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23 端傳媒
編按：2016年6月，著名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應邀到訪中國，於6月7日到6月16日間在南京大學、山東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地演講。北京大學文化研究博士林品將原先刊在澎湃新聞的哈維 講演摘要增補修訂，授權端傳媒編輯轉載。文分三篇，首篇討論中國城市化與資本擴張，次篇聚焦於資本主義核心邏輯，第三篇討論共享經濟與新的社會運動想象。
今年80歲的大衛·哈維是紐約城市大學教授，以將政治經濟學批判和空間地理研究相結合而聞名全球。他曾經著有《新自由主義簡史》、《巴黎，現代性 都》與《世界主義與自由地理》等著作，深入分析了當今世界所麵對的經濟不平等、空間不平等和社會正義問題。哈維本人會如何評價當今的中國？這次的係列講 座，正好回答這個問題。
哈維的中國行，頗似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他說自己正好有閑暇，就動身出發，來看看變化巨大的中國。十多 天的中國之行，也沒有周詳安排。盡管在 《新自由主義簡史》中，哈維已經把中國作為重要的分析案例，這卻是他第一次到訪中國北方。他和出租車司機攀談，了解農民失地情況，打聽城市規劃興建新城區 的模式，更對山東煙台出產的“張裕”紅葡萄酒情有獨鍾。
這樣的行程，讓哈維得以看到中國社會的諸多有趣之處。不過他認為，雖然世界各地看起來很不同，我們依然能觀察到基本的共同點和結構──例如全球資本主義對鄉村和城市的普遍影響。他說，應把中國經驗放在這樣的普遍視角下觀察。
中國城市化的背景與隱憂
哈維在北京的講座中指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的成果和問題都十分巨 大。而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中國城市化速度和規模，都位居世界最前列，在取得了矚目的建設成就同時，也造成了許多必須正視的問題——如城鄉收 入差距迅速拉大、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等等。
近年來，城市建設已經超過對外貿易，成為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因素。尤其是 2008年金融海嘯，嚴重剝奪美國中產階級，也相繼影響以美國為主要 出口市場的經濟體。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也陷入困境，引發大規模失業。據統計，2008年至2009年間，中國的出口部門大約損失了近3000萬個工作。
麵 對這場經濟危機，中國政府將“生產性消費”作為解決方案，動用閑置資本和勞動力，展開大規模基礎建設。高鐵、房地產等領域也獲得驚人的資金，推動又一輪大 規模城市化進程。哈維認為：“這不僅對中國的宏觀經濟是一股強勁的刺激，也對全球資本主義產生了廣泛影響，那些為中國建設提供材料或技術的國家， 經濟都得以迅速複蘇。”
然而，由此造成的社會問題——如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平等、剝奪農村土地和農民工勞動力、滋長投機資本、生態環境惡化等等，都意味著“中國模式”的發展路徑，存在不容忽視的隱患和障礙。中國的經濟增長還能持續多久？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哈 維說，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拿破侖三世（Napoléon III）通過重建巴黎來解決失業；二戰後，美國通過冷戰的軍備競賽和大規模郊區城市化（suburbanisation）消化過剩產能。中國如今在做類似 事情，但規模要比當年的法國和美國更大。例如，中國在2011年到2013年這三年間消耗水泥65億5100萬噸，這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一百年的時間裏 消耗的（44億500萬噸）還多。
他進而警告，無論是19世紀的巴黎改造，還是20世紀中葉的美國建設，最終都造成不良後果。而今 日中國通過大量舉債來融資基礎建設，導致其債務和 GDP比也已位居全球最前列。如何處理這些債務，成了嚴峻問題。好在，中國目前的債務主要是人民幣內債，而非美元、歐元的外債，這值得慶幸。若非如此，中 國有可能落入希臘那樣的破產境地。
中國資本擴張的“空間修複”機製
哈維也強調，危機是可以在空間轉移的。當資本無法在一個區域實現積累和增殖時，它就要尋找另外一片區域，借由多種機製來吸納和消化過剩資本。這種通過地理擴張和地理重構，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體內部危機的動力學機製，被哈維稱作“空間修複”（spatial fix）。
哈維認為，今日的中國正在進行這樣的擴張——就像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韓國和台灣。
他 以19世紀英國與阿根廷間的關係，闡述今日中國的角色。當時，英國貸款給阿根廷供後者修建鐵路；作為條件，阿根廷必須購買英國的鋼鐵和火車，以消化英國的 過剩產能。而在今天，中國貸款給厄瓜多爾供其建設大型發電廠；前提是，厄瓜多爾必須要使用中國產的水泥，以消化中國的過剩產能。
於是在哈維看來，今日中國所走的“不過是英國、美國、日本的老路，這是一條可以被稱為‘帝國主義’的道路”。不過對哈維來說，“帝國主義”不必然等同於“殖民”，其關鍵在於資本擴張的經濟邏輯。
“空間修複”的動力學機製，將中國的過剩資本和勞動力轉到世界各地，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能夠消化中國過剩產能的空間。哈維提醒聽眾思考：中國這幾年的發展規模，在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這種空間修複遭遇極限，又該如何應對由發展主義邏輯導致的危機呢？
（林品，文化研究學者，現居北京。戴娜美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