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見於《史記·商君列傳》，是戰國策士趙良對秦相商鞅的諫言。趙良要投入商鞅帳下，提出了一個前提條件：“終日正言而無誅”，換句話說，就是整天說真話但不被打擊報複。趙良還舉了前代的兩個典型例子，周武王身邊不乏諤諤之士，最後能夠成就大業；殷紂王周圍都是趨炎附勢之徒，最後亡國亡身。商鞅欣然接受了這個條件，並且進一步引申出“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的道理。不過，後世對此理解最透徹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了。
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的關係，好比齊桓公和管仲的關係。魏徵是當年隱太子李建成的洗馬，還曾經勸李建成早點幹掉李世民。他能夠在刀光血影的玄武門之變後全身而退，並且得到昔日仇敵、今朝新君的圈子得到重用，最應該感激涕零。可這個魏徵偏偏不招人待見，屢犯龍顏、逆聖聽，給唐太宗來了個《十思疏》，條條框框地耳提麵命，一點沒有擺正自己的位子。身為諫官，大麵上提提意見也就罷了，偏偏還要事無巨細。唐太宗要把中男以上十八歲者納入兵役，魏徵死也不肯簽署，還當著百官的麵據理力爭，說出一套“竭澤而漁、明年無魚；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的道理來，逼得唐太宗收回成命。朝堂之上也就罷了，偏偏還管帝王家事，連太宗嫁女兒陪多少嫁妝，對某個皇子表示一下恩寵，這些百官都不過問的私生活，魏徵卻要多事，說什麽於禮不合之類，常整得唐太宗麵紅耳赤下不來台。
莫說文治武功，就論從諫如流的容人之量，秦始皇以來的帝王中找不出第二個可以同唐太宗比肩的。饒是如此，魏徵依然不依不饒，整天圍著皇帝耳朵邊不斷提醒他注意納諫：說得好您要聽，說得不好您也要聽，水平高的要聽，水平低的也要聽，不然大臣們誰敢說話呢？有一次更是直截了當批評：您現在納諫態度可不如當年了，貞觀之初您求諫若渴，唯恐人家不說話；後來也能高興地聽從諫言；現在依然納諫，但經常流露出不高興的臉色，讓臣子們都看在眼裏。身邊有魏徵這麽一個家夥，要是一般人恐怕連上朝的興趣都沒有了。
唐太宗也不是沒有怒過，一次退朝之後到長孫皇後那裏撒氣，嚷嚷著要把這個“鄉巴佬”給辦了。虧得皇後賢明，穿戴好典禮才用的正裝，向皇帝下跪道賀他得到一個忠臣，這可是聖君的標誌，才使得唐太宗轉怒為喜。魏徵去世之後，太宗親自祭奠，並留下了那段傳頌千古的“三鏡論”：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就是第三麵鏡子。貞觀十八年太宗征高麗失敗後，感慨“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中國文化講求反求諸己、退恭自省，既要每日三省吾身，也要見賢思齊，向他人學習，虛心接受批評，從而正心修身、不斷進步。孔子主張三人行必有我師，痛恨上下左右逢源的鄉願，尊敬像楚狂接輿、荷蓧老人這樣的狂狷之士。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關係，是君子之間的和而不同、比而不周，而非小人之間的同而不和、周而不比。進入政治領域，理想的君臣關係，就是“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能否廣開言路，接受建議，常常決定一個朝代的盛衰。我們的中學課本中就學過《戰國策》中“鄒忌諷齊王納諫”的故事，曆朝曆代這方麵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周厲王不聽召公諫言，還要止謗路人，最終民怨沸騰，衝垮了周王朝的堤壩。秦二世時趙高在朝堂之上指鹿為馬，滿朝公卿唯唯諾諾，少數說真話的人被一一清除，秦二世周圍再無忠臣。官渡之戰，袁紹拒絕田豐、沮授等人的逆耳忠言，曹操則廣招賢士，虛心求教，連袁紹手下的謀士許攸也為曹操所用，最終擊敗袁紹一統北方。同樣是曹操，在接下來的赤壁之戰中卻一意孤行，敗走華容道後痛哭謀士郭嘉早死，致使身邊無人勸諫自己糾正錯誤。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仿連珠》一文中，提出了“觀於明鏡，則瑕疵不滯於軀；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唐太宗的“三鏡論”也許就脫胎於此。
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有話都不說。大凡成就大業者，往往虛懷若穀，從內心深處願意傾聽不同意見。明代大儒王陽明主政地方，出巡時讓衙役打的牌子不是常見的“肅靜”“回避”，而是“求通民情”“願聞己過”，一時傳為佳話。
有國外人士認為，中國共產黨有穩定的領導層，也有龐大的民眾基礎，具有“縱向民主”的特點——通過上下互動交流，個人平等參與組織活動，基於理性討論達成有效共識，從而采取集體行動。從曆史上看，中國共產黨曆來反對“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背後不說人”的庸俗哲學，主張有話放到台麵上說，以當麵鑼對麵鼓的批評求得肝膽相照的真團結。無論黨內還是黨外，都盡可能廣泛地傾聽意見，了解真實情況，保證決策的科學性和正確性。我們黨對待批評的基本態度，是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實事求是，分清是非，最忌從恩怨、得失、厲害、親疏出發看事待人，用人為的芥蒂把意見和分歧推向工作的反麵。延安時期，開明紳士李鼎銘提出“精兵簡政”的建議後，不少人懷疑其動機不良，但毛澤東同誌從人民利益和實際需要出發，以誠相待，將這個辦法稱為“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藥”，帶頭進行充分的民主討論並通過了精兵簡政政策，對陝甘寧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戰勝困難、提高工作效率起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同誌講到黨委會的十二條工作方法，強調黨委書記要當好“班長”、要把問題擺到台麵上來、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誌一道工作，這些思想曆久彌新，體現了共產黨人的胸襟氣度。（雷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