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自身的製度化建設需要“熔斷機製”
三. 蘇東三十個後社會主義國家采納西方“休克療法”的改革紅利
蘇聯土崩瓦解後形成的15個國家，以及14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加上蘇聯的衛星國蒙古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休克療法”的頂層設計下，集體實現了從憲政民主到私有化的徹底改革。轉眼1/4世紀過去了，他們地覆天翻般的社會變革為這30國帶來多大實惠呢？1990年到2011年間，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中表現最好的國家之一，波蘭的改革紅利是其國民收入增加了119%，其中表現最差的國家之一，烏克蘭隻有負的“改革紅利”，至今沒有恢複到蘇聯鼎盛時期的水平。而中國GDP總量從1990年的1.866萬億，增至2010年的 39.798萬億，增長了21倍(>2100%)。改革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屬於中等發達國家，文化、教育、經濟、百姓生活、各種產業等各方麵比中國水平領先幾十年，而在過去短短25年時間裏中國在航天、探月、空間站、衛星導航、商業衛星、超級計算機、高鐵、網絡技術、信息技術、無線通訊標準、造船、程控機床，超級工程、長距離電力傳輸、工程設備製造、深海探測、核能、節能環保、無人機、生物產業、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以殲20、東風21、戰略核潛艇、052D型導彈驅逐艦、99A坦克為代表的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國防工業，以微信、阿裏巴巴、百度為代表的網絡信息產業等幾乎所有傳統及新興產業得到快速發展，遠遠把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甩在後邊，開始擁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甚至許多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技術產品開始出口美英等發達國家。據人民日報1月3日報道，亞洲開發銀行近日發布的《2015年亞洲經濟一體化報告》顯示，中國在亞洲高端科技產品出口中所占份額從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亞洲第一，遠超日本7.7%的份額。反觀曾經大幅領先中國的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過25年的西化改革，如今除了軍工產業還在吃受西方高科技封鎖國家傳統市場的老本外，其它產業除了賣資源外，幾乎都成了西方現代產業的附屬殖民地。曾經享譽世界的俄國、波蘭重工業如今自主知識品牌產品已萎縮的無影無蹤，科學研究專利發明、文化事業、高等教育更是一落千丈。財政部長說中國不改革體製機製、不改變發展方式，在未來5-10年內有50%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實說反了，如果中國不走自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在短短20來年取得突飛猛進的上述在世界上具有競爭力的產業成就，而是走印度、蘇東30國那樣的市場經濟道路，成為西方跨國公司的產業殖民地，才無疑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可見並非凡是改革就一定有紅利，錯誤的改革路線還可能導致像烏克蘭那樣陷入政治長期動蕩、官員腐敗無能、經濟蕭條、貧富差距拉大、族群分裂、甚至國破家亡的悲劇。
為什麽中國新一輪所謂頂層設計深化改革的紅利沒有如期而至，道理很簡單，因為世行主導的《中國2030》采用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腳本的頂層設計與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休克療法”改革的措施如出一轍。
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的紅利
改革30年來中國崩潰論不絕於耳，貶低、妖魔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的輿論充斥海內外，甚至體製內的許多人也都不敢承認有中國模式的存在，認為中國改革即便暫時成功也是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結果，不具有可持續性和借鑒意義，因此才需要通過西方理論頂層設計出來的，徹底的改革。的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主動學習借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受益匪淺。然而如果把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當作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那麽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國際化改革遠比中國更徹底，因而改革的紅利理應更大。印度、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本身都是市場經濟國家，他們更應該早於中國步入發達國家行列。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幾十個國家都被西方經濟學權威看衰、“中國崩潰論”不絕於耳的社會主義中國遠遠甩在後邊。既然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並非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那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改革的紅利滾滾而來，必有其它國家所不具備的獨到之處。
<!--[if !supportLists]-->1. <!--[endif]-->毛澤東領導建立的新中國幾乎是從一張白紙上開始繪製藍圖。在一個貧窮落後、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在一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絕對作用的經濟體內實現工業化原始積累，即使構建一個最基礎的工業框架也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毛澤東思想的靈魂之一就是挑戰常規，盡管也有不少像大躍進那樣失敗的教訓。解放初期，在朝鮮戰爭帶來的沉重經濟負擔和西方封鎖下，中國政府選擇打破常規，借鑒蘇聯計劃經濟的經驗，在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下，僅用了一個五年計劃，就構建了包括輕重工業在內的，較全麵的基礎工業體係。到改革開放前夕，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勒緊褲帶成功建設了一個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初步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包括從運輸機殲擊機到縫紉機、從汽車火車到自行車、從導彈原子彈到原子筆、從現代科學哲學到芭蕾舞、從供銷社信用社到赤腳醫生、9年義務製教育等相對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
<!--[if !supportLists]-->2. <!--[endif]-->前30年打下的基礎為後30年改革開放經濟起飛鋪平了道路。有人小看前30年的基礎，認為可有可無。其實即使到目前，像印度這樣的大國都沒用一個完整的工業體係，以至於快速發展的印度經濟所有高技術、主戰軍工產品都需要靠引進。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向發達國家派出留學生，在美國大學裏幾乎所有的學科都有中國研究生在那裏勤奮學習，而一直規模和中國相當的印度留學生大軍，除了紮堆在幾個熱門專業外，其它專業幾乎是鳳毛麟角，就是因為印度國內沒有，也不重視隻有大國才擁有的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下的學科和人才培養體係。有人嘲笑中國的“山寨”能力，其實如果沒有基礎工業，你連山寨的機會都沒有。別人送你一架包括上萬零部件、涉及幾十個產業的戰鬥機讓你複製，你隻能無奈地把它送到牛車廠、自行車廠，能山寨出什麽？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短短二三十年之間內，在幾乎所有產業實現了從進口替代的山寨，到自主創新走向世界，靠的正是前30年奠定的完整的工業基礎和國民經濟體係。中國用了六十年時間在各個領域能夠全麵崛起，而印度自1947年獨立後幾乎與新中國同時起步，卻至今沒有一樣產業技術走在世界前列，這就是有沒有一個完整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基礎的天壤之別。計劃經濟在中國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為中國搭建起的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教育體係、科研體係、國民動員體係、以及人才的儲備，雖然苦了兩代人，但是為中華民族的複興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堅實基礎。
<!--[if !supportLists]-->3. <!--[endif]-->計劃經濟有功也有過，與時俱進改革的紅利才會源源不絕。無容置疑計劃經濟有過輝煌也有過走麥城的時候。上世紀下半葉，全球範圍社會主義運動開始進入低潮，越來越僵化的意識形態導致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發展的中後期出現嚴重束縛勞動生產率提升的現象。然而這並非計劃經濟本身的問題，而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沒有與時俱進的災難。就如同早期資本主義也曾麵臨巨大的難題，直接導致上世紀30年代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而那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曾顯示過無比的優越性，資本主義借鑒社會主義許多經驗得以複興。
當中國人民從文革的激進躁動中平靜下來，第二代領導人意識到僵化的意識形態已經嚴重抑製經濟活力的時候，開展了一次全黨全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並針對性地去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製度因素，按照國情和經濟發展規律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紅利隨之迸發出來了。在此，中國改革最直觀的感覺是市場經濟立竿見影的效果，卻最容易忽視的是改革紅利產生的土壤。
人們隻注意到包產到戶釋放了改革的紅利，人們最容易忽視的是，社會主義從製度上保證耕者有其田，計劃經濟還發揮了極大社會動員作用，把中國千百年來形成的五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封閉懶散、麻木不仁，被迷信和宗族勢力控製的小農意識形態，通過共產黨有效的組織和動員能力充分提升到近現代思想水平。如果考察對比一下70年代中國農民和印度農民的精神麵貌，就不難理解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落後挨打的最大難題是喚醒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問題。計劃經濟年代，被僵化意識形態束縛的中國農民，雖然也承受計劃經濟之苦，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中國農村在改革開放前夜，已經從封閉落後的小農經濟社會提升到同城市意識形態水平一致的計劃經濟社會。當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號角吹響，中國社會意識到計劃經濟不一定必須有人民公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並非勢不兩立，當政策從僵化意識形態中解脫出來的時候，無須動員，在耕者有其田的社會主義體製下長期被壓抑的能量立刻迸發出來。高昂的進取精神，平等意識，勤勞致富的信念或者說追求財富的熱情，使得中國農業最先釋放出改革的紅利。特別是當年大家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勤勞致富，這些不起眼公有製的遺產，卻是缺少這一課其它國家農業社會望塵莫及的。
印度農民耕者無田，有田者不耕，以及種姓製度、貧富懸殊的階級固化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和勞動生產力，印度擁有比中國多出1/4的耕地卻隻有中國一半的產出。私有製、市場化、憲政民主並沒有提升印度農業生產效率。安貧樂道，逆來順受讓印度社會失去改革的動力，失去中國農民身上那種平等、自強不息的精神，也自然就遠離改革，遠離改革紅利。
<!--[if !supportLists]-->4. <!--[endif]-->改革的紅利是計劃經濟與公有製基礎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產物。世界上有無數各式各樣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然而近30年來像中國這樣通過改革實現快速全麵崛起的國家絕無僅有。中國改革的紅利是計劃經濟與公有製基礎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產物，缺一不可。
論自由市場經濟印度比中國經驗豐富得多，私有製徹底得多，國際地緣政治環境比中國好得多，沒有人對印度技術封鎖，然而60多年下來，印度從經濟到技術、從學術研究到文化體育事業，卻都遠遠輸給了頂多算半市場經濟的中國公有製基礎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論計劃經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比中國堅實正統得多。蘇聯解體後包括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形成的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在集體放棄社會主義製度、計劃經濟思維的改革過程中得到西方政府和市場經濟學大師們無私的幫助，以及西方國家的經濟援助，然而他們的改革成果比中國卻相形見絀的根本原因就是完全放棄了計劃經濟及公有製的基礎，實行了一套西方頂層設計“休克療法”的徹底改革，導致了一場舉世公認，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大範圍的改革災難。其中的大多數國家至今不僅沒有品嚐到改革紅利，得到的卻是貧富差距擴大，產業殖民地化，科研文化水平一落千丈，腐敗泛濫和政府效率低下的惡果。尤以烏克蘭為甚，在改革和顏色革命的推波助瀾下，烏克蘭實現了最徹底的憲政民主改造，完全放棄了計劃經濟體製，嚴格按照西方頂層設計進行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去政府化改革，全世界都最直觀地看到了他們“巨大的改革紅利”：族群分裂、經濟衰敗，傳統優勢產業不斷消亡，國破家亡、民不聊生，至今遠未達到蘇聯時期的水平，成為西方頂層設計“休克療法”最好的注腳，殊不知休克了就有可能再也醒不過來了。然而中國主流經濟學專家、智囊、高官們卻無比崇拜新自由主義的理念，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國推動大市場、小政府，國企混合所有製私有化改革，掏空公有製，並最終由私有化經濟基礎決定中國的上層建築，倒逼政治改革，徹底烏克蘭化。
2015年10月19日厲以寧在北京日報《我們對簡政放權的認識加深了》一文中稱，“中國的雙重轉型仍在繼續推進。從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過渡仍未完成。計劃經濟體製是不會自動退出曆史舞台的”。“計劃經濟體製”儼然已經成為 “讓市場調節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大力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的最大障礙，簡政放權的核心就是讓計劃經濟體製徹底退出曆史舞台。厲以寧為計劃經濟的定位使人想起一句文革語言，一切牛鬼蛇神，你不打，它就不倒，絕不會自動退出曆史舞台。如今計劃經濟體製成了你不打，它就不倒，需要被徹底清算的“反動派”？這需要對計劃經濟有多少深仇大恨才會發出如此“改革”動員令。
五．最少享受改革紅利，卻背負著“計劃經濟思維根深蒂固、體製機製”原罪
2016年1月4日李克強在太原主持召開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工作座談會上說，現在不同省份出現的分化現象很嚴重，一些傳統計劃經濟思維根深蒂固的地方困難很大，但一些創新發展的省份，依托“互聯網+”，出現了想象不到的新業態、新模式，為經濟發展帶來了強大動力。“同類型的企業，各方麵條件差不多，為什麽有的能盈利，有的卻大幅虧損？說到底還是個體製機製問題”。
李克強總理把當下資源原材料大省的困境歸結到“傳統計劃經濟思維根深蒂固”上，企業虧損“說到底還是個體製機製問題”是不公平的，那些所謂“創新發展省份”和企業在改革開放初期享受特殊財政稅收政策、經濟開發區、特區優惠政策而率先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產業升級進而占領全國市場，並吸引全國優秀人才，從而有了創新發展的資金、技術積累、和人才優勢，拿他們的創新優勢和成果與其它省份比“動力”有失公道，把曾經為沿海省份崛起做過重大犧牲、在中央計劃中“甘當”墊腳石的內陸省份的落後歸結為計劃經濟思維是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
“一些創新發展的省份，依托“互聯網+”，出現了想象不到的新業態、新模式，為經濟發展帶來了強大動力”。其實不隻是中國，就世界範圍而言，凡是具有創新發展的地方，無論是美國矽穀還是北京中關村、深圳，無一不是人才薈萃、資本雄厚、高技術產業雲集的地方。即使在科技發達的美國，也隻有少數幾個具備人才、資本、高技術產業基礎的地方出現了“想象不到的新業態、新模式”，而大多數州，特別是農業州，傳統工業州的不景氣已經經年累月，至今毫無起色，甚至聞名於世的汽車城底特律都變成了“鬼城”，他們恐怕從來都不知道什麽是“傳統計劃經濟思維”。
沙特，世界第一資源富國，有的是錢，缺少的是人才和高科技技術積累，他們也沒有發展出新業態、新模式，難道也是因為沙特王室都是“傳統計劃經濟思維”？
計劃經濟的創始國蘇聯曾經是各項產業技術大幅領先中國的超級大國，如今放棄了計劃經濟、公有製的俄國，差不多靠賣資源為生，其大部分產業已經遠遠落後於中國，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超級大國也沒有出現新業態、新模式。
如若把化解行業產能過剩、實現地方經濟脫困的寶壓在轉變傳統計劃經濟思維上、靠壯士斷腕的決心打破體製機製障礙就能釋放“巨大的改革紅利”，此招如果真的靈驗，俄國總統普京就沒有當前的經濟困境了。早在上世紀90年代俄國采納西方頂層設計的“休克療法”就已經徹底放棄了“傳統計劃經濟思維”和公有製體製，進行了徹底的體製機製革命。25年過去了，他們非但沒有發展出新業態、新模式，連蘇聯時期領先世界的老本也都差不多吃光了，隻能靠出賣資源維係政府財政預算平衡。
李克強強調：“同類型的企業，各方麵條件差不多，為什麽有的能盈利，有的卻大幅虧損？說到底還是個體製機製問題”。這句話如果出自一個90後還情有可原，但凡是經曆過那段曆史的人不會不知道，沿海“發達”省份是因為開放得早，30年來差不多有一半時間享受各種政策傾斜，資金扶持，和沿海沿邊地緣便利等優勢，各種外資企業、打著外資旗號的私企、混企所有製企業等擁有中央、地方林林總總各種各樣諸如三減五免之類的政策優惠，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獲得過得天獨厚的先發優勢；同時作為中央計劃下的犧牲品，內陸省份及國企背著各種沉重的負擔，在極為不利的市場競爭環境下，還要承擔著維持國家稅收的基本麵，特別是國企什麽時候享受過和外資企業、混合所有製企業、私企同樣的稅收優惠呢？現在部分內陸省份、國企出現困難卻說什麽“各方麵條件差不多”，是“傳統計劃經濟思維根深蒂固”，“說到底還是個體製機製問題”，這顯然不是為處在經濟困境中的地方、企業解困，而是為解決“體製機製”問題，找突破口，為私有化“僵屍企業”鋪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