋幾乎什麽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梁”——剛強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恥”是華夏漢族最最恥辱的一頁，甚至比滿清末期的喪權辱國還要可恥。至少滿清還敢跟列強打幾仗，周旋幾十年，而且也沒有退位給列強。一個民族如果不把強化民族性格作為最基本的國策方略，無論經濟文化有多發達，人口和軍隊有多龐大，其結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轍。
幸虧，中國當時遠離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如果金兵是當時高級文明的軍隊，那華夏民族很可能就被改字、改文、改種、改信仰了。西域民族原來是信仰佛教的民族，後來不是被強悍的伊斯蘭改得脫胎換骨了嗎？而這也與宋朝無力收複西域脫不了幹係。
隨著華夏民族農耕性的增長，華夏民族性格日趨孱弱，大片國土丟失，華夏的首都也從接近遊牧區的地方向純農耕區敗退，從西北退向東南，越退越軟，越軟越退。從秦漢隋唐時期的長安，退到東漢西晉的洛陽，又退到北宋的開封，最後一直退到南宋的南京和杭州。杭州是當時中國民風溫柔的靡靡歌舞之鄉，它竟然成為漢族大宋朝的最後國都。如果一個民族隻有發達的腦和手，而沒有堅硬的脊梁，那也隻能成為民族中的無脊椎軟體動物。軟弱無能的南宋最後隻得向凶狠頑強的蒙古王朝獻出傳國玉璽，舉國投降。此種北強南弱的局麵一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狼的經濟、科技和思想輸入南中國以後，才得以根本改變。
陳陣長歎一聲，接著說下去：但是我仰望騰格裏，仔細想想覺得騰格裏還是對的，性格這麽軟弱的民族實在不配占據這麽遼闊肥沃的土地，真是給天父騰格裏丟了臉，天理難容，真真到了要開除這個民族的“球籍”地步了。騰格裏的“天理”沒有錯，軟弱的農夫不應痛罵人家的殘暴，實際上農夫們也是按此天理來對待莊稼的，絕不肯讓弱苗懶秧占著好地，而毫不留情地鏟除它們，給強苗優秧讓位。不過騰格裏還是沒有開除這個民族的球籍，畢竟華夏民族的腦和手聞名於世，最早馴化了野生粟和稻，創造了絲、茶、瓷、漆業，貢獻了四大
發明等先進技術，以及浩如煙海的文史哲經。尤其是四大發明：指南針幫助西方民族成為真正的航海民族，幫助他們成為能在大洋中辨別方向的海狼，幫助他們發現新大陸，攫取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造紙、印刷術和火藥又幫助西方民族摧毀了中世紀愚昧和堅固的封建城堡。華夏民族對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所以蒼天有眼，騰格裏還是派出它的大兒子——草原遊牧民族，來好好教訓教訓這個不爭氣的農耕弟弟，繼續給它輸血，硬化它的脊梁，讓它重新站立振作起來。
農耕必定軟化民族性格的這一規律繼續發生巨大作用。滅掉了契丹遼國以後，強悍的大金國又重蹈大遼國的覆轍。金國時期農業大發展，到金國盛期，耕地麵積甚至超過了北宋。農業人口也急劇膨脹，從金初的300萬戶，發展到金中後期的760多萬戶，4500多萬人口，超過了北宋真宗景德時期的全國人口，結果，女真民族也日益衰弱下去。
太陽已微微發黃，額侖草原好像金色的大漠，從前狼群出沒的山穀，已經顯出半月形的陰影。陳陣站起身，又本能地看了看狼洞山坡，在他當羊倌的時候，太陽一黃，就要提防狼群出動了。狼給他的烙印比被蛇咬的感覺還深，20多年過去了，此刻他的脊背還能感到狼群逼人的寒氣。他伸了伸手腳，對楊克說：是不是該回去了，嘎斯邁他們該著急了。
楊克聽得正上癮，忙擺手說：沒事，嘎斯邁知道咱倆的毛病，一聊起來就沒有黑白天了。我出來的時候已經跟她說了，今晚可能不回來住，沒準到別的隊看看。你還真跟說評書的學了一手，說到最節骨眼的地方，就來個“且聽下回分解”。我知道，下麵就該蒙古騎兵出場了。你上車吧，我把車座放倒，你半躺著講，我半躺著聽。繼續講！
陳陣上了車，半躺下來，說：沒想到，在小狼的出生地旁邊開講座，真容易進入角色，我一定是得了狼洞的地氣了。
陳陣立刻開講：……到蒙古民族崛起的時候，不要說中國的農耕民族已經軟弱得不堪一擊，就是世界所有的農耕民族也都已經軟得沒有還手之力了。蒙古區區十幾萬騎兵之所以能夠橫掃歐亞，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在於蒙古民族是世界上最虔誠信奉狼圖騰的遊牧民族，把狼作為蒙古民族的圖騰、獸祖、戰神、宗師、楷模，以及草原和草原民族的保護神。
蒙古人不僅認為自己民族的先祖來自於“蒼色的狼”，而且，蒙古王族一些核心部落的領袖，甚至一些核心部落本身，還直接以狼為名。古波斯大曆史學家拉施特在他的曆史巨著《史集》的第一卷中指出：產生過成吉思汗的六世祖海都汗、五世祖伯升豁兒汗和四世祖屯必乃汗的家族，發展到成吉思汗的四世祖的一代，出現了一個蒙古王族的直係核心部落——“赤那思部落”。該部落的兩個領袖，就是成吉思汗四世祖屯必乃汗的兩個兒子，一個名叫“堅都—赤那”，另一個名叫“兀魯克臣—赤那”。“赤那”的蒙語意思是“狼”。拉施特說：“‘堅都—赤那’這個名字是公狼的意思，‘兀魯克臣—赤那’是母狼的意思。”因此，這兩位領袖的名字分別是“公狼”和“母狼”。不僅如此，他們還把自己部落稱之為“赤那思”，“赤那”蒙語的意思是“狼”，而“赤那思”意為“狼群”。“赤那思部落”也就是“狼群部落”。蒙古史權威韓儒林先生解釋道：“赤那思……為複數，意為狼之集團也。”
而且，成吉思汗的叔父的父親也以狼為名。拉施特指出：“察剌合—領昆在其兄伯升豁兒死後，娶嫂為妻……他又從他原配的妻子生下過幾個兒子；其中一個繼承了父位並且很著名，名叫速兒黑都忽—赤那。他與屯必乃汗住在一起。他的兒子和嗣位者為俺巴孩合罕。”俺巴孩就是成吉思汗的叔父，也就是說成吉思汗叔父的父親就是“速兒黑都忽—赤那”，“速兒黑都忽”的蒙語的意思不詳，但是“赤那”的意思是“狼”。因此成吉思汗叔父的父親的名字也是“狼”。
蒙古人以“赤那”，也就是以“狼”為名的人還很多。再可舉一例：《史集》中記載，成吉思汗的三世祖(曾祖父)合不勒汗，他的第四子叫合丹，而合丹的親家名叫“阿裏黑—赤那”，“阿裏黑”蒙語的意思不詳，但是“赤那”依然是“狼”。
可見，狼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占據了何等崇高的地位。而漢人是沒有一個人會用“狼”字給孩子起名的。上述事實也可以證明，震撼世界的成吉思汗不僅是在狼的草原上長大的，而且也是在人的“狼群”中長大的。
因此，蒙古民族是以狼為祖、以狼為神、以狼為師、以狼為榮、以狼自比、以身飼狼、以狼升天的民族，是古代世界性格最勇猛強悍、剛毅智慧的民族。而蒙古騎兵則是世界上最凶猛、最智慧、最善戰的蒙古草原狼訓練出來的軍隊。
蒙古騎兵之所以能夠橫掃世界的第二個原因，就在於幾千年的古代農耕文明已經成熟過度，已經軟化了世界上所有農耕民族，從硬桃子“成熟”到了一捏就爛的軟桃子。因而，以草原狼圖騰精神武裝起來的蒙古騎兵也就創造了世界奇跡，創造了世界曆史上版圖最大的蒙古帝國，達到了草原遊牧力量所能達到的頂峰。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曆史上另一個版圖僅次於蒙古大帝國的古羅馬帝國，也是一個崇拜狼精神的帝國，羅馬城徽中的母狼形象至今仍然深深地印烙在西歐人的“遊牧精神”裏。世界曆史上這兩個最大版圖、最強悍的帝國都是崇拜狼精神的帝國，難道還不能說明狼精神的偉大影響和作用嗎？
軟弱的金國南宋的滅亡，和蒙古騎兵的勝利，跟生產力高低沒有太大關係，而跟農耕的民族存在以及由它所決定的民族性格有直接關係。一個民族要想防止被淘汰的命運，就必須部分保留或創造能培育強悍民族性格的生產方式和民族存在。總之，一個民族隻有錘煉出自己的剛毅頑強的性格，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蒙古民族建立的中國元朝，對世界東西方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貢獻。對中國和華夏民族也是功不可沒：
首先，蒙古民族給了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最大疆土，其麵積超過漢唐，這就向世界再一次展示了中國人生存空間的範圍。元朝為古老中國領土的延續，承接了關鍵性的一棒，否則，漢唐以後二三百年不受中國政府管轄的地域就可能永遠獨立出去，變成其他強大文明的
領土，使中國失去屏障，把農耕腹地直接暴露在外。後來在明代，強大的西突厥斯坦帖木耳帝國曾揚言要強迫中國人改信伊斯蘭教，帖木耳大汗還差一點就率百萬騎兵進攻中國。後來因為帖木耳突然死亡才避免了這場災禍。假如帖木耳未死，假如西北不在中國手裏而被伊斯蘭民族占據，又假如他從甘肅寧夏地區率百萬大軍進攻中國，那麽中國國土和文明還能保得住嗎？因此，元朝重新恢複和擴大中國漢唐時的疆土，功莫大焉，大大地擴展了西北屏障，將其他高級強悍文明國家的邊界推向遠方；而且也為後來的明清兩朝繼續收複、守衛和擴大中國漢唐疆土打下基礎。這對現代中國人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
其次，是再一次強大的民族性格上的輸血。這可以從四方麵來看：其一，蒙古民族入主華夏，帶來蒙古草原剛勇的遊牧精神和民風：摔跤搏擊，騎馬射箭，賽馬圍獵，宰牛殺羊，狂歌豪飲，大腳婦女，拋頭露麵等等，將北宋南宋華夏民族的文弱萎靡，裹足不前的漢風為之一掃；其二，雖然忽必烈等部分蒙古上層已經深受儒家精神熏陶，但是廣大蒙古官員軍民草原性格不變，這就大大衝擊了儒家的勢力和影響，使華夏民族從嚴密的宋朝理學精神控製下得到部分解放；其三，統治民族總是將自己民族的性格、風俗、習慣強加到被統治民族身上。而統治民族的性格、作風和習慣又是被統治民族的模仿對象。這種上下兩方麵灌輸和模仿，就是民族性格的“輸血”和“受血”。此外，民族之間的通婚混血日益增多，進一步增強了華夏民族的血性和性格；其四，由於元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由草原遊牧民族建立的統治全中國的大朝代，人數稀少的遊牧民族第一次打敗了世界上人口最龐大的漢民族，並統治整個華夏，這對一向驕傲自大，藐視四夷的漢族刺激極大。因而，漢民族也深深為自己民族的軟弱性格和失敗而感到羞愧，從而激發了華夏優秀兒女學習蒙古民族的強悍性格的自覺行動。朱元璋就是一個非常敬佩蒙古人的漢族帝王。
所以我認為，元朝蒙古民族對漢族的這次輸血是非常及時有效的。近一個世紀的民族影響和輸血，再一次使華夏民族振作起來。至元朝末年，華夏大地上湧現出一大批狼一樣勇猛的起義領袖，就是這次輸血的直接結果。
蒙古民族後來的敗退，原因與鮮卑北魏、契丹遼國和女真金國一樣。再強悍的遊牧民族一陷落到世界上最廣闊的華夏農田和農耕之中，以及套上儒家精神枷鎖，經過幾代以後狼性就必然退化。由於世界上華夏的農田最廣大最深厚，它的軟化力量也就最強。蒙古民族在世界上建立的四個汗國，以在中國建立的元朝敗得最快。中國漢人隻用了八九十年就最先把蒙古人趕回草原。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兒子明成祖朱棣，就是在經過輸血的華夏大地上誕生的中國傑出帝王，在他們的身上具有漢人中少見的狼性性格，具有像狼一樣的凶猛、智慧、頑強、殘忍、氣魄和雄心。朱元璋能像唐太宗那樣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占領南京之後又不像後來的農民起義軍領袖洪秀全那樣貪圖享受，不思進取北伐，而是傾明軍主力主將大舉北伐，攻下大都。爾後，取四川、定雲南，基本完成全國統一。他殺違紀的大將、貪官以及功臣也毫不手軟，手段殘忍。燕王朱棣身處與蒙古狼性騎兵交戰的第一線，錘煉出狼一樣的性格。他篡權奪位果敢血腥，還開創了“滅十族”的殘暴先例。朱家父子的專製殘暴必須加以批判，不能留情，但是對朱元璋和朱棣的強悍征戰的狼性性格還應該給予肯定，畢竟他倆不像以後的明朝皇帝，隻敢對百姓凶猛殘暴，而不敢對強敵凶猛征戰。然而，靠輸血為生並不能持久，明朝後幾代皇帝都不是草原狼，而是典型的中國黃鼠狼，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鼠性十足，耗子扛槍窩裏橫！
為了恢複中華大業，打擊退回草原的蒙古騎兵，朱棣敢於把帝都從溫柔富貴之鄉的南京遷移到軍事第一線的北京，而且他一生竟五次率兵親征，直到病死在征伐的歸途中。一個在位皇帝能夠拋棄享受、戎馬一生，“馬革裹屍”，這在漢族王朝的皇帝中絕無僅有。永樂大帝不愧為強悍進取的漢族大帝，《永樂大典》也是一部古代中國最優秀、最寬容海量、敢於收錄不同政見的大典。
兩位雄才大略的大明皇帝與北宋南宋軟弱腐敗的帝王形成鮮明對比。而這種狼性性格在漢唐以後的華夏這塊農耕土地上，是很難生長出來的。蒙古民族的強大輸血，不僅造就了朱家帝王父子的狼性格，還造就了一大批狼性猛將，像徐達、常遇春等等都是漢唐以來罕見的大智大勇的漢族軍事將領。明朝盛期，疆土擴大到東北黑龍江庫頁島，西域和西藏。除蒙古草原以外，基本收複了漢唐時期的國土，一掃漢族在漢唐以後的頹勢。這次漢民族的複興真應該感謝蒙古民族的慷慨獻血，感謝狼圖騰精神在華夏土地上的又一次複活。
然而，從性格上講，受血者總是弱於輸血者。初期強悍的明朝後來仍然沒有戰勝蒙古北元。狼性草原是蒙古騎兵力量的源泉，當蒙古騎兵一退到草原，很快就凶猛驃悍起來。明成祖五次親征，除第一次獲勝外，其他四次收效不大，明軍根本就找不到像狼一樣行蹤詭秘的蒙古主力騎兵。相反，蒙古騎兵卻屢屢重挫明軍，擊敗徐達的主力大軍，全殲丘福率領的十萬大軍，打得明朝修了200多年的長城。最慘的是，土木堡一戰，蒙古瓦剌部區區兩萬騎兵全殲明英宗親自率領的50萬大軍，並生俘大明皇帝英宗。要不是於謙率軍民奮力死戰保衛北京，元朝還可能複辟。此後，農耕民族的羊性舊病再次發作，宋明理學又使民族精神一蹶不振，大明王朝日益衰弱，關外幾千裏遊牧國土再次丟失，直到被滿清滅亡。還要提一句的是，一直被現代史家稱頌的李自成農民起義大軍，同樣不堪一擊，被凶悍的滿族騎兵所消滅，重蹈唐末黃巢農民起義大軍被遊牧騎兵消滅的覆轍。漢民族經過元朝蒙古民族輸血所得到的一點元氣再次耗盡。漢民族終於無力獨木支撐中華大廈，而不得不把中流砥柱的重任，讓位給北方遊牧民族——滿族。
陳陣又翻了翻打印稿，繼續說：女真滿族建立的大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帝製王朝，這是中國曆史上一個了不起的和大有作為的朝代。我對清朝也特感興趣。你想想，隻有幾十萬人口的滿族居然建立了大清朝，統治了幾億漢族人口；居然打下了僅次於蒙古元朝大帝國的巨大疆土；而且還創造了中國曆史上時間最長的“康乾之治”，時間長達120年，比漢民族最引以為榮的漢朝“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貞觀之治”的時間加起來還長一倍多。滿清是中國曆朝曆代有作為、具有文韜武略才能的帝王最多、皇位交接得最好的朝代。如果康乾盛世遇上
的不是帆船時代的西方列國，而是發展到鐵甲巨艦時代的西方列強，我相信勵精圖治的康乾時代很可能會出現中國的明治天皇，取得維新成功。並以進取的遊牧性格來引進西方的文明、製度和工業，徹底改造華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與西方文明狼競爭搏鬥，改變千年停滯不前的民族命運。可惜滿清被華夏農耕和儒家軟化下去以後，西方列強才發展到鐵甲巨艦的大工業時代。中國的運氣不佳，這是後話了。
那麽，為什麽小小的滿族能夠創造超過漢唐的康乾盛世奇跡？我認為，在中國古代，隻有滿族上層最能深刻認識中國盛衰強弱的規律，認識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優缺點，並能將二者的優點牢牢地結合起來；隻有滿族最能深刻認識民族性格對民族命運的決定作用，特別懂得保持滿族民族性格中的狼性的極端重要性，並能夠保持近兩個世紀。他們明白隻要保持狼一樣不屈不撓、勤奮進取的性格和精神，學習和掌握華夏文化和文明也並不困難，而且還可以超出一頭。
為了保持遊牧民族的狼性性格，滿族統治集團吸取了鮮卑北魏、契丹遼國，特別是滿族祖先建立的金國和蒙古族元朝的失敗教訓，沒有全盤漢化，而創造性地增加了許多新內容，實行了保持自己民族性格的七項國策：其一，保持滿族騎射搏擊的傳統，從小抓起，全民族參與，連皇子也不能例外；其二，定期組織大規模木蘭圍獵，皇帝親征，八旗子弟跟隨，以獵練兵，與狼近戰，保持狼性。承德避暑山莊展館裏有介紹，康熙大帝一生曾親手獵殺過幾百條草原狼；其三，保留東北西北和蒙古草原的遊牧生產方式。兩區兩治，農區農治，牧區牧治，嚴禁農民進入草原毀草墾荒，以保持草原的狼性血液的造血功能。維護草原，就是維護遊牧民族強悍性格的根和源。從滿清盛期的整個版圖來看，清朝是個典型的半農半牧的國家，整個國家一大半以上的國土是遊牧民族的遊牧區，包括東北、東西伯利亞、內外蒙古、寧夏、甘肅、青海、西藏和新疆。這麽遼闊廣大的狼性草原，能為當時的中國提供多少強悍的血液和兵馬；其四，滿蒙通婚，滿漢禁婚，以加強狼性血液的純度，避免受農耕漢族羊性血液的同化。曆史上，自古女真族和蒙古族就有血緣關係，女真葉赫、哈達等部與蒙古有姻緣關係。到清朝，為借蒙古強大的騎兵來共同統治億萬漢族，於是更加大規模多層次實行滿蒙貴族皇族聯姻政策。著名的孝莊皇太後就是蒙古族的傑出女性；其五，尚武好戰，鼓勵軍功，以戰養性，以戰強兵。康乾盛世又是戰火紛飛的時代，滿清統治集團主戰派占據優勢，對削藩、收複台灣、平定蒙古、新疆和西南叛亂、抵抗沙俄入侵以及鎮壓撚軍和太平天國，毫不妥協，直至勝利；其六，建立以滿族為核心，蒙藏等遊牧民族為骨幹的遊牧民族聯盟，加強遊牧精神，共同統治人口稠密的漢人；其七，廢止漢族腐敗無競爭的太子製，皇位繼承人由皇帝擇優定奪，使皇子們像群狼爭做狼王一樣互相拚搏，在激烈的競爭中淘汰軟弱無能之輩，出狼王、出人傑。
這些措施對長期保持滿族的強悍性格和清朝長治久安，起了關鍵作用。但是，中國的農耕土地太廣闊，農耕勢力太深厚，加上滿族全盤繼承並發揚了儒家精神，再加上清代盛期經濟繁榮，農耕人口激增，到清朝後期竟超過了漢唐時期的六七倍，農耕性格呈全麵壓倒性優勢。所以，滿清的上述國策最後仍然未能保住滿清統治集團的強悍性格。清末，清王朝狼性退化，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但是比漢族的南宋還是強了許多，至少沒有向列強拱手交出傳國玉璽，舉國投降。
遊牧女真滿族，對中國貢獻巨大。主要的貢獻依然是兩個：首先，再次給予中國一塊僅次於元朝的疆土。經過元朝明朝兩次國土的確認，再加上清朝長達200多年的有效行政管轄，雖然清末又丟失了近一半國土，但還是保住了自漢唐確立的中國疆土，還加上了富饒的東三省。幾千年的民族生存競爭，在中國農耕和遊牧兩個兄弟民族的共同拚殺下，終於把2000多年前就屬於中國的領土保留到現代。這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項千古偉業，比世界上其他古老農耕民族的成就大得多。那些民族，大部分連民族本身都沒有保留下來，就更不用說是古老的國土了。就是後來的古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的遼闊國土，都沒有被完整地保留下來。
當然，中國與小小英吉利從英倫三島擴張成“日不落”大帝國、與小小的俄羅斯公國擴張成橫跨歐亞的俄羅斯大帝國、與西歐民族從小半個歐洲擴張成囊括北美、南美、大洋洲三大洲的“大帝國”相比，還是相距甚遠。俄羅斯從滿清手裏奪走大片領土，恰恰是中國的農耕和儒家軟化了滿清的惡果。然而，如果沒有滿清殘存的狼性格，那麽到滿清末期的中國就連東三省、伊犁，甚至整個新疆和西藏都保不住。
特別要強調的是，中國現有的國土由漢族的漢朝所開創，由鮮卑和漢族聯姻的唐朝所發展，又由蒙古族的元朝所擴大，最後由滿族的清朝所恢複、擴大和堅守下來。漢唐元清這四個大朝代之所以有此重大貢獻，原因就在於，這四個朝代都是民族性格中狼性羊性結合較好、狼性略大於羊性的強悍時代。這四個偉大朝代，從統治民族的成份上來看，純漢族占統治地位的隻有漢朝，唐朝則是漢族和鮮卑族聯合執政，而元清兩朝就完全是遊牧民族執政。
從四個偉大朝代定都的位置，也可以看出遊牧草原、遊牧精神和性格的偉大潛在的作用和影響。一個王朝的首都是這個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一個王朝的性格中心。漢唐元明四個朝代的首都都定在農耕與遊牧交界和接近的地方，漢唐的首都是長安，靠近西北遊牧區；元清的首都在北京，靠近北方草原。這說明強悍朝代的首都都是靠近強悍的土地的。北京與漢唐時期的長安都處於民風強悍的北方，所不同的是：北京不處於中華農耕文明的中原腹地，也遠離中華農耕民族的母親河——黃河，而靠近中華民族的祖母——大草原。北京是金、遼、蒙古和滿清三個遊牧民族長期定都的地方，主要是遊牧民族建立起來的中華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中心。在橫跨歐亞的蒙古大帝國的盛期，北京曾成為“世界之都”，這是中國五千年曆史中惟一成為世界之都的城市。而且北京又比長安更接近大海，建都北京有利於中華民族繼承遊牧精神，並向海洋開放和發展，再獲得海洋“遊牧精神”。中國的首都最終能定在北京，依然要歸功於中華遊牧民族，特別是蒙古族和女真族；定都北京也表明炎黃子孫在民族潛意識的深處，對遊牧精神的崇敬和向往。
此外，中國最傑出的女政治家也都出在漢唐元清這四個開拓向上的朝代，如漢唐的呂後、武則天，滿清的蒙古族女傑孝莊皇太後。這三位偉大的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是纏足小腳女人，孝莊皇太後還曾是嚴禁滿族和漢族女人纏足的開放派。纏足是中國漢族最大惡習之一，纏足也恰恰開始於漢唐以後農耕和儒家勢力最盛、民族性格最弱的宋朝。摧殘和束縛被統治者的自由獨立精神是儒家的主旨，儒家不僅把漢民族馴化為羊，竟然還把漢族婦女束縛成殘肢小腳、“殘廢羊”。宋朝以後儒家文人和農家男人共同癡迷追捧“三寸金蓮”，共同
摧殘了世界上數量最眾的婦女，這已成為世界史上最殘忍最反人性的一頁，是中國人在世界各民族麵前最丟人最遭恥笑的事情。
遼闊的國土是中華文明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而西北廣袤的國土又是中華文明的根和屏障。從整體上看，中華遊牧民族對中國國土的貢獻要大大超過漢族，蒙古族和滿族的貢獻尤為重大。而滿族則是中國國土的關鍵性的確定者。後來，到民國時期，漢人政權又丟掉了遼闊的外蒙古。1946年1月，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
其次，滿族的清朝除了對中國國土的巨大貢獻外，又再次給予華夏民族更長時期的輸血。中華民族的人文祖先炎黃二帝是遊牧族，中華民族出身於遊牧民族，血管裏曾經流淌的是強悍的狼性血液。後來經過曆史上遊牧民族一次次的強大輸血，尤其是蒙古族近一個世紀的輸血，特別是滿族的最後兩個半世紀的輸血，總算使中華民族得以保土保文保種堅持到近代。現在，中華民族仍有不少自身的和遊牧民族輸入的狼性血液，再加上從西方輸入的先進文明和生產方式，這些就是中國複興的資源。清末以後，中華民族所表現出來的持久反帝反封建的強悍民族精神，就是來源於遊牧炎黃的血液遺產和遊牧民族所不斷注入的生命活力。
滿清入主中華給五千年的中國古代史畫了個句號。中國古代的民族執政的曆史，從遊牧的炎黃族開始到遊牧的女真族結束，從遊牧到遊牧，這決非偶然，而是中國特殊的環境和兩種民族曆史發展的必然。中國農耕文明這條支流，總算通過遊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輸血作用，才把它又重新擰回到世界文明的主航道裏來。這個“輪回”深刻說明了一個普遍真理：民族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沒有強悍性格的民族雖然可以創造文明，但是常常連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談不上保住和延續文明了。世界和中國古代的農耕文明大多進了曆史博物館，但是遊牧民族及其後代的狼一樣勇猛進取的遊牧精神和性格卻仍保有強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把一個又一個的古老文明送進博物館，還可以雄心勃勃地創造一個又一個新文明。
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勤勞主要來自於中華農耕民族的性格貢獻，而勇敢則主要來自於中華遊牧民族的性格貢獻。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對於農耕人口占絕大多數、農耕曆史那樣漫長的中華民族來說，主要欠缺的卻是勇敢進取，沒有勇敢進取的性格和精神，勤勞往往就是勞而無功，或為他人作嫁。
說到底，世界文明的競爭，最根本的還是民族國民性格的競爭。西方先進的民主製度和科學技術，是建立在強悍進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礎之上的。華夏民族要趕超西方，就必須在改變農耕民族存在和農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我總算用遊牧民族狼圖騰的這把梳子，把中國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亂的曆史重新梳通了。吃透以狼圖騰為核心的中國遊牧精神，以及它對華夏不斷輸血的曆史，就可以弄清幾千年來世界上為什麽隻有中華文明從未中斷，也可以知道中國未來能否騰飛的奧秘究竟在何處。
但是，理解和掌握狼圖騰精神極為困難，關鍵是需要弄清楚中國的遊牧民族為什麽崇拜狼圖騰。中國史家大多知道中國的遊牧民族崇拜狼圖騰，可就是難以理解中國遊牧民族為什麽崇拜狼圖騰。例如，蒙古史權威韓儒林先生說：“依突厥人之意，本族由狼繁衍，似較他種優越。其理由雖不可知，而可汗固嚐以此自驕。”這“理由不可知”的原因就在於中國漢人脫離大草原太久，對狼圖騰認識的局限性就難以克服。有些重大課題在書齋中是不可能鑽透的。咱倆深入蒙古原始草原十年之久，帶著強烈的興趣和疑問，跟草原狼零距離和近距離地打了好幾年的交道，才總算克服了漢人的局限性。現在我必須盡快地把咱們的認識傳播給漢民族，隻有彌補了民族認識上的嚴重缺陷，才有可能去彌補民族性格上的巨大缺失。
楊克歎道：要是你的理論能成立，中國的二十四史就該重寫了。儒家寫的二十四史肯定是一麵之辭，偏見極多。我完全讚同重寫曆史，不管寫成什麽樣，但必須重寫！
陳陣說：嚴格地說是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中國古文化是農耕文化，又是史家文化，以農為本，獨尊儒術，抹殺遊牧，貶損“四夷”。中國曆史不僅要重寫，而且還需要革命。我特別讚同梁啟超先生的一段話，他在《新史學·中國之舊史》一文中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我認為，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響中國曆史的狼圖騰精神引入史界，中國史界則永遠是一潭死水，二十五史也永遠是儒家庸醫記錄的一部誤診中華的厚厚病曆，這也勢必延誤中國的治療和改革。在當今中國，傳播小農意識和儒家封建專製的曆史電視劇長盛不衰，讓人深感痛心和悲哀。
陳陣望著草原的落日，並不覺得餓，依然滔滔不絕地往下講：
我還要特別要強調中華民族精神問題。現在人們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精神，其實這種精神的源頭和實質就是炎黃先祖的遊牧精神和草原精神，其核心就是狼圖騰精神，並通過幾千年來遊牧民族的不斷輸入和補充而得以確立。實際上，最能概括中華民族精神的就是兩句早期的儒家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這四個“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就是典型的狼精神和狼圖騰精神，也是對狼圖騰精神的準確寫照和高度概括。每條蒙古草原狼都具備這種強悍的“四不精神”，而且早在幾萬年以前這種精神就已成為草原狼的“全民精神”了。可是大多數的中國人都達不到這種精神高度，它隻是華夏先賢號召人們景仰、追求和學習的精神楷模。因此，強悍的“四不精神”是名副其實的狼精神。早期儒家先賢用這種四不精神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中華兒女和民族英雄，但是四不精神還不能成為農耕民族的“全民精神”。否則，中國曆史上就不會出現那麽多次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和中國的事例，也不會在抗日戰爭時期冒出幾百萬漢奸偽軍，堪稱世界之最。
草原遊牧民族要比漢人更了解狼，因此也就敬佩狼，崇敬狼精神，並把這種精神置於民族圖騰精神的至高無上的位置，所以，草原民族在四不精神的普及程度上，要大大超過農耕民族。而正是由於草原民族對農耕民族的長期不斷的輸血和混血，才使整個中華民族斷斷續續地延續了四不精神，也就是中華民族精神。
因此，如果從中華民族精神中抽掉了遊牧民族的不息不淫不移不屈的狼圖騰精神，那麽
還能剩下什麽呢？剩下的可能隻有宋明理學精神了。現在，誰還敢把宋明理學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實際上是中華大地上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共同創造的民族精神，但以遊牧精神和狼圖騰精神為魂。
我們漢人真應該充分認識和肯定草原民族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感謝和學習草原狼和草原民族。真應該對草原、草原狼和草原人作最大的補償。
楊克忿忿地說：現在不要說是感謝和補償了，就是製止對草原的掠奪和瞎指揮都難上加難。
陳陣說：我認為，中國儒家正統思想和史家文化裏有一個最可惡的東西，就是全盤抹殺遊牧民族對中華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貢獻。中國傳統觀點總是鼓吹中國古文明如何如何優越，中國的農耕文明和正統儒家具有如何強大的生命力，其他三大農耕文明古國的文明都是失落的文明，都沒有堅持延續下來，而隻有中國的古文明沒有中斷，而一直堅持到近現代。然而，根據中國曆史五千年發展的事實，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堅持到近代，是不能離開遊牧民族長期不斷的輸血的。否認遊牧民族的救命性的輸血貢獻，就是“貪天之功，據為己有”。這種觀點不僅大大削弱對保守腐朽的小農意識和正統儒學的批判力度，使其得以殘存，繼續弱化和束縛中華民族的性格和精神，而且也會對中國病發生嚴重誤診。
建國以來的治國方略都未能對症下藥，都沒有集中力量對農耕的病根痛下猛藥，甚至繼續迷戀農耕，鼓吹農耕，提高農耕地位，提拔農耕幹部。在文革時期，甚至還要把城市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去當農民，這就導致小農意識和家長專製意識日益濃厚。也導致農耕人口急劇膨脹，甚至大有超過五千年農耕人口總和的趨勢。雖然目前農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降到次要地位，然而農耕人口依然占絕對優勢，九億具有農耕性格和意識的農耕人口，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現實的“民族存在”，如此龐大深厚的農耕意識和性格“存在”，將長期影響和熏染中國的行政官員、知識分子、工商階層、工人市民，以及到新生階層的機體內。
百年來，中國老病頻頻複發，本質性的維新和改革屢屢受挫，其深刻的原因就在於中華民族至今為止仍然未能從根本上轉換自己民族的性格。因而，直到現在，中華民族尚未發展到能夠絕對把握自己民族命運的階段。史界之革命，當今中國之革命，就是要以狼圖騰精神革農耕性格的命，革儒家“溫良敦厚”誤導中華之命。
然而，20年艱難痛苦的改革，中國競爭性的市場經濟已有了長足進步，民族存在開始改變，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的規律開始向強悍的方向發生作用。中國人的性格也開始自發地向狼圖騰精神回歸：兒童刊物《大灰狼》受到孩子們的歡迎；歌曲《北方的狼》唱紅了中華大地；以狼的強悍性格“與狼共舞”，成為越來越多的企業家的自覺；以狼為商標的產品開始在市場上流通，以狼為店名的餐館生意興隆；以狼為筆名或藝名的作家藝術家也開始出現……在中國，以狼圖騰精神為核心的遊牧精神終於開始複活。一個世界上最怕狼恨狼的民族開始自發地敬崇狼精神，這是20年改革的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也是中華民族複興的希望所在。
由於狼圖騰精神是痛殺軟弱保守的羊精神的克星。因此，隻有大大發揚狼圖騰的精神，改革才不會倒退，也不敢倒退。越來越多以狼精神武裝起來的“新型人類”將越戰越勇，挫敗一切保守倒退的勢力。說到底，中國的改革不僅是經濟政治體製的改革和轉換，而更基礎更具決定性的卻是國民性格的改革和轉換。
掌握和遵循中國和世界文明的發展規律，就可以涉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階段，就可以更自覺地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像草原狼海洋狼那樣的勇猛前進。中華民族一定能夠恢複和繼承炎黃先祖的遊牧精神，和中華草原民族的狼圖騰精神，並發揚光大。在民族性格上，從古代的“文明羊”，發展為現代的“文明狼”，並向個性真正解放的、真正自由民主的“文明人”發展。到那時，中國人根除了“文明羊”階段的家畜性，克服了“文明狼”階段的半野蠻性，而成為真正大寫的文明人。上述三個階段是符合中國曆史和國情的規律性的發展階段，而中華民族在民族性格上不經過“文明狼”階段，就根本不能進入自由民主的“文明人”高級階段。十幾億真正自由民主和熱愛和平的文明人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將是全球自由與和平的最大保障。
楊克說：你梳理得還挺清楚，中國曆史可能真會按照你的“三階段論”發展。狼圖騰這件民族精神武器一直被埋沒在草原，現在總算挖掘出來了，看來它一點也沒有生鏽，依然寒光閃閃，鋒利無比。而且古老的狼圖騰在現代世界最先進的思想精神武庫裏仍然閃著燦爛的光輝，而儒家的綱領——三綱五常卻早就成了腐屍爛肉。
楊克又說：你這個大綱幾乎把我一直想不通的幾個關鍵問題弄通了。可是我還有幾個問題沒弄明白。在明清時期中國城市中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可為什麽中國還是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陳陣說：原因還在於農耕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中國農耕土地太廣闊太深厚，世界第一。從這塊土地上長出的農耕大樹，根深葉茂，吸走了所有的養分；樹冠巨大，覆蓋了樹下所有的萌芽。農耕國家政權光抽稅、攤派、敲詐和索賄，就能把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所必須的原始積累榨幹；可是要反抗抽血，就必須要有強悍的民族性格來戰鬥，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當然就沒戲了。資本主義在古代中國巨大的農耕大樹下，沒有養分，沒有陽光，最多隻能長成萌芽，永遠是萌芽。所以中國的曆史發展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地打轉。如果沒有中國的遊牧民族的不斷輸血，連原地打轉都轉不下去。沒有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狼”強悍闖入，中國就永遠突不破農耕經濟形態，這是中國的特殊性。封閉的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一條特殊的支流，是條內陸河，像封閉的塔裏木河，不靠先進階層采取果敢手段，它自己永遠流不到世界潮流的主河道裏去。
楊克問：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也就是說什麽民族行業出什麽民族，出什麽性格。這是否具有普遍性？
陳陣說：當然具有普遍性了。例如，日本的民族存在就很厲害。人家雖然也種水稻也有農耕，但從本質上講，日本是個島國，日本民族自古就是海洋民族，幹的是航海打魚、海上遊獵，海上貿易、倭寇海盜的勾當。人家在民族性格上就是凶猛的海狼，海狼一上岸那還不
衝得農耕羊群猢猻散。倭寇在古代就打到過南京杭州，焚燒過杭州的雷峰塔，甚至在海上，還把侵略日本的元朝蒙古大軍全部殲滅。近代西方更強的海狼一過來，日本馬上就歸隊狼群，脫羊入狼，脫亞入歐。一腳踢開中國儒家，去學習西方文明，西方的憲政、法律、科學、教育和大工業。海狼遇海狼，氣味相投，相見恨晚。一邊是如饑似渴，好學不厭；另一邊是代培留學生，誨人不倦。由於日本民族學習西方不僅沒有民族性格上的太大障礙，相反，還喚醒海狼的天性，激起更強的求知欲和進取心，所以人家學得極快。1868年明治天皇實行維新，此後在短短的36年內，就建起發達的工業，在甲午戰爭中打敗大清國，又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白種沙俄，一躍成為世界一流強國，加入歐洲列強的行列，創造了世界上民族大躍進中的第一奇跡。現在日本又成為世界上名列第二的經濟強國。而中國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經過近一個半世紀，直到現在還處在第三世界，兩岸尚未統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教育投入排在世界的後列，投資效益排在世界末流，科技水平一直與諾貝爾獎無緣；土地荒漠化的進度和地下水的跌落速度遠遠超過經濟發展速度，而早已過剩的農耕人口卻還在幾年幾千萬幾千萬地增長；中國軟弱的足球，一直被日本狼、太極虎打得羊性原形畢露畢現，看不到出頭之日……
一千多年來，中國拿農耕儒學羊經去教化日本狼學生，真是誤人子弟。日本跟著中國儒家學了一千多年，卻在世界上默默無聞。可是跟西方海狼才學了30多年就一飛衝天。而中國呢，西方的東西一進來，整個民族就在民族性格上發生強烈排斥反應，如羊見狼，不管好壞，幾乎全民族抵製，從皇帝到義和團，反洋滅洋，結果被列強搶走大片國土，淪為半殖民地……
日本和中國，同樣是東亞黃種，同樣是儒家文化，同樣接受佛教，然而，為什麽日本的維新迅速成功，而中國的維新僅僅百日就被砍了頭？不從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上找根源，中國人就永遠掌握不了自己民族的命運。
楊克連連點頭，又接著問：可是為什麽後來阿拉伯、突厥和蒙古這三大遊牧民族都衰弱下去了呢？
陳陣說：阿拉伯和突厥民族後來也大多定居或務農了。蒙古民族雖然繼續遊牧，但是曆史發展到火炮時代，草原民族的騎射優勢喪失，人口又太稀少，它被中俄兩個火炮大國夾困在內陸高原，失掉了進一步向海洋行業發展的機會和條件。草原原始遊牧行業不發展到更高級的海洋“遊牧”階段，也會被更強悍的海洋“遊牧民族”的性格所打敗。所以依然是民族性格決定民族命運。民族性格強不強還必須放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比較。
海洋行業是一種更強悍的行業。海洋的颶風、巨浪和鯊魚，遠比草原的白毛風和狼群更凶猛更凶險。在這種行業中曆練出來的民族，性格就更強悍，眼界更寬闊，足跡更遙遠，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明成果更廣泛，搶奪新大陸、海外殖民地和原始積累就更早、更得先機。西方的遊牧民族本來就強悍，一下海以後就如狼添翼。所以現在世界領先的民族大多是從草原遊牧再發展為海洋遊牧的民族，或者從來就是海洋民族。
還有，也不能低估宗教的禁錮作用。伊斯蘭教堅決抗拒西方入侵和幹涉，同時也拒絕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喇嘛教也把蒙古民族的驃悍性格軟化了。但是，基督教卻被性格更強悍的西歐民族所改造，成了反抗羅馬天主教會的專製腐敗、對資本主義有利無害的新教。
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更強的民族存在決定更強的民族性格；而強悍的民族性格又可以反作用於民族存在，主動果敢地為自己民族創建起更加強悍先進的民族存在，以強化民族性格。強者為王，超強者奪冠。
近代俄羅斯的崛起也是如此。彼得大帝就把一個以農耕為主的、比中國還落後的農奴製俄羅斯改革成為歐洲列強之一。其原因還在於他以狼一樣的性格，大刀闊斧地打擊消滅保守落後的貴族農奴主勢力，放膽學習西方，冒險衝向海洋。微服私訪、考察西歐，剃胡子、穿西服、戴假發，建海軍、練炮兵、砸碎教堂的銅鍾用來鑄造大炮，甚至把俄羅斯的首都從農耕區強行遷到大海邊，建立了麵向強國和大海的聖彼得堡。那種氣魄和勇敢給我的震撼太強烈了。文革前，我看《彼得大帝》、《海軍上將烏沙科夫》這些電影都不下五六遍。我到草原以後，從草原狼的身上找到了彼得大帝的性格來源。生活在茫茫俄羅斯大草原的俄羅斯民族，原本就是草原民族，它的農耕並不發達，而且俄羅斯還受到蒙古金帳汗國長達兩個世紀的統治和輸血。沒有草原和草原狼就不會有偉大的改革家——彼得大帝。
這兩個原來比自己落後得多的鄰國，都是憑借強悍的狼性格，後來居上，騎到中國的頭上的。
楊克說：你是個憂國憂民的人。你實地考察和長期研究，理出這麽一個史論大綱，你最終想達到什麽目標？我特別想聽聽你的最終結論。
陳陣說：我考察研究近30年，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尋找中國落後的病根，尋找中國的出路。現在找到了中國這條五千多年的老病根，就可以對症下藥，把握民族的命運。
首先，要想改變中國落後挨打的局麵，就必須把中華的民族存在盡快地轉變為經濟政治上具有充分競爭性的民族存在，盡快培養出強悍進取、永不滿足的民族性格。這是決定中華民族命運之根本。
其次，在民族性格上，堅決走“現代文明狼”的道路。必須適度地釋放和高超地駕馭人性中的狼性，這是條世界性的高難道路。狼性充滿凶猛強悍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時又充滿瘋狂的貪婪、掠奪和破壞力。人性中的狼性特別像熱核反應，能量巨大，破壞性也巨大，控製得好就能造福人類，控製不好就會毀滅地球。世界上沒有多少民族和國家能合理地釋放它，又能牢牢地駕馭它。能做到這點的國家都走到了世界強國的行列。這條道路難度極高，即便是近現代強國，弄不好也會翻船。像二戰時的德、意、日三國的民族就未能駕馭住本民族的狼性，結果導致法西斯大爆炸，給本國和世界人民帶來巨大災禍。
中國的“文革”也出了大問題。由於在曆史上，尤其是近代中國民族性格太軟弱，“狼性”不足，被西方列強打成了半殖民地，飽受屈辱。中華民族被深深激怒，那些誌士仁人引進西方強悍進取的狼性精神，又一點一點地引進強悍競爭的西方工業，起來打到“孔家店”，強烈地釋放被久久被壓抑的“狼性”。炎黃遊牧族的血液遺傳和遊牧民族的多次輸血終於發揮了作用，中華民族性格慢慢強悍起來。百年奮鬥，趕走了列強，取得了民族獨立，還取得朝鮮戰爭的勝利。然而，到文革時期，由於政治需要人為地釋放和煽動狼性，打倒一切“
牛鬼蛇神”，打倒國家主席，元帥將軍，工商界精華，知識分子學術權威。狼性“紅衛兵”橫行全國：打老師，批校長，燒書籍，毀文物，抄家產，殺人放火、衝擊大使館，無法無天，走向另一個極端，把中國推向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人類整個曆史和中國這段曆史都深刻證明了釋放和駕馭人性中狼性的高難程度：像儒家和封建專製那樣全麵閹割和鎮壓民族性格中的狼性，其結果是全民族性格羊性化，落後挨打，死路一條；像法西斯那樣瘋狂釋放煽動狼性，則將把世界變成人間地獄，也是死路一條。隻有適度釋放狼性，並采用惟一能夠控製和駕馭狼性的真正民主製和法治，拋棄橡皮圖章式的假民主，這才是中華民族的惟一出路。真正的民主製和法治才是惟一能夠釋放又控製狼性“熱核反應”的現代反應堆。而要建立真民主，又必須同時進行和完成轉換國民性格的基礎工程，沒有這個民族性格的基礎，即使建起民主大廈，那也隻是一座危樓，如果垮塌，反而會敗壞民主的聲譽，而在民主廢墟上就會建立起更加專製的政體。沒有紮紮實實的轉換民族性格的基礎工程，民主就永遠隻是中國少數人的奢望。轉換農耕民族性格必須經過一個“野外放養”的過渡時期。但是，轉換民族性格和推進民主又不能太慢，否則，民族性格軟弱的舊病將會把腐敗、低效、人口過度擴張和破壞生態環境的病毒擴散到民族全身，而耽誤治療搶救的寶貴時間。
楊克點頭道：沒錯。西方民族性格太強悍，專製政府很難壓製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國式的中央集權製很難立足，就是立足也長不了。所以人家民族最終隻接受民主製。而東方的羊最恐懼自由和獨立，一但沒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會被狼吃掉。軟弱的農耕民族都願意選擇專製，農耕人群是集權專製製度的衣食父母。看來，華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國民性格不變，中國的集權專製就始終不會終結。
陳陣說：狼性不強的民族永遠不會去爭取民主和使用民主。實際上，民主是強悍民族對統治者反抗和討價還價的結果。
陳陣又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如不改革民族存在，民族本性就不是“難移”了，而是“堅定不移”。當前我國的改革，實際上就是在改革民族存在，現在改革形勢已不可逆轉。從性格上形象地講，既然，“炎黃狼”、“秦漢狼”和“隋唐狼”曾經被農耕存在改造成“華夏羊”，那麽，隨著新型競爭性的民族存在的確立和擴大，一直落後挨打的“華夏羊”就會成為勇猛進取的“現代中華文明狼”，成為真正的炎黃子孫，並向更高級階段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文明人”進化。
然而，由於在世界上，中國的農耕土地最廣闊，農耕曆史最悠久，農耕人口最龐大，農耕意識最深厚，城市化的空間又過於狹小，因此，要想在民族性格上從“華夏羊”轉換為“文明狼”，必將經曆一個漫長、痛苦，甚至是殘酷淘汰的時期。如何能更文明地對待、安置和養活性格弱勢人群，轉化他們的軟弱性格，將成為中國天大的社會難題。而且，以後政治體製的攻堅任務還可能由於民族性格軟弱而久攻不克。而這些難題又必須依靠剛毅強悍堅韌的狼精神來攻克。
這些就是我的最後結論。
額侖草原沉入茫茫夜色，遠處牧民定居點的電燈發出微弱的光亮。楊克還想繼續提問，陳陣拍了一下方向盤，說：該回去了，要不巴圖要開車來找咱們了。你要是還有什麽問題，咱們可以一路聊到北京，我還有許多東西要跟你講呢。
楊克說：狼圖騰和遊牧精神真是個中華文明中的樞紐性問題，動一發，牽全身啊。我真還有好多問題要問。
倆人下了車，向黑暗的狼洞山坡揮手告別，但又久久佇立，不忍離開。陳陣望著狼山輕輕地說：小狼，我要回北京了，以後我還會來看你的……
楊克說：咱們真應該在小狼的洞前立一個紀念碑，最好是個狼的圖騰柱。
陳陣歎道：我也想立，但是我不敢。現在草原上到處都是農區來的外來戶，要是他們看到給狼立的石碑，那還不把它砸個稀巴爛，說不定還會把這個寶貴的百年老洞刨塌填死呢。還是讓小狼的洞安安靜靜地藏在這裏吧。
陳陣又說：我現在更想做的還是在國人的心裏樹立狼圖騰的精神圖騰柱。狼圖騰本來就是中華民族最主要的原始圖騰之一，在地位上僅次於龍圖騰。但是，我認為問題還沒這麽簡單，根據考古新發現和我的分析研究，早期的狼圖騰和龍圖騰很可能就是一個圖騰，而後來的龍圖騰隻是狼圖騰的演變形式而已。
楊克吃了一驚，忙說：這個發現對轉換中國人的國民性來說太重要了，你把這個問題說完了咱們再走吧。
陳陣一口氣說下去：龍的形象其實在五千年以前就已出現。1971年在內蒙三星他拉出土了一個玉龍，號稱中華第一龍，屬於新石器時期的紅山文化。那時華夏先祖還沒有成為農耕民族，還處在狩獵、采集、遊牧或半農半牧狀態。龍圖騰最先是華夏原始先民的圖騰，後來才演變為農耕民族的圖騰。我仔細看過和研究過翁牛特三星他拉玉龍，可是讓我吃驚的是，那條原始玉龍，根本不是後來中國人所熟悉的龍，而是狼首龍身形象的龍，玉龍的身上沒有鱗，也沒有爪，頭部和頸背完全就是狼頭狼頸，簡直就像按照狼頭狼脖子臨摹下來的一樣：長長的臉，長長的鼻子，長長的吻，長長翹起的嘴角。尤其是眼睛，那絕對是狼眼，跟咱們小狼的眼睛一模一樣，圓眼吊睛，眼角吊得極長極斜，狼的這個關鍵的特征，被新石器時代的先人用藝術手法誇張得惟妙惟肖。這還不算，狼脖子上麵的狼鬃也雕刻得極像，從頭脖頂到前背長長一溜狼鬃高高地聳翹起來，非常威風漂亮。高聳的狼鬃又是凶猛的蒙古草原狼的顯著特征。我對狼太熟悉了，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對狼的長期細致的觀察，我們的先祖是絕對雕不出這麽傳神的狼的藝術形象來的。
此條玉龍實際上是條玉狼，尤其是頭部絕對是狼頭。可是有些學者說這條玉龍的頭是豬頭。但是，我認為，從遊牧民族的性格上講，家豬或野豬都不會成為北方遊牧民族的崇拜圖騰，因為中國西北和北方的遊牧民族是絕對不會崇拜被自己馴服的、或可以被馴服的動物的。隻有不了解中國遊牧民族性格的人，才會認為中國草原人會崇拜家畜；從形象上講，豬眼不是吊睛，豬拱嘴的嘴口也不是開在最前麵的，整個豬頭也不是長形的。而且，身材短胖隻有棍形小尾的豬，不管是家豬還是野豬，要演變成長長的龍那就太牽強了，而長長的狼身加
上毛茸茸的長狼尾，演變為龍身倒有可能。你想想長長的狼皮筒再加上長長的狼尾巴掛在高高樺木杆頂上，被大風吹起來時候的樣子，是不是特像狼頭龍身？我猜想，中華飛龍很可能是華夏草原先祖所想像的草原狼靈魂升天以後的飛狼形象，是對狼的形象的美化和神化。那年我看小狼升天的樣子，真感到小狼不僅像飛狼，而且還像是騰雲駕霧的飛龍，隻是當時沒有順著這個感覺挖掘下去。
後來回到北京以後，我看到了那件玉龍的圖片，當時我真是很激動，好像見到了小狼一樣。在當時的原始條件下用美玉雕刻出那樣精美的狼首龍身的玉器，就可以推斷我們的先祖對狼熟悉和崇拜到什麽程度了。而且“玉龍”出土的地點又在內蒙，是蒙古草原狼的故鄉，是中國的土地上猛狼巨狼最多的地方，是後來無數崇拜狼圖騰的遊牧民族一直生活的地方，又是“飛狼”的傳說最多的地方。這就讓我自然聯想到狼圖騰和龍圖騰的關係，也開始研究二者之間的關係。
根據我的研究，我認為狼圖騰和龍圖騰至少有以下七個相同的特點：
其一，最早的狼圖騰和龍圖騰都出現在內蒙古草原或接近蒙古草原的地方。這裏恰恰是世界上最大最多最凶猛的蒙古草原狼的故鄉，而且草原狼又是遊牧民族的同鄉，人與狼互相搏殺，互相依存，又共同生活在這片廣袤的草原上。因此，狼的精神和性格對草原人的影響最大，不像北極圈和俄羅斯森林裏的狼遠離人群，以捕食野生動物為生，對人的影響不大，因此在那裏也難以產生狼圖騰崇拜。
其二，原始的狼圖騰和龍圖騰的頭部和頸部相同，長筒形的身體相同。內蒙三星他拉的原始玉龍是狼首龍身，也就是說，在新石器時期原始狼圖騰和龍圖騰頭部頸部完全相同，身體也相同，都無鱗片。這表明龍圖騰不是由魚或蛇演變而來的。那時候，極有可能狼圖騰就是龍圖騰，龍圖騰就是狼圖騰，兩個圖騰還沒有分家，而它們的家還都在草原。
其三，狼圖騰和龍圖騰都是采用身體上下拱動的姿態飛行。在傳說中，無論在蒙古草原還是華夏大地，這兩個民族圖騰都是飛翔的圖騰。在草原，狼圖騰可以飛天，把人的靈魂帶上騰格裏，而華夏的龍圖騰則能騰雲駕霧，呼風喚雨。但是世界上和中國許多民族的圖騰並不會飛，例如崇拜熊、虎、牛、猴等等的民族圖騰。中華大地上的草原民族和華夏農耕民族的圖騰都有飛翔的特點，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
更為相同的是狼圖騰和龍圖騰的飛翔姿態，狼在草原上飛奔的姿態是上下起伏的，狼皮筒被掛在高高的木杆頂上被大風吹動的時候也是上下起伏、身體拱動著“飛翔”的；而中華龍在各種古代壁畫和雕刻中都被塑造成躬著腰，上下起伏拱動著“飛翔”。這種飛行姿態與狼圖騰飛奔和“飛行”的動作相同，但與水中的魚、蛇和鱷，以及陸上的蛇和蟒的遊動動作完全不同。魚蛇蟒鱷都是靠身體和尾巴左右擺動而前進的。一種行動是“上下拱動”，另一種行動是“左右擺動”，這兩種不同的動作和姿態，清楚地表明狼是比魚蛇蟒鱷更高級的動物，龍圖騰不是由魚蛇蟒鱷這些卵生較低級的動物演變而來的，而是由草原陸地的哺乳動物——狼演變而來的。而多數中國人卻認為龍是水中的魚和蛇變來的，現在有的人還認為龍的原型是鱷。這些觀點沒有看出龍與魚蛇蟒鱷在類別上的本質區別，沒有看出“上下拱動”與“左右擺動”的根本區別。因而也就把龍圖騰精神的本來麵目掩蓋得越發模糊不清。
其四，狼圖騰和龍圖騰雖然都會飛，但是都沒有翅膀。在中國人的傳說中有“飛虎”、“飛馬”等神話形象，其他民族也有“羽蛇”等圖騰形象，可是那些會飛的動物都是有翅膀的，50年代飛馬牌香煙的煙盒上就有長著巨大翅膀的飛馬形象。那麽為什麽龍圖騰沒有翅膀呢？我認為這是因為由於狼圖騰沒有翅膀，所以由狼圖騰演變而來的龍圖騰也就沒有翅膀。而狼圖騰之所以沒有翅膀，是因為原始的草原人相信神出鬼沒，神通廣大的狼會飛，不用翅膀也能飛。
其五，狼圖騰和龍圖騰都與中國兩個民族的最高崇拜——天崇拜有密切關係。在草原上，草原民族相信狼是騰格裏派到草原來保護草原的，還會把崇拜騰格裏的人的靈魂帶上騰格裏；而在華夏，農耕民族則認為龍是天的化身，而皇帝就是“真龍天子”，神聖不可侵犯。既然漢族的天崇拜是遊牧先民從遊牧區帶到華夏農耕大地的，那麽他們也就把狼圖騰一同帶來了。
其六，狼圖騰與龍圖騰都是凶猛可怕的猛獸形象。世界上各民族的圖騰有猛獸也有溫良的草食動物，許多民族都把牛作為民族圖騰。但是為什麽華夏民族卻把麵目如此凶猛猙獰的龍作為自己民族的圖騰呢？這是因為，那時華夏先祖還是狩獵采集遊牧部族，還不是溫良敦厚的農耕民族，而中國的絕大部分遊牧民族都把狼作為圖騰。由於狼的形象凶猛可怕，所以由狼圖騰演變成龍圖騰的龍的形象也就異常凶猛可怕了。
其七，狼和龍都具有不可馴服性。世界上許多民族的圖騰都是可以馴服的動物，甚至以家畜為圖騰。而中國的兩大民族的圖騰——狼和龍，都具有不可被人馴服的性格。狼是猛獸中最倔強、從不屈服的動物，熊虎獅鷹大象都可馴，而蒙古草原狼不可馴。由於狼不可馴服，那麽由狼圖騰演變而來的龍圖騰也就具有不可馴服性。龍是狼精神的承襲者和強化者，它不僅不可被人所“馴化”，相反它還將馴化它的一切臣民。而狼的不可被馴化的精神後來被儒家皇權至高無上的精神所利用，並神化了。
根據上述狼圖騰和龍圖騰這些關鍵性的相同之處，我推測，中華龍圖騰很可能就是從草原狼圖騰演變而來的，就像華夏農耕民族是由草原遊牧民族演變而來的一樣。由於草原上的遊牧民族一直沒有離開草原，所以草原民族的狼圖騰也一直沒有變形，草原民族從古到今也一直崇拜狼圖騰；而在遠古，一部分遊牧民族離開了草原，進入華夏農耕區，也就把騰格裏崇拜和狼圖騰崇拜帶到華夏農耕生活中。由於，在古代無論牧業和農業都是靠天吃飯，因此，轉移到農耕地區的天崇拜也就被保留下來，但是遊牧部族變成農耕族以後性格逐漸軟化，慢慢變得怕狼恨狼了，那麽從草原上帶來的狼圖騰崇拜就不適應農耕生活和精神，於是原來的狼圖騰就慢慢被農耕生活所改造，改成具有耕雲播雨功能的龍圖騰新形象了。
在遠古，東亞草原一定有崇拜狼圖騰的遊牧民族；在傳說中，伏羲時期的圖騰是“人首蛇身”形象的圖騰，伏羲神“本人”的形象就是“人首蛇身”。後來，經過部族的融合，華夏先人們大概以狼圖騰和“人首獸身”圖騰為主幹，再吸收了遊牧部族和原土著農耕族的圖騰形象的某些局部，加上了魚鱗、鷹爪和鹿角等部件，於是狼圖騰就變成了龍圖騰。在龍圖騰創造和融合的過程中，狼圖騰的形象起著關鍵作用，因為“人麵蛇身”的形象與後來的威猛可怕的龍形象相差太遠。我看過考古出土的仰韶時代的“人麵蛇身”陶式圖形，那哪是龍
啊？簡直就像一隻壁虎，或者像大頭蜈蚣那樣的小爬蟲，形象陰暗猥瑣惡心，毫無審美價值和神聖感。而蛇蟒身上加上狼頭，那就不一樣了，“狼首蛇身”就基本上有龍的威猛的藝術雛形了。後來的中華龍的形象之所以威猛可怕，震懾人心，並具有審美價值，就在於它具有狼一樣猛獸的形象和性格特征。“抽象”的龍一定會有具象的根據，而中華各民族中曆史中最悠久又最具象的凶猛圖騰隻有狼圖騰。因此，沒有狼圖騰的形象、性格和精神的參與，中華龍就不能成其為龍，而隻能是中華蟲。
陳陣讓楊克上車，他也上了車並打開車內燈，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卡片說：還有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就是華夏傳說中那個神秘的饕餮神獸。我認為饕餮也很可能是由狼演變而來的，後來饕餮再演變為龍。《辭海》說：饕餮是“傳說中的貪食的惡獸。古代鍾鼎彝器上多刻其頭部形狀作為裝飾。《呂氏春秋·先識》：‘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辭海》在解釋饕字說：饕即“貪，《漢書·禮樂誌》：‘貪饕險’顏師古注：‘貪甚曰饕。’特指貪食。”
上麵幾段話裏有三個問題需要注意：
一是，饕餮是一種“惡獸”，而不是魚蛇蟒鱷，不屬於魚類或爬行類。《辭海》中還有附有商周鼎上的饕餮紋。你隻要看一看就可以認出那個凶惡的猛獸像誰，非常像狼的正麵像，也是圓眼吊睛，凶狠無比。
二是，饕餮甚貪食。這個特征鮮明地指出了狼的特性。“極貪食”是草原狼的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咱倆養過狼，太知道狼的這個天性了，咱倆可以舉出無數個狼貪食的例子。天下再沒有比狼更貪食的動物了。不信可以讓人去問老牧民，天下最“貪食的惡獸”是誰？回答肯定是狼。人所共知，“貪”就是狼性的代名詞。董仲舒說秦“以貪狼為俗”，也把貪與狼相並列。中國人形容貪食總是用“狼吞虎咽”，而且還把狼排在虎之前，狼比虎更貪食。形容貪心都說“狼子野心”，不會說“虎子野心”。
由於饕餮具有“惡獸”和“甚貪食”這兩個狼的特征，而且饕餮紋又像狼。因此，傳說中的饕餮很可能就是狼，或是從狼演變而來的神獸。
三是，饕餮成為商周鼎的主要紋飾，這就涉及到一係列的問題。寶鼎是華夏民族在青銅時代的立國之重器。在周朝，“一言九鼎”的“鼎”，是象征至高無上王權的神器和禮器，也是祭天祭祖的祭器，鼎在華夏先民心目中處於民族“圖騰柱”的地位。因此，隻有屬於民族的圖騰才有資格登上如此崇高的地位，而被鐫刻鑄造在寶鼎重器之上。這一現象又反映出兩個問題：其一，到商周時，華夏族可能還仍然崇拜狼圖騰，至少是猛獸圖騰，炎帝黃帝族祖先的圖騰崇拜遺風可能還繼續存在，而周朝時期的華夏族受狼圖騰的影響更深，因為，周起源於西戎，而西戎大多是崇拜狼圖騰的遊牧族。其二，當時的“龍”可能還沒有被普遍接受，尚未真正成為華夏族的民族圖騰，否則，象征王權的寶鼎就一定會以龍作為主要紋飾。而且，當時周天子也還沒有坐龍座，那時還延續著炎黃遊牧遺風，席地而坐。
周鼎上的紋飾主要由饕餮紋和雲紋所組成，以饕餮為中心，雲紋環繞其周圍。顯然，饕餮神獸在天上，從雲層裏探出頭，俯看人間。它的身體則藏在雲裏，不知是否有蛇身或龍身，但是如果在饕餮腦袋後麵續上龍身，那就與後來的標準龍相差不遠了。所以，我認為，在狼圖騰和龍圖騰之間可能還有一個饕餮圖騰的過渡階段。饕餮既有狼的性格，又有後來龍的猙獰麵目。
以前我始終不理解為什麽青銅時代的華夏族，會崇拜那麽貪吃的饕餮，竟然把它捧上國家神器的地位。難道那時的中國人就那麽貪吃嗎？因而也就那麽崇拜貪食的惡獸？而饕餮貪婪的吃相真是毫無神聖可言。但是後來當我發現饕餮有可能是狼圖騰的變形的時候，我立即想通了。貪食隻是狼的一個特征，是狼精神和性格的表象。商周時期的華夏族對饕餮神獸的崇拜，是對遊牧先祖狼圖騰崇拜的承續，狼雖然貪食，但是它的凶猛進取、威武不屈、寧肯戰死、不願病終的精神才是早期華夏族崇拜它的根本原因。這個原因隻有深刻了解狼以後才能理解，而後來恨狼怕狼的農耕民族和儒家就難以理解，所以無法給人以信服的解釋。再後來，當農耕和儒家越來越占統治地位的時候，貪吃的惡獸——饕餮，就必然從國家神器上退位，被改造成龍，讓位給龍。
曆史上的狼精神曾征服了無數個遊牧民族，而無數個遊牧民族又是那麽強烈地崇拜狼圖騰。為什麽入主中原或中國的遊牧民族的帝王，到後來也那麽喜歡穿中華的龍袍，坐中華的龍座，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在龍圖騰裏看到了他們民族的狼圖騰的變形或影子，龍圖騰實際上就是改形換麵不變心的草原民族的飛狼圖騰。然而，正像遊牧民族來到華夏農田以後，他們的遊牧精神被改造成農耕意識那樣，遊牧民族的圖騰精神也必然被農耕存在所改造，於是保護草原的狼圖騰也就變成主管農耕的命脈——呼風喚雨的龍圖騰，於是狼就變成了龍。而且，在龍圖騰上又加上了許許多多的農耕民族的觀念和意識，把龍圖騰的原始精神實質改得麵目全非，蠻好的強悍進取的狼圖騰民族精神，竟被改造成象征帝王權威的專製暴力精神。龍圖騰成為中國曆代專製帝王狐假虎威，鎮嚇人民的帝王圖騰。龍袍隻屬於皇帝一人，九龍九爪。其他七龍七爪，五龍五爪的官袍不能稱之為龍袍，隻能叫作蟒袍。進入現代社會的中華民族，特別需要清除民族圖騰裏麵後加上去的專製帝王的糟粕，而應當還其華夏民族圖騰的本來麵貌——狼圖騰精神。
中華龍令人恐懼的凶猛形象和身體裏麵，最初蘊含的很可能就是令人敬仰的狼圖騰精神和靈魂。中華龍圖騰與中華狼圖騰也可能具有不可割斷的血緣關係，但是，在精神實質上，中華龍已完全異化：自由的狼變為專製的龍，全民族的精神楷模變成了獨裁者的化身；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圖騰演變成了毫無生命力的龍舞道具空殼、紙龍紙老虎。
隻有抽掉中華龍圖騰中的封建帝王專製精神，而重新“注入”狼圖騰自由強悍的進取精神，那麽，未來的中國巨龍才有可能真正騰飛，飛向全球，飛向太空，去為中華民族和整個人類開拓更廣闊的生存發展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