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有兩位耄耋老者忽然開始批判愛國主義。
一位是87歲的茅於軾，他在自己的微博上說：“各人都愛自己的國家，仇視別的國家，就容易發生戰爭。所以普世價值裏沒有愛國這一條。要用愛人代替愛國，對世界和平更有好處。”
另一位是已經106歲的周有光，@展江 在其微博中轉述說：“今天上午有幸聆聽近106歲的周有光先生高論。他說全球化首先改變了人的世界觀。過去講愛國主義，常提到阿爾封斯·都德的《最後一課》，法國人愛法國，德國人愛德國，結果兩次世界大戰打得一塌糊塗。如果再那樣講愛國主義，豈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愛國主義應升華為愛人類主義。”
《最後一課》是世界大戰的原因?真是嚇壞了。。。
對這兩位老者的高論，有網友評論說“狗屁不通”。爆粗口不好，我不讚成，但他們的“不通”則是很明顯的，因為愛國主義是一種樸素自然的情感，就好比人人都愛自己的家並不必然導致去破壞別人的家一樣，愛國主義也不必然導致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近代以來世界範圍內之所以發生各種戰爭，主要是西方列強爭奪殖民地和世界霸權引起的，根本動因是資本要追逐超額利潤，這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是不是有愛國主義完全沒有關係。反過來講，如果麵對帝國主義的入侵，亞非拉人民如果連最起碼的愛國主義也沒有了，那不是要他們引頸就戮，任人宰割嗎?
今天雖然是全球化時代，但全球化無非是各民族國家相互競爭的新形式，國家在競爭中或勝或落敗，與國民個人的自由幸福幹係甚大，在一些“失敗國家”裏，爆炸和衝突無日無之，國民連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沒有，哪裏還能談得上其他?所以，除非出現了一個能夠公平對待每一個地球人的“世界政府”，否則愛國主義是永遠需要的——至少，對那些曾經被奴役和侵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是永遠需要的。
茅、周兩位或老糊塗了，或本就無知，我無意做更多的分析。令人費解的是，這種明顯“不通”，悖謬常識言論卻得到了不少媒體人、大學教授的追捧，這就值得深思了，原因究竟何在呢?
在我看來，這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起源有關。
從遠古到近代，中國和西方不能說完全沒有交往，但總的來說，西方外在於中國，中國外在西方，各自獨立發展。但是到了近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方由於某種曆史機緣，率先完成了工業化，並建立了自己主導的世界體係，隨後，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標誌，西方用自己的堅船利炮，將中國強行納入到這一體係之中，並使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中國的近代曆史，不再是一個自然曆史過程，而是一個被西方強行扭轉的曆史過程，因此，中國的近現代知識分子，也失去了“正常的”生長環境，而是深深的打上了這一曆史進程的烙印。
概括地說，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主要有兩個淵源：一是封建的，二是買辦的。封建知識分子是中國固有的，洋務運動之前，封建知識分子在知識、文化界居於主導地位，洋務運動失敗之後，買辦知識分子開始居於主導地位。即便經曆了20世紀漫長而深刻的中國革命，這一格局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知識分子的封建性比較好理解，買辦性是怎麽回事?
買辦的概念最初是經濟上的，主要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替外國資本家在本國市場上服務的中間人和經理人，隨著西方入侵程度的加深，買辦開始形成一個階層，最終變成買辦資產階級。買辦最主要的特征是他們政治、經濟利益以及社會地位是和西方緊密聯係在一起的，西方對中國的侵略越深，他們獲益就越多。所以，他們的政治認同、情感認同都是指向西方的，他們是西方在政治上、文化上、經濟上侵略和控製中國的工具。
買辦知識分子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他們的基本特點是依附於買辦資產階級，依附於西方。識別他們非常容易，因為他們的情感、立場都是在西方一邊的。比如袁偉時、賀衛方都認為中國近代以來遭受入侵純屬咎由自取，沈誌華則考證出中蘇破裂、抗美援朝等都是錯在中方，蕭功秦則論證了日本侵華是中國高調的民族主義所致，等等。對自己的祖國，他們充滿了鄙夷和不屑，對歐美日，他們卻無時無刻不在頂禮膜拜。正如宋美齡所言：除了黃皮膚和黑眼睛之外，我哪點不是美國人?在近代中國，胡適則可以說是買辦知識分子的主要代表。
買辦知識分子，一部分是伴隨著西方強勢的文化入侵，在半殖民地環境中“自然”產生的，還有一部分，則是西方有意識培養的，比如美國用多收的庚子賠款辦清華，後來是司徒雷登辦燕大，辦各類教會學校等。周有光畢業的上海聖約翰大學，更是買辦知識分子的搖籃，聖約翰大學是一所在中國曆時最久的教會學校，完全用英語授課，民國時代買辦資產階級的標誌性人物宋子文，也畢業於這所學校。
在封建知識分子和買辦知識分子之外，近代中國還有第三個知識分子傳統，即“延安知識分子”。這批知識分子起源於五四運動，正式成軍於延安整風。毛澤東、魯迅是五四/延安知識分子最傑出的代表。延安知識分子超越了“讀書做官”、“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性，也超越了“全盤西化”的買辦性，他們在毛澤東的親自培育下，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獲得了革命性和人民性。延安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的團結奮鬥，最終完成了中國革命，實現了中國的工業化。
在漫長的中國革命進程中，由於依附性的原因，中國的封建知識分子和買辦知識分子基本處於旁觀者(如果不是反動的話)的地位，他們對革命最大的貢獻是站在路邊手持小彩旗歡迎解放軍進城。新中國成立後，出於共同建設新社會的考慮以及毛澤東對改造知識分子的自信，新政權對他們采取了“包下來”的政策，將他們納入體製之中，所以，他們雖然對中國革命並無寸功，卻成了革命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新中國成立後，無論是封建知識分子還是買辦知識分子，最終都要走延安知識分子的道路，即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思想感情要回到人民一方，要把知識和能力當成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而不是牟取個人名利的資本。從建國初期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批判《武訓傳》、整風反右、批判《清宮秘史》，直至文化大革命，無非都是要實現這一目的。必須指出，對知識分子而言，這是一條無比光明、無比光榮的大道，知識分子將由此匯入到人類解放洪流中去。
但遺憾的是，伴隨著文革的失敗，毛澤東的這一努力也至少暫時的失敗了。文革失敗的另一個後果是延安知識分子作為一支隊伍也隨之瓦解了，比如曾為延安知識分子領軍人物之一的周揚就選擇了帶槍投靠，隻有丁玲等少數人以流浪的革命遊擊戰士的身份孤獨的堅持著。
討論文革失敗的原因，不是本文的目的。不過從力量對比的角度來看，概由於雖然中國革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中國仍然內在於資本主義的世界體係之中，中國革命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勝利，並沒有改變在文化上被圍剿的基本態勢，即便是在中國國內，延安知識分子也是處於封建、買辦知識分子的包圍之中，延安知識分子也遠沒有比中央蘇區的紅軍更為強大，而在失去了自己的領袖之後，打破圍剿基本就沒有可能了。
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排闥直入，中國深厚的買辦知識分子傳統乘勢而起，迅速成為知識、教育、文化、輿論界的主流，一些買辦知識分子的重鎮如《炎黃春秋》，甚至掌握了曆史的闡釋權、改寫權。這一狀況直到今天也沒有改變，隻不過他們給自己貼了一張新的標簽：“自由主義”，而民間則將不無貶義地將他們稱為“公知”。
了解了這一曆史淵源，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周有光、茅於軾、袁偉時、資中筠、賀衛方以及黨內的李銳、何方、杜導正等人何以會受到如此的趨奉與追捧了——他們代表了買辦知識分子的傳統，說出了買辦知識分子的心裏話。
封建知識分子，在中國長期以來一直處於邊緣化的狀態，近年來在振興“國學”的名義下強勢複蘇，但他們不能抵禦買辦知識分子和買辦文化，這已經是被近代以來中國的曆史所證明了的。
中國的崛起，中華民族的複興，不能僅僅是經濟的增長，而必須同時是文化和價值觀的崛起。買辦知識分子統治中國思想、教育、文化和輿論界的局麵，同中國目前在世界上的政治、經濟地位以及中國的曆史使命是完全不相稱的，這是一種怪異的、扭曲的、令人痛苦的統治，這種統治使中國崛起的勢頭正在趨於自我瓦解，因此也是必須亟需加以徹底改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