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期，團中央宣傳部在團中央官方微信中推出青年網絡公開課——“青課”，首講由前《文匯報》長期駐法國記者、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鄭若麟與青年探討“精神殖民”話題。
鄭若麟先生在法國度過了二十多年，對西方文明有著從理論到實踐兩方麵的深入了解。他一方麵向中國讀者介紹法國，另一方麵則向法國民眾講解中國，為此還在法國直接用法語出版了一本介紹中國的書：《與你一樣的中國人》。
近年鄭先生回到國內定居，猛然發現，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在各個方麵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在精神領域，我們卻處於某種“不設防”狀態，西方對我們的“精神殖民”正在悄悄地掩土重來。他觀察、研究，最終形成了一聲疾呼：麵對西方對我們的精神殖民，築起我們新的長城！鄭若麟先生向我們表示，我們不應因為麵臨西方的精神殖民而關閉國門。相反，我們要進一步開放。一種文明隻有在與外界的交流中才能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但我們一定要有自我意識，要知己知彼，要學會做自己文明和精神的主人。
本文部分內容發表於《文匯報》，觀察者網特刊載全文，以饗讀者。】
175年前，我們的國家處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慘境地。大英帝國用一場鴉片戰爭強行撬開了中國的大門。由此，中國人民開始了一場漫長的反對外國征服的鬥爭。到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在上海這片中國的土地上還駐紮著11支外國軍隊。正因為如此，一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國對自己國情的判斷，是處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
今天，在軍事、政治、經濟、金融等各個領域，我們的國家已經真正掙脫了殖民主義者的鎖鏈，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我們是世界上九個核國家之一，再也沒有任何外國能夠在軍事上征服中國。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在金融領域雖然經曆了風風雨雨，但至少到今天為止我們仍然可以說，我們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掌握著我們金融主權的大國。
但是，今天我要談的是另外一個領域：精神領域。
我先要推薦兩本書：《被顛覆的文明：我們怎麽會落到這一步》和《誰在導演世界》。作者是邊芹。我下麵要談的問題，在這兩本書中都有著非常精辟和深入的分析、解讀。有興趣的朋友不妨一閱。在精神殖民領域，我還沒有讀到比這兩本書更好的作品。
我在這裏要提出的問題是，在精神領域，我們是否也已經徹底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狀態？我今天想大喝一聲的是：國人啊，你們要警惕，對我們的精神征服還在繼續。
在生活中我們可能對這樣的現象早已熟視無睹：
有一次我進入一家你們一定知道的大型商場。我驚訝地發現，一眼望去，我竟看不到一家用中文標明店名的商店。我們想買房子，到市場上一打聽，不是“牛津花園”、就是“劍橋小鎮”，再不然就是“拉菲水岸”什麽的……打開電視，跳進眼簾的是頭發染成金色的節目主持人。朋友間談起來，成功的標誌往往就是某某某移民國外、某某某嫁給了外國人。當我們在生活中遇到一件不順心的事時，我們經常會脫口而出：要是在國外的話……言下之意，外國真是天堂啊！
我曾經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法國某個社會現象頗有微辭。結果有一位朋友給我打電話說，“你能不能別再整天批評西方了？你把西方說得那麽不堪，那我們還有什麽希望啊？”我當時沒聽明白。我說的不是事實嗎？他回答：“是事實也最好不要說了。你說來說去，把西方說得那麽壞，那我們還有什麽希望啊？”我真不知道是從什麽時候開始，西方竟然成了我們的希望。後來我才發現，這種想法在我們的同胞中間還是相當普遍的。很多人將今天我們國家所存在的很多令人遺憾的事，都寄托在“西方可以成為我們的未來”，寄托在將來某一天我們全盤“西化”之後，一切難題便會迎刃而解。所以，他們聽不得或者拒絕一切有關西方的負麵的消息。
這就是我今天要剖析的典型的被精神殖民的“病症”。
出現這樣一種現象並非偶然。首先是我們自己出現了偏差。
1985年我第一次出國，來到法蘭西共和國。當時我在國內的工資是56元人民幣，人民幣當時與法國法郎的兌換率是1.2:1，一法郎可以兌換一元二角人民幣。我到法國後非常吃驚地看到，當時法國的最低平均工資是4400多法郎。也就是說，一個在法國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他的最低工資也可以拿到5000多人民幣。而我作為一個中國社會收入並不低的階層，我的工資僅僅為56元，也就是47法郎！當時因為我在巴黎到處看到日本電器產品的廣告，於是就起了一個念頭，想找一件“中國製造”。我把巴黎幾大商場翻了一個遍，最後才在春天百貨商店裏找到一件“中國製造”：是上海生產的一個小玩具鋼琴，價格正好是47法郎。當時這一事實對我的衝擊和震撼，大家可以想象得出來。
於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大多以“向西方學習”為己任，包括我自己。我們當時真是昏了頭了，我們忘記了我們過去被征服的曆史，我們開始認為，我們被征服不是他人的錯，而是我們自己的錯，我們對自己說，落後就要挨打。好象先進就必然地擁有了征服和奴役他人的權利似的……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我們並不知道，西方有一個傳統來自於《聖經》：照我說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也就是說，他們言行並不一致。他們並不想告訴我們他們強大的真實方法。相反，他們告訴了我們一整套似是而非的“理論”……但是，我們當時是那麽著急地想複興我們的國家，於是忘記了我們祖先“聽其言、觀其行”的教誨，囫圇吞棗地將西方告訴我們的現代化理論全盤照收。直到今天為止，我們的很多“專家”，實際上是背誦西方文獻水平最高的人。他們並不了解現實中的西方，而把西方告訴我們的書本上、理念上的、傳說中的西方，當成了西方的現實。他們背誦西方文獻的“水平”是如此之高、對背誦本身是如此地熱忱，甚至於當中國的現實與西方理論不符時，他們也不認為是西方理論有偏差、有局限，相反認為是中國的現實不對！結果他們受到西方的熱烈追捧，因為他們在為西方代言，在為西方洗我們的腦子，在為西方征服我們而充當先鋒。
於是，我們不知不覺中就在腦海裏構築起上麵提到的那種“西方就是我們的希望”的藍圖。這就是在精神上被殖民的前兆。
精神被殖民有三個特征。第一是自認征服者為我們的精神主人；第二是自覺接受征服者對我們的權力；第三是根據征服者的意願改變自己的一切。
自認征服者是我們的精神主人，相對而言我們可能比較容易理解。不知從何時起，評價我們電影水平的，不再是我們的票房，不再是我們的金雞獎、百花獎，而是奧斯卡獎，是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獎。一部票房成功的中國電影，要是沒有獲得奧斯卡提名，在我們一些影評人口中，便是“進不了奧斯卡殿堂的低劣之作”；而當一部戛納電影節獲獎的作品在中國票房慘淡的時候，我們的一些影評人又認為，“中國人的素質怎麽這麽差，竟不懂欣賞高水平的文藝片？”同樣的現象也存在於文學領域。曾記否？一個“用戲弄和不加掩飾的快感，揭露了人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麵”，一個描述“驢子和豬的叫囂淹沒了人的聲音”的國度、一個認為我們的國家“沒有真相、沒有常識、更沒有憐憫”，隻有“魯莽、無助和荒謬”的作家，因為被授予了一個外國的文學獎，也就風靡一時……然而大家知不知道，外國讀者讀了這位作家所描寫的中國“豬圈般的生活”，隻會對我們更為蔑視：你們居然崇拜把你們描述成“豬”的人，隻因為我們給了他一個隻值幾個美元的獎……
在太多的領域都是如此。我曾遇到這樣一件事：在一次談到普利策獎時，有聽眾不知，便問是什麽獎；我的一位中國同行居然這樣回答：普利策是咱們新聞界的最高獎！“咱們新聞界”？還是“最高獎”？這種自覺將自己和西方劃歸在一起的言論無非是為了凸顯西方和自身的優越性。
事實上，我們還可以舉出無數的例子。比如在生活中盡可能不用中文、遠離中文。我曾經想購買一隻中國產的陀飛輪手表。大家知道，陀飛輪手表是目前世界上做工最為精細的手表，隻有中國和瑞士能夠製造。但中國的陀飛輪手表，一個是海鷗牌，另一個呢？大家知道叫什麽牌子？我留一個謎給大家。總之，一談到中國手表，我們聽到的是羅西尼、依波、君斯達、寶時捷、雷諾……又比如在生活中的一切都以外國為最高、最優、最佳、最先進……動不動就是“這是進口的”，盡管我們的華為早已躋身世界名牌的行列，盡管我們的高鐵已經是世界第一……然而這些並不能激起國人的自豪感，依舊會不自信地問自己：國產的東西有那麽好嗎？
啊，這是日本的馬桶蓋……
精神被殖民的第二個特征是：自覺接受征服者對自己的權力。
我在法國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我也參觀、訪問過很多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在我去過的國家，幾乎沒有例外，都是其國民在任何領域都擁有優先權。大概隻有在中國，“外賓”才享有一切優先於中國國民的權利。我曾遇到過這樣一件事：我因為在法國直接用法語撰寫、出版了一本書：《Les Chinois sont des hommes comme les autres》，法國媒體還做了報道。於是國內有一家涉外出版社就找到我，與我商談，邀請我做他們的簽約作者，條件非常優厚：我繼續我的外語寫作，出版社給予我一定的津貼。等我的書在國外出版後再購買我的版權在中國出版。一切談得非常好。等到要簽約時突然問我，鄭若麟先生您是什麽國籍？我說，當然是中國國籍。對方立即回答：啊呀對不起，我們這個合同隻對外籍人士有效。你是中國國籍，對不起，我們不能簽這個約。這樣的事我還多次遇到，大抵也是因為我的“中國國籍”而遭到了“排斥”。
這種自覺自願地接受外國人對我們的權力，世之罕見。我們是一個乒乓球大國。但在製定乒乓球比賽規則上，卻顯然沒有相應的分量。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外貿近幾年來一直處於前三位，有幾年甚至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但是在製定國際貿易規則上麵，我們也沒有多大發言權。我們總是滿足於他人製定規則，然後我們在規則範圍之內去努力適應、掙紮，去奪取金牌。不像美國，一旦在現行規則下無法再奪得金牌時，那就改變規則。改變規則去奪金牌，是一個霸權國家的邏輯。而我們則是在他人製定的規則下，接受他人對我們的權力，改變我們自己去奪金牌。兩者之間的優劣是一目了然的。當然，我們打“太極拳”的本領確實超群，以至在他人製定的規則禁錮之下，也照樣能拿金牌。但是，我們不能永遠讓他人來製定規則我們來適應。奪取金牌數量永遠不及製定金牌規則來得重要。
在生活中我們大約也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談話：某某某的女兒嫁給了老外！羨慕之情往往溢於言表。本來，跨國、跨種族的愛情故事應該是感人至深的。也是不應該有什麽爭議的，如果真有愛情的話。然而問題在於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對涉外婚姻投來的那種羨慕之極的目光，卻是極其不正常的。我在網上看到過一個排名，部分國人外嫁選擇優先的是“白人”，其次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黑人”，然後是阿拉伯人等等，將我們自己的種族黃種人則排在了最後。在任何一個社會，跨國婚姻都存在，但在大國中以此作為驕傲的資本卻是很少見。
精神被殖民的第三個特征是：根據征服者的意願改變自己的一切。
本來，“師夷長技以製夷”，或者“師夷長技以自強”，都是為了學習世界先進文明之長處，來保證我們能夠與時俱進。本來這是無可非厚的。然而從“師夷長技”到“崇洋媚外”僅僅一步之遙而已。今天的我們幾乎竭盡全力地要根據征服者的意願來改變我們自己的一切，這就成了典型的崇洋媚外而不再是師夷長技了。
改變我們的一切甚至包括放棄我們已有數千年傳統的一些絕技，是另外一個典型例子。比如中醫。當以經驗積累為特征的中醫遇到西醫“科學”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時，我們寧肯放棄對數千年經驗積累的信任，改變我們的以治本、預防為主的理念，進而承認中醫不“科學”。這又是一種典型的被精神殖民的現象。事實上科學未能解釋的東西太多了。信奉一神教的西方就絕不會以科學的名義來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的世俗化是一種政治行為，而非科學使然。因為宗教信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西方主要國家的文明特征。他們永遠不會放棄。我們又為什麽要放棄我們的傳統，我們的中醫，我們的文化傳承呢？
我們近年來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是“與國際接軌”，改變我們的製度以向“國際標準”、“國際慣例”靠攏，也是“真理與謬誤隻有一步之遙”的典型例子。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介紹法國國民議會是如何在1973年1月3日、在“與國際接軌”的精神指導下，通過了一條法律《銀行法》，從而走向今天深陷公共債務經濟的深淵。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讀一下。與國際接軌，要看接的是什麽樣的軌。而事實上錯誤的軌道太多了。其中有很多甚至是西方故意給我們預設的。
最極端的例子當然就是：全盤西化。全盤西化是一種典型的“拔著自己的頭發想離開地球”的舉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不可能與其曆史傳承做一個絕對的、全麵的、徹底的切割的。全盤西化就是一種接受外來精神殖民，從而自覺地將自己的文明徹底摧毀的極其荒謬的主張。與自覺接受“殖民三百年”來改造自己的主張如出一脈。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國，這種自覺地接受外來精神殖民的國民，卻似乎並不在少數……
因此，下麵的問題就是，為什麽我們會落到這一步？
我們知道，西方文明以一神教為基礎。大凡一神教文明都有一個特征，就是將世人分為兩類：信教的上帝的子民，和不信教的異教徒。上帝的子民先天就有一個任務，就是將“迷途的羔羊”帶回上帝的懷抱。也就是說，一神教文明的特質，是一種征服文明。
歐洲在經曆了中世紀的黑暗之後，一旦條件成熟，便開始向海外殖民。派出的第一批先驅，正是有著傳教任務的傳教士。很快，隨著大英帝國率先完成工業化革命後，在軍事技術上白種人突然以無可比擬的優勢壓倒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殖民征服便大規模地拉開了帷幕。大英帝國征服美洲，進軍印度，蠶食非洲，最後來到東方古國中國，開始了征服中國的漫長且充滿了火與血的曆程。然而，中國人民的頑強抵抗，使中國避免了印度那樣全麵淪為殖民地的命運。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將全部外國軍隊趕出了中國（蘇軍1955年撤出旅大），從此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獨立於外國殖民主義者的偉大國家。
但是征服文明是不會放棄其征服使命的。就像一頭肉食動物永遠是要獵取其他動物一樣，我們無法改變征服文明的本性。當然，我要請大家注意的是，說老虎是一種肉食動物，並不是說我們就無法與老虎和平相處。隻是我們作為一種長久以來已無擴張野心的草食動物（用大熊貓來形象是再貼切不過了），我們必須警惕和防止被老虎吃掉。今天，西方在軍事上打敗中國、在政治上馴服中國、在經貿上操縱中國、在金融上控製中國……都已不再可能的時候，還有最後一個領域西方並沒有放棄，那就是在精神上殖民中國。
要在精神上殖民一個國家，有三大重要的法寶：用新聞報道來解釋（或更確切地說是虛構）你的現實，用廣告來構築你的理想（或更確切地說是構築你的幻想），用電影來定位（或更確切地說是重新定位）你的曆史。至於書籍，那是對社會上層的精神洗腦工具。我們今天主要討論的是涉及大眾的精神殖民問題。所以暫且將書籍放在一邊。
大家不知道是否意識到，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已經不再是通過我們自身對生活的直接體驗和感觸，而是主要通過媒體上的新聞。新聞告訴我們一個我們所不了解的世界。新聞是向世人解釋（甚至虛構）現實的一個有效工具。可以說，我們每天對世界現實的認識，大致就是大眾傳媒告訴我們的“電視世界”、“互聯網世界”或“紙媒世界”；媒體告訴我們的這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虛擬的世界”，對我們的影響早已超過我們自己切身體驗的真實世界。
本來，我們中國人生活是否幸福，應該是我們才最有發言權。但現在已經不是了。外國媒體恰恰就是通過新聞報道來告訴我們，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民主”的西方世界則是人間天堂。大家知道，西方媒體在談及中國時，90%以上都是負麵的。久而久之，中國的負麵新聞就成為我們心目中的“中國現實”。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種說法：西方的媒體都是以批評為主的。所以西方負麵報道中國也是“正常的”。每次聽到這種判斷我都會反問：你做過調查嗎？事實上我做過多次統計。法國媒體在報道其本國新聞時，絕對是以正麵報道為主，比例大約是70%左右。但問題是，法國媒體在涉及中國的報道時，幾乎90%以上是負麵的。一正一負，其洗腦效益是非常高的。
大家知道，有這樣一句話，據說是基辛格說的：“誰控製了石油，誰就控製了所有國家；誰控製了糧食，誰就控製了所有的人。”我想加一句：“誰控製了媒體，誰就控製了你的思想！”所以，媒體通過對新聞事件的報道，已經成為一種真正的洗腦工具。大家知道為什麽在西方隻強調新聞自由，而從來不提民眾的“知情權”嗎？因為絕對的新聞自由就意味著不需要對事實負責。如果沒有事實來製約新聞，如果不是絕對嚴格地對事實進行實事求是的報道的話，那麽造謠也將是自由的。因此絕對的新聞自由就使大眾傳媒成為一種洗腦的工具。所以，我在這裏請大家謹記：隻有自然發生的事件，沒有自然形成的新聞，對某一事件“是否報道”、“如何報道”以及“如何評論”本身就是一種洗腦方式。之所以西方隻對發生在中國的負麵事件進行報道，就是為了在世人麵前將中國描述成一個負麵的國家。這是對中國進行精神殖民的第一步：摧毀中國民眾的自信心。
當今世界的國際新聞現存“秩序”是：從美國（西方）而來、朝美國（西方）而去。發生在美國（西方）的一切都是新聞，而發生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新聞，則隻有當美國（西方）關注的時候，才會成為新聞。正因為這一新聞秩序，使得美國（西方）主導著全球的新聞報道，使得美國（西方）對世界的認知，在潛移默化中成為我們對世界的認知。當這一認知成為現實時，我們就大致可以判斷，我們在精神上正處於被殖民的狀態，或被精神殖民的邊緣。
應該承認，西方的這一手是很奏效的。作為一個媒體人，我一直在跟蹤觀察中國媒體風向和趨勢。在海外生活過的人都知道，西方媒體存在著一種“輿論風向標”，即某報刊的報道方向屬於“政治正確”範疇，因而其他媒體一般都會以此為報道界線。在美國就是《紐約時報》，在法國就是《世界報》。但在中國呢？經過長期追蹤，我發現原來是FT中文網！即英國《金融時報》的惟一非英語網站。我自己的調查發現，中國大大小小媒體報人，很多人在報道新聞時先讀一讀FT中文網，甚至包括涉及中國國內事務也如此。然而再根據FT中文網的調調來報道新聞。今天，雖然在普通民眾中，FT中文網並不是很出名，但在業內卻是影響頗大，是典型的“輿論風向標”。在FT中文網上撰文的中國作者，比在國內媒體上的作者在業內名氣要大得多。
在精神上殖民一個國家的第二個法寶，就是利用廣告來構築你的理想（或更確切地說是構築你的幻想）。
眾所周知，廣告本身就是一種洗腦工具。我回國後非常吃驚地看到，西方的廣告已經滲入到我們每時每刻每個場所。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意識到，西方的廣告、特別是在中國所做的廣告，從根本上來說都是朝著一個方向邁進：西方是天堂，隻要購買了西方的某個產品，你就將一步進入天堂。如果說，在新聞報道中蓄意地抵毀中國是為了將中國的塑造成一個負麵形象的話，那麽西方的廣告則是用來告訴你，西方是如何美好，是人間天堂，是你的理想之國。
過去，廣告僅用於商品的銷售。而今天，政治廣告已經成為一大創舉。在選舉民主中，廣告的作用越來越大，甚至可以說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美國最高法院取消政治獻金最高限額主要就是使競選者能夠通過無限製的廣告來洗選民的腦子。由此可窺廣告作用之大。
我們被廣告、特別是西方廣告滲透的時候，我們從崇拜西方的產品走向崇拜西方的社會、從崇拜西方的社會走向崇拜西方的國家、從崇拜西方的白種人走向盲目崇拜西方目前盛行的政治體製。事實上，我在法國二十年，幾乎沒有看到過一則正麵褒揚中國的廣告。一正一負，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想不被精神殖民也難。所以這是對中國精神殖民的第二步：建立對西方的崇拜。
從精神上來殖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第三大法寶，是用電影來定位（或更確切地說是重新定位）你的曆史。
電影從來不是一種單純的娛樂工具。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多少美國好萊塢對世界曆史的詮釋？從《巴頓將軍》到《獨立日》、從《第一滴血》到《美國往事》，美國就是救世英雄，美國人就是人性高尚，美國體製就是盡善盡美。雖然也有相反的例子，但與美國電影主流相比，隻是滄海一粟。
戛納電影節更為高明。他們通過“選片”方式，鼓勵中國人自己拍攝“醜陋的中國人”電影。在這裏我要提出一個細節來說明他們是如何通過電影來對我們進行精神殖民的。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戛納電影節的入選片都是由各國自選自送，也就是說，影迷們在戛納看到的電影，真的是各國選送的本國最佳電影。這時的戛納電影節還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世界電影盛會。但從七十年代末期開始，戛納電影節開始不再由各國選送電影，而是由電影節自己組成了一個選片班子來選片。於是，地下電影、反叛電影、反政權電影等所謂的“獨立電影”就開始成為東方國家能夠進入戛納的惟一的“窄門”。從這時起，戛納電影節便成為西方最為有效的洗腦工具。入選戛納電影節就成為“負麵化”東方國家和“美化”西方國家的代名詞。電影就是這樣通過對曆史的詮釋，來再定位各國電影觀眾的曆史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仔細看一看近年來戛納電影節入選的中國電影，就可以一目了然。
正因為電影的這種超乎尋常的洗腦功能，美國、法國等所謂的電影大國都將電影作為世貿談判的重點，甚至不惜為此在盟國之間大打間諜戰：如法美之間。
電影洗腦的主要方法除了情節以外，就是細節與畫麵：我們忘記了情節，卻記住了形象。在西方和中國入選西方各大電影節的電影中出現的中國人，形象大部分都是一臉猥瑣和邪惡的。通過定格中國人的醜陋形象，來解釋中國的曆史也是醜陋的，最終達到使觀影者厭惡中國人……這就是通過電影對我們進行精神殖民的一大發明。
那麽，我們應該怎麽辦？
自1840年以來，我們不幸的祖國一直在試圖擺脫被外部強權殖民的危險；為此，我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這句凝聚了多少血和淚的話，直到今天，依然有效；我們麵臨的危險還遠遠沒有真正完結。虎視眈眈、時刻準備著向我們撲過來的強敵，一直在窺視著攻擊我們的突破口：台灣、西藏、新疆、香港……肢解、分裂、西化、分化我們的圖謀從未停止過。但我們用血肉築成的偉大長城也始終在抵抗著優勢於我們的外來強敵。1949年10月1日，我們終於贏得了共和國的獨立，從此掌握了自己的命運；而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終於強大了起來。“試看天下誰能敵”！
但是，今天我們也發現，在我們對外開放的同時，西方對我們的精神征服也加快了步伐。諸多觸目驚心的事實證明，我們麵對的形勢是嚴峻的，針對我們、特別是我們年輕一代的精神殖民，是來勢洶洶的。今天，已經到了我們用精神構築起我們新的長城的時候了。
要打贏這場精神領域的反殖民決戰，我們的關鍵在於覺醒。我們要清醒地認識，這不是我們的臆想，而是一個嚴酷的事實。對我們的精神殖民是全方位的、運用了一切可以運用的手段……但我是樂觀的，特別是對我們年輕的一代，我是樂觀的。因為我們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曆史積澱的文明大國，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了異常豐富的精神遺產；因為我們的年輕一代有著比我們更為開放的心態，比我們更為堅定的自信。我相信，隻要我們的年輕一代一旦認識到西方對我們的精神殖民的現實時，我們有著一切手段和條件，來打贏這場精神領域的決戰。
在這裏，我想為我們即將打贏的這場精神決戰提供幾點我的個人思考：
首先，要打贏這場精神決戰，我們要重溫馬克思的那句著名的座右銘：懷疑一切。因為今天的世界，是西方全麵控製著話語權，是西方在向我們發動精神上的殖民攻勢。因此我們要循著馬克思的榜樣，以“懷疑一切”的精神，來抵禦對我們的種種洗腦。我們再也不能一味地仰視西方，我們再也不能對西方的一切不求甚解地囫圇吞棗，我們再也不能天真地以為西方告訴我們的一切，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曆史的終極真理……我們要更多地想一想，再想一想……
當然，懷疑一切，並非質疑一切，更非將來自外部世界的一切都拒之於千裏之外。我們不能倒洗澡水的時候，把嬰兒也一同倒掉。這是不言而喻的。其次，我們要樹立民族自尊為特征的自我意識，我們要認識到，要想讓我們變成西方，那是“拔著自己的頭發想離開地球”，是永遠不可能的，也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為在漫長的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中，我們不到兩百年的挫折，隻是曆史長河中的一瞬間而已。多難興邦，這場征服與反征服鬥爭宛如一場大浪淘沙，它衝走的是精神上的弱者和失敗者；它將重塑的是我們的靈魂。我堅信我們終將要打贏這場反精神殖民的戰爭，並重新構築我們的審美權、道義權和曆史解釋權。我們最終要把我們的話語權重新奪回來。中國不僅僅要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而且也應該成為世界曆史的書寫者和講解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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