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銳評：貧富差距拉大不必然破壞社會穩定
編者按：“窮人更窮，富人更富!全球1%的人口掌握著全球過半的財富。”路透社18日這樣說。英國慈善機構樂施會發布了一份名為《為1%服務的經濟》的報告。報告稱，現在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比其他99%的人擁有的財富還要多。全球62名富豪(其中53人為男性)擁有的財富與占全球人口一半的最貧窮人口擁有的財富相當。這62人，多數來自美國，17人來自歐洲，還有一些來自中國、巴西、墨西哥、日本和沙特。
美國樂施會政策總監高文·克裏普克表示，財富“正快速地向金字塔的塔尖集聚”。樂施會國際執行主席溫妮·貝妮瑪說，“竟然人類中一半人口的財富總值還比不上一輛巴士上的富豪的財富，這真令人悲哀，而且這種不平等狀況還在加劇當中。”
具體到中國來看，今年初，北京大學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顯示，中國目前的收入和財產不平等狀況也正日趨嚴重。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對此，估計和小編一樣內心非常崩潰的一定大有人在。如果逃脫不了作為99%的一員的命運，不如聽專家聊聊這種境況是什麽原因造成的？會造成什麽後果？
宋國友：如果財富創造是正當的，社會可以穩定
現在全球性的貧富差距變大，是一種較為普遍的情況。最近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全球財富分配發生了很大的變遷，財富分配不平等情況加劇，貧富人群的收入分配比例在惡化，這在發展中國家可能更嚴重。
至少有三點原因：一、最主要的是經濟全球化的縱深發展。在的全球化之前，世界經濟的聯係沒有那麽緊密，每一個國家都相對獨立。財富分配更多集中在一國以內，那國家的政府就可以調節。但全球化時代來臨的後，無論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其政府對財富的支配力在下降，而相應地，跨國公司的擁有者調控能力在增強。現在，即使各國政府有調控決心，但卻沒有這個能力了。二、技術知識在財富分配中的影響力在上升，而單純勞動力則在下降。現在，經營知識、技術知識等當前情況下變現變得越來越容易，這不是一件壞事情，這說明世界越來越看重創新能力的價值，但這也是全球貧富分化加劇的很重要的原因，微軟、FB、中國的馬雲對技術創新的運營，獲取同樣的財富比以前要更快。三、資本本身的力量在上升。這就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所提及的，現在，越有資本的人利用資本去創造財富的能力在上升。
全球性的分配不均一定還會擴大，因為造成貧富差距的因素還在持續增強。一般來說貧富差距拉大會造成很大問題，但我覺得，如果財富創造是正當的、民眾也接受這些人擁有的這些財富的合法性，社會是可以穩定的。但這個前提是，社會財富的增量在增加，人們的獲得感在增加。因為從社會民眾的角度說，他們不關心離自己很遙遠的那些頂層富豪擁有多少錢，他們關心的是自己財富有沒有增加。所以有兩個方式可以緩解這個問題，一是政府的調控和再分配，二是富人以個人的方式對自己的財富進行再分配。(作者是複旦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采訪內容未經專家審核)
丁一凡：中國也麵臨財富過於集中而致經濟乏力的風險
首先，貧富差距越拉越大會導致社會不穩定性增加。原來講，美國人有種社會學理論，就是說棗核形社會比較穩定，可現在棗核形結構越來越少，無論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越來越多變成金字塔型結構，從而引發社會不滿。華爾街運動就是反應這個事，先從美國發展到歐洲，然後是澳洲，整個發達國家世界都掀起街頭抗議運動，實際上反映出他們不滿意貧富差距拉大。富人們因為有錢，他們冒的風險越來越大，金融投機越來越大，最後造成大的危機。結果，政府怕富人的公司倒閉，拖垮經濟，就用政府的錢救助這些金融機構，從而進一步拉大不平等。政府出錢等於全民包括窮人出錢去救助富人，多數人為此付出代價。那些造成金融危機的人不但沒有懲罰，反而從政府的救助中獲益，又發了一筆財。這就是金融自由化的結果。
其次，因為資本可以到處亂跑，所以在美國等發達國家，他們可以壓低勞動成本，在資方和工方的工資談判中，工方處於不利地位，資方會進行威脅，如果談工資條件，就搬遷工廠。美國現在藍領的平均工資，在去掉物價上漲等因素後，沒有超過上世紀70年代。
再次，財富過於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一大危害就是不太可持續，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他們消費不了，結果造成宏觀經濟消費不足，投資跑到別的地方去了，經濟缺少動力。歐美國家原來中產階級多，國內市場對刺激消費和增長起到很大作用。但現在隨著中產萎縮，消費市場能力就下降。中國現在也麵臨這種風險，從某種程度上講，更平等地分配，也在矯正這些問題。十三五的重要目標是消除貧困人口，也是為了這個。中國那麽大市場，如果貧困人口太多，沒有消費能力，那麽市場潛力和優勢發揮不出來，經濟增長就沒有後勁了。(作者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采訪內容未經專家審核)
蘇海南：中國麵臨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麵臨的共性問題
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大的根源在於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放大了由生產力不平衡、自然資源等客觀條件形成的收入差距。
一方麵，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相對粗放，GDP增長雖快，但人口眾多，社會財富積累增長卻有限，可供有效分配的“蛋糕”並不大，其中，尤其是農業和低附加值產業的產出低，造成了這些領域的勞動者收入的增長受到嚴重製約。
另一方麵，我國整體經濟結構不合理，外向型經濟領域的企業勞動者收入增長受製於人，且往往附加值低，出於全球產業鏈的末端。與此同時，中國目前的發展方式還處於由投資拉動向內需拉動的過渡階段，不利於中小企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也製約了中小企業和第三產業勞動者工資的增長。
另外，我國產業結構、勞動力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比重明顯偏低，低附加值產業行業比重大，低素質勞動力比重大，以上這些結構不合理使得我國農業中大量的富餘勞動力主要湧入第二產業就業，使第二產業尤其是其中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企業勞動力供過於求，就業競爭激烈，進一步壓低了這些行業企業勞動者的工資。
中國麵臨的問題正是處於相同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麵臨的共性問題，導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同時在發達國家內部，成熟的市場經濟要求隻在二次分配時才采取措施對經濟收入進行調節，一般是通過個稅征管進行，這帶來很多漏洞。首先是初次分配的監管幾乎是一個空白，按照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導致掌握資本或核心技術的少數人利用金融工具，獲得比以往多得多的收益。其次，發達國家的再次分配也不是毫無問題。以美國為例，我們經常聽到美國要求海外工作的國民如實報稅，上繳部分海外所得，並要求相關國家配合。(作者是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采訪內容未經專家審核)
本文由環球時報評論部出品 張旺、曲翔宇、吳誌偉采訪 吳誌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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