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將軍事指揮的高度集中原則，移植到國家管理體係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專製。這是長期的戰爭環境，給我們黨造成的一個弊端，過於追求國家領導核心的“純潔”，“路線鬥爭”、整肅“反黨集團”頻繁，造成治國人才大量損耗，政治局勢動蕩，外部的壓力巨大，而內部的權力又是高度集中，於是最高領導人的感受，就一定要強加於全黨、全國人民，上下必須絕對“保持一致”。稍有不一致，就會引起最高領導人的猜忌和震怒。正常的國際交往也被套上“裏通外國”的帽子，毛澤東時代，黨內高層鬥爭如此頻繁，跟毛澤東對外部世界重重威脅的感受是分不開的，不習慣於利益多元化、不同意見共存、通過民主決策機製選擇最佳意見的體製。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跟領袖意見高度一致的結果就是，成績可以斐然，災禍也必然巨大。用戰爭的眼光看待世界，刻意搞反帝反修的“國際統一戰線”，非友即敵，造成國際孤立。我們黨在很長一個時期，沒有學會如何處理國與國之間的正常關係，而當年的冷戰格局、陣營對壘的形勢，似乎很對我們黨的胃口。因為我們有極強的陣營情結，於是，世界上幾十個最有實力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成了我們的敵人。又因為我們有極強的馬列主義情結，又把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劃入必須打倒的修正主義陣營，這樣一來，我們就成孤家寡人了。用純粹意識形態的、虛幻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取代國家的正常利益，導致我們國家的正常利益長期受到損失。我們反美反蘇，自以為能夠得到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支持，結果卻是適得其反，使我們自己陷於極端的孤立……我們忽視了世界文明人類的主流認知，那就是反對形形色色的暴力（包括因宗教、種族、政治等因素引發的暴力）；反對造成大量人員死亡的戰爭；反對以種種理由實行極權體製。有人說，美國打東打西，為什麽不被孤立？仔細觀察一下，我們就會發現，被美國打的，多半是問題國家。這些國家的一些行為，早就引起國際社會的不滿，如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利比亞等。此其一。其二，美國並沒有通過戰爭直接獲得利益，至少在表麵上是這樣。這就使得它的戰爭行為，像是警察在執法。美國也因此獲得“國際警察”的諢號，這裏麵有褒有貶。其三，才是美國所打的旗號，什麽反對“獨裁”、“大規模殺傷武器”、“恐怖主義”等，很是蠱惑人心。當然美國經濟、軍事力量的強大，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富強之國，便是正義之鄉，人們通常有這樣的思維。而我們中國，恰恰站在了美國的對立麵。我們黨執政後的幾十年裏，顯而易見，戰爭帶來的消極因素，要大於積極因素，這些消極因素，影響了我們的指導思想、國家製度、民眾利益和對外關係。為什麽我們總認為，世界上遠超我們的強國，“亡我之心不死”？為什麽我們總認為，隻有在實力上超過這些強國，我們才有了安全保障？如果世界強國都有滅了弱國的想法，那些上百個中小國家，將如何生存發展？如果有人質問我們：強國總有滅弱國的想法，是否意味著中國強大後也要滅了別人，我們將何以應答？當我們幾十年來，喋喋不休地念叨“某某亡我之心不死”的時候，我們似乎並不理會世界的疑惑。但就是這些疑惑，慢慢變成了疏遠，使我們這個時時刻刻有著危機感的國家反而遭到了孤立。
第二個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太平洋戰爭對中國的特殊意義。
這是我要重點談一談的。數千年來戰爭無數。遠的不說了。近100年之內的戰爭，對我們有著深刻影響的，應該就是二戰、抗戰、內戰、冷戰和最近的反恐戰爭了。冷戰對於我們來說並不冷，我們參與了朝鮮戰爭，死傷百萬，耗財百億，比我們在內戰中的消耗還大。將這些戰爭聯係起來思考，用一種客觀的思維方式思考，就是不帶黨派意識、隻考慮一般意義的民眾利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在戰前、戰中、戰後的得失，看看能給我們那哪些啟發。實事求是地說，我們黨在二戰、抗戰中，還處於弱小地位，影響力有限。對內、對外真正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是內戰。是長達22年的內戰，將我們推到了世界舞台上。所以，我們曆來研究戰爭，似乎也多著墨於內戰、尤其是三年解放戰爭、尤其是三大戰役。對席卷全球、曆時6年的二戰和中國曆時14年的抗戰，研究不多，甚至好幾年是空白。總結曆史教訓，向來我們的黨史觀念很強，世界史、民族史、國家史的觀念就要遜色得多。這不是好現象。我們黨離不開國家、離不開民族、離不開民眾，國家、民族、民眾離不開世界。毛主席說過“中國有那麽多省，一個省就抵得上一個小國家，合起來就是一個聯合國。”但那是一種調侃，當不得真。當我們真正意識到我們是離不開世界的時候，那麽對二戰曆史的研究，就不會有疏離感了。二戰有兩個戰場：歐洲、北非的反法西斯德國的戰場和太平洋、東部、東南部亞洲的反軍國主義日本的戰場。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還有一個特別的名稱，那就是太平洋戰爭。二戰的意義對世界來說具有普遍性。而太平洋戰爭對於中國（當然也包括美國、日本、俄羅斯、韓國等）的意義，則具有特殊性。
先說說二戰意義的普遍性。包括列寧在內的關於“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論斷，在一個曆史時期具有真理性。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的這一論斷正式對這場戰爭的理論總結。但是到了二戰，情況有了一些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規則，由原先的英、法、德歐洲列強主導世界，變成了由美國主導世界。英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基本規則就是通過占有殖民地擴大商業網絡，為本國資本增值拓展市場，一次拓展，終身享用，這種商業模式，就產生了世界上許多弱小國家淪為殖民地，而一些大而弱的國家，則劃出土地成為租界，殖民地和租界都是壟斷市場，別的國家要想占有，那就把艦炮開來吧。所謂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根子就在這裏。20世紀初，美國也看到了這個問題，美國原來就是英國的殖民地，知道裏麵的苦衷，另一方麵也是因為國力不濟，暫時還不能跟英法德抗衡，所以就提出來“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規則。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市場的事情，用市場的辦法解決——搞自由競爭。在美國看來，英法德俄等老牌殖民主義搞領土擴展，扼殺民族自由、交往自由，無疑是一種罪惡；而蘇聯搞世界革命，搞共產主義國家集團，跟老牌殖民主義無異，同樣扼殺民族自由、交往自由，也是一種罪惡。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已經具有了這樣的理念，隻是無力付諸實施，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的國力已經躍居世界第一，可以說美國加入到二戰中來，就是抱著改變世界秩序、廢舊立新的理念的。從1941年8月的“大西洋憲章”一直到《聯合國宣言》，都是在美國的主導下產生的、反映了國際新秩序的極其重要的曆史文本，基本原則就是民族自由（包含尊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公民自由（包含尊重國民權利、保障人權）、交往自由（包含經濟交往、人員交流、信息流通）和製止非法戰爭（以《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為依據）。從20世紀初開始，人類社會經曆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實踐，今天是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了，那就是：將英法德俄的舊秩序、蘇聯的共產主義秩序和美國的新秩序這三種國際秩序相比較，美國主導的新秩序無疑是一個比較好的秩序。當然，今天看來，美國主導的新秩序也出現了問題，但這不會影響二戰時期的國際大格局。
對於二戰的認識，我們黨始終在列寧主義和自由主義兩者之間搖擺。初期，我們是堅信二戰與一戰一樣，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包括日本攻打中國蔣介石政權，我們黨也認為是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分，將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革命戰爭，還是我們黨當時的基本戰略。但當納粹德國大舉進攻蘇聯後，我們才認為戰爭性質改變了，是世界進步人類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以後軍國主義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我們的看法也沒有改變。如果太平洋戰爭爆發在德國進攻蘇聯之前，我們也會把它看作是帝國主義戰爭的。但事實上，二戰從一開始，其性質就不同於一戰了。這是因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已經不同於世紀初的世界了。有兩個因素：一個是蘇聯的產生，打破了世界的原有的格局，社會主義無論如何，也是對帝國主義的一種製約，它起到一種牽製在用。有人說，蘇聯當時也是按照帝國主義的邏輯行事的，如它跟德國一起瓜分波蘭，侵犯芬蘭等。但我要說，與其將當時蘇聯的這些動作看作是與帝國主義如出一轍，不如看作是蘇聯在德日意咄咄逼人的態勢下的一種自我保護行動。但是，蘇聯的出現，並不能有力地改變國際舊秩序，而且，從蘇聯在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表現來看，其骨子裏依然流淌著沙俄的血，毛澤東老一輩領導人，將蘇聯定性為社會帝國主義、新沙皇，是有道理的。所以，真正致力於改變國際舊秩序的，不是蘇聯，而是美國。正是美國的崛起和最終加入二戰、主導二戰，才使得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一種新秩序完全取代了舊秩序。這個脈絡很清晰，就是從威爾遜的14點建議——到羅斯福的大西洋憲章——到聯合國宣言。
重點要說的是太平洋戰爭對於我們中國的特殊意義。幾乎可以說是從根本上解決了中日關係問題、中美（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關係問題和中蘇關係問題。截止二戰結束，50年來的中日關係史，就是日本下定決心滅亡中國、中國不懈努力救國的曆史。而且，十分遺憾的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中國首都南京被占3年，東北、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幾乎所有最為富饒的地區，全部被日本占領，可以說，如果沒有國際反法西斯陣營的支持，如果日本不是主要敗於太平洋戰場，單靠中國自己徹底趕走日本侵略者，在短時期內，是不可能的。太平洋戰爭的勝利，一個軍國主義加神道教的野蠻的日本不複存在，消除了中國百年大患。二戰奠定了中美盟友關係，由原先的日本主導亞洲，變成了有中美共同主導亞洲的局麵。美國主導世界，同時協助中國主導亞洲，削弱了英國的影響，根本上消除了日本的影響，遏製了蘇聯的影響，這應該是對中國最為有利的格局。關於中美關係，我將在第三個問題中詳談。
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中國跟蘇聯的關係，必須是務實的。所謂務實，就是以最大限度地維護中華民族全體成員利益為最終目的作為出發點，處理中國跟蘇聯的關係。蘇聯的所謂社會主義幌子，事實上掩蓋不了其帝國野心。蘇聯在二戰後期，就遠東對日作戰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帝國心態，應該是很明顯的，國民黨政府深感苦痛，為什麽我們黨卻不以為然呢？我們的媒體，應該多播放、登載些二戰紀實數據，讓我們的人民更多地了解二戰中的美國和蘇聯。蘇聯打納粹德國並非其主動行為，如果不是希特勒首先對蘇聯發起大規模閃電戰，蘇聯無論在什麽情況下，也不會打德國。俄羅斯民族像是沒有進化好的人種，在高度文明的同時，卻又保留了許多野蠻遺跡。
我們今天的經濟實力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超過了原居第二的日本。我們好像很在乎經濟實力超過日本的意義。但我卻覺得，超過俄羅斯、且讓俄羅斯在很長一個時期遠落後於我們，意義要更大。20世紀，有兩件大事我們絕不能忽視：一件是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的興起，一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從蘇聯“十月革命”起，到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國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一個可觀的陣營，一時影響巨大。但是，從60年代開始，這個陣營就慢慢顯露出鬆動跡象，大小齒輪咬不緊，一直到中蘇公開決裂，甚至在邊境屢屢發生戰事。到了上世紀90年代，蘇聯終於撐不下去了，解體了。整個東歐也轉型了，社會主義陣營不複存在。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的興起和衰敗，觸目驚心，對我們的影響甚大，但對世界的影響卻是有限的。真正對世界影響深遠的，是二戰以及戰後的國際秩序安排。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二戰後至今的六七十年來，世界大戰沒有發生。較大的戰爭，一個朝鮮戰爭，一個越南戰爭，是冷戰的直接產物，似乎有著國家集團之間角逐的背景，但最終也沒有發展成為世界大戰，而是在大國斡旋下雙方妥協了，或停戰，或一方撤退。有人說，數十年來世界大戰沒有發生，是因為大國核威懾在起作用。我覺得，核威懾有一定作用，但不會起決定性作用。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二戰後逐步建立並完善的國際社會新秩序和人類現代文明的進步。這就涉及到我們對二戰曆史應該有怎樣的一個認識了。事實上毛澤東主席在二戰期間寫的一些文章中，也談到了二戰是怎樣從“帝國主義戰爭”演變為“進步人類的反法西斯戰爭”。他的理由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抗擊德國法西斯侵略而進行的“衛國戰爭”，使得二戰的性質發生了改變。毛主席的這一結論應該沒有問題，但論據似乎有一些不足，全麵地來看，二戰之所以不同於一戰，二戰的曆史進步作用之所以比一戰更為顯著，是因為有一股人類的進步力量，加入到戰爭進程中來了，這股進步力量，除了蘇聯，還有美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對戰爭性質演變的作用要大於蘇聯。
1941年8月12日，德國法西斯對蘇聯發動大規模閃電戰已經一個多月，而珍珠港事件尚未發生，美英首腦羅斯福、丘吉爾在紐芬蘭灣的韋爾斯親王號戰列艦上秘密會晤，並共同發表了一則聲明，史稱“大西洋憲章”。此聲明很簡短，共列出八條內容，大家可以看看。正是這所謂的“大西洋憲章”，加上蘇聯的被迫參戰，徹底改變了二戰的性質和走向：一場新強盜反對老強盜的二戰，變成了世界文明進步人類反對野蠻、落後人類的二戰。自此，一直到二戰結束、聯合國成立、發布《聯合國憲章》，基本上就是沿著“大西洋憲章”的思路走來的。西方世界，因為美國取代英法發揮了主導作用，也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遊戲規則變了，過去數百年來，憑借武力，通過掠奪殖民地資源，謀求經濟、政治霸主地位的舊遊戲規則，被自由主義的在各國獨立自主基礎上，通過自由貿易增長財富的新遊戲規則所取代。美國是這一新遊戲規則的倡導者和捍衛者。60多年來，不僅世界大戰沒有發生，而且還造成了20世紀後50年的經濟、科技、文化大發展。事實證明，這一遊戲規則是符合曆史進步潮流的。我們黨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決定改革開放，實質上就是默認這一遊戲規則，根據中國國情，實行這一遊戲規則。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遊戲規則的正確。所以，二戰的偉大意義，不僅僅在於消滅了幾個法西斯戰爭機器，更在於戰後有了一個新的國際秩序。也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戰爭勝利的一方是否秉持正義，不看他宣揚的如何，而是看戰後他是否能給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帶來進步、文明和發展。在二戰中以及二戰後，美國是秉持正義的國家，這是沒有異議的。我們的宣傳部門，在製作節目回顧二戰曆史時，不應該回避這一事實。
第三、澄清對美國的認識，處理好中美關係是對外戰略的支橕點。
重新認識二戰、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的意義，實質上就是重新認識美國。我們黨在二戰期間對美國的認識，還是實事求是的。但戰後、特別是我們黨執政後一個很長時期，我們對美國的認識發生了偏差。未能處理好我們跟美國的關係，是我們黨遇到諸多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對美國有一個準確的了解，對我們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何認識美國在二戰前後的變化？有相同，有不同。相同的是，美國一如既往地維護著大西洋憲章的精神；不同的是，美國對蘇聯的態度有了變化。美國認識到蘇聯的戰略意圖，允許蘇聯在歐洲和遠東獲得一定程度的“勢力範圍”，這等於說，美國對戰前的舊秩序，在蘇聯身上有妥協，“大西洋憲章”公布時，蘇聯正遭受法西斯德國的瘋狂進攻，所以，此時的蘇聯是歡迎“大西洋憲章”的。
我們為什麽要反美？是美國要侵略我們？不是。是因為美國反共。是的。美國不讚同共產主義學說，更是竭力反對共產主義者在各國的“社會革命”實踐。這是顯而易見的。美國在它自己國內，就是在政治上極力壓製共產黨的。但是，我們是不是清楚，反對共產主義，不僅僅是西方國家執政者的訴求，也是那裏的多數學者和普通民眾的訴求，這種訴求在二戰前和二戰中，也並不怎麽強烈，但在冷戰期間，尤其是蘇聯徹底崩潰之後，共產主義幾乎就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共產主義在一些國家的糟糕實踐，為反對者提供了有利且有力的證據。我們通常將冷戰的雙方，稱作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我們主動加入了社會主義陣營，並不惜巨大犧牲地擴大這一陣營、保衛這一陣營。但是，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是不是就一定要跟美國對抗？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二戰之後，緊接著就是冷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說得再直接一點，就是蘇聯跟美國的對抗。蘇聯挾社會主義陣營的強大聲勢，在上世紀50年代，確實是咄咄逼人，四處出擊，大有橫掃全球的架勢。但是，人們忘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反對美國，反對的是什麽？反對的是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新遊戲規則。反對這一新遊戲規則，實行另一套遊戲規則——共產體製，這就是冷戰的實質。一開始，社會主義陣營相信所謂“物理性”（借用朝鮮當局的話）的對抗更容易見效，於是就有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用“民族解放戰爭”的邏輯解釋這輛場戰爭是很勉強的，北方打南方是“民族解放戰爭”，南方打北方不也同樣可以打著“民族解放戰爭”旗號嗎？所以，在解讀二戰、冷戰曆史時，最好把“階級論”暫時放在一邊）。現在看來，對中華民族來說，這兩場戰爭意義不大。尤其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曆了30多年之後，我們已經認可了二戰後形成的國際社會遊戲規則，而且獲得了很大成績，回過頭來在審視那兩場戰爭，真的意義不大。有人喜歡用所謂的地緣戰略解釋朝鮮戰爭，什麽“戰略屏障”、“唇亡齒寒”。但那是以反美、反西方為戰略前提的。問題是，我們真的一定要反美反西方嗎？不錯，我們信奉社會主義，並且要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信奉社會主義就一定要反美嗎？堅持社會主義就一定要跟美國、跟西方勢不兩立嗎？很長一個時期，我們把社會主義當作了區別敵我的政治標準，當作要解放全人類的終極目標，當作了一種戰鬥武器，上世紀50至70年代就是這樣的。這是對社會主義的一種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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