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也有好的革命和壞的革命，那麽，如果評判什麽革命是好，什麽革命是壞的呢？
這裏麵除了生產力的發展外，人均壽命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就是說，如果一個革命政權，在掌權的十幾年中，人均壽命的增長速度較快，就可以認定這是一個好的革命了。因為，平均說來，每一個人活的時間更長了。尤其是，和沒有革命的政權相比較，如果人均壽命增加明顯，那麽革命總是劃算的事情了。這也是因為人的生命是很寶貴的，如果平均來講把每一個人的平均壽命都提高了一大截，這樣的革命真的是很善。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總是有成熟的辦法來誣蔑革命政權的，而且，會把事情說的和真的一樣，每一個人都被反對革命的這種宣傳所迷惑了，其實也是拿人均壽命來做文章，這樣的妖魔化宣傳幾乎是百戰百勝，我其實也沒有什麽好的辦法來對付這個。
比如說，歐洲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前的中世紀年代，人均壽命長期也就是三十來歲。而中國在1949年人均壽命35歲。
假設一個社會，在革命前人均壽命三十幾歲，在革命的頭二十年，人均壽命增長到了，比如說六十歲，則醜化革命的宣傳從何入手呢？這裏的要點在於記憶和時間差。
比如說，一個人現在生活在一個人均壽命為八十歲的社會環境中，而他從前曾經在人均壽命為40歲的社會環境中生活過，那麽，八十歲的社會環境一定感覺要比四十歲的社會環境要舒服得多，或者說，當一個八十歲社會環境的人，講到了四十歲社會環境的生活的描述，那會是可怕的，是不堪回首的。
比如說讀者你，現在突然回到一個四十歲人均壽命的社會環境，你是不是覺得很艱苦，很可怕？那肯定是的，我敢說，四十歲人均壽命的社會，從八十歲人均壽命的社會的人看來，就是可怕的，殘酷的。
現在北京的人均壽命是八十歲以上，但是未來，比如一百年之後，由於科學技術的突破，導致那個時候的人均壽命高了一倍，比如說是一百六十歲，那麽那個時候的人想象今天北京的生活環境，那也是可怕的，殘酷的。
這都是醜化革命的宣傳可以有效地入手的地方。
比如說，某個國家在革命前，人均壽命是三十五歲，在革命後，人均壽命逐年上升，過了二十年，上升到了六十歲。但是，因為人均壽命隻能夠緩慢上升，無可能做到瞬間變成六十歲，尤其是多少億人的大國。因此必然要經過四十歲，五十歲，直到六十歲的這麽一個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和演宣傳就可以抓住其中一個時間點，比如說人均壽命已經上升到四十歲的這個時間點，楞說那個時間點上革命政權犯了錯誤。問題是和演宣傳是在二十年後展開的，那個時候活到六十歲的人，回首往事，也會覺得自己年輕的時候生活悲慘，非常可怕，因此就成了醜化革命政權的人證了。這些六十歲的人可以反複地嘮叨說自己年輕的時候生活多麽可怕，用各種文學形式來進行描述，而聽的人已經身處六十歲人均壽命的環境，當然也會相信，而且似乎，或者說其實也是，事實，這樣革命政權犯了錯誤這一點就被釘死了。
但是這裏麵的不公平就在於，動用了百分之九十的小說家來描述人均四十歲的年代的生活有多麽悲慘，而描述革命前的生活有多麽悲慘的小說，已經不到百分之十，甚至還有一些文人開始將革命前的社會描寫成美好的社會，因此革命就成了災難，成了教訓，成了人們需要世世代代銘記的錯誤和災難。
其實，人均壽命四十歲的時候，因為每一個人平均隻活四十歲就死亡，也可以認為都是和營養不良有關係，通常也是在農業革命提供了足夠的食物之後，人均壽命才能夠上升。在這種情況下醜化革命的宣傳就可以將那個時候的所有死亡的人，都定義成餓死，而且認為是革命政權犯了錯誤導致的餓死，再進一步描述，那就是革命政權成心要把這些人餓死，再進一步，說所有死的人其實都是被革命政權殺死的，因此革命領袖就成了曆史上最大的屠夫。
這裏的不公平在於，在革命前人均壽命從未到達過四十歲，在革命前所有死亡的人就不被定義為餓死，而定義為正常死亡，那之前的所有的國家的頭兒都不說成是屠夫。其實公平地講，每一個社會的人，如果已經超過了人均壽命後再死，就都是正常死亡了，因為，他已經幸運了，已經超過當時的人均壽命而死了。當然，可以站在人均壽命已經六十歲的年代，認為那個年代所有的人都非正常死亡。但是如果這樣定義，則革命前的絕大多數人其實都是非正常死亡的。或者說，在未來人均壽命達到一百六十歲的時候，會認為我們今天的所有人都是非正常死亡。
這樣的宣傳手法，其實是很容易受到革命政權的繼任者喜歡的。因為繼任者也希望人民群眾都說他英明，因此當然喜歡他的前任不那麽英明。否則他的曆史位置在什麽地方？要知道所有的人都喜歡自己的名氣大，這也是革命政權被妖魔化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其實是無法防範的。
如果真要防範，那麽，就應當隻討論人均壽命，一切其它的什麽悲慘小說，都放一邊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