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誌強的悲劇在於他不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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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暫時無派

摘要: 任誌強的“悲劇”在於，他不太懂政治，卻偏偏願意去攪拌政治；或者說，他的“悲劇”在於他太富於“理想主義”，明知江湖險惡，別人是拿他當“大炮”利用，但為了自己的資產階級反革命理想，卻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自願當“炮灰”。

任誌強的悲劇在於他不懂“政治”

至少在過去的十幾年裏，任誌強一直是網上的一個風雲人物，及至最近，他的名聲因為有關“黨媒”的爭論以及“黨媒”對他評價的直接介入而變得愈加響亮。多年來，任誌強的興趣似乎非常廣泛，從房地產到經濟大勢，從敏感時政到人生理想，都是他話題涵蓋的範圍。任誌強給人的感覺是個個性鮮明的人，其語言的突出風格就是“直”和“猛”；他說話不僅很少拐彎抹角，而且基本沒有“底線”的概念，口無遮攔、隨心所欲。因為這種風格，他在網上得到了一個“任大炮”的美譽。

我個人其實還是蠻喜歡他這種個性的。在我看來，比起那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牆頭草類的人和那些深藏不露、心機很深的人，任誌強的“炮筒子”的性格起碼少了一點虛偽和陰險。任誌強有兩種身份：資本家和“共產黨員”。在“特色中國”這個舞台上，當許多具有同他一樣雙重身份的人瀟灑自如地扮演著他們的角色的時候，任誌強對自己這個角色的把握卻有些吃力甚至常常會有失控的時候。作為一個資本家，他做得應該說是不錯的。盡管有些人對他的某些話感到憤怒，我倒認為大多數時候他是“話糙理不糙”。他經常以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將資本“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這樣的本性直白地表述出來，體現了“在商言商”的基本職業道德。但是，當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甚至“優秀黨員”來說話的時候，他卻很難做好“在黨言黨”。我能明顯感到他的糾結、困惑和焦慮。他坐在一輛向右駛去的車上，但駕車的人卻堅持要打左燈；他清楚地看見整個社會都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狂奔，但領導著這個狂奔的黨卻偏偏要高舉著“社會主義”的旗幟。出於一個資本家樸素的階級感情，他發自內心地覺得這樣的狀態是不穩定的，這樣的局麵無論對於他的階級還是對於領導這個階級的黨都是不安全的。因此，他用自己嘶啞的喉嚨使勁地呼喊著，試圖喚醒他認為還在夢中的人。

然而，令他傷感的是，他沒有被理解。這幾天，包括一些“黨媒”在內的許多媒體都對這位“大炮”開了炮。它們給他轟來了一個又一個嚇人的“罪名”，什麽“反黨”、“超越道德底線”等等等等。也許，他其實被理解了，但因為他太缺乏全局觀念，所以不得不被犧牲、不得不接受一種懲戒。在我看來，那些“罪名”都不是真的；任誌強即使真的受到了懲戒，真正的原因也隻有一個，那就是他過於魯莽，觸犯了“規矩”。

兩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誰說中央黨校教授反黨了？》。在那篇文章中，我說了這樣一段話：“反馬克思主義、反人民、反革命的確就是等於反共，但反共卻並不等於反黨。對於這個問題，有些人是清楚的，有些人至今還不清楚，另外有些人心裏很清楚卻故意假裝不清楚。今天在中國執政的這個黨，除了名字和它執掌的這個政權同當年毛澤東等老一代共產黨人流血犧牲創建的那個共產黨還有點關係以外，早就已經完全不是同一個政治組織了。”用這個觀點來分析任誌強的言行，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任誌強其實根本就沒反黨。

比這篇文章早幾個月，我還寫過一篇題目為《王小石的文章你讀懂了嗎？》的文章。這裏，我自己給自己做一個“文抄公”，再引用幾段那篇文章裏的話：

“過去的三十多年發生在中國的事，其實和發生在前蘇聯的事並沒有什麽本質的不同。這兩個國家的執政黨走過了很相似的墮落和變質的道路。如果我們將社會主義製度比作一隻青蛙的話，那麽，蘇聯的‘青蛙’和中國的‘青蛙’在各自的執政黨眼中的命運都是一樣的，它們都是必須死去的；如果說有什麽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死的方式有些不同。蘇聯的‘青蛙’是以斷頭的方式突然‘休克’死亡的，而中國的‘青蛙’則是被用溫水慢慢煮死的。長期以來，中國的執政者們對他們的這一選擇是津津樂道的。他們覺得，‘溫水煮青蛙’可以避免直接斷頭引起的動蕩，是一個可以引以‘自信’的殺青蛙的好方法。

在‘溫水煮青蛙’的過程中，中國社會的一批文人‘精英’前後起過兩個不同的作用。

在那個被稱作‘改革開放’的過程的早期，這些人擔負的是‘前鋒部隊’的任務。他們的工作是為這個過程製造理論上的合理性，或曰製造輿論。而在後期，尤其是最近十年，這些人的任務變了，他們由‘體製’培養的‘精英’搖身一變成了‘公共知識分子’。這時他們擔負的是‘佯攻部隊’的任務。他們的工作是以‘極右’甚至帶有某種‘漢奸’色彩的姿態，吸引對方的火力，掩護‘體製’主力的攻堅。應該說，他們在這兩個階段的任務都完成得比較出色。第一個階段向第二個階段的轉換進行得很平穩，基本上做到了天衣無縫。但是，在左派被完全噤聲，普通民眾被高壓‘維穩’，第二個任務基本完成的時候，也就是‘改革’大業就要畢其功於一役的關鍵時刻，這支部隊本身卻出了問題。

這個問題是：他們打得太興奮，不想撤下來了。這些人有點像阿拉丁神燈裏放出來的妖魔，不僅收不回來了，還想控製甚至取代主人。他們開始‘客大欺主’、開始向體製開火、開始裹脅民意向體製奪權。”

大體上，這些人可以分為三種不同類型：第一種可能是真正的“自由主義”的理想主義者；第二種是有個人政治野心的人；第三種是真心為“體製”排憂解難的謀士，但他們在擔任“佯攻”任務的時候有了自己的見解：佯攻的方向才應該是真正的主攻方向！無論是哪種人，客觀的現實是，他們在今天中國的輿論界確確實實發動著一波又一波對政治體製的衝擊。這些衝擊波顯然對“頂層設計”的戰略部署產生了比較嚴重的幹擾。因此，尋找一個有一定影響的人殺一儆百以令其收斂就成了一個當務之急。在那篇文章裏，我是用被曹操借了人頭的那個管糧草的小官來比喻這樣的人的。現在看來，任誌強是不是點像那個管糧草的小官？

任誌強的“悲劇”在於，他不太懂政治，卻偏偏願意去攪拌政治；或者說，他的“悲劇”在於他太富於“理想主義”，明知江湖險惡，別人是拿他當“大炮”利用，但為了自己的資產階級反革命理想，卻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自願當“炮灰”。當然，未來究竟會怎麽樣我們也不好預計，任誌強今天的遭遇或許恰恰是他明天的資本。不是有句話嘛：萬事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