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國際經濟學界對中國認識千奇百怪，但犖犖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國崩潰論”，即認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隻是浮誇造成的假相，實際則是內部危機與 全球化壓力日益嚴重，難免崩潰。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認為中國經濟創造了增長與繁榮的奇跡，但對此則按西方經濟學兩大陣營的傳統學理形成兩種相反的解釋：古 典自由經濟學把“中國奇跡”歸功於經濟自由化或市場化的成功，而左派經濟學或凱恩斯經濟學則歸功於“社會主義”或政府幹預、管控的成功。
我認為這三大主流認識都有嚴重偏差：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在全球化中應對自如是事實，“虛假論”、“崩潰論”不對。但這種增長，既不像偏左的論者那 樣可以解釋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論者所言可以解釋為“市場成功”，更與所謂“市場與政府雙重成功”的“北京共識”不相幹。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 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製乃至取消許多弱勢者談判權的辦法“降 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蔑視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 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采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當然如果不對外開放，這種衝動也不會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時代對外開放後，中國不像其他轉軌國家受到“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 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現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而這種方式造成的危機，則靠外部資源（資本流入、商品輸出）的增益來緩解，同時通過 全球化把危機向外部稀釋：在靠鐵腕壓住自己的內部矛盾而維持“穩定”的同時，“中國因素”卻使他國的內部矛盾增加：大量資本流出、商品流入和產業結構變 化，使發達國家百年來形成的勞資力量平衡趨於瓦解。民主國家（不僅歐美，連印度這種發展中民主國家亦然）的資本對本國的工會農會“惹不起躲得起”，他們在 中國式的“專製市場經濟”國家找到了既無工會又無農會、沒有討厭的環保組織挑刺、隻要搞定了官員就可以為所欲為、甚至連稅都可以優免掉的投資樂園。同時依 靠“低人權優勢”，大量中國廉價商品湧入各國，排擠了當地的相應產業。如此一進一出使各國勞工談判實力麵臨崩潰，工會衰落，福利萎縮，移民、就業和公共財 政陷入困境。不僅福利國家無法應付這種局麵，自由市場國家也因無法與“血汗工廠”競爭而難以為繼。
於是，最近張五常便聲稱今天中國經濟“比美國更自由”，是“全球最好的製度”，而世界的潮流將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
其實誰都知道，今天中國不僅工農沒有結社、談判的自由，資本在連《產權法》都難產的情況下又有何自由可言，但是“低人權優勢”的確使全球化中“中國 的競爭”勢不可擋，它既迫使福利國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國家重樹貿易壁壘，還使得不發達國家在吸納資金、獲得資源等方麵麵臨更大困難。
吊詭的是，在此種趨勢尚屬初顯的今天，他們各方都力圖以“中國的成功”來證明各自的理論：中國經濟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賞，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則令右 派欣賞，同時它又以窮國快速發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豔羨。於是本來對現代左派和右派、對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構成嚴重挑戰的中國， 卻同時受到上述各方的稱讚。
然而他們還能稱讚多久？由於上述“中國優勢”不可複製（沒有中國式的鐵腕，任何國家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執政，實行自由市場政策還是凱恩斯式的乃至社會 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這樣來搞原始積累），而“中國挑戰”又客觀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嚴重，各方的對華關係長遠地看能樂觀嗎？
中外規則的碰撞
實際上，全球化中的中西（乃至中外）規則“碰撞”已經日益昭示了其中的實質：
一方麵外資入華後引起對比。中國不少人指出：就重視勞工權益而言，國內如今是歐美資企業最好，東亞（日韓）資就較差，港台企業更差，而國內企業，包 括私企與非壟斷部門的國企在內最差。以地區論，盡管珠三角等開放地區的“血汗工廠”已經令人觸目驚心，由於當地相對開放，人們也議論最多，但事實上勞工權 益最差的恐怕還是內地企業：內地的“奪命礦山”有甚於深圳的“斷指工廠”，而深圳的“工棚現象”其實比國外的slum已經更不人道而且引起了諸多議論，然 而內地很多單位不但不允許農民工自建陋房（我國頗有人以此自豪，謂之“中國沒有貧民窟”，但他們卻緘口不言：那麽農民工住哪兒？），而且連“工棚”都不提 供，而是任其露宿街頭！許多歐美外資本來就是規避本國勞工權利而跑到“低人權”的中國，但民主福利國家的長期“社會主義傳統”仍然使其初入時諸多“不習 慣”，不習慣於如此對待勞工，不習慣於如此巴結官府，甚至有勞工維權、外資企方已答應條件、而官府卻以破壞“招商引資”大計而出麵彈壓的。但久而久之，這 些歐美外資有的也入鄉隨俗，學會了鎮壓勞工，學會了“搞定”官府。以至於回到本國已經無法適應，隻能“紮根”中國，而我們的傳媒則宣傳為“不但留住了 ‘資’，而且留住了心！”
另一方麵，我國的企業一旦赴外投資，首先感到的第一個障礙，便是那裏強大的工會、農會。歐美就不要說了，拉美被我們的輿論說成是所謂“新自由主義” 的典型，似乎是資本最神氣、工人最受欺負的地方了。然而我們的“中資”一進去，立即發現恰恰相反：那裏的工人把資本“欺負”得夠嗆！拉美最大中資企業“首 鋼秘鐵”違法（當地的勞工法）鎮壓工潮、開除罷工工會成員，造就了“秘魯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在工人支持下他先當選議員，後成為秘魯勞工部長，他的女 兒則民主當選“首鋼秘鐵”所在市的市長。而“首鋼秘鐵”則被勞工運動“折騰”得七葷八素，不但經濟上損失慘重，而且政治上聲名狼藉。國內傳媒因此一片驚 呼：“海外投資須防工會陷阱！” 我們的國企老爺可算知道了什麽叫“咱們工人有力量”。
拉美工人不好惹，咱們“中資”又看上了非洲，那裏不但窮，工資低，而且政治比拉美落後，很多地方還是獨裁統治，也不像拉美那樣，中了“西方社會主 義”即社會民主主義的“毒”，不會成天鼓搗勞工權利。並且我們不管“人權”，跟當地的獨裁者特別處得來，不但不幹涉他們的“內政”，而且對這種“內政”如 魚得水——我們的“中資”在國內“搞定”官員的那套本事在這種“內政”中最能大行其道，令“西資”望塵莫及，於是“中資”大舉挺進非洲，而且在競爭中屢屢 擊敗西方公司。
但是很快“中資”就發現非洲畢竟不是中土，雖然那裏的勞工不像歐美乃至拉美那麽厲害，畢竟那些前殖民地也沾染了些西方“劣習”：首先是傳媒“自由 度”仍比國內為大，民主雖然受槍杆子左右而不成氣候，畢竟還有反對派和一定程度的競爭，雙方要拉勞工的票，工會雖很難持政治異議，在勞工權益上也還有所作 為。而近年來，西方傳入的環保和原住民權益NGO更為麻煩，“中資”在那裏圈地，甚至到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去采采挖挖，被搞定了的官員也就袖手旁觀而 已，靠他們來彈壓刁民，像在國內的定州、汕尾那樣，則嘎嘎乎難哉！ 後來不少中資發現竅門：非洲人現代民族國家觀念淡漠，相對較富的沿海國家有不少跨境 勞工來自更窮的內陸國家，他們是非法移民，不受勞工法保護也沒有工會。於是大量雇傭他們便成為非洲中資經營的訣竅之一。然而不久又發現：非洲人國家意識雖 淡，部族意識卻強，跨境勞工多是在本部族區打工，在當地雖無國家與現代工會保護，還是有部族、親緣關係可依，一旦發生勞資糾紛，他們往往有當地本部族人的 聲援。
最後，中資發現普天之下還是中國勞工最順從。國內的農民工本來就習慣於“低人權”，到非洲更舉目無親，語言不通，沒有任何社會聯係可依，往工棚裏一 關，還怕你不就範？於是非洲的許多中資企業最終都轉向在當地獲取資源、銷售產品，卻千方百計從國內大量輸入勞工，為此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如南非某中資企業 從國內輸入“保安”150多人，占全部雇員的80％以上，實際都是一線工人，以規避當地一般工人必須雇當地人的法律。這種做法已引起當地輿論的強烈惡評。 中資既傾銷廉價商品擠垮了當地產業，本身又隻掠取資源而無助於當地人就業，就算是獨裁者青睞、官員行“方便”，其奈民心不齒何？不過，正是由於中國不像東 歐，不但“低人權”，而且經濟塊頭特大。你可以不讓中資進去，卻擋不住你自己的資本投奔中國，而外資一旦爭相入華，非洲要“招商引資”，舍中資還能引誰？
隻有中國能救資本主義？
於是在市場日益全球化、而人權卻不能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因素”在全球範圍內對“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和勞工權利構成的挑戰也日益嚴重。筆者2004 年在美國時曾到過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那裏曾是GM（通用汽車公司）早期總部所在地，後來是汽車工人聚居中心，其市政曆來為強大的工會勢力所控製，實行典型 的高稅收高福利和全方位社會保障製度，是美國著名的“社會主義城市”。當年這裏曾經非常繁榮，人均產值比附近的世界車都底特律還高得多。為工人服務的城市 公共設施也非常完備。“從搖籃到墳墓”的生活公益，直到工會療養院與度假村，從技工學校、通用汽車學院、社區大學直到GM資助的公立密歇根弗林特大學等一 整套教育體係，還有全美第一流的斯隆博物館、朗維天文館、市立美術館，可謂美輪美奐、應有盡有。
可是如今隨著資本撤出，汽車產業衰敗，稅源枯竭，市政破產，人口外遷，這座“社會主義城市”已經幾乎完全垮掉，居民大半退休，設施嚴重老化，晚上那 裏不少街區甚至連路燈都不亮。GM總部的研究人員告訴我，GM在美國已經連續10餘年完全沒有招收新的藍領職工。由於工會不允許解雇工人，但公司可以以不 降待遇為條件在所屬各廠間調配工人，於是公司便借退休自然減員，減一批關一個廠，並把工人調充餘下各廠維持生產，再減一批又關一個廠……如今一些廠藍領職 工平均年齡已達50多歲。過不了幾年，公司在美的全部汽車廠都將關閉。而盛極一時的美國汽車工會及其“社會主義城市”也將徹底沒落。
那麽GM的資本轉到哪裏？當然不止中國，但最主要是中國。GM全公司如今已經連續多年巨額虧損，瀕臨破產。當年這個全球第一大公司，現在度日維艱， 不僅美國本土各廠巨虧，在全球各地、包括在印度的GM生產基地也多數虧損，隻有在中國是大量盈利！因此GM在中國的產量比重目前還不算高，但盈利比重已經 是100％乃至無窮大（分母已為負數）！所以隻要可能，GM仍打算把生產線繼續向中國轉移。這位研究人員感慨地說，這世界上如果不是有中國這麽個無工會無 福利製度的地方可去，我們就隻有改行不做汽車了。
這不成了“隻有中國能救資本主義”了嗎？然而還不止於此。我們知道其實GM全部轉移中國隻是這位先生的一廂情願。中國本土汽車業也在大發展，不可能 有太多地盤讓給GM。但是中國本土汽車業與GM不同的是，它隻能在無工會無福利權利的情況下發展。最近上汽收購韓國雙龍汽車後遭遇“工會陷阱”的事，說明 GM在工會如此大的壓力下能撐到今天實在不易，上汽豈能如此，也何須如此？
東歐的經曆表明共產黨無法戰勝資本主義，而西方的經曆則表明資本主義在民主條件下也無法戰勝社會主義——或者說“資本”在民主條件下無法戰勝“勞 動”，然而，近年來中國的經曆卻似乎在表明：專製加資本主義可以征服勞工！因此，無論是GM轉移到中國來逃避工會壓力繼續發展其汽車產業，還是此路不通而 GM隻好破產、或者改業移資到沒有工會與福利壓力的新行業，而把汽車生產讓給中國的“無工會企業”，讓美國人都來買中國產廉價汽車，從“國家”角度看或有 不同，從“主義”角度看其實一樣：兩者都意味著一個真正“勞工神聖”的行業在垮台、一個相對平等程度最高的福利體製在消亡。
全球化中的社會主義危機
而且不僅是汽車業，在美國以至歐洲，凡是百年來勞工運動的社會主義成果積累最多、工會影響與福利權利最強大的製造業，如鋼鐵、造船、紡織等等，都已 經或正在發生類似的過程。當然，過去人們早已注意到這一趨勢。但是大多隻把它看成產業角度上的升級轉移和“全球化”時代的梯次發展：工資成本高的發達國家 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低工資的發展中國家轉移。這種現象當然存在，並且也不是壞事，或者說應該是好事。
然而，GM在同樣低工資（可能還低於中國）但工會強大的印度賺不到錢、而在中國就能大賺的事實，中資汽車業到了國外就陷入“工會陷阱”的事實，乃至 連印度的塔塔財團也想把其在本國的汽車生產向工資（與印度相比）稍高但無工會的中國轉移的事實——所有這一切都在在說明：這種全球性變革，不僅僅是高工資 地區的產業向低工資地區的轉移，甚至可能主要不是這種性質的轉移，而是“高人權”地區的產業在向“低人權”地區轉移。它不僅是經濟水平上的梯次發展，而且 是、或許更重要的是體製上的此盛彼衰，甚至是“劣幣驅逐良幣”。
它並非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說的那樣意味著自由民主的勝利和“曆史的終結”，但卻很可能意味著兩百年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理想、一百年民主福利製度、上 千年人類平等願望的失敗。由於前者，自由主義者朋友們不能太樂觀；由於後者，社會主義者（而非斯大林主義者）朋友們更不能樂觀。
應該說，現代經濟史上的“梯次發展”已有較長曆史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1980年代後的信息產業革命都曾推動發達國家傳統製造業向外轉移， 並相應造成傳統藍領工人在發達國家人口比重下降和與此相聯係的一係列社會變化。那時“中國因素”還沒什麽影響。今天中國融入全球化，其龐大的經濟容量非當 年“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地區”可比，對梯次發展自然是一大推動。
然而，過去的梯次發展與今天不同之處在於：首先那時傳統製造業的移出雖然可能削弱了發達國家的傳統工會，然而它卻把這種“工業社會主義文明”傳入了 產業的移入國，在拉美、東亞、印度都造成工會農會興起、勞工權益、社會民主與公益福利大發展的局麵。雖然發達國家198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福利國家困 境”的苗頭，但從全球看仍然是社會民主主義擴張時期。而今天就不一樣了：製造業移出地區“福利困境”固然更嚴重，移入製造業的中國盡管至少在一些東部沿海 地區產業密集程度已不下於當年的拉美和東亞，更遠遠超過了印度，可是卻完全沒有接受“工業社會主義文明”，那裏仍然禁止（自治）工會農會，盛行血汗工廠， 靠“低人權優勢”進行原始積累。這才真正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全球性低潮。
與此相關的是：傳統藍領階層人口比重和社會重要性下降通常被視為當代工會衰落的原因。據說是因為替代製造業的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不同於大工廠，其經 營方式不適合形成社團。但這種說法不能解釋何以發達國家工會衰落的同時農民的組織和集體談判能力卻空前得高。與過去馬克思主義關於產業工人最有組織性、農 民則是原子化的“一口袋馬鈴薯”的說法相反，今天發達國家農民的集體博弈能力常常強於工人，乃至隻占人口百分之幾的農民往往在代議政治中能影響多數票。難 道他們的經營方式與大工廠的差別不是更大嗎？進而言之，今天服務業與高科技產業和傳統製造業的區別何在？據說就是“知本”的重要、“小即美”和“在家上 班”等等。當年的工匠其實不也具有類似特點嗎？過去手工業時代的工匠尚且有同業公會組織，為什麽今天的“後現代工匠”就隻能靠大工廠才能聯合，否則就隻能 原子化？顯然，僅僅以產業結構改變不足以說明工會——民主福利體製的困境。更重要的原因在於當今這種類型的全球化進程中，“低人權優勢”導致的“劣幣驅逐 良幣”效應——這種“優勢”的壓力使人們不得不向“低人權”看齊！
存在“中國模式”嗎？
而中國，如果說它在全球經濟水平上的梯次發展中地位重要，那麽它在上述那種體製盛衰中扮演的角色則更為突出。這隻要看看一些中國人自己的“經驗總結”就可以明白。
事實上，如今關於“中國優勢”的議論已經悄悄在發生改變。以中國人最津津樂道的中印比較而言，毛澤東時代中國與印度排除不可比因素外其實並無明顯優 勢（不少方麵甚至中國是劣勢），可是那時中國人都一口咬定中國因“社會主義”而有優勢，印度的劣勢則是因為搞了“資本主義”。到了改革後中國的經濟起飛真 正把印度甩在了後麵、而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在鄧小平之後10年也開始搞市場化改革了，主流的中國人就說印度的劣勢是由於搞了“蘇式計劃經濟”，而我們的優 勢是比印度更早開始了改革。果然，這些年來拉吉夫改革使印度經濟明顯提速，但仍然次於中國，而且市場化改革本身在民主印度也遇到中國所沒有的“阻力”，即 “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於是近期更多的中國人開始強調印度的劣勢是由於勞工權益、福利保障、工會農會等因素太強大。即印度（相對於中國而 言）的“失敗”既不是因為“資本主義”，也不是因為“蘇式體製”，而就是因為“民主社會主義”！
同樣的變化也發生在中國——東歐比較上：過去東歐處在轉型期陣痛時，一些國人說這是“複辟資本主義”的惡果，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東歐的市場化民主化是 正道，陣痛過後發展會更快，中國則回避民主化，市場化也很不夠，將來會吃苦頭。10多年過去，東歐渡過陣痛而進入了穩定發展，懷念舊體製的人越來越少，尤 其是加入了歐盟的那些東歐國家，正以比西歐更快的增長速度追趕“老歐洲”。同時多數東歐國家屬於社會民主黨執政的“粉紅色歐洲”，在廢除專製後也保留了舊 體製中的一些福利因素，並在歐盟民主福利國家傳統的影響下有所發展。相比之下，倒是中國本來舊體製下的低福利狀態在“官府卸責不限權”的改革中更加惡化， 同時市場化和“掌勺者私占大飯鍋”卻在“隻做不說”的“智慧”下不斷加深。
因此，像張五常那樣認為今日中國比東歐更資本主義（當然並非更民主）的人越來越多。而東歐從陣痛中恢複後發展雖然加快（在歐洲算是最快），但增長速 度仍然不如中國。於是過去那種關於“中國社、東歐資”的兩種論調（事實判斷類似，而價值判斷相反）都在消退，而像張五常那樣，認為中國的“共產黨專政加資 本主義”戰勝了東歐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聲音，則響亮起來。實際上，先於張五常，我國的內部調研中早就有這種聲音。已故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資深研究員、 長駐波蘭的郭增麟先生，10年前就曾尖銳批評波蘭民主化之後頒布的《勞工法》，認為該法隻強調勞工權益保障而不講勞資兩利，妨礙了波蘭經濟的發展，雲雲。
然而，當今中國的政治背景下，那種對東歐、印度的傳統斯大林主義式的指責並未消失，反而在近兩年的輿論控製中重新突出。本來從鄧小平時代起，批判斯 大林在中國就已不是禁忌（隻要不批判列寧），但近兩年卻開始壓製“批斯”，包括著名的《曆史研究》在內的一些刊物都因刊登“批斯”文章而受到處理。於是斯 大林主義式的“東歐、印度批判”又突然高調起來，它指責東歐、印度搞民主自由、“資本主義”等等。於是我們又看到了中國景觀的另一麵：與“中國經濟的非自 由色彩令左派欣賞，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則令右派欣賞”相應，東歐和印度則因給老百姓自由而受到“左派”的批判，同時又因給老百姓福利和維護工農權益而受到 “右派”批評。而兩種批評顯得振振有詞的共同基礎，就是中國當前這種既無自由又無福利的體製在“低人權優勢”下實現的經濟高增長。
“低人權優勢”的未來展望
然而我國這種“低人權優勢”的發展模式，雖然現在很風光，但隱患也不容忽視。在對國外的民主福利國家形成挑戰的同時，這種模式也在中國國內形成“尺 蠖效應”：“左”則自由受損而福利未必增加，“右”則福利喪失而自由未必增進。“左”時政府擴權卻不可問責，“右”時政府卸責卻不願限權。“左”起來侵犯 平民私產而公共財富卻未必受保障，“右”起來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平民私產卻未必受保護。一邊“新國有化”一邊又“權貴私有化”。“左”時“公權”侵奪 個人領域卻無心公共服務，“右”時放棄公共產品卻不保護個人權利。政策趨“左”則壓縮個人自由卻並不開放公共參與，趨“右”則抑製民主參與卻同時限製自由 競爭。“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場。正如孫立平所言，無論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 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卜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
這樣就使社會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進程中，日益發展和積累，而不能像憲政民主體製中那樣，以左派爭福利、右派爭自由的“天平效應”，來維護社會的平衡。
因此，中國的快速發展並沒像有些人設想的那樣“把餅做大”就能緩解“分餅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現了經濟發展與內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續深化的現象。我們 曾把合法性建立在經濟增長上，說東歐垮了而我們沒垮，就是因為我們經濟搞得好。但是現在，經濟高增長和社會不穩定同時發展的現象使人對此說日益懷疑。正因 為此，胡溫政府大力提倡“和諧”，比過去更強調公平和公共服務責任，這一趨勢應當肯定。然而“尺蠖效應”機製不改變，隻怕權易擴而責難問，現有體製下回複 “大政府”隻會形成擴權—卸責的又一輪循環。而走出“尺蠖效應”，就需要進行權責對應的憲政改革。
中國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人口，中國經濟這麽大的量，將來作為全球商品供應者和資本吸納者的作用日益凸顯，一旦出問題可能比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 對全球的衝擊更大。因此中國平穩順利地轉型不僅是國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國因“尺蠖效應”而發生社會爆炸，或因現行原始積累方式與福利國家和自由國 家的雙重衝突而導致國際秩序崩潰，則不僅是國人之禍，也是世界之禍。
在全球化形勢下，世界關切中國是必然的。如今發達國家壓中國把人民幣升值，這實際上就是中國現行原始積累方式與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體製衝突的初步體 現。但人民幣升值實際上不能解決問題。事實上，中國製造業工資水平如今不低於印度，但競爭力仍高於印度，顯然靠的並非單純經濟性的低工資低匯率優勢。“低 人權優勢”作用更大。正是這種隻要搞定官員就可以任意圈占農地、役使勞工、耗用資源的“優勢”，使中國成為舉世罕見的“投資樂園”，連印度的塔塔財團也想 躲開工資雖低但工會農會很厲害的本國，而向中國轉移資本。何況其他？
顯然，中國的“優勢”既不在於其市場更“自由”，也不在於其國家更“福利”，而就在於其更鐵腕。筆者反對專製的態度眾所周知，但從來不以“專製妨礙 經濟增長”為理由。事實上，專製“刺激”經濟增長，在非市場條件下有斯大林和納粹德國的例子，在市場條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東歐“二度農奴化”使商品性農業 大發展的例子，而美國經濟史家福格爾的研究也表明，內戰前美國南方奴隸製經濟的“效率”不亞於、很可能還“優於”北方自由經濟。但是專製仍然應當反對，這 不僅由於其不人道，也由於這種“效率”的畸形。中國今天靠“低人權優勢”在全球吸納資本、輸出商品而形成驚人的高額“雙順差”，不僅讓別國頭疼，一般中國 人又能得益多少？超廉價的勞力、土地、資源付出，形不成有效進口需求，隻換來巨額的“綠紙”（賬麵美元）。中國人埋怨美國開動印鈔機卷走了咱們的血汗，美 國人埋怨中國廉價貨砸了他們的飯碗，而一旦美元狂貶，美國完了，我們的血汗也白搭。
所以，改變這種狀況，不僅是別人希望的，更是我們中國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國升值人民幣改變不了它。隻有改善人權，尤其是維護工農權益，才能改變這 種狀況。在市場經濟全球化之際如果沒有人權的全球化，“全球化”確實可能帶來弊病乃至災難。而消除了“低人權優勢”後，中國不可能維持如今的原始積累方 式，靠官商勾結壓製工農吸引投資輸出廉價商品來擴大“雙順差”的“競爭力”將大打折扣。對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體製的衝擊也將減少。
那時中國經濟還能如此高速地增長嗎？這的確是個問題。但這種畸形的高增長真就那麽值得不惜代價地維持嗎？到了不可持續、難以為繼時內外危機爆發不更 危險嗎？印度與民主轉軌國家的成就都表明，沒有了“低人權優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仍然會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優勢（隻是不會被人為壓低得那麽離 譜），加上體製改善與中國人勤奮而富於創造性的特點，中國經濟度過轉型期危機而保持合理增長速度是完全可以預期的。當然可能沒有現在“快速”，但增長效益 的內部與外部分配都會比如今合理，內外關係會比現在和諧，而給中國與世界人民帶來的福利增進更會遠勝於如今。
來源：共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