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體製具有貨幣價值。
作者:Tapemeasure
中國每人每年有5萬美元的個人購匯限額。因為不能滿足換匯需求，同時還有各式各樣的秘密渠道，繞過監管，能把美元現金一點一點地從中國帶到美國。
美國投資移民的門檻是50萬美元同時還要求創造10個就業崗位。這些投資移民安家美國後，還要買房，買車，旅遊和日常開銷。他們所需美元現金通過各種渠道源源不斷地來自他們在中國的企業。
以前，他們在創業初期，企業在成長。那時成功人士的數量小，投資移民也少，因為帶出來的美元現金流也不大，所以宏觀經濟可以忽略不計這種現金流。
現在，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他們的企業生產穩定了，成功人士的數量已經很多了，他們在中國擁有巨大的人民幣財富數量。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選擇了或將要選擇投資移民。特別是近幾年，我們可以看到小留學生的數量激增，這是一些將要投資移民的中國企業家邁出的第一步。小留學生都在美國的銀行開設賬戶。美元現金流不斷地從中國匯入這些在美國的銀行賬戶。現在我們可以觀察到這些微小流量在廣大投資移民區間的積分結果：它是一個回流美國的，數量巨大的美元現金流。
現在已經不能再忽略它的存在了。在宏觀經濟中，它大到足以影響美中貿易平衡。
關於美中貿易，兩國海關統計數據是：每年巨大的美國貿易逆差。但是，如果計算這筆投資移民每年帶入美國的美元現金流，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就大幅減少了。以前所謂“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模式是依靠中國外匯儲備的增加而實現。現在外匯儲備已經很高了，不需要再增高了，同時中國的企業家也財力雄了。維持這個“中國生產，美國消費” 模式就需要依靠投資移民的美元回流而實現。既中國的出口商把產品運到美國，獲得美元；再把這些美元交給央行，換取人民幣，並將這些人民幣用於支付工人工資，購買原料和上繳稅費。這些人民幣就此進入中國市場流通。中國的進口商和投資移民從中國市場獲得人民幣後，到央行兌換美元，然後，進口商通過購買美國產品，美元流回美國；投資移民通過各式渠道，直接把美元現金匯到美國。這部份美元現金，不用商品交換，直接流回美國。多麽劃算啊，這就是民主政體的貨幣價值。擋都擋不住，隻要換到美元就自動流往美國。
這些投資移民（也包括俄羅斯人，印度人…）在美國消費他們從母國帶來的美元現金，錢花在哪個行業，就為哪個行業帶來就業。幾年下來，那些曾經失業的美國製造業工人在美國國內的其他行業找到新工作。既美國已經度過了前幾年，因為製造業流出（一部分流到中國）而造成的失業危機，完成了產業轉型。在這個“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貿易模式中，顯而易見：
- 美國人獲得中國生產的物美價廉的產品，出口商帶來的就業機會和中國投資移民帶來的就業機會；
- 中國的投資移民在美國獲得了：良好的子女教育環境，良好的自然環境，良好的人文環境，還消除了心中對“書記們”的恐懼，（在國內之所以阿諛奉承，就是因為懼怕書記們。誰願意生活在恐懼中呢？）…；
- 中國獲得美國農產品，高科技產品，外匯儲備和大量出口企業的就業機會，成長為世界工廠，進入小康。
今天這個“中國生產，美國消費”貿易模式，並非某些人的計劃和操控所能做到。它是人性中追逐利益和求生本能，經曆十幾年時間，通過反複貿易循環，中國外匯儲備增加和中國工業生產企業的成長，而逐漸地自然形成。它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結構，因為參與貿易的各方都能從中獲益。
投資移民們，雖然家在美國，仍然會很用心地發展他們在中國的企業。它的宏觀效果是：既可以為自己地提供在美國消費所需的美元現金，也可以保持中國工業企業的穩定發展。所以這種模式具有可持續性。
今天的“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貿易模式大大超出了中美許多經濟學家的預測。因為，在他們的經濟學理論中缺少對新出現的投資移民的購匯力量和流向的考量。而現在，中國富人的數量激增，且擁有巨大的人民幣財富。在製定中國的人民幣兌換政策和預測匯率的走向的時候，必須重視和研究投資移民的購匯需求。
對中美經貿模式的觀察和思考，讓我們得到了一個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新觀點：
因為投資移民的人性使然，相對於一黨政體，民主政體具有貨幣價值（例如，在中美貿易模式中，中國的投資移民家庭每年匯入美國的貨幣價值總量）。
中國投資移民，他們的母語是中文，為什麽要來到講英語的美國呢？他們是“壞人”嗎？總體而言，他們不是壞人，他們是商界精英。他們移民美國是人性使然。隻是因為他們有經濟實力，是一群能“用腳投票”的人。（還有一些智力超群的學子，也能用腳投票，在此一筆帶過。）僅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為什麽民主政體的國家具有對人性的吸引力。
在美國：
“百姓怕警察，警察怕市長，市長怕百姓。” 在這種循環製約的環境中，所有人的行為都受到約束，因此迫使大家都變成好人。特別是國家行政機關的規模受到百姓手中權力的嚴格限製，從而減輕百姓自己的納稅負擔。並且在政府支出中，福利支出占大頭，行政支出占小頭。
在中國：
“百姓怕警察，警察怕書記，書記誰也不怕。”（官官相護）不受約束的人（書記們）很容易變成壞人。特別是百姓沒有權力限製國家行政機關的規模，它就越來越龐大。它極大地加重了百姓的納稅負擔。但是在政府財政支出中：福利支出占小頭，行政支出占大頭。
如果中國停留在：自由市場經濟疊加一黨政治體製，就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中國能養越來越多的奶牛，牛奶卻源源不斷地外流”。怎樣才結束“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模式呢？我們提出民主政治體製的貨幣價值，就是要再次彰顯：從長遠經濟利益的角度，中國的確需要政治體製改革，改革要使得大小官員都受到百姓的製約，迫使他們變成好人。要減小政府規模，降低行政成本。那時，白給企業家移民機會，他們都不願意走（“還得說英語，不去！”）。
編外話：雖然我不知道戰術上怎樣操作政治體製改革，但是，在泱泱大國一定有一批仁人誌士知道。隻要不搞暴力革命，給他們時間，一步一步推進，政改定會成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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