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緒林：其實我不熱衷政治，隻是今夜還是很悲傷

　　保鬆兄傳來林達的文字“2011歲末的提醒”。林達提到作為一介書生的餘傑遭受到暴力殘酷的輾壓。讀後不禁十分悲傷而又無法自控的抑鬱。類似的情緒上一次要回溯到十月底人大代表選舉的時候：仿佛就在刹那，實實在在地洞察到一切都在暗中被掌控著、被監視著、被強迫著；而更絕望的是，那些平日也不乏各種人性美麗和光彩的人們（同事、學生、路人甲）也默默地或淡然地甚至主動地配合著這一幕。

　　我關心政治，但並不熱衷政治。或許是因為孱弱的體質和沉靜內省的人格類型的緣故，我對曾經極為熟悉的許誌永和郭玉閃（還記得與玉閃在宿舍和靜園草坪上討論的日子）這些年來一直走鋼絲地行走在公民維權之路上並有所作為深感敬佩，卻總覺得那不是我的事：我隻關心自己，靈魂的拯救也好，安妥也好，就像某些西式小說裏麵出現的小怪人，“他照看著自己孱弱的、磕磕碰碰的肉身或靈魂，仿佛風中的蠟燭一樣隨時會被風吹熄了似的”。別的事，自由、攝影、美國偶像中Archuleta演繹的Imagine、上帝、美麗的女孩、哈爾的移動城堡裏美麗的風景，都可以感動我，卻未必成就一生的委身和忠誠。

　　當然這一切也逐漸獲得了理性的支撐，隨著歲月漸長以至於能設想自己的死亡和墳墓後，更是如此。完全可以能夠不乏快樂地生活在一個充滿政治不義和迫害的國度，並不需要委身正義：保持理性和清醒的認知，偶爾也幫幫手做點正義的事就好了。

　　美好的生活可以是無涉正義的：海子在八九年春天以自己浪漫的死亡詮釋了他的正義無涉，他說：“姐姐，今夜我不關心人類，我隻想你”。而且在那些為自由和正義而備受煎熬的人的麵龐也未必代表著美好的未來。就拿我最尊敬的曉波老師來說，他說，他心中沒有仇恨，隻有深深的愛。但那種經曆了煉獄的愛，與仇恨一樣，也有一種灼人的品質，與優雅或性感的愛截然不同，而我們普通人是天然親近後者的。

　　還有更積極的理由讓我或我們在不義的國度裏處之泰然。實現了自由民主又如何？能消除我們人生的苦難、愚昧和平庸，能滿足我們的渴望和幸福麽？我不是要否定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而是讓自己淡定：不能把人生的一切希望寄托在政治上，尤其是當下的政治變遷上。蘇東劇變後，自由和民主勝利之日到來的時候，也就是那些民主活動家所最珍視的理想變得毫不相幹之日。東歐的Michnik在一九九一年說：“像我這樣的人參與政治的日子已經到了盡頭…今天的政治已經標準化了，對於那些不把政治看作遊戲而當作對捍衛基本價值的方式的人來說，已經沒有多少空間了。”

　　這樣說似乎有點犬儒了，其實不然。意思隻是讓自己在缺少自由和民主的國度也能淡定。並且，就是在一個缺乏正義的國度，個體仍然可以努力維係個體的尊嚴，使得自己配得上一個正義國度（將到來的或烏托邦式的），做一個好的學者、一個出色的市民，一個有品位的人。就自己而言，也能在書籍中找到自己的樂趣：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理解那些偉大的人物在人類複雜狀況中對人類知性、美好生活及其限度、生命意義的探討並予以汲取和實踐，是一件何其美妙的事情。

　　寫到這裏我已經不悲傷了，很淡定了。可是促動我寫的分明是刹那的悲傷和無奈。那是餘傑的遭遇引起的。我沒有遭遇過餘傑，雖然通過很多次電郵。其實可能常常擦肩而過隻是不認識，他高我兩屆，住47樓一單元，我住47樓三單元，都在農園食堂吃飯。那時他很有名氣的自由派作家。他還在文章中提及我去為六四點蠟燭的事情。他畢業後與現代文學館的簽約被當局撕毀，他發了篇告白文書後就徹底成了體製外的異議人士了。06年在香港本來通電郵，他打算見一麵的，但他那時突然成了著名的基督徒，還寫了本很文雅的《香草山》，大概是解讀《舊約.雅歌》，還跑到白宮去見布什總統。而那時候我正在反出基督教，覺得基督徒基本上等於偽君子，就有意避開了他在浸會的講座。….但現在讀到他遭受迫害，卻突然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林達說：“不介入現實政治的人，在某種情況下都會無法置身事外。這隻是人之常情。”，我努力地避開政治，隻是有時候政治猶如癲癇一樣偶爾或發作，讓人無法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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