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憶錄出來了。俺斷斷續續續地粗讀了部分章節。感想如下：
中國乃至全世界隻有兩類人：義人和利人。義人唯大義是舉。利人非利欲不歡。
中國當代幾十年的曆史，基本就是義人和利人的思想鬥爭。
前三十年，義攻利守。比如，小到對《清宮秘史》《武訓傳》的評價，對李秀成的評價，大到文革，都是義利相爭在思想高度的反映。
站在義的角度：人民最大，獨立自主，實事求是，革新自我。
站在利的角度：利欲最大，攀西附洋，主觀臆斷，維護自我。
如果每個人的思想傾向都寫在臉上，這世界就會簡單得多，但衝突也會激烈得多。而事實上，每個人的思想並不寫在臉上。在不同時期，不同事情的處理上的表現又常常矛盾。思想意識之上又覆蓋著人品，性格，處世原則，處事態度，技巧等等，又混雜了老實與狡猾，理想與投機，真誠與虛偽，權貴與平民，權力與公正，善良與邪惡的種種對立與衝突，以至於一般人可能隻能看到其中的一樣或者兩樣，而看不清最深處的思想意識鬥爭的真麵目了。
一 般人往往以為，有革命理想，有革命實踐的人，不論幹部還是平民，都是好人。事實上，這些人還可以細分出理想與投機，真誠與虛偽，自私與無私，善良與邪惡等 差別來。即使在這些維度都沒有瑕疵，在更深的層麵上，還有對革命的認識的差別：是要自己有意無意地當權貴，享受革命成果，還是繼續革命，把利欲意識挖出 來，革掉？在這一點上，所謂老幹部們基本上都有意無意地停步了。比如譚震林，毛也認為他是本質上是革命的。但他老婆搞物質享受他也不能阻止，他也不知道血 統論錯在哪裏，也不能理解為什麽老幹部們會被整。這些人是真誠的，樸實的，但是他們的思想提高不到自我革命的層麵去。
至於LDT，則在思想上明顯 地屬於另一類：做紅色買辦也可以，攀附洋人也可以，剝削壓迫老百姓也可以，總之隻要有利就可以，義是不考慮的。他們在思想上如此，生活上也是如此，政治上 更是如此。他們的想法雖然沒有上升到思想體係的高度，但是下意識的就是如此。所謂革命，對他們來說，目的並不是大義，而是要獲取實踐他們思想的權力與機 會。機會一來，他們就不再繼續革命了。
左派之中，也有這兩類人。善良的好人，狡猾的壞蛋。善良的好人因為認識不到高度，也搞不清楚好人壞人與義人利人的交叉關係，判斷不清好壞，因此被人利用。狡猾的壞蛋則見風使舵，哪個陣營有好處就往哪個陣營裏鑽，翻雲覆雨，把水攪得更渾了。
這 中間隻有少數人能站到哲學高度，看到道義與利欲的鬥爭。但是他們也沒有辦法教育所有的人都站到這個高度上來。以至於群眾的分派不是以革命性來分的，他們對權貴的接受與反對往往也不是以革命性來分的。加上出身、成份、權力把控、有意誤導等等因素，道義與利欲的鬥爭隻在最高層是清晰的，在整個社會上則基本上是混亂的。混亂之中比較穩定的思想還是利欲主導。因為利欲思想是順從人的惰性與劣性 的，更容易讓人產生舒服的感覺。
對一個社會來說，遵崇道義如同一個人自我約束，而順從利欲則如同一個人自我放縱。哪一個更容易呢？哪一個更舒服呢？那當然是後者。所以， 七六年以後，自我革命的動力就消失了（但自我約束的慣性還在）。八九年以後，自我約束的慣性也慢慢衰減了。後三十年，放手拜金自然而然地成為主流了。
拜金主義 個人主義天然孿生，它們本能地與集體主義道義為敵，本能地物質主義呼應。利欲至上主義建立在肉體欲望之上，因此天然地低級下流。在中國傳統話語體係內， 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在毛思想下，他們的想法與追求都是被壓製的。要真正地舒展，要毫無障礙地、痛快淋漓地放縱，他們就必須為汙穢正名，要為卑鄙平反。要做到這一點，就必然在兩方麵展開。一是反毛反共反中國。要把集體主義的，道義的，一切反對壓製私欲，限製放縱的思想意識都推翻。讓金錢與欲望成為唯一理想，最高目標。 得到越多，就越自豪，比如賺了多少快錢，搞了多少女人（洋豪土豪不要噴，俺此處隻是在做邏輯上的解釋）。
另一方麵，以中國利欲主義者 的水平，要把自私，縱欲上升到崇高，用以抗衡傳統或者正統思想，的確有難度，也超出他們的能力。舉目四望，恰好，西方有個普世價值，馬上拿來！！！ 這就是第二個方麵：拉普世大旗，為自私縱欲張目。這也是九十年代以來的精英為什麽喜歡普世的原因。不但精英喜歡，普羅大眾也喜歡。為什麽呢？因為他們是普羅大眾。一般的不愁衣食的情況下，他們根本沒有自己的主張。別人 灌輸給他們什麽，他們就接受什麽。灌輸給他們物質主義，跟欲望又合拍，哪有不跟著走的道理。於是就是現在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