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腔的最大特點是“空”，新詞的最大特點是“鄙”
前者架空了漢語，後者貶低了漢語
文｜羽戈（青年學者）
鄢烈山先生是我尊敬的文壇前輩。有一天他發來消息：剛才見你滿口“逼格”，覺得很不好，以後能不能不要再說了？
這一天是2015年1月26日。當晚，我在朋友圈寫道：“今天被鄢烈山老師批評，此後不再使用‘逼格’一詞（包括這類詞）。立此存照，切記切記。”
一約既定，萬山無阻。這不僅出於對前輩的承諾，抵製語言的低俗化，我更想挑戰一下自己。此前持戒，最成功的是戒四國軍棋，餘者如戒酒、戒晚睡，往往半途而廢，立誌戒一個月，隻能苦撐大半個月。所以我要試試，此次戒“逼格”，能堅持多長時間。
這可歸入“髒話戒”。如你所知，所有戒中，髒話是最難戒的一種，因其在多數時刻，都是無意識的產物，不比戒煙、戒酒等，大抵可由意識控製。猶記當年，髒話連篇的蛋總常常發誓：“我操，我他媽再也不說髒話了！”這於是成為了我們寢室的經典笑話之一。
持戒至今，一年將近。這期間，有好幾次，“逼格”已經起於心底，奔至喉嚨，直欲噴薄而出，好在最後關頭，意識占據了上風，未將這個詞宣之於口，而換作“格調”等。就結果而言，我把持住了；然而若論持戒在心，終歸還是犯戒。最理想的境界，則在於心中壓根不起“逼格”一念，就像這個詞誕生之前那樣。
這實在太難了。你自己可以不用“逼格”，卻無法禁止他人使用。作為這個時代的流行語和關鍵詞，“逼格”已經成功取代“格調”，飛入尋常人口，對此，沒有人能夠聽而不聞、視而不見，但有所見，必入內心，化作雜念，破壞持戒。
2014年秋季蘋果新品發布會上，一句廣告語引起輿論狂歡。有中國網友將這句話翻譯為“比逼格更有逼格”
詞語，尤其是新詞（舊詞生出新義，亦屬此列），正可視為時代的投影。不妨說，有什麽樣的時代，便有什麽樣的詞語，時代的性質塑造了詞語的麵目，反過來，詞語的流行將改寫時代的風貌，甚至會支配時代史的書寫。從“格調”到“逼格”的轉型，當作如是觀。遙想當年，“格調”一詞隨保羅·福塞爾《格調》一書而風靡，正呈現了那個時代的格調；彼一時此一時，當“逼格”及“*****”“撕逼”等盤旋於今人嘴邊，則呈現了現時代的格調，不，逼格。這兩者之間，相隔還不到二十年。
以“逼格”為基點，我們將會發現，這個時代的新詞，特色之一，即不脫“逼”“屌”“婊”等字眼，尤其是“婊”字，簡直百搭，可與許多名詞配對，如“綠茶婊”“心機婊”“聖母婊”“道德婊”等。再加上傳統的“賤人”“賤貨”等，共同構成了時代話語的低俗氣質。也許有人不喜“低俗”這個詞的政治意味，那麽我們可以換一個說法：粗鄙。
我不認為，說髒話就是粗鄙。這得看髒話的性質、言者的意識，以及對他人的傷害。蛋總平時滿口髒話，曾被我譏為“生殖器長在嘴上”，與之對談者大都不以為忤，因為他說“我操”“我日”等，隻是為了強化語氣，並無辱罵對方之意。現在這些言必稱“屌絲”“窮逼”“綠茶婊”的人呢，幾乎每一個詞語、詞語的每一筆畫，都充滿暴力屬性，以淩辱、攻擊為目的；而且話語暴力的運行軌跡，往往不是弱者反擊強者，而是弱者內部自殘，或者說，弱者折辱更弱者。這正應了魯迅在九十年前的批判：“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
2013年4月，西安女青年街頭呼籲停止“綠茶婊”等語言暴力
試看這個時代最流行的標題：“致賤人”、“致Low逼”、“致道德婊”……當它們像蒼蠅一樣爬滿日漸華美的手機屏幕，我則百思不得其解：難道我們的漢語貧瘠到這等地步，若不用“逼”“婊”，便不足以精確表意，甚至不會正常說話？難道我們的心理疲乏到這等地步，隻能在“賤人”“Low逼”的粗鄙之中尋覓施虐與受虐的快感？難道我們的思想冷酷到這等地步，必須以諷刺、羞辱的方式表達憤怒和憐憫？
這背後，還是那個老話題：相比說出了什麽道理，說理的方式，即怎麽說理，其實更為關鍵。這也正是為什麽我一直強調，閱讀胡適、王小波等，相比說理，更應該關注他們怎麽說理。
話說回來，“逼”“屌”“婊”等新詞的流行，不能單單歸罪於“致賤人”、“致Low逼”的作者，對一些作者而言，不是他想寫什麽就寫什麽，而是讀者和市場需要什麽，他才寫什麽。如果“賤人”不能吸引眼球，他可能會改寫“致聖人”，如果“Low逼”不能激起波瀾，他可能會改寫“致土豪”。所以說，漢語的粗鄙化，乃是這個社會的共同罪行，大概隻有像鄢烈山先生這樣“有心挽狂瀾於既倒的悲壯之士”，能夠免責。
這一百年來，漢語所承受的苦難，累加起來，可能要重於此前千年。粗鄙化是一端，黨化官腔所帶來的戕害則有過之而無不及。盡管偉大領袖慧眼如炬，未雨綢繆，早於1942年便撰文《反對黨八股》，然而我們的政治語言，依然深陷八股的泥沼。陳雲《官腔》一文總結道：“新式官腔以合成複詞為主，舍具體而用抽象（preferring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將天然言語變為工業程序，意圖削弱民眾的詞匯，令其思想與感情貧乏，易於擺布。”邱科夫斯卡婭對蘇聯官腔的批判可為參照：“試讀他們的通知、決議、報告、評論，不帶前綴‘不’、‘非’或‘反’、不帶後綴‘論’、‘主義’或‘者’、‘分子’的詞，在他們簡直是沒有的。”
試舉一例。譬如“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找準深化改革開放的突破口，明確深化改革開放的重點”這樣的官員講話與社論語言，不僅囉嗦，而且空洞無物，完全可以簡化為“改革要科學決策，協調措施，找準突破，明確重點”，雖然依舊空泛，至少讀來會順口一些。
《中國周刊》曾將這個時代定義為“粗鄙時代”，並斷言，最糟糕的粗鄙，是“強者愈粗，弱者愈鄙”。就語言而論，官腔的最大特點可謂“空”，新詞的最大特點的確是“鄙”。前者架空了漢語，後者貶低了漢語。前者使漢語淪為稻草人，後者使漢語淪為侏儒。二者合力，則使社會斷裂：上半身空虛，下半身腫脹。
當漢語江山花果飄零，支離破碎，陷入重度汙染，我們能做什麽呢？我的批判，最大意義隻能是反躬自省，反求諸己。基於此，我願繼續守護與鄢烈山先生的約定，並試圖證明，不用由“逼”“屌”“婊”等所構成的新詞，正如不用那些官腔，我們依然能正常說話。也許我們所缺乏的不是正常說話的能力，而是正常說話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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