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耳聞目睹的文革（下）
鄧小平的專列58年到四平停留，主要是把劉鄧的人馬、時任省委副秘書長董玉坤親自帶到四平的“地頭兒”，任命為四平地委第一書記，順便搓一頓兒四平特產“李連貴熏肉大餅”。
文革前，鄧小平等吃“李連貴熏肉大餅”照片是李連貴大餅店的“金字招牌”，文革時又變成了“吃貨罪狀”，當然，改開後又被“貢”出來。
董玉坤當四平地委第一書記3年左右，人前冠冕堂皇，私下強霸有夫之婦，被舉報到中央，結果被撤職降級、開除黨籍。
地委第二書記王靜堅借勢上下活動，被任命為四平地委第一書記，上任當天便到鄧小平視察過的六馬路小學校辦工廠召開大會，以表衷心。
事實表明，董玉坤和王靜堅都是劉鄧的人馬，從一個小四平反映了文革前劉鄧對中共幹部隊伍的掌控力度。
我小時候沒上幼兒園，4、5歲時總隨著父或母到他們單位玩，所以對四平的社會日常變化很有“即時感”。一天， 仁興街上出現了“紅衛兵”“破四舊”，圍觀的人群中很多人還不明就裏，非常好奇。
很快，“大字報”和高音大喇叭的廣播就變成“新常態”了。
1966年10月1日早上7時左右，地委第一書記王靜堅在辦公室自縊身亡。夏天他跟隨劉鄧向四平師專派工作組，引致學生揪鬥學生，試圖扭轉文革“打到走資派”的鬥爭大方向，是他“畏罪自殺”的原因之一。
“大串聯”時，鄰居一個大我3歲的姐姐領我去了人山人海的火車站，結果，不到10歲的她擠進月台，上了票車，去了北京，見到了毛主席。我雖然沒去成，但去北京“朝聖”從此成為我的一個夢想。
很快，文革便由“文鬥”向兩派“武鬥”轉化了。 鐵西成了“人民公社”的地盤，“紅色造反兵團”控製著我們家居住的鐵西大部，除了“人民公社”的3個“據點”：市人委、火車站、電業局大樓。
我們家住五馬路，離電業大樓和市人委就300多米遠，離火車站也隻幾條街的距離，所以有機會近距離感受“戰況”的激烈。
一天半夜，槍聲大作，火車站方向火光映天。“紅色造反兵團”火燒車站，拔除了“公社”的一個據點。
“公社”主動放棄了市人委，人員撤守電業大樓，並做出了“固守”電業大樓的準備：1、加固了大門口的碉堡；2、在街上布置了地雷和炸藥包等，防備“紅色”從部隊搶來的坦克進攻。
守電業大樓的“紅色”裏有一個原國民黨軍的神射手，打得“紅色”傷兵不斷，從我們家對麵街的牆根兒往207醫院運送傷員。
電業大樓的補給都是“人民公社”從鐵東用大解放冒著槍林彈雨“闖運”過來的。我曾經趴在胡同口的牆角親眼瞧到“大解放”來去如風的“雄姿”。
一個外地來的老頭兒不知深淺，被打死在仁興上，生了一身的蛆，也沒人敢上前收屍。
一個大早兒，“紅色”的高音大喇叭伴隨猛烈的槍炮聲開始廣播：我“紅色造反兵團”開始攻打電業大樓！
隔一會兒就播攻打二樓、三樓、四樓、平台，直到占領電業大樓。
鐵西成了“紅色”的“解放區”，鄰裏聽了廣播立即向電業大樓跑去看熱鬧，當然也少不了“近水樓台”的我。
近前一看，“紅色”的坦克沒有強攻正麵，而是把電業大樓側麵的高牆給撞毀了，敢死隊從牆豁口攻進大樓的。
據說，那個綽號“白毛”的神槍手被抓後很快被“紅色”的人用手榴彈活活給敲死了。
我唯一的親叔叔是磚瓦廠開礦山車的，被人叫去開大解放運“戰友”，半路撞死了一個老農民，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押往北大荒的鎮賚勞改。期間，我父母讓我隨前去探監的兩個婦女給我叔叔捎去炒麵等。我們一行坐完火車，換山區小火車，再換長途公共汽車，直到找到我叔勞改的監獄。見麵那天剛好是八月十五，我叔身穿囚服，剃著禿頭，瘦得已經脫像，可憐巴巴地央求我幫他買一塊月餅。我一個小孩子真的是愛莫能助。叔叔刑滿釋放回來，把他的舊自行車收拾好，送給我，算是對我去鎮賚看他的“表示”。
我唯一的親舅舅，是公社助理員，在“大聯合”的前一天被“紅色”的人騙到公社中，亂棒打死，留下一個精神恍惚的舅母和5個表兄弟妹，時常需要我母親的幫扶和接濟。
1969年底，我父親響應毛主席“幹部走五七道路”的最高指示，帶領我們全家下放到東豐縣的一個小山溝兒，我有機會在廣闊天地裏度過了2年10個月。
1972年，我們一家回到四平，我就近入讀了一個工農子弟學校，開始了兩年越來越無法無天的荒唐歲月。
因為學校很亂，都是能打架的當班長，所以班風個個奇差無比，男生上完兩節課都得集體逃學，經常跟著“流氓班長”去鐵路上扒火車，偷東西，學鐵道遊擊隊，進山裏“長征”什麽的，直到有一天夜裏警察找上門來。
警察夜裏把門拍得山響，我父親出去一看，是熟人。
警察意外地問：朱立平是你兒子啊?
我爸道：是啊，他咋的啦？
警察道：他們班長“挑杆兒”被抓了，把同學都供出來了，所以要你兒子到所裏做個證。
到了派出所，我們幾個同學見麵了，狼狽不堪地分別寫證詞，然後加按手印，出了派出所分別被各自的家長“胖揍”一頓，一片鬼哭狼嚎。
“流氓班長”進了少管所，期間押回學校批鬥，我和另一個“文筆”較好地同學被老師強令寫批判稿到大會上揭批。45天後，“流氓班長”拿三角刮刀“殺”回來報仇，我和另個同學趕緊落荒而逃，不敢再上學了，央求爸媽幫忙轉學。
新學校是地直機關和軍分區子弟學校，條件當然不能同日而語。
第一天上班主任的語文課，挨個“接力”朗誦課文“春天永遠在我的窗前”，我坐最後，念最後一段，結尾就是“春天，永遠在我的窗前”。我的聲音一落，教室裏鴉雀無聲，新同學們顯然被新同學給“鎮住”了片刻。下課後，班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讓我擔任年級詩朗誦的男領誦。領誦的任務圓滿完成，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老師馬上把我調到文藝宣傳隊。
唐山大地震後，我們文藝隊到207醫院觀摩慰問演出，突然有軍隊幹部跑進禮堂，大喊：“不要演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了！”片刻之後，大禮堂一片世界末日景象，人們哭聲震天，我們文藝隊一個女隊員哭暈了兩次。回校之後，排練室安排成為吊唁的靈堂。我們一個月不能演唱，都去醫院照顧唐山地震傷病員了。
不久，人們說要“高考”上大學了。
再不久，我們文藝隊便解散了，真開始準備考大學的事情了。
78年高考，我考理科，得了295分，比大學錄取線低5分，被四平師院中文係大專班錄取。
當時，我最不願意當中小學老師，因為中小學老師除了一天天變老，學生變來變去，就沒有什麽其它變化了。
報到的日子到了，老爸見我不去報到，一邊數落師範生的好處，一邊胖揍了我一頓。我生氣之餘，動了去北京“朝聖”的念頭兒，便偷了家裏10塊錢和10斤全國糧票，扒車去北京了。
年底，7天7夜，曆經千辛萬苦，我完成了北京“朝聖之旅”。
當我真的站在寬闊的天安門廣場和雄偉的天安門城樓前，我醉了，掏出隨身攜帶的筆記本，謅了一首長詩。
在落日的金色餘暉裏，我站在景山公園的山上，定下了來年改文科，考北京來的誌願，然後下山，直奔北京站，踏上曲折不已的回程。
回到四平時，我已經兩天兩夜沒吃飯，也沒有餓的感覺，跳下車，一口氣跑回家裏。
家裏人剛吃完飯，桌子上還剩一碗燒豆腐，我二話不說，惡狼般把家裏的所有剩飯菜一掃而光。
我爸傻傻地看著我，早把要把我腿打折的恨意，變成了重逢的欣喜。
79年，因為報誌願沒經驗，我考上了吉大，開始離家鄉越來越遠了。
文革，我過得是窮歡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