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革到今年已經五十年了。文革的研究是我們這一代繞不過去的重大事件。清華在文革中成為劉少奇-王光美的一個試驗田，後來有事主席指定的有周恩來過問的，最後有8341部隊率領工宣隊進駐的地方。清華文革中“造反派的分裂-武鬥-工宣隊進駐，很有典型意義。而分裂又是這中間關鍵性的一步。這個問題在清華網討論了三年有餘。在2013年原414的二把手孫怒濤發表了他文革回憶錄，在他的回憶錄的最後，對於這個分裂做出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說明，下麵這一篇，是我當時在校友網對孫怒濤書稿的多次討論的最有一篇。為了紀念文革五十周年，特重新檢查修改了個別字句，在這裏發表。可惜清華校友網已經“暫停”了。希望能有恢複的一天。《清華井岡山分裂的教訓》這個標題是這次加上去的，原來標題就是《高度肯定孫怒濤的反思的一個可貴成果——成立414總內部是414 所犯的最大錯誤》。應當說這個論斷在校友網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沒有什麽人表示反對。
清華井岡山分裂的教訓
——高度肯定孫怒濤的反思的一個可貴
成果：成立414總部是414所犯的最大錯誤
終於讀完了孫怒濤的《良知的拷問》，也終於在全書的最後發現了他的反思的可貴成果。那就是他認識到：
成立414總部是414所犯的最大錯誤，也是他本人最大的錯誤。他說：
『我現在認為，成立414總部在414所犯的眾多錯誤中是最大的、影響最深遠的錯誤，414應該對分裂負主要的責任。』
『分裂行為朝著打開武鬥大門跨出了一大步，這也是不容否認的。如果不分裂的話，百日大武鬥極有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應當說，這兩點，是孫怒濤反思的主要成果。對此我要對孫怒濤鄭重地說一聲謝謝。
我充分肯定他的這個進步，不僅僅是因為這對理解清華的文革非常重要，從分裂走向武鬥，就是清華文革的主要悲劇。更重要的是，這更是對今後的中國的前途非常重要的曆史教訓。分裂主義對於任何一個集團，小至一個公司，一個紅衛兵組織，大到一個國家，甚至世界，分裂都是致命的危機。當然對手歡迎分裂，而且總是躍躍欲試製造分裂。我們現在還不能清楚地知道，清華的這一幕是不是走資派精心策劃的陰謀。我相信孫怒濤不知道這個謎底，也許就沒有一個414的頭頭確切地知道這個謎底。
分裂必定有它的內因，有內部的弱點，也總有言之成理而且得到相當一部分人擁護的理由。在通往深淵的道路上必定有誤導的誘餌，有那些初看起來很“正確”的標誌。
在肯定孫怒濤的進步的同時，我也不得不指出他還留了一個很大的尾巴，在承認414總部是分裂的同時還要為414串聯會辯護，認為那一個成績還是主要的。這個尾巴要不得，因為很可能順著這個不徹底性而舊病複發。所以提出一點供孫兄參考。
避免分裂的關鍵往往在於正確處理內部矛盾，這又集中表現在是否能夠正確對待別人的錯誤。
蒯大富對待唐偉的分裂錯誤，有些粗糙。但是孫怒濤對此的反應，是比唐偉更大的分裂，搞出個分庭抗禮的414串聯會，那就簡直是以粗暴對粗糙。
現在康生問題不提了，還要強調唐偉問題，智擒王光美問題，是不是有點強詞奪理，更與良知的拷問文不對題？
但是在當時，主要的是反康生問題。今天康生問題不好提了，414串聯會的成立豈不就更顯得荒謬。
康生問題，在當時固然顯得很嚴重，但是中央都已經原諒了，連康生也原諒了，還陪著阿爾巴尼亞客人到清華來參觀。這個事情本來可以過去了。而孫怒濤們一定要抓住不放實在看不出任何善意，而有乘人之危之嫌。（我這麽說已經是很客氣的了。如果我們回憶一下沈如槐企圖拉攏葉誌江一同反蒯的極具“政治家”風度的精彩話語，見《走出文革》，那就隻能把“之嫌”二字換掉才行。）
414串聯會，在形式上還在井岡山內，但是在實質上已經是決裂的姿態。特別是那個戰歌，那個殺氣騰騰，流氓光棍氣十足的完蛋戰歌。我一直很好奇，標榜反極左的人們怎麽會選中這麽一個戰歌，當然這個秘密是要被帶到墳墓裏去的，所以我們也不必問了。而隻想說，有了414這個起點，就不大可能避免530正式分裂那個結局。有了這個530，下一年的530大武鬥也幾乎是命中注定了。
所謂414串聯會是抵製蒯大富的極左錯誤，不過就是走向分裂道路上的誘餌。
抵製蒯大富的極左就是414的大方向？那也是很難說的通。蒯大富不過是個群眾組織的頭頭，說到底也還是個群眾，把反對一個群眾作為自己的大方向， 難道不是對文革的主攻方向的幹擾？那豈不是又回到了工作組時代，群眾鬥群眾的時代。說到底，這就是414的實質。
很遺憾的是孫兄到今天都還在堅持津津樂道演說抵製蒯大富的極左。老實說，在414成立之前，井岡山最嚴重的極左就是4月10日的批判王光美大會，搞了一次十分庸俗的大規模的與文鬥大相庭徑的表演。按照毛澤東給周恩來的信，如韓愛晶在《清華蒯大富》一書中披露的那樣，在毛澤東看來那種戴高帽子示眾之類也是武鬥的一種表現，不能觸及靈魂。這本來應當是一切反對極左思潮的人堅決加以抵製的，而孫怒濤以及所有的414的積極分子都沒有任何抵製的表示，也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孫怒濤陳楚三沈如槐等人跟蒯大富差不多。何來抵製極左一說？
這本來應當是一次創造曆史扭轉武鬥盛行之風的重大轉機，但是我們沒有把握住，如果414 的同學們當時抵製，那我就會對你們刮目相看。當然清華還是有人抵製了，但是不是414的那些頭麵人物。
至少到414串聯會成立的時候，還沒有任何證據說老團（確切地說，28團，捉鬼隊）比老四，有更多極左的錯誤。而28團也不過是團派中一個比較激進的團體，並不能代表井岡山的大多數，更不能把他們與蒯大富，與兵團總部劃等號。請再別把羅文李饒等事情拿來說事兒。那些都是兩派對立之後發生的，沒有分裂不可能發生那些悲劇。說道羅文李饒，他們畢竟是清華的中高層幹部，是犯了拉一派的打一排的錯誤的幹部。我當年就不主張抓他們，因為清華分裂的根子不在他們那裏。而414抓捕葉誌江，一個根本反對武鬥的井岡山普通成員，不是更極左的不可思議嗎？而且把老葉一直關到貢獻換隊進校，你們也真做的出來呀。我實在看不出，414比團派的錯誤少，有什麽根據，出了自我安慰之外。拷問良知，反思曆史要嚴格遵守曆史事件的順序，不要顛倒時間的順序，如果顛倒了順序，就因果倒置了。
414 從成立的第一天，就搞搶廣播台，高唱那個殺氣騰騰玩命完蛋戰歌，徹底絞殺了清華的理性辯論的氣氛。我不想說你們的動機如何，但是這種方式就根本不是什麽善意批評，不是允許改正錯誤，而是恨不得一棍子打死。孫兄，你自己在心裏哼幾句完蛋歌，就清楚了，不必我多說了。
這個對待別人的錯誤問題，是分裂主義發生的根源和導火索，我必須堵上孫怒濤的這個退路，否則說不定明天再有一點風吹草動，他又會走上什麽極端。
蒯大富不是完人，隻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而你和陳楚三則是至少與我同齡，至少比老蒯大兩歲到三歲。在學生時代，高三個班次，是個很大的差別。我的老師中就有三字班的。而直到今天，孫怒濤，在拷問自己的良知的時候，還在指責蒯大富不懂得這個，不懂那個，請問孫兄，你有什麽資格要求他比你懂得多，比你做的好，比你更冷靜更正確？是不是更應當想點別的？（此處刪掉一百餘字。點到即可。）
為了破壞革委會的成立就不惜徹底分裂。你當時思前想後想了很多，但是唯獨沒有想到如果你們“勝利了”會給清華帶來什麽後果，你隻想到革委會成立了可能對你們的不利，卻全然不計你們的勝利會不會把清華大學推向武鬥的深淵。——當時武鬥在全國方興未艾，武鬥絕對不是遙不可及的事情。有414，必有530， 有這個530，就難免有一年之後那個不堪回首的530。
回顧過去，並不僅僅是為了過去的功過是非。文革失敗了，失敗的革命從來都是叛亂，失敗的革命的參與者，也就是亂黨了，沒有好下場也是必然的結局 。我一直都認為在清華事實上是414勝利了，但是，這不是革命的勝利，而是反對革命的勝利，而且是並不光彩的勝利（反對革命不一定不光彩），連勝利者都不敢公開承認的勝利，頂多是私下裏竊竊自喜。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如果你們真的那麽在意十七年的社會主義成果，那麽今天你們應當更關心當前社會主義成果正在被出賣。這在我看來本質上是在414的方向上的繼續。
毛澤東都不是完人，此後的，將來的中國政治舞台的人們肯定也都不是完人，要找毛病，要搞分裂，借口一籮筐，俯拾皆是，而且還有外國勢力無處不在，企圖插手。那個輿論導向也很厲害，尤其是在這個高唱與世界接軌的時代。這個接軌也是一個通向陷阱的路標。
比如1989年的風波就是一個例子。孫怒濤在他的書裏，奢談“現代民主”與“封建專製”。又有跟風的傾向，有誇大問題與錯誤的傾向，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傾向。似乎如果那個動亂持續下去，孫兄又會積極起來了？你是否想過，如果你所說的反封建專製成功了，中國會是一個什麽狀態？
在孫怒濤的“現代民主”——即西方的資產階級專政，與“封建專製”之外，還有其他的政治體製。具體地說，在1989年的中國，既不是西方的民主，也不是封建專製。當然，中國的政治現實也不可能沒有封建專製的影響。其實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它的影子。就是在西方也不是沒有在專製的傾向。加拿大是個舉世公認的民主國家。但是十年前卻發生了一件讓我瞠目結舌的專製事件。剛剛在大選中得勝不到一年的自由黨在議會提出一個悍然背棄競選主要承諾的議案，一位自由黨議員麵對自己前不久信誓旦旦的莊嚴承諾，對這個公然背棄競選承諾的議案投了反對票，而執政的自由黨總理克裏蒂安二話不說立即罷免了他的議會黨團資格，並開除黨籍，於是他就成了無黨派人士。這裏有一星一點民主嗎？有這個必要嗎？他的議案還是在大多數出賣良心的議員的讚成票下通過了——黨性派性高於良心，似乎也是普世價值吧。不過沒有一個人指責克裏蒂安總理是個專製主義者。而反觀中國這個孫怒濤眼中的“專製國家”，於光遠李銳等人不肯為六四鎮壓背書，堅持不檢討，最後還是陳雲出麵讓他們在整黨運動中過關，而不是讓他們不能過關而自動脫黨。假如中國真的還是封建專製，會怎樣？在許多人甘之若飴的康熙王朝，大概得午門問斬了。
我不是說中國沒有專製主義的曆史影響，也不是說應當容忍而不批判不反對。但是我們還是得分清是“延安還是西安”。這不是許多414朋友和許多團派朋友在文革中一貫堅持的觀點嗎？今天的中國無論你是實行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還是封建主義，隻要你不是分崩離析弱小不堪，就都是帝國主義的眼中釘肉中刺。隻有中國四分五裂，實現了李登輝的“中國七塊論”，帝國主義才能心安一點。從蘇聯削弱的時候開始，中國就已經被盯上了。1989年，社會矛盾還遠遠還不至於到絕食抗議的地步，之所以會發生那樣大規模的抗議，一個是黨內的分裂，一個是境外勢力的介入。政府的錯誤在於一方麵不能內部團結，反而有些人要利用群眾的力量搞倒對立麵，自己更上一層樓；另一方麵又不敢或不願揪出在學生背後活動的帝國主義黑手，而隻好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逞威風。我就不相信如果當時的總書記與總理團結一致共同去做學生的工作，會有不能化解的矛盾。……
六四鎮壓，是中國改革以來的一次悲劇。我從一開始，就抵製兩方麵的錯誤。一方麵是謠言滿天飛說什麽鄧樸方有多少多少存款存在香港，北京市東城區有多少多少千萬富翁，挑動學生和市民的不滿，煽動他們造反。我反問告訴我這類“消息”的人，我如果有一個億，會讓你知道嗎？更不要說是幾十個億美元了，再說我會把這些錢存在香港嗎，為什麽不是瑞士。造謠都缺乏水準。當時的一個訴求就是要鄧小平下台，交出軍委主席。胡耀邦好糊塗。他想要這個位子，但是他坐得住嗎？鄧小平要取消終身製，十年前他就知道必須得罪高層中層一大批幹部，沒有這點權利是搞不下去的。鄧小平一不作黨主席，二不做國家主席，把這些名譽地位都讓給別人了，不能算是一個貪戀職位的人吧。我是反對把矛頭指向鄧小平的。在高能所，曾經有一批年輕人要打出一個反鄧的標語去天安門廣場。我就勸他們，別人反鄧小平我們高能所不能反，沒有鄧小平哪有高能所呀。我們這麽做太傷感情。領頭的一位說，他是團委副書記，出了問題他負責。我說你負的了嗎？年輕人，責任不是你想象的那麽簡單。到時候你恐怕連哭都哭不出來。黨政幹部不好出麵，鄭誌鵬，當時的所長，看到我說這個話，也對他們說，你們應當尊重老遲的政治判斷力。但是同時我也反對搞戒嚴，搞兵臨城下，那隻能激化矛盾，於是搶在戒嚴令生效之前在高能所主樓的大門上貼了一張小字報。
我曾經想動員一些老知識分子出來作作學生的工作。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在電話裏一句話就把我頂了會去，他說，他正等著看抬屍遊行。我非常失望地感到，我們許多知識分子，太感情用事，缺乏大局觀念。他們有不滿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在危急時刻隻想著自己痛快而不顧國家的安危。
我明確抵製戒嚴，更反對暴力鎮壓。鎮壓隻能是最後萬不得已的手段。因為在國內已經失去了批評的自由，我不惜斷送前程留在海外，保留說話的權利，盡我所能，做了公開的和非公開的批評。但是，同時我也堅決反對顛覆中國政府，汙蔑中國是什麽專製主義必須推翻的帝國主義的反華反共宣傳，更反對要求外國對中國實行經濟製裁等錯誤的做法。很不幸，我的對手中就有我們的校友萬潤南。我至今還記得他在多倫多大學狂妄地宣稱兩年勝利回國的輕佻表演。我們這些高唱民主自由的朋友們，在理屈詞窮之際毫不猶豫地行使他們那點可憐的主持會議的權利，不讓別人發言。如果他們有更大的權力的話，恐怕就更專製了。我當時就斥責他們，就個人素質而言你們還遠遠不及共產黨。現在十個兩年都過去了。製裁中國已經成了沒有人願意提起的恥辱。還有那位方勵之先生。……他已經作古，就不說了吧。我提起這些民運的人物，隻想說明，我們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群體，這些所謂“優質生”是多麽狹隘，多麽幼稚。
是的，我現在眼睜睜看著我的朋友們一個一個從我麵前跑到我的右麵去。有些事情實在讓人費解。一位高能所的同事，也是陳楚三在新疆盛世才的監獄裏的難友了。96年在日內瓦，約我陪他去逛日內瓦舊城，一路上拚命向我灌輸普世價值，數落共產黨的不是。我不得不頂他一句，“共產黨可待你不薄啊”。如今，我已經被左派了。如果我都成了左派，中國還有左派嗎。
我們有些人，別人的恩德是不記得的，或不在意的，都是應當的，而稍不如意就記仇一輩子。於是十年文革，幾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受害者，都喊冤枉，但是到底是誰在搞文革呢？那些升了官入了黨的難道不是受益者？
那些抓住中國政府鎮壓的不得人心的錯誤而發動反政府活動的人們，鼓吹茉莉花革命的人們，正在重複孫怒濤等人以反對蒯大富的錯誤而搞分裂的覆轍。如果我們對清華的分裂的反思能夠舉一反三，而不是局限於局部，將有助於今天用正確的方式來對待中國發展中，改革中的失誤，那就善莫大焉。我衷心希望孫怒濤同學能夠在已有的基礎上再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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