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一份報告稱，中國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財產。為什麽國人的收入差距在持續惡化？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陳誌武下麵的這篇文章回答了這個問題，值得大家細細品讀。
在我們思考、討論中國收入差距問題時，不能簡單地回到所謂“公平與效率”、“政府與市場”到底該側重哪一方的老框架上，而是必須看到現代經濟的特征，認清新型行業在創造價值時跟傳統產業的差異，否則在政策層麵難以對症下藥。
尤其是我們不能假定“政府等於公平”，不能認為“如果你在公平與效率中選擇了公平，那麽在政府與市場中你就選擇了政府”，而是要看政府本身是如何組織的，要看權力部門、掌權者是否受到必要的監督製約，否則，把更多資源、更多管製權給予政府，等於讓權力關係在收入機會分配中起更大的決定作用。
“贏者通吃”作為人類社會的現象，似乎勢不可擋，與其相伴的是收入差距惡化。如果我們以處於財富頂峰的富豪作為參照係，也能大致看到這其中的變化。十八、十九世紀時，中國富豪的財富以萬兩銀子作為基本計算單位；英國商人把百萬英鎊看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文數字；而1800年前後整個美國社會的貨幣供應大約是280萬美元，如果一個美國人的個人財富在那時如果能達百萬美元，他毫無疑問能進入當時的首富榜。
如今，中國首富的計算單位不再是“萬元戶”級，而是數百億級；在美國，蓋茨是首富，財富超600億美元……但與此同時，不管是在十八、十九世紀，還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各個社會都有赤貧階層，他們在收入分布的最底層，收入和財富幾乎一直為零。
因此，中國也好，美國、英國也好，財富和收入從最高到最低之間的距離被拉大了許多倍，也比以前更加分散。當然，富豪財富計算單位從以前的“萬元”級轉變到今天的“百億”級，肯定和各國貨幣體係從金銀本位到信用貨幣的變化有關，財富數量級的提升有相當一部分是“虛的”，是因為貨幣被濫發灌水貶值所致。但財富分布、收入分布的惡化也是存在的，這一基本事實難以否定。
那麽，收入差距的擴大到底因何而致？是像反自由貿易者所說的，是因為全球化？還是像“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推動者所指責的，是因為現代資本家的“道德淪喪”、“過度貪婪”？還是像英國《金融時報》等國際媒體所指責的，是因為“資本主義製度的內在矛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不僅點燃了“占領華爾街”運動，而且在理論學術界引發了一場對資本主義的再反思。
在人類近兩個世紀的曆史中，這是第三輪對資本主義的反思——第一輪發生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第二輪是經濟大蕭條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麽，這一輪反思的結果會如何？是否會終結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體係？取而代之的又會是什麽？在我們都關心收入分配話題的時候，首先應該做的是認清今天的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到底是怎麽回事，有哪些特征是之前沒有的。隻有認清之後，政策決策才可能對症下藥，避免不著邊際甚至幫倒忙。
在本文中，我不試圖對未來的走向做預測，而是希望通過分析現代經濟的特征，尤其是許多現代行業的商業模式以及資本市場提供的財富實現手段，來證明如下結論：財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擴大並不是因為現代資本家比以前“道德淪喪”，不是因為現代企業家更加貪婪，而是現代技術和規模化商業模式所致。
以騰訊公司為例，雖然這個互聯網公司成立於1998年，但13年後的2011年，收入已達280億元，利潤接近120億元。按照1萬名員工計算，騰訊人均創收280萬元，人均利潤120萬元。相比之下，2011年中國農業總產值在4萬億元左右，按3億農民計算，人均創收1.3萬元，不到騰訊的二百分之一。這樣一來，農民收入遠低於騰訊員工也就不足為奇了。
那麽，為什麽騰訊的創收能力超越農業這麽多？是否跟收入分配製度、跟貪婪有關，即騰訊的員工比農民更貪婪呢？其實不然。關鍵是農業跟騰訊的經濟特征完全不同，兩者的產出函數不一樣。
農業的產出與投入之間有極強的線性關係，這限製了農民創收空間。如果種一畝地需要花100小時勞動、200元種子和肥料成本，最終產出100公斤糧食，那麽，要生產1000公斤糧食，就需要種10畝地，投入1000小時勞動、2000元種子和肥料錢；為了生產1萬公斤，就需要種100畝地、花1萬小時……
不能因為這畝地種好了，下一畝地就可以少花勞動時間或肥料成本，每畝地所需要的勞動和成本投入是相互獨立的，這就使農業生產難有規模效應。每人每天隻有24小時，即使不睡覺不休息，農民的收入也難以逃脫產出跟投入間線性關係的約束，收入不可能太高，此即幾千年來沒有農民靠種田種出億萬富翁的原因。
而騰訊的產出和投入之間的關係不僅是非線性的，甚至沒有太大關係。在騰訊QQ空間裏，一頂虛擬帽子的設計可能要幾個設計師與程序員花幾天時間，而一旦設計好了，虛擬帽子賣一頂一塊錢，賣100萬頂創收100萬元。由於虛擬帽子銷售是電子記賬收費，每賣一頂並不需要重新製造，所以，騰訊賣一億頂虛擬帽子跟賣一萬頂在成本上幾乎沒有差別，但收入卻天壤之別。騰訊的虛擬衣服、虛擬裝飾、虛擬家具等，都是如此。這就造成了其收入和成本投入之間的關係非常弱，賺錢能力空前的高。
微軟的商業模式也有類似特點，一旦微軟把係統軟件開發好（這當然需要成本投入），它賣一萬份還是賣十億份，總體成本差別很小，因為每一份的邊際成本（包括製造成本）幾乎為零。但是，比起零製造成本的騰訊QQ虛擬衣服、虛擬帽子，微軟還是要為每一份軟件付出硬盤、刻盤、包裝、郵寄成本等。
金融服務業的產出與投入關係跟騰訊的也很類似。比如，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幫客戶張三公司融資1000萬美元，為了盡職，可能需要一個10人團隊花十天時間；而另一家客戶李四公司需要融資10億美元，為了盡職，高盛可能也會派一個10人團隊花十幾天時間，成本基本不變，但收益卻高100倍。正因為這種規模效應的差別，高盛可能不會做1000萬美元甚至幾千萬美元的單子，金額太小對他們不合算。這也說明投資銀行的收益跟成本之間是非線性關係，甚至兩者間是沒太多關係的。
基金管理行業也是如此，像對衝基金或者私人股權基金，可能整個公司隻有15到20人，這個團隊可以管理2億美元，也可以管理20億美元。因為一旦他們決定投一個公司的股票，投10萬和投1000萬美元對他們來說需要做的工作、花的時間完全一樣，管理2億和管理20億的運營成本類似，但利潤可能相差十倍。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華爾街的公司賺得很多，年收入幾百萬美元甚至上億美元，遠遠高於傳統農業甚至手工業，在相當程度上是由金融交易特別的規模效應和金融行業的性質所決定的。金融交易的本質是其價值創造不完全取決於勞動時間，也不完全取決於成本的投入，而是取決於金融從業者的人力資本，包括他們所受的教育、積累的經驗、組織能力、個人情商、個人誠信和人脈關係網絡等。
既然金融交易具有上述的規模效應，為什麽華爾街公司不能少收費，特別是隨著交易金額的遞增讓單位交易額的收費下降呢？這不是證明他們過於貪婪嗎？其實，這涉及到公平競爭、充分競爭的問題，隻要金融行業對新手是開放的，隻要監管沒有苛刻到新手沒機會進入華爾街，那麽，如果現有公司能夠繼續高收費，就說明他們有自己獨特的、其他人無法獲得的市場優勢。隻要這種市場優勢是競爭中建立的、不是靠行政壟斷或法律壟斷獲得的，隻要其他人有機會自由進入華爾街，這種高收費高收入就不存在貪婪或剝削。能夠收費高，說明交易的對方得到的收益也高，否則對方不會參與交易。
金融交易除了具備類似騰訊的規模效應外，還因為其對信任的超級依賴，使得這個行業更趨向於“贏者通吃”。金融交易從本質上都是跨期價值交換，把今天的價值跟未來的價值進行置換，或者把未來兩個不同時間點的價值進行交換，所以是一種承諾，是一種跨期價值交換契約。而這種跨期交換契約是否信得過、是否值錢，完全取決於交易雙方的可信度，取決於金融中介的可信度。對於這種超級依賴交易各方可信度的交易來說，已經經過多年風吹雨打的百年老店們就顯得格外“值錢”。在金融消費者看來，一個華爾街公司存在的年份越久，其可信度就越高，就越靠譜。金融市場對信用、信譽的極度依賴決定了已經曆史悠久的華爾街公司總是占據優勢，後來者總是麵對極高的門檻，更顯得“贏者通吃”。
華爾街收入高，隻能說是現代金融市場的特征所致，而不能因為收入高就斷言華爾街更貪婪。有人可能會說，在政府管製不過分的情況下這些行業的就業對誰都開放，但畢竟高科技公司、華爾街的公司都要求很高的教育背景和人力資本，隻有具備這些條件的人才能進入，社會中的其他群體就隻能從事傳統的低收入行業，他們的收入也增長緩慢。所以，為了防止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就該對其收入設上限或者多征稅。為什麽政策思路非要通過打擊能者來使其向弱者靠攏，而不是通過專業教育提升競爭失敗者的人力資本，同時由政府給他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呢？
如果強行對華爾街的收入設限，那隻會打擊其發展與創新的積極性，社會與經濟所需要的金融供給就會受挫，就要付出很高的代價。現代經濟不僅對類似騰訊這樣的高科技公司依賴度越來越高，對華爾街金融經濟的依賴度也在日益上升，華爾街對現代經濟是不可或缺的。
實際上，產出是投入的線性函數不隻是農業的特征，許多傳統行業也如此。新聞媒體差不多也是這樣，一般的新聞稿子需要幾小時、幾天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完成，刊登一次後基本沒有再使用的價值，又得寫下一篇文章，這樣每篇文章就像農民的一畝地，文章之間雖然不是完全獨立，也不是沒有協同效應，但協同效應很有限，每天的新聞稿子還是要日複一日地寫。很少能因為今天的稿子使明天後天少寫，除非報紙雜誌的廣告收入能不斷增長，否則傳統紙媒的收入跟投入之間接近線性關係。這或許是在互聯網媒體興起之後紙媒正被不斷擠出的原因之一。
製造業企業的收入和投入之間不是線性關係，因為它們可以通過新技術提高生產效率、減少人工成本占比，也可以利用其生產規模優勢迫使其供應商降低價格，這些都能降低產出跟投入間的直接關係、幫助提高製造業的收入。但是，製造業最終逃不開每件產品都需要部件、配件、人工成本投入的事實。以汽車製造為例，雖然製造商可以壓低發動機、車身、刹車、輪胎等部件的進貨價格，但畢竟每生產一輛汽車都必須用上這些部件，每生產一輛汽車的邊際成本不可能降到零。也就是說，雖然汽車製造商可以通過技術革新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但每輛汽車的邊際成本降到一定水平後，製造商的收入和投入之間依然會趨向於一種線性關係，增長就受到新的約束。
波音公司在世界飛機製造業獨一無二，它雇用了16萬名員工，其公司市值才540億美元，加上120億美元負債，相當於16萬人經營660億美元資產。相比之下，Bridgewater As-sociates是對衝基金行業佼佼者之一，有1200名員工，但管理的資產為1250億美元，是波音公司市值的兩倍。而Blackrock是綜合性基金管理公司，員工9000人，管理3.5萬億美元的資產。在新型高科技行業中，穀歌有2.5萬名員工，市值2000多億美元。
正因為製造業跟騰訊、華爾街金融公司相比的不同特點，使他們的收入水平難以跟新型行業相提並論。從上麵的討論中，我們看到新型產業、金融行業跟傳統農業和工業的收入差距，並非像大眾媒體和政客們說的那樣是因為資本主義製度或貪婪所致，而更多的是由於這些現代產業具有全新的特征。隻要這些行業對各社會群體是開放的、機會是平等的，就不能因為張三有本事進去而你沒相應人力資本進入，而要求政府多幹預、多對他們征稅。
今天姚明打一場球，跟70年前的籃球明星相比，所花的時間和消耗的能量力氣應該差不多，即使有差別也不會是數量級意義上的。但是在收入上，姚明可能是70年前的球星的數百倍、甚至一兩千倍。即使相對於同時期美國和中國家庭的平均收入的倍數，70年前籃球球星的每場球賽收入也不會是當時5個美國家庭的年收入，或30個中國家庭的年收入。
如果按照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給的勞動價值論計算，一項經濟活動的價值等於勞動時間乘以單位勞動時間的平均社會成本，那麽，姚明一場球賽值多少呢？假如在美國姚明級別的人每小時勞動成本為1000美元，一場球賽按兩小時算，也就是2000美元。
當然，勞動價值論是錯誤的。今天跟70年前相比，最大的差別在於：70年前，一場籃球賽隻有現場觀眾享受，即使門票貴到200美元一張，有1萬名觀眾，主辦方也隻能得到200萬美元的收入，除此之外主辦方沒有其他收入；可是，今天的籃球賽與其說是給在現場的觀眾打的，還不如說是給場外數量達到數億人的美國與中國觀眾打的，這些觀眾可以通過電視、互聯網視頻觀看實況，也可以在比賽之後通過互聯網下載觀看。這種因為電視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經濟和體育打破了國界，帶來了受眾數量級的巨大變化，使同樣一場球賽、同樣多的勞動付出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價值。
所以，姚明每場球賽的收入這麽高，倒不是他比過去的球星多做了什麽，而是現代科技和全球化秩序幫他做了很多，使他的人力資本增值，讓他的勞動所能帶來的價值大幅提升。
換言之，現代技術和全球化使“贏者通吃”更上一層樓。過去，各城市、各地區都有當地的籃球明星、排球明星、足球明星、乒乓球明星等等，雖然大家更想看世界明星的比賽，但是由於交通運輸障礙、電視與視頻的不存在，絕大多數球迷的夢想不可能成真，因為世界明星不方便經常到各地去參賽。所以，以前大家隻能在當地看本地球手的比賽，不會太過癮，但比起沒有比賽可看還是好了很多。當然，這樣一來，各地的地方球星都有可靠的鐵飯碗，不用擔心世界球星搶走他們的本地球賽機會。
可是，今天的電視和互聯網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世界球星上了，本地球手比賽越來越沒人看了，更沒人願意花高價買門票了。從小打籃球、打排球的人要麽進入國家級、世界級，得到類似姚明的高收入，要麽就很快改行。在姚明們和普通職業球手之間，是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冰火兩重天，他們的收入差距比幾十年前拉大了許多倍。
而唱片、錄音帶、影碟的出現也使歌星、影星一下子全球化了，買唱片隻買全國明星、世界明星的，看電影也隻看世界明星的大片。今天有了互聯網下載的便捷之後，演藝界在全球範圍內“贏者通吃”的局麵更被推到全新的高度，在世界級明星和非明星之間的機會鴻溝、收入鴻溝被大大拓寬了。
這種現象不局限於體育界、演藝界，甚至學術界也如此。學術界特別是經濟學家群體裏，也是“贏者通吃”局麵日益加劇。記得原來從北京到長沙，哪怕是特快火車也要將近一天時間，這意味著以前在湖南的經濟和商業會議上，主講嘉賓很少是來自北京的全國知名經濟學家，更多是湖南本省的專家。因為從北京到湖南、再從湖南返回北京需要坐兩天火車，加上開會一天，去一趟要花三天時間，漫長的路途使得再有名的經濟學家也很難一年跑遍全國各地進行會議演講。
今天，飛機大大縮短了全國各地間的距離。2008年金融危機高峰期，我碰到幾位全國知名經濟學家同仁，他們日理萬機，一天出席多場會議演講（包括筆者本人也在此列）。其中，一位同仁周六上午在日本大阪演講，下午在東京演講，晚上回到北京，第二天周日在北京上午下午分別有兩個會議演講，周一上午在天津會議演講，完後奔機場，於下午兩點鍾趕到上海的會議演講，晚上又要從上海飛深圳，周二上午在那裏發言，之後又是哈爾濱，等等。
按照這樣的行程，單個知名經濟專家在三天裏可以去六個省市，出席至少六個會議發言，而二三十年前要三天時間才能去一個省市。可見，現代航空交通使專家學者的生產率提升了至少五倍，他們能跑遍的省市數量和參加的會議數量翻了許多倍。
這樣一來，全國有名的專家學者也是“贏者通吃”，擠掉本來有不少演講機會的各地專家，讓少數全國有名的專家的收入大增，而地方專家的收入機會相對減少。由此看到，專家學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值得慶幸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水漲船高，各種會議的數量也翻了多倍，即使全國知名專家一天跑三個省市，他們也無法囊括所有會議演講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高速增長後，全國性贏者的所得上升得最多，但其他專家的機會也會比以前好很多，隻是相對於最頂尖的專家，收入的距離被科技拉大了。
交通技術、媒體技術改變了人類生活，不僅豐富了我們的所見所聞，拓展了人生閱曆，而且大大提升了生產速度和效率，新型交通使“天馬行空”、“日理萬機”不再是抽象的誇張隱喻，而是我們每天的真實生活。但是，也免不了造成許多其他後果，其中“贏者通吃”被不斷延伸，先是地區內的“贏者通吃”，後是省市範圍內的“贏者通吃”，再後是全國範圍內的“贏者通吃”，現在是全球範圍內的“贏者通吃”，與這一不斷延伸的過程相伴的是贏者與非贏者間的收入距離變得越來越大。
這是貪婪、是資本主義製度所致，還是人類社會日益進步的必然副作用？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否則我們就會對當今社會、經濟做出誤判。
因此，張三在張家鎮、李四在李家鎮可各辦一家雜貨店，但任何一家都不易辦得太大，張家鎮和李家鎮甚至還可容納多家雜貨店。從這種意義上講，正因為每家雜貨店規模都小、需要的創業資本也不多，所以隻要有創業意願和能力，多數人都有機會籌集到所需資金、進入“企業家”階層。
多數人有從事“小本生意”的致富機會，而且這種致富機會人人平等，對於任何良序社會都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培育並維持一個足夠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或“中產階級”的必要條件，也是收入分配不至於太離譜的重要前提。一旦中產階級占多數，社會穩定就是自然的事情，有產者有恒心，穩定會是他們自然偏好。
在這個意義上，正因為以前開飯館、開理發店或者種田的選擇空間比較大，“創業機會”總體比較平衡，所以收入相差沒有現在大。當年的地主也許真的富有，但沒有幾家的收入是普通百姓的幾千倍、乃至幾萬倍。
像十九世紀中國首富胡雪岩，的確超級富有，但紅頂商人不代表社會中千千萬萬夫妻店階層，他們是靠官商勾結，做軍火以及其它跟官府相連的生意而成，或者幹脆就是官商，通過貪汙賄賂積累巨額財富。在官商之外的廣泛社會，巨富的可能性很小，收入差距也沒那麽離譜。在我們的記憶中，傳統社會溫情脈脈，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千千萬萬夫妻雜貨店、夫妻餐飲店，這些夫妻店是中產階級主要的生存形式。
但是，隨著交通運輸與信息技術的變遷，商業和餐飲業也在經曆公司化、規模化的發展過程，夫妻店快速消失。規模化零售公司的直接效果之一是消費者能以更低的價格更方便地買到物品，消費者和創業者雙贏。
規模化零售也給社會帶來挑戰，它們能在全國範圍內統一從生產廠商采購，利用現代物流低成本運往各地，由於它們采購量很大，掌握進貨的定價權，能把進貨價壓到最低，進而能大打價格戰。相比之下，夫妻雜貨店的規模小，它們進貨沒有砍價能力，隻能被動地接受廠商給的價格。所以，規模化公司化零售有極強競爭優勢，夫妻雜貨店很難生存。於是，今天人們作“小本生意”的機會越來越少，中產階級難以擴大。
餐飲行業也大致如此。俏江南、永和大王、麥當勞等連鎖餐飲公司，因其規模優勢，能把各類食物原料進貨價壓到最低，而夫妻餐飲店卻不能。這勢必造成傳統夫妻店被淘汰出局，由各連鎖餐飲公司取而代之。還記得《水滸傳》中的武大郎嗎？不管是武大郎開的酒店還是飯館，都會分別被連鎖酒店和連鎖餐飲取代，武大郎開店實實在在地成了曆史。
在許多“勉勉強強”小規模創業機會不複存在後，張三李四們當然可以挖掘其它創業機會，也可選擇成為國美、華聯、沃爾瑪、俏江南、如家連鎖酒店的職員：隻要這些連鎖公司的收入在增長，張三李四們的工資也能增長，隻是他們不再擁有經營性產權，沒有財產性收入，生活方式跟自己做老板也不同。
總之，零售業、餐飲業、酒店業、手工業這些傳統夫妻店行業，這些年已經經曆或正在經曆“去夫妻店化”的洗禮，由一個個大公司取而代之。社會因此失去了眾多中等收入機會，更多的人被打入工薪階層，讓收入分配、財富分配出現更為嚴重的分化。
隻是這種分化不是因為資本家剝削或貪婪而來，而是企業家利用現代技術帶來的便利，通過規模化經營降低了進貨成本和改善了運營效率。
這樣，他們比傳統夫妻店更能給消費者優惠的價格、好的服務和更多的商品選擇。盡管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擠掉了眾多夫妻店，擴大了社會財富差距，但這是“創造性破壞”，而且其背後並沒有剝削，也不一定是貪婪使然。
也就是說，在沒有股票市場的社會裏，不僅普遍顯得沒錢，而且即使一個創業者已成功，不管他是美國的蓋茨，還是中國的李彥宏、馬化騰，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著收獲創業的果實。
在過去的世界裏，成功企業家也得等上幾代才能成為“萬兩銀子戶”、百萬富翁，而成為億萬富翁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富不過三代”的詛咒會終止創業者後代的收入流。因此，沒有股市的社會裏，再有錢的人家也不會離譜地有錢，收入差距有限。
可是，股票市場改變了財富數量級。股市給上市公司股票定的價，從本質上是對未來的定價，是對創業者創辦的企業之未來無限多年收入預期的貼現定價。現代公司治理讓公司能脫離創始人的有限生命而永久地經營下去，使公司的壽命沒有明確的上限。
於是，微軟未來無限多年收入預期的貼現值可以有2000多億美元，蓋茨20多歲時就成了億萬美元富翁。同樣道理，李彥宏和馬化騰都是30多歲就成為數十億美元富翁。股市讓他們不需要等幾十年、幾代才能實現創業的果實，而是現在就能把公司的未來變現。
以馬化騰為例，從2004年到2011年，騰訊的利潤分別為4.4億、4.8億、10.6億、15.6億、27.8億、52.2億、81億和120億。馬化騰持有騰訊14%的股權，假如2004年至今騰訊沒有在香港上市，也就是說還沒辦法對騰訊未來做定價。那麽，馬化騰的個人財富隻能通過過去的收入體現，亦即大約等於過去這些年騰訊的利潤總和乘以14%，也就是43.8億元。
這裏，我們當然是假定即使騰訊沒上市，其利潤也如2004年上市後的一樣，這一假定在現實中難以成立，但我們不妨以這個為基礎計算馬化騰的個人財富（盡管這明顯是高估了）。由此知道，如果騰訊還沒上市，馬化騰最多隻有43.8億，這雖然也是巨大的財富，但遠遠低於他今天近600億港幣的個人財富，這近600億港幣的財富來源於股票市場對騰訊未來的定價。
這說明，雖然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企業與個人都有未來收入預期，但以前沒有資本市場，沒辦法對未來收入預期做定價，也沒辦法把未來收入轉變成今天就能算數、就能花的財富，因此，過去即使張三創業成功，有很好的未來收入預期，人們也不一定認為他是百萬富翁、億萬富翁。
由此看到，今天有那麽多億萬富翁，部分是資本市場所致，因資本市場對未來做定價而來，是資本市場量化了未來收入預期才有了那麽多的億萬富翁，而不是因為企業家、資本家更貪婪或更剝削的結果。對於由資本市場帶來的這種財富差距幻覺，政策和法律層麵不一定需要做出反應，因為過去和現今社會都有未來收入預期，隻是一個沒對這些定價，另一個對此進行了定價。
但這些因素跟貪婪、剝削沒關係，政府要做的顯然不是去禁止技術革新，更不是去阻擋全球化。因為抑製革新的動力、降低全球化的激勵都會逆轉人類社會的進程。
各國政府可以做的是為社會底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給那些在競爭中不幸運或者天生人力資本不足的人有體麵生活的機會。激勵上升通道、保障底層是上策。除此之外，強化教育和科研，提升全社會的人力資本，是應對現代經濟現實的良策。在國家層麵如此，在個人層麵更是如此，人力資本的價值高於任何時代。
前麵談到的是全球經濟現實，就中國而言，收入差距的惡化顯然還有其它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因素。在中國，三座大山造成了權力關係對收入機會分配的決定作用：
第一，國有資產的壟斷地位，
包括國有企業在重要行業的地位、國家對銀行以及其它金融資源的壟斷、政府對土地的壟斷，政府集中擁有這些資源後權力關係的價值就高，權力支持誰發展誰就能發大財，否則寸步難行；
第二，各行各業都充滿行政審批，行政管製無微不至，
從餐飲、零售到製造業、互聯網、電信、能源、金融、銀行、基金等，得不到審批就無法開業或擴張；
第三，征稅權不受製約，名義上征稅是為了轉移支付、為了二次分配，但在缺乏財政透明監督的背景下，征稅不僅沒實現應有的轉移支付，反而把更多國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給形象工程提供了更多資金。
這些形象工程不僅讓資金錯配，社會就業被抑製，還讓擁有權力關係的群體得到更多超大項目。
在任何國家，政府權力都可以扭曲不同群體的收入機會。但是，當政府不壟斷金融資源、企業以私有為主、征稅權受到製約、行政管製不是無孔不入時，權力就不會有那麽高的價值，掌握權力或接近權力的人不見得能輕易成為億萬富翁，行賄的動力不大，權力就不會是扭曲收入分配的主因。相反，如果在一個國家裏一方麵是政府權力不受製約，另一方麵各類資源、國民收入和審批權又都掌握在政府權力手中，那麽，真的是政府想讓誰成為富翁，他就能成為富翁。
在中國，“贏者通吃”也是越來越顯著的現象，隻是決定“贏者”的第一要素是權力關係，而不是現代技術、全球化或者規模化商業模式。即使有好的商業模式或者現代技術帶來新的發展機會，如果沒有權力關係，你未必能成為富翁。
有意思的是，國有銀行、國有資產和土地集體所有製是權力價值的經濟基礎，現代商業模式使權力關係的經濟價值上升幾個數量級，而資本市場給權力關係變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不需要等好久，當下就能變現。因此，在規模化商業模式和現代資本市場的幫助下，三座大山造就了中國獨特的收入差距與財富分配結構。
在我們思考、討論中國收入差距問題時，不能簡單地回到所謂“公平與效率”、“政府與市場”到底該側重哪一方的老框架上，而是必須看到現代經濟的特征，認清新型行業在創造價值時跟傳統產業的差異，否則在政策層麵難以對症下藥。
尤其是我們不能假定“政府等於公平”，不能認為“如果你在公平與效率中選擇了公平，那麽在政府與市場中你就選擇了政府”，而是要看政府本身是如何組織的，要看權力部門、掌權者是否受到必要的監督製約，否則，把更多資源、更多管製權給予政府，等於讓權力關係在收入機會分配中起更大的決定作用。
當政府權力不受製約時，在“政府與市場”中選擇給政府更多權力，隻會導致更多的不公平，收入差距不降反升。所以，扭轉收入差距的最重要一步是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和國有資產民有化。
來源：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作者：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陳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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