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人：
他在專業領域成就巨大，但鮮為人知。
中國23位兩彈元勳，有一半是他的門生。
中國核物理奠基人王淦昌，是他的大弟子。中國的“衛星之父” 趙九章、“氫彈之父” 彭桓武、“光學之父” 王大珩、“原子彈之父” 錢三強，以及“三錢”中的另外兩位——“導彈之父”錢學森、“力學之父”錢偉長，都是他親手培養的學生。鄧稼先、周光召、朱光亞這些重量級的名字，也是他的門生。
他的學生楊振寧，在世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沒有之一。1971年楊振寧首次回國，提出探望恩師，被政府拒絕。
他的學生李政道深情回憶：“是他決定了我的命運。” 1946年，他破格將年僅19歲的李政道送往美國。半個世紀之後，諾獎得主李政道回國，再次見到那張被他畢生珍藏的泛黃考卷，不禁哽咽。上麵是他的字跡：李政道，電磁學，58+25=83分。
第一位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的中國人，是他的學生林家翹。
第一位當選為美國工程院院士的中國人，是他的學生戴振鐸。
華羅庚說：“我一生得他愛護無盡。” 當時華羅庚隻有初中學曆，是他力排眾議，讓華羅庚在清華數學係任教，又送往劍橋大學深造。與華羅庚齊名，就讀於清華數學係的陳省身，同樣受益於他的諄諄教誨，日後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幾何學家，現代微分幾何之父。
他一生解不開的結，是他的學生熊大縝。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熊大縝放棄了赴德留學的機會，前往冀中抗日根據地，在呂正操將軍麾下擔任供給部部長。熊大縝利用清華所學，為部隊製造炸藥、雷管、無線電發報機等軍用物資，為地雷戰提供武器裝備；而老師本人則守在津門，為熊大縝提供支援。1939年，國共關係惡化，中共“鋤奸隊”展開政治運動，將熊大縝誣陷為特務，未經調查核實，用石頭砸死。（熊大縝為了給解放區節省子彈，自己提出這樣的行刑要求）
在此後的若幹年裏，他堅持為熊大縝奔走鳴冤，反令自己鋃鐺入獄。
文化大革命到來，這位七旬老者被指控為反動權威，“國家罪人”。
他變成了熊大縝變成中統特務的介紹者，慘遭毒打，脊骨受創，大小便失禁。
在聽說兩彈元勳姚桐斌被亂棍打死，愛徒趙九章含恨自殺之後，他精神崩潰，出現幻覺。
文革後期獲釋，他一度在中關村大街上乞討，雙腿腫脹，身子屈成九十度。
文革結束，他亦長逝。據說臨死之前，口中還在喃喃：“回清華，回清華……”
根據有關部門的要求，此人死訊，所有報刊均不予刊登。
1986年，在呂正操將軍的努力下，他和熊大縝終於得以平反。
此時距離他去世，已十年之久；而他的學生熊大縝，冤死已近五十年。
1992年，海內外上百位學者聯名呼籲，請求清華大學為他樹立銅像。
1995年，銅像落成。
請記住他的名字：葉企孫（1898-1977）
1995年4月30日，著名科學家施嘉煬和葉企孫的弟子王淦昌（左），在清華大學為新落成的葉企孫銅像揭幕
他終身未娶，無兒無女，但卻桃李滿天下。
他為中國培養了79名院士，無黨無派，最終卻淪為國家罪人。
獲得2015年雨果獎（科幻文學領域最具權威的獎項之一）的中文小說《三體》，以一位名叫葉哲泰的物理學家作為肇始。
在文革中，他被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批鬥致死。
他歎道：現實的引力太沉重了。
在後浪出版公司出版的《科學精英》一書中，有葉企孫的專門一章，現摘錄其中部分內容，與讀者一起回顧這位偉大的愛國者。
葉企孫的悲劇
葉企孫是一位科學家、教育家，但他首先是一位愛國者。他青年時期選擇科學救國的道路，便是他愛國主義的一種自發表現。在以後歲月裏，這種愛國主義思想在他身上表現得更為強烈。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葉企孫對日本軍隊的野蠻行徑表示強烈的憤慨；麵對九·一八以來日軍侵略的步步擴大，他竭力主張抗擊。1933年熱河輕易失守，他十分氣憤，和另外四位清華教授一起聯名提請召開臨時教授會議，給國民政府發了一封措詞嚴厲的電報，譴責不抵抗行徑，甚至呼籲嚴究“蔣委員長”、“宋代院長”的責任。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策動漢奸進行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葉企孫起草電文，和梅貽琦、陶孟和、胡適、張溪宕等北平教育界人士聯名通電全國，聲明“華北民眾無脫離中央之意”，揭露日偽漢奸分裂中國的陰謀。1936年綏遠抗戰，葉企孫和全國人民一樣歡欣鼓舞，支持學生赴綏遠勞軍。同年11月和12月，二十九軍在紅山口和固安進行兩次對抗性軍事演習，他和學生一起前去慰問演習將士。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他的一位學生還記得他當年在課堂上講過的話：你們學物理不能光搞理論，打起仗來，你們也得做些實事，比如提高蒸汽機效率等。
七七事變後不久，北平淪陷，清華大學奉命南遷，與北大、南開一起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7年9月，葉企孫抵達天津，準備乘船南下，但不幸染病，隻得滯留天津住院治療。
幸蒙他的得意門生之一，清華物理係助教熊大縝的細心照料，病情才較快好轉。熊是江西南昌人，1913年出生於上海，1935年畢業於清華物理係。葉、熊二人，相交甚篤，關係非同一般。葉企孫養病期間，清華大學決定在津設立臨時辦事處，負責幫功清華的師生員工南下和照管清華在天津的財產。辦事處由葉企孫領導，熊大鎮協助。就在這時，麵對全國熊熊燃燒的抗日烈火，熊大縝毅然決定棄教從戎，前往冀中抗日根據地投身抗戰。從個人感情和熊大縝本人的前途考慮，葉企孫不同意他前往冀中，然而“事關抗日，事關民族救亡，我無法阻止，也沒有什麽理由可以阻止他”。
熊大縝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來到冀中根據地，先是在冀中軍區修械所擔任工程師，不久即任軍區印刷所長。由於熊精明能幹，又有專業知識，1938年6月，呂正操（當時的冀中軍區司令員）任命他為軍區供給部長。熊任職後，辦起了冀中軍區兵工廠，動員了一批技術人才到冀中參加抗日。還組織起了技術研究社，研製烈性炸藥、地雷、雷管和短波通訊工具等。他還通過各種關係和渠道購買了大批醫藥和醫療器械，裝備電台的原材料等。他們研製的烈性炸藥，成功地炸毀了日軍的機車。在熊大縝的領導下，冀中軍區的兵工生產一度搞得非常出色，配合部隊有力地打擊了侵華日軍。呂正操說，“熊大縝為創建冀中抗日根據地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8年4月初，熊大縝派人到天津與葉企孫聯係，請求幫助，希望他為冀中介紹技術人才和購買軍用物資，葉企孫“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此後的一段時間裏，葉企孫奔波於天津、北平之間，物色技術人才，動員他們前往冀中投身抗日。他先後介紹了汪德熙、李廣信、門本中（閻裕昌）、胡大佛、顧宗直等多人到熊大縝那裏工作，他們中的多數後來成為冀中軍區兵工生產的骨幹。當冀中出現技術上的困難時，葉企孫本人一度也曾有過去冀中服務的考慮，但由於各種原因終於未去，堅持留在平津，冒著生命危險，為冀中購買軍用物資，其中有醫藥、炸藥原料、無線電零件、製備雷管用的化學原料和銅殼、鉑絲、電動起爆器等等。購買這些物資所用款項三萬多元也由他四處募捐籌集，其中有清華大學基金一萬元，清華子弟學校的基金一萬八千元，餘為私人捐款，他本人手中的積蓄五百元全部拿出。
他在天津英租界內還領導了為冀中製造炸藥和裝配電台的工作，參加者有林風（清華大學化學係研究生）等人。
1938年9月，葉企孫接到梅貽琦來信，通知他前往昆明西南聯大任教，另有兩項理由也促使他南行。一是他為冀中籌借的資金已用罄，在日軍占領下的平律無法再籌集，購買軍用物資事難以繼續進行，他決定去南方後繼續為抗日籌款；二是他在天津的活動已受到日本人的注意，隨時有被捕的可能。10月5日，他離開天津，取道香港赴昆明。
葉企孫到後方後，和冀中抗日根據地一度仍保持著聯係，他還想辦法為冀中籌集資金，購買製造軍事裝備的物資等。他還著文介紹冀中的抗戰情況，高度評價了冀中軍民的抗日鬥爭。
不幸的是，在1939年春的鋤奸運動中，熊大縝被指控為國民黨派遣特務，被冀中軍區鋤奸部逮捕。嚴刑之下，熊大縝“供”出了葉企孫是“國民黨C.C.特務”（這就埋下了引發葉企孫晚年悲劇的最直接的動因）。受熊案株連的有幾十人，平津去的學生和科技人員全遭逮捕。熊大縝被野蠻處決後，共產黨上級組織派人到冀中重新審查此案，認為是除奸擴大化的做法，其餘人才被釋放。造成熊案的原因主要是國共合作氣候的變化和黨內一部分人對知識分子缺乏信任感。熊大縝的死是令人痛心的，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近半個世紀後熊案才獲平反！
1948年底，解放軍逼近清華園，此時的葉企孫依然故我，他一生沒參加任何黨派，也不追隨任何黨派。他沒有上國民黨派來“搶救”教授的飛機，留在清華園，等待解決，因為他相信共產黨也是要辦教育、搞科學的。
1949年5月，葉企孫欣然受命擔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1950年3月又被教育部任命為改組後的清華大學校委會主任委員。組織上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影響配合工作，主觀上他也想為教育事業多做貢獻，而且也付出了很大努力，然而他所堅持的學術獨立、民主辦學、教授治校的工作方法及辦學方針，與黨的要求有一定距離。1952年，對於上級下達的院係調整方案，他認為不妥，出於對教育事業的責任心，他自己搞了一個清華大學的調整方案，結果遭到從上到下的批評。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他是有抵觸情緒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在這場運動中自覺不自覺地跟上了潮流，而他成了“落伍者”，他被指責為對“思想改造”沒有熱情，“分不清敵我界限”，比如梅貽琦是上級點名要批判的“敵人”，而葉企孫竟對他留戀，並為他的一些言行辯護。解放初，國內在對薩本棟的評價上頗有爭議，一些名學者甚至在公開場合也有抵毀薩的言行，葉企孫一生難得撰文，這時卻站出來寫了“薩本棟先生事略”一文，高度評價薩本棟對中國科學教育事業和清華物理係的貢獻。當然，他這樣做的結果，帶來的隻能是更為激烈的指責和批評。麵對現實，他不再作無謂的聲辯與反抗，他把別人批評他的話收集整理後，做了兩次公開檢討，總算被允許“通行”。
1952年10月，院係調整後，葉企孫被調到北大物理係任教，從清華大學負責人到北大的一個普通教授，職位是下降了，但他十分情願，因為在他看來，在新形勢下，思想不與上級領導合拍，工作很難進行。能以擺脫領導工作而致力於教學和研究，實在勝過違心的盲從。
到北大後至文革開始這一時期，他的生活還算安穩，沒有大的波動。公開場合，他不與人爭，以求安寧。甚至在學術會議上他也很少發言，而把精力放在教學和讀書上，以求為國家多培養些有用人才。周圍的人總的來說對他還是尊重的，有關方麵也希望讓他的威望和學識發揮一些作用。他當選為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表麵上，他對許多政治問題，保持沉默，采取靜觀態度，然而他的內心是有一杆秤的，對各種社會現象，他都進行嚴格衡量，時時在私下不自覺地流露出他的看法，他認為李森科學說是偽科學，他主張學術研究應該兼容並蓄，自由發展，而不是搞什麽“階級鬥爭”；他對我國在外交上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頗有意見，認為這對我國的發展是不利的；對於許多宣傳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書，他很不以為然，認為這些書完全是建立在階級分析等基本假設之上的，人們必須先接受這些基本假設才行，大鳴大放時，他有先見之明，認為說了也沒用，還可能會帶來麻煩，從而沒有成為“右派”，但他對於右派所受到的處理方法堅持認為不妥，在路上碰到右派學生也不避嫌，主動接近，給他們以安慰；“浮誇風”盛行時，他每日看報旁邊必放著紙和筆，對報紙公布的統計數字，一再核對檢驗，不受欺騙。
那些年裏，各種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但葉企孫因為沒有進行正麵對抗，平安地度過了十幾年，他頭腦中繃緊的弦有些放鬆了，再加上一絲不苟的學術態度和正直感，“文革”前險些惹禍上身：1965年，《紅旗》雜誌上發表了日本物理學家販田昌一《關於新基本粒子觀的對話》一文，有關方麵召集北京的一部分著名科學家開展討論，絕大部分科學家在當時環境下自覺或不自覺地說了一些套話，機械地說明唯物辯證法對科學研究的指導作用，批判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對科學發展的阻礙作用，葉企孫是唯一公開站出來唱反調的人!他覺得那樣去理解科學發展和評價著名科學家恐失之於教條。“對曆史上著名的科學家必須具體分析，給予正確評價”。並提出話難：“科學史上確有些例子，表明一個有唯心觀點或形而上學觀點的科學家也能做出重要貢獻，為什麽是這樣？”許多人為他的這一舉動而擔心，還算僥幸，“文革”隨後爆發，這件事便被衝淡了。
十年動亂開始時，葉企孫尚未受到衝擊，仍在堅守著教學崗位。然而，好景不長，1967年6月，國家經委、化工部、中國科學院的紅衛兵翻出熊大縝案批鬥呂正操時，前往北大葉企孫家中進行所謂調查，被北大的紅衛兵組織獲悉，立即貼出了“打倒C.C.大特務葉企孫”的大標語和大字報，繼而開始了對葉企孫的揪鬥、審查，並被關進牛棚。肉體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使他的身心備受摧殘，他精神近乎崩潰，得了幻聽症，天天“聽”到造反派們在廣播裏點名批判他並能對他的一切行動做出反應，多麽絕望的感覺!然而1968年6月28日，更大的厄運降臨，中央軍委辦公廳竟將他逮捕，關押時間長達一年多，1969年11月放回北大。這期間發生了什麽我們無從得知，他後來也絕口不提，說是已答應過要保密。
不過，我們至少可以肯定他在裏麵寫過不少交待材料，因為其中一些被裝入他的檔案；在此期間他患了前列腺肥大症，放出後已兩腿腫脹，步履艱難。
葉企孫被送回北大後，學校繼續對他的“特務問題”進行審查，工資停發，隻發少量生活費，家已被抄，而且住房也已易主，他被安排在一間學生宿舍裏。當時不少人在海澱中關村一帶見到這種情景：葉企孫弓著背，穿著破棉鞋，躑躅街頭，有時在一家店鋪買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啃，碰到熟知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除了飽受物質生活方麵的困苦外，更難堪的是精神上的折磨，無休止地“交待”，“悔過”，人性遭到空前毀滅！就在如此境況下，他仍以堅韌的毅力，頑強地支撐著，他從不因委屈而向任何人傾訴，而是默默地忍受著一切，這種“濡”味，這種“達觀”，曾讓不少人百感交集，心酸難禁！物理學家錢臨照曾把葉企孫與另一位物理學老前輩饒毓泰作比較，深有感觸地說：他們兩人都很剛強，但饒先生像玻璃，雖然硬，卻容易碎，而葉先生象一塊鋼，不僅硬，還有Plasticity塑性）。然而，正是這種塑性對他晚年的悲劇起著相當的深化作用。
1972年5月，有關一方麵對葉企孫的“C.C.特務”問題，做出了“查無實據……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以示“寬大”。他恢複了教授待遇，住進北大公寓。這時他的前列腺肥大症已是很重了，行走不便，因小便失禁，無法就床安寢。1973年教授體檢，醫囑需動手術治療，並警告若不及時采取措施，腎髒隨時可能壞死，然而葉企孫認為自己的病狀是人體自然衰老現象，他說，“這是一個不可逆過程，無須治療。”在他看來，他一生要做的事已基本做完，即使做手術治療能延長幾年壽命，也無多大意義。何況，幾年來，他已嚐夠了世態炎涼，一些本來應該幫助他而且也有能力幫助他的人，避之猶恐不及，提起他的名字就諱莫如深，更不必說主動來過問他的病情，這就更加速了“不可逆過程”的進展。
1977年新年伊始，中華大地已綻出幾絲春的暖意，但在葉企孫的生命曆程中，卻是最寒冷的冬日，疾病一誤再誤，生命的活力終於耗盡，1月9日有人發現葉企孫說話混亂，11日完全昏迷，12日才被送到北大校醫院，因情況危急，馬上送到北醫三院，但卻不讓住院，隻準在觀察室停留，不得已走後門才算弄到了病床，然而為時已晚矣。1977年1月13日21時30分，葉企孫帶著所謂“曆史問題”的尾巴，慘淡地告別了人世……
葉企孫去了，然而以他為主角的悲劇卻仍在繼續，北京大學有關方麵為再次表示“寬大”，根據“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辦法，於1977年1月19日召開了一個小規模的追悼會。從此之後的近十年間，他的名字和事跡很少有人提起，仿佛這個世界上從未有過葉企孫這個人一樣。
1986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做出了為熊大縝平反的決定，至此，葉企孫的所謂“曆史問題”終於化為烏有！這種結果雖然是公正的，但卻並不是曆史的必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某幾個人已經死了，而另外幾個人還活著！
曆史的進程像生命過程一樣也是不可逆的，如果相信未來的曆史可以、而且希望它不再出現昨天的悲劇，能更理性地發展，為什麽不拾起“曆史”這麵鏡子！
文|劉克選、胡升華 來源：精英閱讀、《科學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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