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經先：“餓死三千萬”應該怎麽算？
最近30年來，國內外廣泛流傳著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的重大謠言。這一說法被一些人看成是“曆史的定論”，被寫進了許多專著和文獻，並且在全社會廣泛流傳。那麽，事實的真相又是什麽呢？
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國每年的戶籍統計人口數據。這一數據顯示我國三年困難時期出現了人口統計數字大幅度減少的情況，其表現為1960—1964年間我國人口總數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長（由人口出生和死亡產生的增長）後異常減少了2644萬人，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淨減1000萬人。
這一時期我國人口統計數據產生這一大幅度減少的真實原因長期以來一直沒有搞清楚。一些人就把我國人口統計數據的這一大量異常減少解釋為是由三千萬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這樣就出現了“餓死三千萬”的說法。
為了揭露“餓死三千萬”的荒謬性，就必須對這一期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數量大幅度減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確、符合實際的分析。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筆者用了整整三年的時間對這一問題進行係統研究，得到了以下幾個基本結論。
第一個基本結論：在1959年底以前，由於工業發展的需要和“大躍進”運動的發動，我國出現了從農村到市鎮的人口大遷移，至少有3000萬以上農村人口遷移到市鎮。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重報虛報戶籍人口1162萬人，即這些人雖然已經遷移到市鎮並辦理了戶籍登記手續，但是他們並沒有在原籍農村注銷戶籍（他們在市鎮和農村同時擁有戶籍）。
第二個基本結論：在1959年以前，由於戶籍管理製度不健全，在我國（主要是廣大農村地區）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死亡漏報現象。根據1953年和1957年兩次抽樣調查的結果，可以估計出我國這一期間產生的死亡漏報人口約為750萬，即有750萬人在1959年以前已經死亡，但沒有進行死亡登記注銷戶籍。
由於以上兩方麵原因，造成我國1959年底的戶籍統計人口總數中，存在著應注銷戶籍人口1912萬，占當時全國人口總數的2.84%。
山東省的情況證實了上述結論。山東省在1959年底進行了一次農村人口普查，發現全省存在應注銷戶籍人口152萬人。如果按照山東省的比例，全國存在的應注銷戶籍人口數應為1890萬。這與我們研究得到的數字（1912萬）是非常接近的。這一事實證明了我們的研究結論是符合實際的。
第三個基本結論：我國在1960年前後進行了實施《戶口登記條例》的工作，1964年進行了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虛假戶籍人口1912萬的戶籍在這兩次戶籍整頓活動中被注銷。
第四個基本結論：由於我國經濟出現重大困難，在1960年到1963年間開展了大規模精簡市鎮人口運動，3000萬以上的市鎮人口被精簡返回農村。在這一過程中產生漏報戶籍人口數1482萬人，即這些人從市鎮被精簡並注銷戶籍，但他們沒有及時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成為沒有戶籍的人（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間重新登記了戶籍）。
由於以上第三個和第四個基本結論所敘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不考慮自然增長）減少了3394萬（其中1162萬重報虛報戶籍人口被注銷、750萬死亡漏報人口被注銷、1482萬漏報戶籍人口）。這是我國這一期間戶籍統計人口數大量減少的真正原因。這些減少都僅僅是統計數據數字的減少，並不是這一時期實際人口的真實減少。這些減少與這一期間我國實際人口的變化沒有關係，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以上事實充分證明，國內外一些人把這一減少解釋為是由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造成的，是完全錯誤的。
在“餓死三千萬”這一說法的傳播過程中，以科爾教授為代表的國外一些學者的研究、國內某課題組的專門研究，以及楊繼繩、金輝、曹樹基、丁抒等人的所謂研究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其中楊繼繩等人所謂研究的實質就是把由於各種複雜原因造成的我國（或各個地區）三年困難時期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全部解釋為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我們從學術的角度對上述所有這些研究逐一進行了分析，發現這些研究都存在著重大的學術錯誤，因此他們的觀點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一些地區確實出現了“營養性死亡”現象，並且在以河南省信陽專區為代表的極少數地區，這種問題還非常嚴重。我們利用幾種不同的方法對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的“營養性死亡”人數進行了估算，估計出這一時期的“營養性死亡”人數在250萬以下。
這裏所說的“營養性死亡”主要指的是營養性疾病（浮腫病等）死亡、營養性疾病合並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饑餓死亡”（即“餓死”）。在上述“營養性死亡”的數字中，“餓死”（完全性饑餓死亡）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研究中，我們專門查證了我國這一時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個縣的地方誌和其他大量資料，查證的結果證實了我們的這一估算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三年間出現250萬人“營養性死亡”，既是天災，也是人禍，曆史的教訓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麵地、無端地誇大非正常死亡人數，並不是嚴謹的學風，更無助於正確地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堅定今日的前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