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朝鮮半島到東海到南海和東南亞，從遠東地區到外蒙到中亞，作為一個曆史上的大陸強國，複興中的中國，在地緣政治上（注：政治與軍事的地理空間）正處在一個機會與挑戰共存的時代。
二十世紀的英國地理學家，地緣政治學家與戰略家哈爾福德 約翰 麥金徳（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曾提出歐亞大陸是形成地緣強國的支點，並給出帶有時代種族偏見色彩的斷言，中國人“可能構成威脅世界自由的黃色危險，原因正是他們能夠為其大陸資源再增加海洋前沿據點，” （《曆史的地理樞紐》1904）。
許多政治家都直接或間接地通過智囊知道麥金德的理論，看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不但在意識形態和種族偏見上，而且在理論上都有它的淵源。麥金德還在他另一本書中預言，中國將與美國和英國並駕齊驅，最終引導世界，為人類1/4人口建設一種“既非純粹東方的，也不是全盤西化”的新文明。（《民主的理想與現實》1918）。無論其論斷及預言是否正確和公正，這些地緣政治學者根據他們的政治，軍事，曆史，和地理知識等所形成長遠戰略觀點則是應當受到重視和思考的。
在古代，中國的外部威脅主要來自北部和西北部一望無垠的歐亞草原，萬裏長城的修建對此作出了最好的注腳。而中國大地上的漢、蒙、滿、匈奴等民族在曆史上拉鋸式的交融，勾勒出了以秦（英文China 就出自秦字的音似）、漢、唐、宋、元、明、清為主軸的中國曆史畫卷。
中國的另一個曆史地理壯舉是京杭大運河，它“沉沉一線穿南北”，像紐帶一樣把南方與北方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相對密集的人口分布，豐富的資源，自給自足的生活，使中國發展成不怎麽威脅外部和對外不那麽好戰的社會形態，但一些朝代發達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仍然對歐亞具有特殊的影響力和威攝力。
中國幅員遼闊，隨著曆史的進程，占人口90%以上的主導民族漢族逐漸聚居在內地的可耕地上，因此，如何永久地與分布在高原和草原地區的藏、維，蒙等眾多少數民族和睦共處，則成了當今中國所麵臨的問題之一，地理與文化風俗上的差異更增加了這一問題的複雜性。
現今的中國領土包括了核心地帶及其周邊的高原和草原（東北，內蒙，新疆，西藏）。中國目前在經濟與外交領域中所展示的“中國”觀念，其廣度與深度幾乎恢複到8世紀的大唐以及19世紀的大清盛世的程度。中國擁有目前世界上極有活力的經濟和巨大的人口規模，與其它發達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僅僅是通過商務而非強權來不斷擴大其影響。
近年來，中國與屬於前蘇聯的中亞國家在經濟上日益密切，中亞在南北方各有一條輸油或天然氣管道通往新疆。中國在阿富汗參與銅礦開采，修建道路；與巴基斯坦有著全天候的友好合作關係。與印度因邊界糾紛存在著又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對緬甸和孟加拉國日益增長，與東南亞各國的貿易也在不斷增長，東盟一些國家由於種種原因懼怕中國的一天天強大，於是對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持不反對或歡迎的態度。對中國來說，該地區最大的挑戰來自可能發生的越南與美國的結盟（目前來看，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國在外蒙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經濟存在比上世紀任何時候都廣泛與深入，與俄羅斯存在著一種微妙的、或技術上的同盟關係。中國與日本由於曆史和釣魚島問題，在國家關係上向後倒退了許多，但在經濟上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軍事上，日本再也不可能發動像珍珠港一樣的突然偷襲，但在政治與外交上，莫種程度的趁火打劫似乎仍是日本政客難以掩飾的天性。中國與南韓近幾年來在經濟和政治上發展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好，韓國與朝鮮的關係和韓國與美國的關係，給中韓之間打下了難以逾越的界溝。中國與朝鮮的關係則進入一種拉鋸式的、難於預測的狀態，不過，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中國似乎以較淡定或內緊外鬆的方式處理一切與朝鮮相關的事務。在這個問題上，亞州“門羅主義”的影子隱約可見。
地緣政治理論認為，一個地區最大的威脅來自該區域內擁有強大陸軍的國家。由於國力的日益提升，中國軍隊包括陸軍在內的軍事實力也變得日益壯大，其影響力與威攝力波及的比以往更深更遠，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亞洲的小規模軍備競賽和美國在政治與軍事上高調地重返亞洲。如何處理與平衡這些變化是中國麵對的又一挑戰。
今天，在政治和軍事上對中國進行品頭論足的時候，一定不要忘了她近代被歐洲，俄羅斯和日本等列強侵略所蒙受的創傷，這對所有中國人包括現今的中國領導人來說記憶猶新。他們未必像從二戰的廢墟中掌權的老一代領導人那樣，麵對著極為嚴峻的形勢，但他們永遠不會忘記中國的曆史，尤其是19世紀的清朝淪為東亞病夫和封建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喪失國土，飽受屈辱，被迫簽訂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曆史。
過去30多年中國的GDP大多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長，但近兩年的情況表明，這一增長率已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中國以西式現代科學文明與東方水利文明相結合的方式對上麵所述的麥金徳預言作出了驚人的回應，即充分利用中央權力，有效地動用數以萬計的勞動力建設水利交通基礎設施，政令如山，雷厲風行。從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麽中國用了30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一些國家幾倍於這個時間才走完的發展曆程。再看西式民主國家，這方麵卻總是欲行又止，一個公共工程往往耗時幾年或十幾年。當然中國的這種雷厲風行，也造成了一些有目共賭的弊端。而西式民主的欲行又止也有它一定的益處，例如在大工程方麵，對居民的利益和環境的保護可以做到慎之又慎。
有學者認為，“強國的建立往往不是刻意追求的結果。” 所以激進地改變國家體製與刻意人為地追逐強國地位，是國家發展過程中一定要避免的兩個極端，否則，欲速則不達。另外，每個國家在強國路上，都不可避免地出現各種社會弊病，但要及時判斷這些弊病是社會發展活力的副產品，還是在大方向上出現了問題，如果是後者，就必須及時加以修正。
廣泛的經濟交流，會奠定互信的基礎，進而可以通過加強對周邊國家基礎設施的建設合作，增強地理上的紐帶聯係，其反過來又促進經濟上的區域整合與互補。中國應該，實際上也許正在與世界許多國家在政治上進行認真坦誠地勾通，以促進自身的發展，然後，通過經濟與法律上的不斷完善，在本國實情之下，逐步發展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社會製度與生活方式，這對世界對中國自身都會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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