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崇勝 | 武漢大學政治文明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
原載《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4期“圓桌會議”
民粹主義在中國學術界談論已久，且有被泛化的趨勢，許多人把中國的以及世界範圍的以平等為主要價值訴求的各種思潮都冠以民粹主義之名。近年來，隨著網絡民主 的發展，民粹主義又成為網絡媒體的熱詞，有的人甚至稱其為“草根階層”的意識形態，學術界對民粹主義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但究竟何謂民粹主義，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本來，民粹主義作為一種舶來品，在中國一直未能成為有影響力的思潮，人們對之的關注也是日漸式微。然而，在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今天，民粹主義情緒和思潮卻似 乎時來運轉，被不少人視為“社會主義”的精髓和正統，被認為是底層社會正當的或正義的呼聲，是抵製兩極分化、貧富不均的有力思想武器，是對公平的呼籲和對弱勢群體的人道主義關愛。
與此同時，也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國內一旦出現民眾的群體性抗爭行為或網絡圍觀事件，就會有人在那裏喋喋不休，批評這是民粹主義泛濫。有人甚至進一步追溯中 國曆史，認為中國曆史上就有民粹主義傳統，並以太平天國、義和團為例，譴責民粹主義是中國一切禍亂的根源，要求像痛打落水狗一樣，將民粹主義斬盡殺絕。
如此一來，人們在用民粹主義評價中國社會現象時，存在對民粹主義和官本主義的雙重誤讀。在用民粹主義作為標簽的兩類不同的人們中，似乎都沒有對於究竟什麽是民粹主義做過清晰和係統的定義，不同的人們各有各的理解，各自在甚為不同的涵義上使用這一標簽。
對於中國那些被指稱的“民粹主義”現象，我們不能簡單地導用俄國和拉美國家關於民粹主義的概念，而必須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予以廓清，才能科學地對中國民粹主義與域外民粹主義加以區別，進而找到防治民粹主義的中國路徑。
應該承認，中國曆史和現實中都有過民粹現象和民粹主義流傳，但中國民粹主義的發生機製和表現形式，與俄國及拉美國家是大不相同的。在俄國和拉美國家，民粹主義通常是作為反抗國家主義和官僚政治的對立物而出現的。
而中國的民粹主義，由於缺乏經濟根基和社會歸附（沒有類似俄國那樣的村社公有製），常常是與官僚政治相結合的或者是依附於官僚政治的。因此，在中國，與其說民粹主義是官僚政治的對抗物，毋寧說是官本主義壓力下的副產品，是官本主義的伴生物。
這裏所說的官本主義，大體包括兩層意思：一是相對於民本而言，它是以官為本位的；二是相對民主而言，它是以專製為核心的。
據俞可平的解釋，官本主義實質上就是君主主義。在整個官僚體係中，君主居於最高權力地位，是整個官僚體係的總代表。皇帝是“人主”，不僅是民的主人，也是官 的主人，君主主義是官本主義的最高形態，官本主義是君主主義的日常形態，也就是說日常生活中更多看到的是官本主義。所有的官都是為君王所設，皇帝掌握著官職設置以及官員升遷的決定權。在中國傳統社會，一個縣令從法律製度上講也是由皇帝任命的，這個權不可能下放，皇帝掌握著官員的命運。
同時，官本主義也是專製主義，專製主義既是官本主義的內在要求，也是官本主義的典型特征。在官本主義條件下，以君主為代表的官僚係統壟斷了國家的全部政治權 力，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最終集中於君主。在整個權力體係中君主是國家主權的掌握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種權力超越法律，不受任何限製和約束。在官本主義條件下，國家政治權力實際上是沒有邊界的，無所不及，可以在任何時候進入任何領域，從控製物質資源，到控製思想文化，既支配公共領域，也可支配私人領域。
自古以來，在中國政治大合唱中，就是官本與民粹的雙重變奏（或合奏）。從根源上來說，中國是缺乏民粹主義傳統的國家，因為中國缺乏俄國那樣的村社公有製。
在傳統的中國，占統治地位是君主專製主義，或者是前述的官本主義，基本上沒有民粹主義存在的條件。即使社會中自發產生了某些民粹現象，最終也基本上是與官僚政治同流合汙。
因此，中國曆史上的民粹現象最終隻能是兩種結果：一種官逼民反，民眾因為忍受不了官僚政治的壓迫，扯旗造反，鬧它個天翻地覆，民粹主義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 另一種結果是民粹主義被官僚政治吸納利用，成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工具。總之，民粹主義都是作為官本主義的伴生物或附屬物而存在的。
現實中的民粹主義現象，雖然與曆史上的民粹現象已有很大的不同，但其發生機製確有相同或相似之處。最近一些年來，人們對於中國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的惡化多有微詞，然而，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為什麽會惡化呢？恐怕問題的根源不在平民百姓，甚至板子也不能打到民粹主義身上，而是官本主義膨脹的結果，是官本主義加劇了官民矛盾、貧富差距和社會對立。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從實質上看，說到底都是官與民、權力與權利的矛盾。
大約是在經曆了“文化大革命”中群眾運動的苦頭之後，中國的一些官員和知識精英們，對於民粹主義這個外來的社會現象，有著直觀的反感和抑製。每當社會上出現民眾鬧事或維權抗爭時，就會有些人不分青紅皂白，在那裏呼籲：這是民粹主義在新的條件下的表現，必須堅決予以打擊。殊不知，現實社會中民眾的一些呼聲，恰恰從不同側麵反映出中國社會快速發展中的深層問題。
改革以來，中國社會階層分化迅速，有些人未富即貴，一些知識貴族和社會貴族在短短的幾十年迅速成長起來，但又都缺乏西歐貴族那種寬容、文明的精神氣度；中國曾經是一個特權流行的國度，社會中最缺乏的就是平民精神、平等觀念和人權意識。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十年寒窗苦，一舉成名天下揚”、“一旦權在手，就把令來行”，由於人們都是朝著做人上人的目標而來的，所以社會越發展就越不平等，人們關心的隻是自己發財致富，而對於社會中要求平等和公平的呼聲熟視無睹。
現實中國確有仇官仇富的現象，但更有求官求富的追逐，後者更能反映出中國社會的深層問題。這裏的確有一個站在什麽立場（或者說什麽角度）去看待現實社會和網絡民意表達的問題。
在中國當下社會日益分化的背景下，反民粹主義不能成為權貴、精英們的指手劃腳，也不能成為拒絕深化改革和實現社會公平的遁詞。
在深化改革過程中，我們有的人可能將當前所謂民粹主義的危害放大了，以至於將一些民眾正當的利益訴求、正當的權利維護乃至抗爭，都視為是民粹主義行為。我們的一些官僚政客和知識精英，常常以先知先覺者自居，動不動就擺出一副舍我其誰的架式，高高在上，目無大眾，用一種貌似理性的姿態和言語，隨意指摘民眾的合理呼聲為民粹主義，他們不了解民眾的疾苦，也不願去解決民眾的問題。倒是300多年前的鄭板橋道出了各級官員和知識精英們應有的情懷：“衙齋臥聽蕭蕭竹， 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我在這裏要呼籲的是，我們的政府官員和知識精英，應該持平常心、行平常事、做平常人，不要把自己或某些人當作天才、當作救世主。須知道，“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我們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在社會上，有一種並不準確的認識，認為民粹主義與平民主義和民主主義是“同胞兄弟”。其實，民粹主義基本上是一種小農的社會主義，與平民主義和民主主義差別很大。在缺乏民主傳統和平民精神的中國，需要民主主義和平民主義啟蒙，一個祛除了官本主義的自主自治的平民社會倒是中國所需要的。
如果我們隻是抓住所謂民粹主義不放，而對於官本主義的危害熟視無睹，這就如同曆史上的農民起義“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一樣，不可能觸及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因此，正確的路徑應該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即既防民粹主義，更要反官本主義。
我們需要謹防的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借反民粹而束縛民眾的正常維權行為，為特權利益辯護；另一種是利用民眾的某種情緒肆意將其擴大，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和法律秩序。
因此，真正廓清民粹主義和官本主義的關係唯有一途：切實實行民主和法治。通過發展民主，暢通公民表達渠道；通過推行法治，完善正常社會秩序。
中國的根本問題在官而不在民，但解決根本問題的出路卻在民而不在官。這就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辯證法。對此，70多年前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中曾經有過揭示。他說，能否最終清除官僚政治的流毒，與其說在官，不如說在民，因為官不會自動放棄權力，隻要有官，官僚政治就可能存在。
隻有當民眾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能夠自覺自主地處理自己和國家的事務的時候，才是官僚政治壽終正寢的時候。對於中國民粹主義和官本主義的關係以及中國未來民主發展前景，也該作如此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