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不僅培養段子手，也培養福爾摩斯，這不，春節期間一個關於上海女因一餐年夜飯逃離江西農村的熱帖，就被條分縷析，“推理”成了一個網絡營銷的“騙局”。隨後，一批有關鄉村問題的文章相繼出籠，而且都“有圖有真相”，極具現場感，原因無它，春節也是“寫手們”一年中最接地氣的時候，他們正和江西男一樣返鄉過節，親曆並感悟著鄉村的田園之美與困窘。
我倒是不怎麽關心這二人能否走到一起，因為婚姻的事誰能說得清呢？我更關注的則是可能被人們忽略了的根本問題，那就是在社會表麵尤其是城市的繁榮奢華背後，整個鄉村不可遏製、不可逆轉的停滯甚或衰落。
在這個“事件”中，我們隻是注意到了上海女除夕夜的逃離，卻忽略了年後江西男以“回去上班”為借口的逃離。如果說上海女的逃離還隻是個案的話，江西男的逃離則是群體性的。毋庸置疑的是，無數的“江西男”一定、確定以及肯定會隨著返城人流，在正月初六回到他們工作的一線、二線或三線城市，在初七的時候出現在某寫字樓裏，會見客戶、簽訂合同，抑或喝著香茶或咖啡，刷著朋友圈兒。在江西男們的背後，則是一座座幾乎空心化了鄉村。
有關當下鄉村人員的構成，社會上流傳著一個形象的說法，那就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隊”，意即婦女、兒童和老人。而外出務工人員與留守婦女的夫妻生活、留守兒童父愛母愛及教育的缺失、空巢老人麵臨的就醫養老等問題，也早已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隻是“課題”做了不少，卻難有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法。鄉村的生存環境越差，逃離的人越多；逃離的人越多，鄉村的生存環境越差，由此而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
人們逃離鄉村的方式，無非兩種，一種是通過考學，一種是外出務工。考學使精英逃離，務工則使青壯逃離，二者的合力加速了鄉村的衰落。在戶籍管控嚴格的年代，人們走出鄉村、改變自己命運的方式隻有考學一種。有過農村生活經曆的人都知道，“鋤禾日當午”是沒有丁點兒“詩意”的。有位朋友曾經講過他自己的故事，說他正在地裏鋤草的時候，得到讓他去拿錄取通知書的消息，他隨即把鋤頭一扔，興奮地跑到地頭，連聲喊著“到頭了，到頭了”，頗有點兒範進中舉後的“範兒”。這是一種擺脫鄉村生活的真正意義上的“如釋重負”。以這種心態出走鄉村的農家子弟，幾乎沒有回歸的。考學出來的人會在城市裏安家，會讓自己的二代或者三代變成地道的城裏人，逢年過節時回“老家”看看，煞有介事地感懷一下兒時舊夢，與父輩親朋短暫的聚首後，便是匆匆的長久的別離。這也是春節期間各種有關鄉村熱帖出現的原因。所謂的城裏人，“追溯三代以上其實都是農民”，這話是不錯的。在這一龐大的人群中，年長的或已功成名就，年輕的則如江西男一樣正在奮鬥中，共同點則隻有一個，就是都已成功地逃離了農村。
在《中國紳士》一書中，費先生曾言及中國有“葉落歸根”的傳統，他認為這有助於保持農村人口的較高質量，因為“跳了龍門的人並不忘記他們的故鄉，至少當老了的時候，他們會回來，並盡最大努力，利用在外麵得到的特權和好處為家鄉謀利。”而這些有能力的人不會永遠離開他們的“草根”，“結果不僅是知識分子享受了農村生活，而且也鼓勵了同一地方的其他人。”然而，就在費先生寫作此書的時代，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現時出身農家在外求學的人並沒有回鄉發揮作用”，這不僅是由於他們不願回去，而且是他們已“回不去了”。
在他們離家時，父母、兄弟和親戚“不惜賣地和借錢”去幫助他們實現進城的夢，從學院畢業時，他們卻已經切斷了和家鄉的聯係，“在現代大學裏，學生學到了西方科學和技術，而且也習慣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體係，這是完全不同於鄉下的。”而在家鄉，也無法提供一個適合的工作，讓學生們應用所學的知識，因為“中國的大學不是為在農村工作的人準備的。他在大學裏學到的是從外國輸入的一般性知識”。由此而造成的結果是農村不斷地派出他的孩子，又不斷地喪失了金錢和人才。
時光荏苒，七十多年過去了，費先生所說的“不能回家的農家子弟”的情況並沒有好轉。在當代的鄉村治理中，大學生“村官”模式的設計初衷雖好，實行的結果卻差強人意，在畢業生無法將其知識適用於其家鄉的大環境下，通過考試“考”出來的“村官”，照樣是一種閑置的“資源”。
在鄉村的變遷中，既要保有曾經的青山綠水，又能讓守土的鄉民過富足的生活，單純依靠諸如江西男那樣的走出農門的學子是難以為繼的。唯一的出路，即是政府在每年的一號文件之外，給予真金白銀的投入，隻有這樣，才會使上海女久留，而鄉村也不再僅僅是一個被稱作父輩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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