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1970年訪華文章——《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國醫療革命》——可以與關於醫院票販子的文章對照著讀
（意大利《時代》周刊編者按：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發自北京的通訊向《時代》雜誌的讀者介紹了中國的保健組織的作用。談到了古老的針灸和大規模的節製生育運動。）
在我過去的一個老朋友林巧稚大夫的陪同下，我們來到一個醫院的診室。一個婦女正準備流產。她是個年輕工人，微笑著歡迎我們。他們沒有給他麻醉，隻是在耳輪上紮了兩根針，這是一種新的針灸無痛療法。
身體瘦小的林大夫已經到了退休年齡，但她仍然精力充沛。她是中國醫學科學院的成員，北京一個高等醫學院的教師，現在，她每天都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四到六個小時。文化革命期間這所醫院正式改名為“反帝醫院”。這個醫院的工作人員，包括醫生、護士、職工，百分之六十是女的。在產房和婦科，女的占百分之九十。“反帝醫學院”的學生是男女各半。
病人很高興地允許我把流產手術的情況拍攝下來。腳踏開關一開，電吸引器就開動起來。這種方法已在中國的七千萬個農村公社的診療所裏正式使用。林大夫解釋說：“這是一種簡便的方法，實際上也不痛，而且不出血，不會產生副作用。”
手術進行過程中，這位懷孕的婦女告訴我說，她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不想再要了。在中國，勸告人們最多要兩個孩子，結婚的理想年齡是女二十五歲，男二十八歲。這種“勸告”尚未被所有的人接受，但是，誰要是不接受這種“勸告”，人們就會以不讚同的眼光來看待他。
我用漢語問她：“疼嗎？”病人搖搖頭，微笑著。她說，要靠毛澤東思想。也許是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到十分鍾，她從手術台上下來了。
幾天之後，我的妻子和我又到這裏來看另一次流產。這次是給一個二十九歲的婦女做流產手術，她是一個電子管廠的工人，已有一個六歲的男孩。這次仍然是用針灸來麻醉。這個婦女的樣子象是什麽都沒有感覺到，人們告訴她手術做完了，她也感到吃驚。她坐起來說：“現在我可以休息兩周，也不扣工資，但是，我想今天下午就回廠工作。我感覺很好。廠裏需要我。”林大夫要她至少躺下休息半小時，然後再回去工作。
“文化革命”使人口增長率上升
流產是免費的，而且隻要女方提出要求就可以。避孕藥也是免費供應的，從一九六八年起，在中國很流行的每月吃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的方法越來越代替了避孕環和其它的避孕辦法。所有的醫療組織，從巡回醫療隊到“赤腳醫生”，到軍醫，都宣傳節製生育，散發避孕藥。避孕藥的需求超過了目前的生產水平.
我們仍由林大夫陪同下參觀了產房，看了看在嬰兒室內正在熟睡的嬰兒（在中國，百分之九十是順產，難產時就用針灸或者別的麻醉辦法）。接著我們來到癌症病房。林大夫解釋說：“過去，絨毛膜上皮癌被認為是不治之症，但是現在，我們使用了一種新的化學療法，大約百分之六十的患者得救了，其中包括癌擴散到胸和別的器官的病人。”
林大夫作為誌願到農村巡回醫療的醫生，在長江以南的湖南省的一個公社裏度過了六個月，不久前剛回來。她在那裏培訓了一些接生員和“赤腳醫生”。大多數城市醫務人員都要到內地的各省去，在農村的公社進行醫療，教會農村的年青的“赤腳醫生”進行幾乎是護士學校畢業的人所能進行的醫療工作。這些“赤腳醫生”同農民一起勞動，培訓她們所用的費用由公社的大隊支出。
林大夫說：“農民更願意要“赤腳醫生””，而不願意到醫院或巡回醫療隊去。當然，哪一種都是需要的，但如果是小病和輕傷，需要的是“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還是計劃生育方麵的主要教員。”
在中國的一個醫院的這次參觀看到了正在發生的重要變化的兩個方麵：大量推廣和使用節育的一切實用辦法；大批城市醫務人員到農村去，以便“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實際上現在是遵循毛澤東向醫務工作者指出的四個指導原則行事的：第一、預防為主；第二、滿足工農兵的需要，不管他們在哪裏；第三、通過醫療實踐把農村的保健事業同城市的保健事業結合起來；第四、傳統的中醫（針灸和草藥）同西醫相結合。
“ 預防為主”不僅是指的計劃生育。關於這個問題還需要再談幾句。一九六四年，周恩來總理對我說，他的政府還希望，從一九七零年起，人口增長率降到百分之二以下。在我最近一次訪問中國時，權威人士告訴我說，一九六六年的增長率就降到了百分之二以下，後來，在文化革命期間又增長了。學校重現開學，重整紀律，再加推廣了避孕藥，現在，人們認為，人口增長率又重新降下去了。
二〇〇〇年中國的人口將達十億
林大夫告訴我，每月吃二十二天的那種避孕丸沒有任何副作用。如果（二十二天裏）每天都吃的話，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是，絕大多數婦女仍然不夠經心。所以現在在繼續研究一種一個月隻吃一次的理想避孕丸。據林大夫說，從一九六九年起，全中國的勞動者就在試驗用這種避孕丸了。僅在北京就有五千人在節製生育方麵進行試驗，其中有醫生、研究人員及其家屬。“一月吃一次的避孕丸”現在經鑒定是完全有效的，隻有百分之二的人的內部器官不能適應這種藥。
林大夫對我說：“我們的研究小組，我們叫作計劃生育戰鬥組，也在研究新的長期避孕方法。我們還在試驗一種三個月吃一次的避孕藥，我們還想搞一種有效期為一年的避孕丸或著注射劑。”同時，他們也在試驗男女都可用來避孕的草藥注射劑。
男子絕育（有了兩個孩子之後）是受鼓勵的，是自由的，但並不流行。在北京，大約百分之七十生育年齡的婦女在避孕，三分之二的人服用避孕丸。在首都周圍的農村，一百個成年婦女中有四十個服用避孕丸。
沒有公布過全國的人口增長統計數字，而各地的數字又因地而異。比如，一九六九年，“大北京”的增長率是百分之一點六。現在，中國的人口在七億五到八億之間，因此，就是百分之一的增長率也會使中國的人口在二〇〇〇年增加到十億。
周恩來總理向我提供的中國全國生產數字表明，人口的大量增長還是在令人擔心的界限之內的。但是，這一增長率如果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話，這樣按人口平均的收入就會大大增加。
現在，我們換了一個地方。這是另一個大醫院，有六百個床位，十三個科，每天接待三千多病人。這個醫院過去是由俄國人建立和領導的，那時叫作“友誼醫院”，但在文化革命期間改為“反修醫院”了。在參觀各科之前，我們先在一個長桌邊坐了下來，同時就座的還有北京市衛生局革委會的一名代表王康久，人民解放軍駐醫院宣傳隊的兩名負責人（即革委會領導人）以及我以前就認識的著名兒科專家張煒遜，他現在在很遠的一個公社的“貧下中農”組成的生產隊裏進行體力勞動（他們讓他回來休息幾天），另外還有十一個人，有的是革委會成員，有的是醫務人員。
王康久在衛生局給我搞來一些大家都感興趣的數字。北京這個“特別行政區”有六百萬人口，十七個市級大醫院，三十個縣級醫院，總共有兩萬九千個床位，包括公社醫院和工廠醫院的床位。有八千六百名西醫醫師（比一九六零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九），大約有兩千名實踐鍛煉出來的中醫。
（今天，中國可能有十五萬大學畢業的醫生，其學習年限是六年，也許有四十萬“中級醫士”，其學習年限是二到四年。）
蒼蠅和蚊子差不多絕跡了
自一九六〇年以來，大部分流行病和傳染病已被消滅或被控製住了。由於群眾的合作，在完全清除了賣淫現象之後，性病已經絕跡。小兒麻痹症、麻疹、傷寒等疾病也已經用疫苗和一些衛生措施預防住了。蒼蠅和蚊子差不多絕跡了。這些都是真事。
王康久現在向我談了最近的“革命的變化”。他說：“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曾經說過：衛生部是城市老爺部，必須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我們現在正在學習和具體執行毛主席的這一指示。最近三年裏，我們已經把北京的三千六百名醫務工作者下放到了農村。我們還組織了六千人的四百三十個巡回醫療隊到四川和內蒙進行醫療。我們的醫生、護士和工作人員輪流參加這一工作。”
王康久繼續說：“北京有一萬三千‘赤腳醫生’。”
除了“赤腳醫生”以外，各醫院還培訓“紅衛醫”，他們被分到郊區或工廠的衛生所去工作，另外還為人民解放軍培訓“衛生員”。
“去年，這個醫院有九十六名醫務工作者下放到農村，他們在那裏紮下根來。我們有三分之一的人分批在外麵巡回醫療。巡回醫療隊有四個任務：直接為群眾治病；培訓醫務人員；培養醫務工作者的革命思想；同工農兵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一起批判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公社是集體所有製，社員有醫療費來醫治疾病。在城市，醫院在國家幫助下同工廠和其他組織訂立醫療合同。勞動者隻付飯費（每天是一百三十到一百九十裏拉），住院期間的其餘費用都不要付。
我轉向從農村回來的張煒遜，他有一點駝背，古銅色的皮膚，兩頰深陷。三十年前我就認識他，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任教，他是一個激進的學生。他出生在國外，曾在美國學醫，後來回到中國參加工作。我有好多年沒見到他了。
“老張”，我問他，“你從北京帶了什麽東西去？”
“我是我們醫院下放到公社的九十六名醫務工作者中的一名”，他用英語回答說，“現在，我在大興縣采育公社的一個生產隊工作。我們這個生產隊有八百人。”
“我知道我是反動的”
“是誰讓你去的？”
“誰也沒有讓我去。是我自己要求去的，以便同農民相結合，改造思想。以前，我是這個醫院的兒科主任和副院長。直到文化革命前我並不知道我是反動的。在巡回醫療隊工作時我才第一次知道，農民是多麽需要醫藥。我是下去參加體力勞動的，但農民知道了我是一個醫生後都來找我治病。最初他們叫我先生，把我當知識分子對待。當他們要我治病時就說“請您”。我白天黑夜的同他們一起播種和收獲。現在他們叫我老張，這是大家都一樣的稱呼。同他們在一起我感到很好，我決心再也不離開他們了。過去，我脫離政治，脫離群眾，我不會針灸，不懂中醫，現在我會了，而且很頂用。我學會了很多東西，城市生活我一點也不留戀了。我培養了一些全是當地的人們很需要的醫務工作者。在農村有很多事要做。”
我所說的這些隻是我同醫生、護士、病人和革命委員會委員進行的談話的很少的一部分，但我認為，僅這些就足以使人了解，在中國，在醫療從主要為城市服務和個人成名成家轉為麵向廣大的市鎮和內地農村的時代，醫療衛生是一種什麽樣的風氣。這些地方的人口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中國共產黨人的權力就是這些人給的。
老張說：“農民們都無限熱愛毛主席。”在我訪問過的十多個公社，我沒有聽到同老張所說的相反的話，但並不是說所有的農民都已成了典型的社會主義者，毛本人對農民在思想深處已經拋棄了變成資本家的願望不抱任何幻想。關於這一點以及有關公社的其它問題，我將在另一篇文章裏再談。
（節譯自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意大利《時代》周刊）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