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在大選月，尋找一個真實的台灣
闞超群 2016年2月3日
Courtesy of Chaoqun Kan
1月14日，時代力量的集會上手持“台灣獨立”旗幟的年輕人。
台灣選舉兩星期前，我第一次去了台灣。從桃園機場到台北車站的路上，我已經開始看到蔡英文，朱立倫還有其他立委候選人的競選廣告張貼在建築外麵，公交車上，還有路邊的欄杆上。不時地，路邊經過一些裝有高音喇叭的敞篷車，播放他們支持的候選者的競選宣言。我在酒店旁邊的路上散步時，一輛車開來，上麵竟然懸掛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和“支持祖國統一”的標語，還放著大陸的愛國歌曲，並極速地駛過一棟大樓，大樓上麵懸掛了傾向台灣獨立的從太陽花運動中走出來的國會候選者、金屬樂隊閃靈主唱林昶佐(Freddy Lim)的頭像和競選宣言。我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台灣第一日，多元化”。
作為一個從小在大陸長大的中國人，我曾經對台灣的深厚感情並不基於我和它的事實聯係或者我對它的切身感受。這種感情是源自我接受到的教育和宣傳：“台灣是寶島”，“兩岸人民血濃於水，不可分割”，“祖國早日統一，共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等等。以至於當這種宣傳成為我對台灣的唯一認知時，我曾理所當然地認為，海峽對岸的人也是這樣想大陸的。我頭腦中所構建的台灣是一個由1949年隨蔣介石過去的老兵，文人，家眷構成的台灣，那個台灣裏有濃濃的化不開的家國情結，是眷村裏麵摻雜著五湖四海口音的叫賣聲，更是於右任的詩歌，“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見兮，永不能忘”。
在我外公位於天津郊區的家鄉，一個叫做菜園的村子，一戶姓劉的人家曾長久地被別人稱作“國民黨”。眾所周知，“國民黨”這個詞在1949年建國後的大陸曾是一個代表了“反動”和“敵對勢力”的負麵詞語。在那些動蕩的年代裏，這戶被罵“國民黨”的家庭經曆了很多可以想見的心酸，而這所有痛苦的來源僅僅是這家的男人隨著蔣介石的部隊去了台灣。1949年國民黨的政權如大廈將傾，劉家的男人去鎮上為自己的姑父送行，按照他們家人的說法，在兵荒馬亂中自己也被誤認為國民黨兵，被推上了船。那是書信都不能通的年代。於是兩邊盼呀盼，就盼過了將近40年。直到1987年，蔣經國宣布開放台灣居民到大陸探親，有一天村民們驚訝地發現村口竟然站著一位衣著談吐都不同的老人，隻有那口鄉音能證明他是從這個村子走出去的。思念的妻子已經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離世，分離時3歲的幼子也成了一位中年的男人。後來老人在我外公的村子去世了，就埋葬在了村子對麵的墳地裏。我曾經在年幼時的夏天跑去那片墳地裏玩耍，大人們指著墳頭說那是“老國民黨”的墳，末尾不忘加一句“也是個可憐人”。這個就是年幼的我在書本之外對台灣的唯一了解，一個凝聚了時代造成的悲劇的島嶼。
站在台北的街頭，我將對台灣的原有印象暫時收起，在它的街頭巷尾找尋一些邊邊角角的細節，期待能和我心底的台灣一一對證。可是，我很失望，因為我心底的台灣不過是符合大陸人心理預期的台灣，而真正的台灣，有著更加多麵的特征。
此次來台灣，除了旅行，我主要是參與我所供職的法國媒體的報道工作。選舉前的那個周末，我正趕上了國民黨的選舉前大遊行。官方說法是有20萬人走上了街頭，馬英九和朱立倫都上了台，穿著簡樸。我感覺他們親民得像是高中體育教員。兩位留洋博士在麵對選民的時候一句句重複聽上去像是小孩子過家家似的話語，“你們說好不好啊？你們說對不對啊？”底下的支持者高聲歡呼，“好！對！”，台上的主持人說，“選舉就選1號朱立倫，隻有國民黨才是為民著想的黨，才是保證兩岸和平的黨，選黨選就選9號國民黨！”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選舉遊行，我在下邊聽著覺得很想笑，那分明是有點像北京菜市場裏的叫賣聲。三個小時的集會，我站在台下，從頭到尾認真聽了台上的國民黨元老和國民黨籍候選人們的發言，感覺其實30分鍾就能把話講清楚，剩下的大多是重複。我先前給自己描繪的國民黨，那個堅持“三民主義救中國”，充滿了人文主義理想的國民黨的形象瞬間跌落穀底。新認識的台灣朋友，台北紅米青年旅舍的老板蕭先生提醒我，“其他的政黨街頭宣傳也是這樣的，在這麽多人的集會上，難道你想讓他們理智地大談治國理念麽？不可能。”
台灣朋友說的一點沒錯。接下來我又參加了民進黨和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新成立的政黨時代力量的街頭集會。民進黨的集會活動的主持人在舞台上說馬英九政府的八年賣了台灣，完全沒有做好事，似乎年輕人工資過低的所有責任也都在馬政府。而聚集了很多年輕人的時代力量黨的集會上，一位歌手用閩南語一遍遍唱著關於“造反”的宣言，台上的主持人說，“國際搖滾巨星林昶佐擴大了台灣的國際知名度，這不是我們台灣一直追求的麽？”他們講話都顯得很誇張和煽情。
也許還是當晚把我從集會載到酒店的出租車司機程先生的話比較中肯：“我有時候也覺得這些人很喧鬧，很討厭，自以為是的樣子，但是至少領導人擺出了願意傾聽的態度，哪怕是為了換選票而做出來的秀。連蔣介石的後代蔣萬安想做立委也要勤勤懇懇地去掃街拚人氣。隻有腳踩在土地上的人才真正了解人民最需要什麽，你說不是麽？”程先生的父親是1949年大約8000名被校長帶領著從山東赴台投奔國民黨政府的學生之一。“十來歲就離家了來了這個島，說是主動投奔，實際還不是被強迫的？他那時候想他的媽媽，也就是我的奶奶，想到夜裏偷偷哭，你說可憐不可憐？”
對我來講，這片土地上的事物既熟悉又陌生。台北的大小街道大多以大陸的城市命名，我從北平街走到天津街，路上遇見形形色色的西北小吃或者四川麵館。理發店裏的老板娘微笑著問我，“你從大陸來？我也是，我是福州人哎，我收你一半錢吧。”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有位解說員用標準的國語說，“我們中國人講究書畫的意境之美。”這些都讓我覺得親切。但同時，這片土地雖然國號還是“中華民國”，但是已經和我所熟悉的那個“中華民國”相距甚遠了，年輕的大學生會跟我說他們“不認同中華民國，因為它已經名存實亡”，“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以及“中國學生會搶了台灣人的醫保資源”（2015年11月底，在台聯黨的反對下，大陸學生入台灣健保計劃再次被否決）。
大選前兩三天，我在西門町逛街的時候遇見了正在為時代力量助選的來自嘉義的孫斌。他正坐在路邊向行人發放時代力量的旗子和海報，並向領取了他的宣傳資料的每一個人說，“七點半林昶佐將來這裏，請大家關注。”孫斌今年39歲，他的家族在台灣已經生活了至少四代人，他說他對這片土地十分熱愛。他講話頭頭是道，分析起台灣的政治很清晰。“我對現在的兩個黨失望了，他們分裂了台灣社會。我期待一個新的政黨帶來新的朝氣和力量。”孫這樣跟我講。我問到他對於台灣未來與兩岸關係未來的想法，他說，“現在很多國家都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雖然是私下裏承認。我覺得維持現狀繼續走下去就好。”
孫斌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時間來為時代力量助選的。他的全職工作是桃園機場免稅店的店員。臨近大選的那幾天，孫斌從桃園機場下班後跑去台南助選，發傳單，喊口號，或是跑去台北參加集會，再跑回桃園工作。形容那幾天的工作，他說，“累死了，麻木了，但是我覺得現在是台灣政治的一個轉折點，我們有機會來改變什麽，我覺得再累都值得。”
那幾天台北總是陰天或下雨，孫斌不穿雨衣不打雨傘，上身一件印著時代力量幾個字的T恤，包裏裝著幾百份時代力量的宣傳海報、貼紙、旗子，發給路人。2014年春天，在台灣民主團體和學生反對立法院通過《海峽兩岸服貿協議》，“反黑箱服貿民主戰線”引領的太陽花運動中，在機場免稅店工作的孫斌看到電視畫麵中學生們夜裏在國會前的馬路上睡覺感動地掉了淚，“我問我自己，我能為台灣做些什麽？我覺得這次助選時代力量就是一個奉獻台灣未來的機會。”
我問孫斌，你為什麽排斥統一？他反問我，“我們過得好好的，為什麽要對岸來統一？”我知道我的那些家國情結在這個台灣人眼中是一種一廂情願和自以為是。我和孫斌坦誠地說，我支持統一，這個信念不會變，這已經在過去的二十幾年成為了我的一部分，但是我也尊重台灣人選擇的權利。這位對岸的工薪族男士也很友好地跟我說，“我支持台灣獨立，因為你的家國，民族信念和曆史情結，在我們這些台灣‘本省’人這裏，相對應的，是被統治和低人一等的記憶。”
孫斌說他的爺爺生活在日本殖民時代，剛剛適應了日本人的社會準則，結果二戰結束後，國民黨政府開始去除所有的日本痕跡，到處抓“漢奸”，鬧得人心惶惶，島內出現了流血事件。“你讓一批跟大陸好幾代沒有實質關係的人去硬性地接受五千年文化觀的灌輸，考慮過我們的感受麽？你們說台灣人‘奴性’，難道台灣當初是自己選擇被割給日本的？台灣到底怎麽才能擺脫被人當棋子扔來搶去的命運？我覺得應該要獨立。”孫斌說他小時候不懂為什麽很多“外省小孩兒”，也就是隨國民黨來台人員的後代，比本土小孩兒要更充滿優越感，“難道台灣不是我們台灣人的台灣麽？”
我一時啞口無言。孫斌的回答讓我想到了幾天前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裏所看到的。那次發生於1947年，國民黨政府鎮壓台灣本省民眾的暴動事件，在1987年台灣廢止戒嚴法之前的長時間內，曾被視為談論的禁忌；但是今天，僅在台北就有兩間博物館以及一座公園用以銘記二二八事件和國民黨“白色恐怖”鎮壓。在大陸，二二八事件和其他一些在國民黨執政期間發生的群眾抗爭事件一樣，都被定義為“人民反專製，反獨裁，爭取民主”的群眾運動，但是很少提及這其中台灣人的本土意識和他們被忽視的權利的問題。在我參觀的那間紀念館裏陳列著受害者照片，事件發生經過的文字和影像介紹，以及對受害者後人的采訪資料，以提醒訪客勿忘曆史。紀念館裏陰鬱安靜，我在電影放映室裏麵獨自看完了那部反映事件經過的紀錄片。對於這類曆史事件的不同角度的闡述，在台灣依舊具有爭議，但是館裏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在二二八的曆史被長期掩蓋和禁止談論的時候民眾反而更想去討論和銘記，近幾年當一切都愈加公開化的時候，館裏麵反而空空蕩蕩。
我在台灣近距離接觸選舉的時候，台灣青年Justin Liang還在北京工作，我回到北京見到他的時候，他跟我說他隻是簡單地關注了一下選舉。24歲的Justin說他不是典型的台灣青年，因為他在台灣的國際學校接受教育。作為1949年赴台的國軍高級將領後代，Justin從小到大的生活，不論物質方麵還是精神方麵都十分富足（他不願意透露他的中文名字）。Justin說到了他們這一代，其實本省外省的概念已經淡了，更多的年輕人更加認同“台灣人”的概念，但他依舊能感受到他們的“圈子”的存在以及台灣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隔閡。即使是開放黨禁將近30年後的今天，一些社會的高階層依舊為“外省人”或者是“藍營”人士所主導。
Justin從18歲就去了美國讀書，然後畢業去了北京。他說，“台灣的民主很年輕，會有很理想主義的政黨提出很理想主義的政見，這在美國或是其他歐洲老派民主國家已經是沒有的了。”Justin說他不太關注政治，但是他記得16年前陳水扁贏得選舉的時候，父母在家裏的嘮叨抱怨。當時，一個國民黨的堅定支持者家庭對於政黨的改變是很不習慣的。他也記得在學校一些同學的辯論，有同學覺得那次民進黨的勝出開啟了一個新時代，有的同學覺得台灣獨立是個不現實的夢，Justin覺得為這個爭吵意義不大。他沒有回台灣投票。盡管他的家庭背景和國民黨的聯係更緊密，但他說他能理解台灣不同黨派的訴求。這次選舉中，他對孫斌支持的時代力量和其他所謂第三政黨也同樣產生了興趣，覺得新興起的第三政黨們很“sweet”，因為“夠理想主義”。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大陸對於Justin的意義就是祖父母的祖國和“一圈經濟帶後麵的貧窮黑洞”。但是Justin的父親對於他來到大陸工作的想法很支持，家裏長輩也勸告其他的小輩去中國大陸工作，“現在你去比較大陸的一線城市和台灣的城市，你會發現台灣的優勢在慢慢消失。”
Justin提到了“中國夢”這個詞，“但是這個中國夢不僅是共產黨提出的‘中國夢’，而且是一個更加包容的中國的不同維度的中國夢”。他說跳出台灣這個局限，站在一個更加廣闊的空間再去思考台灣的問題，覺得這些島內紛爭都成了“茶壺裏的暴風雨”。Justin的奶奶剛剛去北京看他。老人家幾十年沒有去過北京，Justin說奶奶很震驚於大陸的變化和發展，“我能理解她的那種感受，就像是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長大了變得比自己好。這是一種很複雜的感情。”
我知道，Justin Liang和他的家庭才是我想象中的台灣，一個大陸青年試圖拉近和台灣的距離而自己構建起來的台灣，但是問題是，這個台灣是否具代表性？當然，你不能否定1949年後像Justin他們這樣的家庭對於台灣整體的意義。台灣曆史學者林桶法在其著作《一九四九大撤退》中通過各項史料分析，得出1945年至1953年，軍民合計約120餘萬人從大陸赴台的估算。這意味著移民人口占了台灣當時人口的大約五分之一，而且在幾十年間，這些大陸移民在台灣的經濟，政治，文化更個領域占據絕對上層地位。但這些不是現在我們選擇性失明地去忽視台灣本土人的理由。一些大陸人長久地總是一廂情願的將台灣大陸的關係簡單描述為國共亦敵人亦兄弟的分分合合中，兩岸民眾對統一翹首以盼，可是這至少是不準確的。當我們抱怨台灣年輕人傾向獨立的立場是“不認祖宗沒良心”時，我們是真的不知道還是不願知道他們百年多以來一次又一次被拋棄，被侵占，被踐踏和被搶奪的心路曆程。
1月13日，離選舉日還剩三天，好像民進黨已經勝券在握。我在台灣的朋友突然提醒我關注周子瑜事件。我打開台灣的電視台，結果所有的新聞台都在選舉分析間隙插播周子瑜事件的最新進展——從“反台獨藝人”黃安在微博上舉報周子瑜在韓國舉中華民國國旗，到大陸網友罵周子瑜“來大陸賺錢，回島內搞台獨”，而在輿論壓力下，先前邀請周子瑜的組合演出的電視頻道取消對她們的邀請。我不支持大陸網友以利益夾擊別人就範的方式，但是我理解他們的出發點和心情。在我接受的教育中，混雜了一種對台灣的愛，還有將兩岸統一視作邁向民族複興重要一環的理念。相信有不少大陸人和我一樣，他們希望台灣對我們有相同的感情。但是有一天我們發現對方在抗拒和忽視我們，會有一種情感坍塌的感覺。
而在台灣，周子瑜事件在選舉期間成了年輕人抗拒大陸的一個理由，尤其是後麵周子瑜現身道歉的視頻讓孫斌和像他一樣在這次選舉中熱衷政治的年輕人很憤怒和心痛。可能就像諾丁漢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的Jonathan Sullivan（蘇利文）教授在郵件裏跟我說的，“周子瑜事件給台灣人提了個醒，在國際舞台上，所謂的尊重和尊嚴常常會在其他的利益之前作出讓步。而中國大陸網民的行為也沒有給他們贏得國際的支持，倒是很多人都同情台灣人。”
兩岸還有很多的誤解和無知。直到今天，很多大陸人民依舊認為揮舞著青天白日旗就是台獨，而在台灣，認同青天白日旗也就是認同創立於1912年的中華民國，這些人恰恰是島內無意台獨的人士。很多人隻聽過《九二共識》的說法，卻不知道”一中各表“是什麽意思。中國人接受的教育讓中國人謹慎地表達對日本人的任何好感，可是很多台灣人對日本人的印象其實很好，這又讓大陸人不解。2009年春天在大陸上映的台灣電影《海角七號》中有個場景，二戰失敗後一些日本居民乘船準備離開台灣時，一些台灣人依依不舍去送行。這個畫麵讓很多大陸觀眾不舒服，他們不能體會，作為日本殖民地50年的台灣，一些人在文化上很日本並非那麽不合理。
而在台灣，對大陸的誤解也很深。采訪台灣輔仁大學的學生時，一個女生說，“我不希望台灣變成大陸那個樣子，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另外一個男生說，“我擔心一旦兩岸繼續加強來往，會有更多的大陸人來台灣，會偷走我們的專業技術。”作為記錄和傾聽者，我沒有反駁他們說，至少我認識的大多數大陸人沒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以及大陸的很多核心領域技術是強過台灣的。到了台北的紅米青旅，我問這裏的老板蕭先生，他跟我說，“在台灣，我們接受的教育就是共產黨是十分邪惡的，你們的人民沒有自由，這有點像你們的老一輩人接受的關於國民黨的負麵教育。”
然後就發生了大陸網友攻占蔡英文的臉書的事情。蔡英文當選總統之後，我在網上看到，來自大陸網友的成千上萬條的支持統一反台獨留言一夜間出現在了蔡英文的臉書頁麵上。後來證明這些網友最先來自大陸百度貼吧“李毅吧”的號召，他們將這次行為稱為“出征”。在大陸，我想，這些“出征”臉書的年輕人中的一部分有可能也會在公交地鐵飯店裏偶爾罵罵大陸政府，抱怨一下共產黨的政策，但是集體教育讓他們覺得自己怎麽說自己的國家都可以，而一旦“我們”作為一個整體，就必須一同站起來對付“外敵”。他們觀點是，“為什麽同為中國人你們台灣人就沒有這點‘愛國精神’呢？”可是問題是，他們沒有意識到，1949年並不是台灣“脫離”大陸的起始點，在台灣大多數人的眼中，甲午中日戰爭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台灣和大陸分離的時間遠遠多於聚合的時間，兩岸人的意識形態也是漸行漸遠。大陸人總是抱怨台灣的年輕人“不顧曆史大局的觀念，忘了根”。可是將這種宏大的國家情懷強加給這麽一個一直在幾個大國的夾縫中鬥爭生存的小小島嶼，是否太過牽強？
而我自己又何嚐不是同樣的無知？提到愛國歌曲，我首先想到依舊是在我的童年風靡中國大江南北的一些台灣歌手演唱的歌曲，比如張明敏的《我的中國心》，《爸爸的草鞋》，張雨生的《心底的中國》。我沒上小學之前第一次接觸那首《我的中國心》，雖然對歌詞一知半解，但我覺得這首歌一定是在講一件重要且偉大的事情。小學四年級時候，1999年澳門回歸，我畫了一幅畫，參加學校的慶祝活動，還得了獎。那幅畫大概是描繪香港開心地在家裏等著迎接澳門，一邊的台灣在哭泣並喊道，“我也要回家”。10歲的我將台灣不能回家的罪魁禍首定義為是邪惡的國民黨從中作梗。再後來看了廖忠信的《我們台灣這些年》，這本出版於2009年的書記錄了過去30年在政治劇變中台灣老百姓的生活變遷。“原來台灣和我們有那麽多的相似處，原來台灣人有那麽多的委屈”，我感歎。在香港發生占中事件時，我才開始認真考慮一個問題，我們總是以我們所站立的點為中心來考慮問題，這是否是合理的？以及所謂民族的富強和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之間應該來怎麽平衡？可惜，至今我依然沒有確切的答案。
我們中的很多人，其實依然拒絕了解對方，拒絕聽到不同於自己固有想法的聲音。在台北的敦化誠品書店，我把一本關於毛澤東的比較負麵的書拍下封麵的照片，發給家庭微信群，結果一些家人直接批判這本書。我相信他們並沒有讀過這本書，而是看到了國內的評價，甚至隻是封麵上的一些字眼，就堅信不能看，不僅自己不看，最好別人也都不看，因為覺得這些可能是台灣的“反動輿論”。
選舉投票當天晚上，我站在看台下麵，離台上的蔡英文不到100米。人群在高呼“小英總統好”。當蔡英文說道“我們點亮了台灣，我們再一次用行動告訴全世界，台灣等於民主民主等於台灣”的時候，台下的民眾有的充滿眼淚，並歡呼這是民主的勝利和台灣的勝利。人們將手機的照明燈打開，台北的夜空裏麵放佛閃爍著百萬千萬顆星星。我靜靜地看著歡樂的民進黨和蔡英文支持者，有一種很複雜的心情。這裏的歡呼與我無關，但是我還是被感動了。
當我聯係那位送我回酒店的司機程先生，那位跟隨國民黨到台灣的學生的兒子，他對我說，“誰上去能真正改變什麽麽？還不是整天吵吵吵，罵罵罵。台灣著過去20年就被這些藍綠陣營的政客們這樣罵壞了，經濟沒有發展。人一生有多少20年？我是生錯了時代，正趕上台灣民主轉型和磨合的時代。”他反而指著我說，“你是幸運的一代，趕上大陸的改革開放後出生，沒有經曆以前的那些政治紛爭，集中精力搞建設。”
我想到Sullivan教授對我說的，“台灣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是所謂的紛亂嘈雜更多的是因為媒體的炒作政治家們的作秀帶來的。而事實上，台灣是很平靜的，而且也沒有證據表明那裏有不公的壓迫。現在的台灣有一些紛爭，但是更多的是共識和高度的對民主製度的認同和支持。”
Sullivan教授覺得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關係還會維持現狀，不會有任何一方的明顯突破。他說：“蔡英文不是陳水扁，而且現在依舊是經濟力量主導兩岸關係，不論是誰執政。我覺得北京應該接受台灣在未來還將繼續政黨輪替的事實，然後進一步製定對民進黨政府的政策，這並不意味著放棄一個中國的立場，而是從不接受的立場前進，從而能夠和執政中的民進黨建立聯係。”
如果是這樣，那麽幫助時代力量競選的台灣本土人孫斌還有當天在蔡英文看台下很多揮舞著“台灣獨立”旗幟的民進黨支持者可能在不久之後就要失望了。但是似乎孫斌已經做好了失望的準備。大選之後的第二天晚上下雨了，孫斌從南部跑回台北和我見麵。他跟我說，“幾年前，當阿扁勝利的時候，台下有過更大的歡呼聲，但是後來變成了人們更大的失望。”他對時代力量獲得五張國會席位不是很滿意，他指出，雖然民進黨和時代力量這次合作競選，但是到了投票前幾天，民進黨內有人擔心時代力量風頭太強勁會分流民進黨立委候選人的票，“應該可以獲得更多，但是沒想到最後連民進黨也在打壓時代力量，”孫斌說。
在雨中送走孫斌後，我久久地思考兩個星期以來在台灣的所見所聞。似乎在台灣每多停留一天，它展現給我的另一麵就越豐富，它離大陸人心中的那個簡單的以“日月潭阿裏山”為代表的美麗觀光島的形象也越遠。但是不管怎樣，當我試圖暫時遠離政治的紛擾，在一個寧靜的傍晚去淡水河邊散步，我最終還是在經過大稻程的一個公園時找到了台灣和大陸的一個共同點，在那個公園裏，和北京一樣，大爺大媽也在吃過晚飯後，來到公園裏，在極具中國特色的音樂伴奏下跳起了廣場舞。歡快的伴奏聲，人群的嬉笑聲，伴著夕陽的靜謐和河邊蘆葦的清香，成了我此行台灣的一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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