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 章 毛主席不信萬斤糧派我們到四川種糧了解實情
9.1 大躍進中的最大問題是浮誇風
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人民公社化都並沒有錯。農村人民公社是在合作化之後又一個加強集體道路的創造，是將農村生產資料如土地、農具集體化，建立農村公有製經濟的必要途徑。要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就必須堅強集體道路，人民公社是符合社會主義曆史發展要求的。大躍進本身也沒有錯，但大躍進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也是事實。現在關於大躍進的文章是汗牛充棟，但尊重曆史、實事求是的不多。
劉少奇這個人一直是搖擺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對搞合作社受到過毛主席多次不同程度的不點名的批評，像1955 年說鄧子恢“小腳女人”，表麵上是說鄧子恢的，其實是批評劉少奇的；毛主席說“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是右傾思想，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也是批評劉少奇的【注1】。
可是，到了58 年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劉少奇又是最起勁的，一下子從右傾跳到了極左。他在第一線，講了很多過頭話，共產風的源頭就是在劉少奇這裏，跟著他的指揮棒吹拉彈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大踏步地提前進入共產主義”是劉少奇的原話，還有什麽“男女分營，到禮拜六住在一起，其他時間都要分開住”。這都是狂熱到極點的話，削弱了群眾對黨的信念。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支柱，不要家庭了。這種東西誰會擁護？他自己都不擁護，他自己就和王光美分不開。劉少奇說，中南海也要取消家庭，中南海有大屋子住，男的住哪裏，女的住哪裏。我們都慌了，整天擔心小屋會不會收回去啊，收回去了私人東西放在那兒啊。現在領導人說了話，下麵可能不當回事，那時候劉少奇講話，我們必須都得聽。
大躍進中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共產風，而是浮誇風，後來餓死人就和這個浮誇風有密切相關。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兩派：浮誇派和反對浮誇派。浮誇派包括好些中央領導、大區書記和省委書記。中央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譚震林跟在後麵瞎說。下麵的幾個大區的書記、省委書記，包括中南的王任重、華南的陶鑄、華北的彭真、西北的劉瀾濤、西南的李井泉和華東的柯慶施，都在那裏推波助瀾。王任重、李井泉、劉瀾濤跟著搞浮誇現在是盡人皆知，其實陶鑄也很能吹，浮誇得不得了，連彭真也是浮誇的，柯慶施也跟進去了。這些人搞這個浮誇倒不一定是他們商量過一起搞的什麽路線，而恐怕是“你王任重搞了萬斤，我要不搞萬斤，那不就是我不行”這麽一種想法造成的。四川的李井泉和湖北的王任重商量過嗎？他們不可能商量的，那已經是個電訊時代，有什麽事情一下就都知道了，他們是不約而同。對於他們的這種浮誇的做法，很多人是有不同意見的。這些人是反對浮誇派，但這些人當時被浮誇派批評是“右傾保守”，有的還受到排斥和打壓。
浮誇風的一個標誌是放糧食高產衛星。“高產田”、“畝產萬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報》上首先登出來的。鄧拓當時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小平是黨內主管《人民日報》的。劉少奇是怎麽講的，鄧小平是怎麽講的，毛主席是怎麽講的，《人民日報》和許多其他報紙都登出來的。劉少奇的講話還印出書來了，全國發行。畝產幾千斤糧食，劉少奇擔心糧食多了，沒有出路了。劉少奇批判底下人說：“你們沒有誌氣，現在不是糧食少了怎麽辦，而是多了怎麽辦。” 這種話也刊登在報紙上的。他這個思想還一時影響到主席，毛主席，多了怎麽辦？那就多養豬，養牲口。他們說那還是吃不完，毛主席就說：“搞酒精燃料。”——那時我們缺石油。毛主席不是沒有發熱，毛主席也發熱，但比起劉少奇，毛主席說話有個邊，劉少奇的講話一點邊都沒有。
毛主席從來就沒有講過什麽“畝產萬斤”，或者相信有“畝產萬斤”這種事，還叮囑我們這些他身邊的人別去跟著瞎說，聽聽就是了。相反的，劉少奇，鄧小平他們都相信畝產萬斤的。1958 年鄧小平到東北視察，當地的領導匯報第二年計劃增產20%，鄧小平就說：“人家都是好幾倍的增產，你們才20%，簡直就像是烏龜。”他把當地的領導罵得個灰頭灰臉。這在當時也是上了報紙的，查當時的報紙就知道了。田家英是擁護鄧小平的，但在這個問題上，田家英都說鄧小平雖然農村出身，卻沒有搞過農業，不懂農業。田家英都這樣說，那是為什麽？就是因為他也認為鄧小平搞得太高了。劉少奇也是一樣，吹得神乎其神。
58 年到處報高產，可一到59 年一月、二月，到處說缺糧，到處高產了卻到處缺糧，毛主席就感到疑惑，就最早覺察到了浮誇風造成的惡果問題。主席是實事求是的，他支持大躍進，也最早發現大躍進中的浮誇風並反對浮誇風。在當時的中央最高層領導中，他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是真在農村生活過，小時候在家幹農活還種過地，所以，他是頭腦最清醒的。毛主席後來批評“就是有人吹得神乎其神”，就是指劉少奇、鄧小平他們這些人的，隻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威信不好點他們的名罷了。現在出的《劉少奇文選》、《鄧小平文選》都不收錄他們這個時期的講話，這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出了問題怎麽辦呢？怎樣反省出現的問題呢？是糾正失誤並繼續堅持走集體化道路，還是全盤否定然後走分散單幹的老路，即搞三自一包？當時，在這些問題上，毛主席和很多其他中央高層領導人，包括彭德懷，是不一致的。毛主席看得非常清楚，好多假話是上麵的劉少奇、鄧小平他們逼出來的。毛主席反對浮誇，但要把那些搞了浮誇的大區書記、省委書記都整下去，他也不同意。因為那就意味著更改黨的路線，那可是大事了，是要引起黨內大震動的。可是，現在有人卻說，主席是支持搞浮誇，支持“放衛星”的。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毛主席是從幹部有錯誤就改，不能一下子把有錯誤的幹部都打倒這樣一個角度，來看待犯有浮誇風錯誤的幹部，而不是支持浮誇風。他說有浮誇也不要緊，放假衛星是錯誤的，但還有真衛星的嘛，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來了。這是個過程嘛，有錯誤也不要緊，改正就是了。還有人抓住一個主席批過的文件不放，這個文件在規劃共產主義的遠景時提到了要畝產萬斤的事【是否需要給出具體文件？】。主席看了那個遠景規劃後，說它像一首詩，叫陳伯達、張春橋他們去看看是怎麽回事。主席還問了錢學森，問他糧食畝產能不能達到一萬斤。錢學森用光合作用理論推導，太陽光照多少，時間多少，如何如何，還搞了很複雜的微積分公式計算。我也看過錢學森的論證，但啥也看不懂，就記得有個符號“Σ”，就好像是把大寫的M 側著放的，就因為看不懂，反更崇拜他有學問。毛主席年輕的時候就對數學沒有興趣，高等數學知識不多。他看到錢學森的論證，又是理論，又是計算，複雜公式一堆，又說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產量沒上去，是沒有弄好，弄好了就可以達到一萬斤，一切都講得有根有據。毛主席也沒法駁斥。我估計，主席心理還是有疑問，因為他小時在農村種過地，能打多少他是心裏大致有數的。後來錢學森說自弄錯了一個小數點。可是事情已經發生了，就都成了毛主席不懂科學了，亂來了，蠻幹了，愚昧無知了，違反自然規律了。反正罪名一大堆。這都怎麽說呢！上上下下幹部說假話，搞浮誇，錢學森他是大科學家，是美國回來的，而且是愛國的。毛主席問他也不是錯吧？
9.2 毛主席不信萬斤糧
主席不信萬斤糧，我第一次知道是從林克那裏。林克在大躍進時期一直跟著毛主席到各地視察，對主席的情況熟悉。我對農村也知道一點，也不信萬斤糧，覺得700 斤不得了。那次林克和主席一起從天津參觀回來，我問林克是不是真有萬斤糧。林克告訴我，主席在天津就問了：“真一萬斤嗎？真這麽多，吃也吃不完，怎麽辦？”主席是不信這個萬斤糧，懷疑萬斤糧才這樣說的。林克聽了主席的話之後就去把萬斤糧弄清楚了（可參見林克回憶錄）。原來，那些種試驗田的人，在糧食成熟得差不多了，就在半夜把幾畝田的稻挖出來，挪到一畝田裏去，澆好水，讓它們繼續長。林克說，這樣一搞，稱出來的結果真有一畝幾千斤，萬斤沒有看到。他照實都告訴了主席，主席笑了笑說：“原來是這樣的”——這都是林克親口給我說的。後來報紙上登出了小孩子站在麥穗上，我看到報紙，就去問林克報紙上的情況他實際看到過沒有。他說他沒有看到，但他說他想象這些麥穗、稻穗擠在一起，很匝實，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倒了幾片，小孩子還是可以在上麵的。這不是自然長的，是人工堆起來的，現在你找人給你堆一堆，也可以上小孩子上去。他這一講，我就都清楚了。
主席不信萬斤糧，又想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量，以便他在反左的時候有實際依據。所以，1959 年初，他命令我們這些他身邊的秘書親自到農村去種糧，放下架子，參加勞動，也搞搞整社，把那些浪費糧食的事，整頓一下，共產風整頓一下（共產風陳伯達有很大責任，那時劉少奇、鄧小平到處胡說，陳伯達是跟在他們後麵胡說），但不能隨便拿農民的東西，注意保護農民的積極性——那時候還沒有“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田家英向我們傳達了主席的指示，他說主席講：“岸英當年回來，我就讓他去向農民學習，拜農民為師。你們要親自下去，要跟農民一起勞動，也要拜農民為師。找一塊最好的地，量好麵積，用最好的種子，用農民的最好的辦法，自己種，自己管理，不讓別人插手，從下種到收割，全部自己來，看到底最高能打多少斤。打下的糧食，你們要自己去稱重量，是多少就是多少，不準多一斤，也不準少一斤，回來把結果告訴我。”
9.3 我在四川種水稻的全過程
毛主席讓我們到四川，實際就是想讓我們搞個典型調查。解剖了一隻麻雀，所有的麻雀是怎麽回事就清楚了。當時，四川省委書記是李井泉，他報告反映說，四川省糧食最高畝產上萬斤，平均畝產兩千多斤。
1959 年初，田家英、逄先知、我、李學謙和駱文惠五個人組成一個小組，下到了四川的新繁縣大風公社，其中駱文惠是我科裏的科員，是來自四川重慶的。田家英當組長，我擔任支部書記。我們下來後，分散在不同的中隊，田家英在公社掌握全麵，主要是搞農村調查，又經常回省裏開會，沒有時間下地。他以前也沒有種過地，就是在延安也是教書，沒下過地。這次他也沒有實驗田。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書，主要是跟著田家英的，天天東跑西跑，說開會就走了，隻是偶爾到他自己的一中隊去一下，可搞實驗田是要天天都盯著的。駱文惠也沒有實驗田，她是小姑娘，覺得有困難，其實她幹農活比我行。李學謙倒是搞了實驗田，但規模不大，後來也沒有像我那樣打出報告來。所以，我們五個人，真正實際下去種田的就是我一個人了。
我姥姥是個貧農，我小時候在農村呆過，幫姥姥撿麥穗，撿來貼補家用，撿幾斤就不得了。那時我還小，但也知道一畝小麥能打一百多斤，頂多兩百斤。現在，浮誇風沒有停止，毛主席要我們來實地調查，我是很高興的，也願意搞清楚一畝地究竟能產多少糧，萬斤糧到底靠不靠譜。勞動是很辛苦的，在稻田裏腿泡得黑乎乎，螞蝗還要爬到腿上吸血。我是下到新繁縣崇義鄉大豐鎮第四中隊第六小隊。我們是中央來的，我說要一塊最好的田做實驗，他們就給了一塊最好的。說是一畝，我自己丈量，有六百六十平方米多，差一點一畝。我交代說，這是我的田，你們誰也別動，也別施肥。怎麽做，我去找幾個老農請教後再說。
我是在北方長大的，對水稻不懂，雖然小時候在地裏幫姥姥撿過麥穗，可真正的農活卻一竅不通。我從耕田開始學起，農民教我牽牛、套牛、架犁、扶犁。我開始覺得很容易，比我寫文章找材料還容易。田不平，有深有淺，而且田埂邊和田中間的泥土硬度還不一樣。犁田的時候，犁要把好，碰到高一點的地方，要把犁尾壓一壓（等於把犁尖翹一翹），或者把整個犁往上抬一下，就能過去，否則拉不動。我開始不知道，一看牛停下來，以為是牛偷懶，就揮動鞭子往它身上甩，嚇唬它，讓它快走。那牛被嚇了之後，一使勁就往前衝，我嘴裏剛還哼著小調，很得意的，忽就叭嗒一下摔到田裏，弄個嘴啃泥，邊上看著的小孩就叫啊、笑啊，弄得我很狼狽。老農看見了就趕緊上來把我拉起來，我全身都是泥，趕緊去附近河裏洗一洗。回來一看，犁斷了。犁是農民的寶貝，當時一副犁要四十多塊錢，我說我賠。當時我16 級，工資也就一百來塊，還要養家，但挺好的犁，讓我弄壞了，還是應該賠。後來公社一個姓羅的領導說，有規定，你們幹部下來勞動，損壞了農具由公社來賠。這事我現在想起來還是內疚，那個時候公社也難哪。犁是公社賠了，可這個牛會認人，我抽它嚇唬它了，它就怕我了。有位農民對我說：“你要去弄點嫩草喂它，還要讓它看見是你喂的。”我照做了，一連喂了兩天，那牛一麵吃我喂的嫩草，還一麵看我，之後就又聽我使喚了。老農說，牛也是通人性的，果然是啊。不過，那之後，我不怎麽犁田，他們也不讓我犁了，怕萬一再弄壞犁，損失就大了。
耕完田還要養幾天、曬幾天，再用耙來反複耙，把整塊田耙平整了，最後泥塊在水裏變得細膩稀軟了，才能插秧。那時李井泉規定，報上要整天宣傳密植，什麽“螞蟻出洞”、“雙龍出海”，就是秧苗插得越密越好。我去征求農民意見，農民就說，老戚啊，你要吃了他們的藥（‘吃藥’是方言，就是上當的意思），你的實驗田就打不出多少糧食來了。農民講，他們是聽宣傳已經吃了虧的，“螞蟻出洞”、“雙龍出海”，秧苗對著秧苗，密得不得
了，秧苗長起來了還倒伏。農民講種地的書本學問，講不過教授、博導，但是講實際知識，講通風，講稻苗授粉與蜜蜂的關係、與風力的關係，土壤深層與密植的關係，土壤肥力和收成的關係，這些因素彼此之間的關係
以及管理的作用，那都講得頭頭是道。他們說密植不能硬性規定行距間距，要根據具體情況。這就跟毛主席常講的“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是一個意思了。田頭地老有哲學是一點不假啊。我跟老農說：“聽你們的，你們平時怎麽做我就怎麽做。”關於密植的問題，我後來按農民的方法，把各種情況匯總，給中央寫過一個專門報告。
老農還告訴我，想增產，就到城裏去拉人糞，人糞是最好的，工作隊要到城裏去拉，哪裏都會給的。人糞不值錢，但拉回來就是糧食。我找了幾個年輕人拉板車到成都拉肥，拉了差不多一個月。從新繁縣崇義鄉到成都市區，大概20 多公裏路，有時候路上遇到雨，我們就躲在板車底下躺一會，等雨小了再走。有一次，雨太大，回不去了，我想到省裏的招待所住一晚上，招待所在老皇城裏，過去是個軍閥的公館。招待所守門的警衛看我們是拉糞的，說什麽都不讓我們進，一起去的農民就指著我跟他們說，他是中央下來的人，但人家還是不相信：哪有中央下來的人拉糞車的。我告訴他們打省委某個處長的一個電話，他們打了知道我確實是“北京來的工作隊”，才接待了我們，還囑咐我們換衣服，把糞車拉到後麵去。第二天我們回新繁都早晨8、9 點了。這以後就是再遇到大雨回不去了，我們也不去招待所了，怪麻煩人家的。其實，田家英常到省裏開會，住在省招待所，招待所很多人都認識他，我們要住打他的名義找招待所內部的人就可以了。但是，認識田家英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央的，那就成了用中央的旗號了，影響不好。即使其他場合出現萬不得已的事情，我也都自己想辦法，頂多說自己是“北京來的”，不用中央名義。我們老祖宗種地，沒有用化肥，都是人工肥料。現在城裏的人糞都到水裏去了，浪費了，還汙染環境，可惜了。那時四川還有種苕子作肥料的。苕子學名紫雲英，可打種子，嫩葉和苗尖可以吃，翻倒在田裏爛了就是肥料。報上登，施肥越多越好，這樣產量才會上去。我想增產，就想把拉來的人糞都用上。老農就叫我不要貪心，說不是肥越多越好，放到一定量就夠了。多了，莊稼長不好，弄不好還死莊稼。不信，拿幾棵秧苗做實驗就知道了。我按照老農教的辦法試驗，結果第二天，秧苗就萎了，沒兩天，秧苗就完全枯死了。拔起來一看，底下根都爛了：太肥了，根燒死了。
秧苗長起來後，老農告訴我要間苗，把弱苗去掉。我說，去掉不是少苗了嗎？老農就說，這個苗不好，長大了要爭肥，要影響好苗的收成。老農還教我什麽樣的苗算弱苗，要去掉。我不懂，就都聽他們的，特別是那個教我犁田的老宋，我很相信他。從耕田、耙田到插秧、除草、施肥、間苗，整個田間管理，我都是跟農民學了自己來做的。農民真好，隻要跟他們交朋友，他們什麽都跟你講。那位一直教我的農民叫宋德成，後來當了大隊書記，現在還健在，前兩年我去四川見了他，他居然也還認識我，也不把我當壞人看。我問他：“我當年種的田呢？”他指著一個樓房說：“都蓋樓了”。我順著他指向看過去，那裏變成了工業區，耕地已經沒有了。我種的是早稻，在收割的時候，我讓民兵日夜四麵把守，不許有一粒糧食帶進來或者帶出去。民兵有槍，圍觀的人很多。收割的稻，一穗都不許拉在田裏，都在現場一個方桶形的摔墊上把稻粒摔下來。那很容易，一摔稻粒就下來了, 散落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撿起來。過稱的時候，我一直盯著秤杆，高一點底一點都不行，必須是平的，最後得到的產量是500 多斤，不到600 斤。這是最好的了，超過我們的人不多。老農說我的產量不低，是種子好，實際上，是他們指導有功，沒有他們的指導，是打不了500 多斤的。現打的糧食有水分，曬幹入庫的時候還要掉秤，掉多少，我自己不知道，我就根據當時老農告訴我的經驗值比例做調整。這是毛主席要的數字，我必須搞實，虛一點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騙毛主席了。那個時候我的思想就是這樣的。
收割了實驗田我心裏有底了：過去下麵給中央的報告是虛假的，單產兩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兩季加起來頂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時農業技術還很落後，連雜交技術也沒有出現，萬斤糧必然是欺人之談。小麥產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萬斤。
注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77 年版頁82 有一篇《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不點名對劉少奇“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提出了批評。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