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咱們緩過勁有力氣罵人的同時，也噎著了。
如果他像甘地尼赫魯那樣不管，讓幾十年前的中國人自生自滅，那麽中國今天最多也不過是個印度，國人也會像印度人對待甘地尼赫魯那樣無爭議的把毛視為偉人。
強勢做事的人總是要挨罵的，那時的中國需不需要強勢的人，毛喂了中國人怎樣的饅頭，數據比啥的有說服力：
作者：奧多·考波（Otto Kolbl）
新中國最初應用了重視社會基礎發展的毛澤東思想，然後應用了逐步改革開放的鄧理論，這兩方麵結合其實是效率非常高的發展模式。但因為個人意識形態的不同，毛澤東和鄧的政策被普遍視為互相矛盾，這樣是很可惜的。其實通過比較方法和國際組織提供的長期統計，我們會看到兩個思想是良性互動的。
在現在關於中國近代史發展的討論上，基本上隻有兩種看法。毛主席的支持者認為：重視社會基礎的發展，反對腐敗和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最重要的方麵。鄧小平的支持者認為：毛澤東統一中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做得很好，但是毛澤東的社會發展政策不好，隻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促進了中國的發展。這讓毛澤東支持者和鄧支持者哪怕是一點點互相認同都非常難。西方學者和媒體他們隻有一個看法：誰要是不認為毛澤東是曆史上最殘酷的獨裁者，誰就沒有自由的思想，肯定是被洗腦了。然而，我們如果用基於長期統計的比較方法來分析各國發展情況的話，就會了解到：毛澤東思想和鄧理論的組合讓中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發展都快，無論在社會基礎的發展上（比如說死亡率減少、醫療改善、識字推廣等）還是在經濟的發展上都得到了體現。
老百姓的需要和願望才應該是討論發展的核心。照片奧多·考波，四平（吉林省），2012年。
當然如果我們把中國大陸和日本、韓國、台灣、香港等地方的生活水平進行比較，會發現有明顯差距。然而，從長期統計分析來看，差距不是因為中國發展增長率慢，是因為中國開始發展的時間晚。
下麵的圖表顯示，幾乎所有其他亞洲國家和外國控製的中國地區（香港、台灣）都是在1850年和1900年之間開始發展。而中國大陸1949年之前沒有任何發展。第一個圖表和第二個圖表表示人均購買力水平GDP。這個變量被專家普遍認為是很好的測量生活水平的指標，隻是在1950年之前的統計是受爭議的，但之後的爭議不大。下麵的圖表中所采用的幾個數據源，有的是互相矛盾。但專家們基本認同在20世紀上半葉時，中國的某些大城市社會和經濟有一定的發展，但大部分的農村不但沒有發展反而更加惡化。
當然第一個我們應該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麽在20世紀上半葉的亞洲，幾乎隻有中國沒有發展？鴉片戰爭和鴉片貿易肯定是理由之一。西方人不太了解這個歐洲殖民曆史事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因為西方作者經常歪曲這個可恥的事實。當然亞洲的一些其他地區也受到了殖民侵略，在很多國家，殖民統治的破壞性比在中國還嚴重，但他們還是得到了發展。我研究的結論是：19世紀以來中國傳統精英們的責任感越來越低，並且很容易受西方意識形態的負麵影響，逐步變得自私和腐敗，導致他們無力在中國治理上發揮作用。所以鴉片在中國產生了這麽大的社會災難，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的精英們卻能盡力保護自己和社會，盡管西方殖民帝國的鴉片商人也試圖打開那些國家的市場。
罌粟田和露台稻田在四川省，1899年前，照片：Mrs. Archibald Little。破壞中國社會的鴉片，隻有一部分是英國商人出口到中國的，大部分是中國人在中國種植和銷售的。您可以把她的書“Intimate China”從 www.archive.org 和www.gutenberg.org免費的下載。
上麵和下麵的圖表也顯示，經曆過迅速發展的亞洲國家中，沒有一個是從貧窮農業經濟直接達到迅速的經濟增長，至少直到1850年，他們都還是農業經濟，農民非常窮。他們都經曆了曆時幾十年的慢增長階段，在上麵的圖表上稱為“第一階段”，發展過程需要這個階段來改善基礎設施、教育、醫療以及初步工業化。然後他們才能開始迅速發展第二階段。現在已經變成發達的國家和比中國落後的國家都符合這個兩階段模式。下麵的圖表顯示了其他亞洲國家的增長曲線，也有（前）蘇聯，就是1990年前的蘇聯以及之後蘇聯解體的國家放在一起。更多信息
毛澤東對社會發展的貢獻
在經曆了迅速發展的第二階段的國家中，慢發展的第一階段在其他國家都曆時了50多年以上，隻有中國在27年（1949-1976年）裏完成了第一階段。因此，第二個最基本的問題是：為什麽毛澤東時代的發展效率如此高，隻需要比其他第一階段發展最快的國家的一半的時間就可以完成？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共產黨能把“東亞病夫”的國家變成發展最快的國家。
大連的天際線（照片奧多·考波，2012年）
曆史研究和統計數據表明，毛澤東用集體化和發動群眾路線的思想來組織農村勞動力使這種快速發展成為了可能。在當時非常貧窮的中國，應該沒有另外可用的辦法來如此快速地提高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的建設。國際組織比如世界銀行以及西方學者提供的統計表明，在清末和國民黨的領導人都沒有試圖提高農村人的生活條件，而毛澤東的社會發展政策挽救了幾億人的生命。下麵的圖表顯示了毛澤東時代的社會進步，也表明了毛澤東最慘重的錯誤，就是大躍進時期（1958-1962）。采用了和東亞國家對比的比較方法：
在中國大陸、美國、法國、俄國、印度、日本、台灣、韓國、香港的平均壽命。數據源：世界銀行、聯合國人口司、Human Life-Table Database、US Census等。
在二戰前中國的平均壽命是非常爭議的課題，有許多不同的數據。日本及日本的殖民地台灣、印度、俄國、西方國家等國的壽命估計更精確。中國1953-1963的數據是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某研究者提供的，因為當時中國官方的數據不明確。雖然數據有些不確定，但專家們大致認同：在1949年前中國平均壽命的情況比其他幾乎所有的國家都糟，但平均壽命在毛澤東時代的提高卻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快。下麵的圖表把中國的曲線和東南亞國家對比：
在中國大陸、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印度、緬甸、斯裏蘭卡的平均壽命。數據源：世界銀行、聯合國人口司、Human Life-Table Database、US Census等。
不管在現在發達的東亞國家，還是在東南亞、南美洲、甚至非洲的國家、都難找到比中國1949年前壽命更底的國家。
在中國大陸、巴西、智利、南非、肯尼亞、加納、埃塞俄比亞的平均壽命。數據源：世界銀行、聯合國人口司、Human Life-Table Database、US Census等。
嬰兒死亡率的變化和壽命類似。總之是很容易找到關於毛澤東時代社會進步的可靠數據，但是分析這個中國曆史上非常重要時代的西方專家都忽視這些數據。更精確的說，他們不是全部都忽視，他們隻是用適合他們的意識形態來看問題。比如在有關壽命上，他們隻看大躍進時的死亡人數。當然，災難是有必要記住的，以避免類似的災難重現。但是這些學者之中，誰願意告訴我們，大躍進最致命的一年中死亡率和共產黨上台執政之前的平常死亡率一樣？誰願意告訴我們，共產黨上台執政以後的二十年裏，平均壽命從30歲左右增加到60多歲？國民黨不太關心如何提高農村的生活條件，如果他們繼續執政，壽命的增加一定慢很多。誰願意計算毛澤東時代挽救的生命和假設由國民黨繼續執政時的並進行對比？
在山東省人民醫院用針刺麻醉執行手術。照片 William A. Joseph，1972年。
當然不是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農民的天堂。毛澤東的目的也是為了工業化，所以不得不從農村盡量多提取資金，因此在毛澤東時代的農村，雖然農民生活的基礎條件得到了不少的改善，但到鄧小平七十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大部分人還是非常貧窮的。
我們不要忘記，社會發展不僅僅是社會經濟發展，也是公民權的發展。毛澤東時代一方麵是以看不到的社會進步，挽救了幾億人的生命。但另一方麵是卻對前精英、黨內和黨外的政敵、無數無辜人的殘酷鎮壓，一般來說，毛澤東時代的時候很少有個人自由。當時的中國是極權國家的典型例子，政府不僅控製了公共生活，政府或者地方社區也控製了私人生活的很多方麵。在當時的社會，個人的自由受公社和生產隊組織的限製。
在沙石峪（河北省），一個生產隊在建設露台稻田。照片William A. Joseph，1972年。
除了這種製度化的控製，毛澤東也依靠發動群眾運動來強加他的政策，比如毛澤東時代初的土地分配和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是社區實行的，政府隻是調控。但當這些運動有很多暴力，政府的監管不力時，那麽就一定會有很多無辜的受害者。
文革的時候，紅衛兵不僅打擊腐敗的官員以及前精英成員因為他們試圖恢複他們以前有的特權。很多人為中國發展辛勞地工作，但是因為他們是“不對”的階級或者因為他們不要放棄宗教信仰，於是他們變成了被殘酷羞辱和暴力的目標。照片1和2：攝影師未知，Thomas H. Hahn提供的。照片3：攝影師未知。
如果我們要了解毛澤東的政策，我們必須先了解中國的曆史。從1850年到1949年的中國，隻有46年的和平，就是1870-1916年（除了1899-1901年的義和團運動和1911年的帝製推翻）。在1928-1937年的“南京十年”裏，大部分的中國也比較安靜。1949年的中國可以和現代的阿富汗和索馬裏對比。中國（1916-1928），阿富汗（1989-1998）和索馬裏（1991-2012）都經曆了失敗國家的時代，即軍閥統治。所以在中國1850年到1949年的這一百年裏，一半時間都是外戰、內戰、暴動、軍閥。因此1949年前的中國社會，特別在農村，受到了腐敗、鴉片癮、無法無天的犯罪組織的嚴重性破壞。
清末和國民黨的時候，在精英中的鴉片癮比老百姓更廣泛。照片賴阿芳，左右1880年。
在最近150年裏，世界上很少有國家經曆了這麽長的一係列的災難。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每個中國人都在試圖尋找解決辦法，有的幾乎成功地恢複了秩序，然而經曆了較短的穩定後如果沒有繼續的發展，機構就再一次被瓦解。所以我們必須承認共產黨不僅啟動了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快的社會經濟發展，而且這個發展是在非常不穩定的情況下實施的。再看看西方國家在索馬裏、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推薦的解決辦法都徹底失敗，就更加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成就。
從分析毛澤東時代我們可以獲得很多珍貴信息適合有關貧窮和失敗國家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模式，而前提是研究要基於有關社會人生各方麵的廣泛數據，比如GDP增長、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識字、男女平等等。這些數據很容易從國際組織和獨立學者中找到，但是西方的研究毛澤東時代的學者幾乎都忽視了關於社會進步的這些方麵的數據。如果他們提及這個課題，他們通常認為，一句簡單的概括帶過就足夠了，而關於與其他國家社會發展的比較數據都不提供。好像並沒有人願意承認，這些統計和數據不僅是抽象的數字，還是有關個人生活的信息。相反，西方的毛澤東時代專家隻關注於計算由於毛澤東政策錯誤和鎮壓導致的死亡人數的增加，而結論總是一個：毛主席是上世紀最殘酷的獨裁者之一。
在中國，關於對毛澤東的爭議很大，但是爭議大多建立在中國官方的統計上，如果他們拓寬爭議的基礎，就是采用國際數據比較方法，毛澤東支持者和毛澤東反對者將更容易溝通。從國際組織提供的統計上，會幫助他們更清楚地看到毛澤東時代的社會進步。從關於前蘇聯解體的國際數據上，會幫助他們更清楚地看到為什麽建立了發展的基礎以後，改革開放是必要的。從而顯示了國際組織提供的數據可以幫助他們解決爭議，但是專家必須負責任地使用這些數據。特別是，中國的學者和西方學者一樣，都應該試圖克服意識形態壁壘，包括在找反駁自己看法的數據上和找符合自己看法的數據上應該花費一樣的時間和精力。
在毛澤東時代，基礎教育的進步很快。入學率的增長非常高，成人教育也被重視的。照片 China Posters （左邊），William A. Joseph，1972年（右邊）。
這個問題的爭論範圍甚至超過了學術爭論,因為也是產生代溝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比如在很多家庭，這個問題會引起激烈的辯論。一方麵，老人因為他們經曆了毛澤東時代，記得或者聽過毛澤東前的情況，所以經常讚美毛澤東的偉大。另一方麵，中間和年輕一代認為，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對中國是災難性的錯誤，他們會回答給老一代是“你們在那時是被洗腦了的，你們不會清楚地了解這個事實”。我和所有年齡段的中國人談論的時候經常發現，如果用幾個不同來源的數據，比如說中國官方、國際組織和西方學者提供的數據綜合起來，更容易讓不同看法的人在某些方麵找到共同點。本人認為，采用本文章建議的研究方法論不僅會提高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相互了解，而且還會改善中國社會和家庭之內的交流。
鄧小平和他的繼任者的改革開放
鄧小平和他的繼任者在毛澤東遺產成就的基礎上迅速發展了經濟，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條件，他們的辦法在全球也是無與倫比的。沒有其他的任何國家可以從如此低的GDP水平馬上得到迅速發展。
華鷹集團是1980年代創立的，逐步變成了世界領先賽艇製造公司之一。照片奧多·考波，浙江省，2003年。
蘇聯和其他國家在初步發展上也用了集體化和計劃經濟，但是過渡到市場經濟和迅速發展的時候，很多情況下不順利。上麵第二個圖標顯示，1990年代經濟自由化以後，前蘇聯解體國家的經濟非常衰敗。
如果我們假設迅速發展需要基礎設施、教育、醫療和某種程度的工業化，我們馬上發現，蘇聯在1990年好幾十年之前就已經符合了開始迅速發展的條件。在中國，27年的毛澤東思想以後，改革開放代替了集體化和計劃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蘇聯70多年一直堅持著集體化和計劃經濟，使得在蘇聯建立的增長潛力沒變成現實，從而就抹黑了共產黨。蘇聯1990年代開始改革的時候，中國已經十多年帶路經濟迅速發展，但是蘇聯領導人和他們的西方顧問們自視甚高，不屑參考中國實現迅速發展的例子。
從這個例子中蘇聯的領導人可以吸取什麽教訓呢？當然鄧小平成功的配方不是簡單的經濟自由化，而更重要的是在於自由經濟的逐步化，可能會有曆時50多年的經濟改革，比如就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一些經濟部門還在逐步自由化。
但中國製度的某些方麵是更難以把握的。很多的在西方國家的人認為，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共產黨控製的。但其實在現實中，某些經濟部門比如能源、（合法）銀行、電信等是政府控製的，而小公司和個體戶等企業的自由性在中國比在其他大多數的國家要好。當我在和中國的一些企業家交談的時候，會經常很驚訝地發現中國政府對他們生意的幹涉這麽少。行政工作減少到最低限度，法律和一些規則較模糊，他們還可以經常靈活適用。隻有當政府覺得有嚴重問題的時候，他們才會幹預，而模糊的規則不會阻擋政府去幹涉。
和西方電子產品零售商不同，北京的中關村電子市場組成無數的個體戶。照片：奧多·考波，2012。
在這種製度下，一方麵成立新個體戶和公司非常容易。另一方麵卻不能防止一些不誠實的供應商和顧客。這樣看起來好像是經濟發展的災難，其實反而是中國發展的秘方之一。在這種較不穩定的商業環境下，在地方社區綜合的小個體戶比大公司有比較優勢。因為貿易夥伴都互相認識，交易成本非常低，加上沒有複雜的行政工作，甚至受教育少的農民也能做生意。如果在中國也是和西方國家一樣有正規複雜的法治，那麽農民就沒有機會，就都將是中國和國際大公司控製經濟。
回族的少數民族是好的例子緊密的社區如何在經濟發展會做得非常好。照片奧多·考波，郎木寺，四川省，2012年。
嚴謹研究的作用
以上這些因素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鄧啟動改革的成功。但是西方專家不注意這些因素，因為他們重視負盛名的高科技項目和國際關係。如果我們要了解中國的發展，不管是古代的或者現代的，最重要的是研究農民、小個體戶、老百姓的貢獻。
概括起來講，中國的毛鄧發展模式會提供貧窮國家很多的解決辦法。中國共產黨創造和實施這個模式讓中國比其他任何國家發展都快，不管是在經濟上還是在社會發展上。而很多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模式在現代貧窮國家是不能使用的，因為他們有的是軍國主義驅動的（比如日本），有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殖民統治和外國支持（比如韓國和台灣），或者是利用了附近的生產基地得到了寄生蟲性發展（比如香港和新加坡）。
現在我們應該要用基於可靠的長期統計和用與其他國家比較的方法，來分析中國的發展模式。這是唯一的方法來評價各國家的發展模式。國際組織和西方的學者提供的關於所有國家的數據都是用一樣的方法收集和計算的，所以沒有意識形態的偏見。
不幸的是，研究中國的西方專家在用這些數據時不這麽客觀，幾乎都在不斷地重複毛澤東的計劃經濟、集體化和自主自給的政策對中國的發展是一個災難，認為鄧小平做得不錯，但也認為如果鄧能聽西方專家的建議，實施更快的改革，他可以做得更好。
這些學者和西方媒體一致都描寫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如何荒唐和非人道。但是以上所介紹的數據是廣泛被視為可靠的，也是容易找到的。如果我們看到了這個數據，我們還可以繼續這樣描寫中國共產黨嗎？我們怎樣解釋蔣介石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都盡量試圖幫助中國發展的情況下，都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條件的問題？而在1949年以後，一個“荒唐和非人道”的統治為什麽卻能組織世界上最迅速的發展過程，不僅是經濟發展，而且是社會進步？但為什麽西方學者和媒體不願意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成就呢？可能的一個原因是他們不能接受中國政府在不聽從他們建議的情況下卻把中國發展得很好。
傳教士不僅拍了很多1949年前中國的照片，比如這個在常德（湖南省）醫院執行手術的照片（1900-1919年左右），還為改善醫療和教育作出了貢獻。然而當時大部分的中國人不會享受任何改善，隻有在共產黨上台執政以後，他們才享受到生活條件的改善。照片： International Mission Photography Archive 在 Wikimedia Commons.
可是難理解的是，中國學者給外國人解釋中國發展的時候也不用國際組織和獨立西方學者提供的數據，而隻用中國官方的統計，並且他們大部分還沒去過其他發展中的國家去親自看看當地發展模式的效果。而西方人不相信任何政府更不相信共產黨政府的官方統計，也不相信沒有基層經驗的學者。因此不管中國學者寫什麽，都不能幫助持懷疑態度的西方人去真正了解中國的發展模式。同時很多西方學者慎重選擇數據是為了證實對中國政府的批評看法。因此在懷疑中國學者可信性的西方人眼裏，西方學者的看法沒有受到挑戰。
關於中國的毛鄧發展模式進行嚴謹的研究不僅會改善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互相了解，該研究提供的數據也會幫助其他國家創造適合自己情況的發展模式，更快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條件。並且用比較的研究方法也會提出新的想法去幫助還沒達到迅速發展的其他中國地區。
瑞士的山區旅遊業和拉美的探險旅遊業會給中國的西部發展提供參考。照片：奧多·考波，采爾馬特（瑞士）2014，科羅伊科（玻利維亞）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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