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自覺不自覺地誇大了我們黨的危機感。在二戰後的很長一個時期裏，我們黨的主要領導人，危機感過重，機遇感全無。我們黨在改革時期，對世界局勢的一個重要判斷，就是“和平、發展是主題”。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將發展經濟作為全黨的工作中心。這是鄧小平同誌為我們黨作出的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貢獻。但是，世界和平發展的局勢，是上世紀70年代末期才出現的嗎？顯然不是。當我們擯棄了陳腐觀念回過頭去看，便很容易發現，其實二戰結束之後，世界就已經出現了和平發展的大格局。即使在的冷戰的情況下，和平發展的機遇，還是存在的。亞洲所謂的“日本複蘇”和“四小龍”，不就是在冷戰期間產生的嗎？也就在別的國家趁“恐怖和平”（大量核武器對峙下的和平）的機會大力發展經濟的時候，我們卻是在危機重重的感覺下過日子。我們選擇了《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說明了我們對來自外部的危機感十分強烈。所謂“戰爭引起革命、革命製止戰爭”，也是這種危機感的一種表達。戰爭是戰爭，革命又何嚐不是戰爭？我們總認為如果沒有原子彈、氫彈、導彈，就無法獲得國家安全。我們黨的注意力幾乎全在戰爭上，哪還有“和平發展”的影子？而且，我們當時認為，大的危機還是來自外部。具體地講就是來自美、蘇。一般來說，一個執政黨有危機感並不是壞事，但問題在於，如果是因為自己局限於以往的經驗和感受，缺乏對世界大勢的正確判斷能力、發生認識上的偏差而形成的過重危機感，就會對我們黨的事業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損失是難以彌補的。我們應該看到，由於危機感過重，錯失發展機遇，我們黨在執政的前30年，發展狀況是很不理想的。
第三、國家體製的軍事優先特征過強，產業布局違背經濟發展規律，造成資源利用的巨大浪費。在毛澤東時代，確實發生過民生優先，還是軍備優先的爭論和矛盾。早在1953年，就發生了梁漱溟跟毛澤東之間所謂“小仁政”、“大仁政”的爭論，毛澤東認為梁漱溟關於顧及農民利益的訴求，不過是“小仁政”，而“反帝才是大仁政”。發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困難，根本的原因，也是為發展軍備服務的重工業和為民生服務的農輕產業發展比例失調。經濟部門幾乎就是中央軍委的總後勤部。到了“文革”期間，國家的基本職能，幾乎就剩下了“繼續革命”和“備戰、備荒、為人民”，備戰是首當其衝的。可有限的資源用於備戰之後，備荒、為人民也就隻能被擠到一邊去了。到了毛澤東去世時，國家的經濟運行，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一判斷基本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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