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為什麽合作化是農民的內在追求
合作化是農民內在的迫切追求
2011年年初，與社科院文學所的幾位學者一起，去了一趟饒陽縣的五公村，這個村子是毛時代著名勞模耿長鎖領導的先進合作典型，於1943年就成立了“土地合夥組”(相當於初級社)，1952年就成立了全村為單位、以土地公有為基礎的大合作社。由於五公村的實踐，在時間上遠遠領先於政策設計，所以，這個村子兩次遭遇到河北省委派出的“砍社工作組”，但都被村民強硬地“頂了回去”。
在分田時期，杜潤生等人宣傳過一陣“隻有機械化才有合作化”，這種宣傳中間含有一種“生產力發展水平絕對決定生產關係”的公式化想象。按照這種想象，在農業機械化實現之前是一個不可能事項，合作化隻屬於尚未達到的更高生產力水平的未來。
但是，從過去的曆史和農業生產現實看，合作化作為一種超越家庭生產單位的製度安排，始終是迫切需要的，這種需要的迫切性，是與家庭作為生產單位的不完善性緊密相關的，換句話說，家庭作為生產單位有多麽不完善，對合作化的要求就有多麽迫切。從窮困的五公村村民的遭遇看，一遇到天災就往往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一遇到意外損失基本的簡單再生產就無法維持。1943年農民私下成立的土地合夥組，其第一批成員、中農李玉田在退組之後遭遇困難年景，結果是賣掉了自己的土地和妻子去渡過難關，而耿長鎖的兄長因為無法生存也曾經被打發去關東，這種困境時五公村部分村民尋求合作道路的內在動力。
封建王朝也試圖改造家庭經營，
隻是沒有執行能力
不僅最底層的農民希望克服家庭耕作的脆弱性，古代中國的上層一樣有著這樣的強烈需求。有一句老話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在農業社會數千年的漫長曆史中間，家庭都曾經作為最基礎的生產單位，由於其內在的脆弱性和不完善性，無法有效保證農民生產和生活的穩定進行，結果使得農民(以及依賴農民而生存的統治階級)的生存處境的極為不穩定，特殊情況下往往導致非常嚴重的政治動蕩和社會成本。在原始的農業公社崩潰之後，農業的基礎性生產製度不完善，就成為一個結構性的製度困境，每一個王朝中間，有抱負的皇帝和能幹的大臣，每每試圖“修補”這一不完善的農業生產製度。
各種“修補農業基礎經濟製度”思想最終收斂為兩種政策主張。呂思勉在總結古代學者們的政策爭論時，給出一個精煉的概括：儒家的政策主張是恢複“井田製”，法家的主張是“節製資本”，而王莽則把這兩家的主張付諸實踐結果都失敗了，此後，學者們才感到灰心喪氣，一方麵覺得基礎製度確實不完善，另一方麵又看到了製度“修補”的難於實現，由此陷入思想上的“消極”，結果催生了魏晉玄學。(參閱《呂著中國通史》第五章財產)
井田製在原始的共產主義公社崩潰之後形成的一種製度，在這種製度下，家庭已經成為一個耕作單位，但是，基層社區還有著很大的幹預生產資料再分配的能力，“三年一換土易居”，此時農民雖然已經沒有了生產過程中間的合作，但是，生產過程之外的“土地保險”還有。有了這個保障，就可以把“失地流民”數量降低到一個可接受的低水平，從而在宏觀上保障政治穩定。井田製的功能性作用，是通過保障農民有地種而保障國家的政治穩定。這個製度近似於分田到戶早期的大隊和生產隊，這兩級機構當時還有能力對耕地定期按人口進行重新分配，從而對農業人口履行“生產資料保險”職能。
法家的節製資本主張，實際上是希望介入農民的市場交易行為，防止農民因各種“交易行為”而破產，李悝曾經設想過一種近似於後世的“常平倉”製度，試圖對農產品進行“價格保護”，防止“穀賤傷農”;而王安石的“青苗法”也是一個有代表性的設計，希望由政府在農民困難時期給予低息貸款，避免農民在談判地位最低的時候，受到強勢交易對手的掠奪。法家思想的核心是試圖以政府對生產過程之外的流通環節進行深度介入，避免發生富人依仗優越的市場地位剝奪窮人，以此降低社會矛盾激化的程度。
儒家和法家政策主張，都非常準確地指向了“家庭作為生產製度的脆弱性”這一根本性方麵，但是，兩種主張在實踐中間都未能取得成功，並不是因為其設想“不務實”，而是在“執行力”方麵遭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儒家的井田製主張，要求社區中間存在一個強有力的再分配結構，而法家的主張要得意實施，就需要依托鄉村社會中間建立起有效的政權機關，曆史的演化中間，鄉村社會原有的強有力的公社(這很符合儒家的需要)隨著“天下為家”(耕作單位家庭化)而弱化，等到強製性國家政權出場時(春秋戰國時代)逐步陷入解體，儒家始終對國家機器的強化抱有敵意，但是儒生們也沒有能夠建設起新的社區權力機構來，所以，井田製始終是一個“批判性的想象力”——僅僅用於對照現實製度的不完善性。而政權下沉到鄉村，迅速遭到高成本的限製，皇權不下縣成為一個常態;按照梁漱溟的看法，曆史上很多事情是由相反的方麵所“逼成”的，所謂的“與民休息”“不幹預”本質上是不能幹預，“皇權不下縣”不過是一種“消極相安之局”而已，而不是出於“黃老之學”或者某種思想主張。換句話說，社區權力自從崩潰之後就再也未能重建過，而行政係統的高成本使得政權無法在鄉村獲得必要的執行力。
曆史上從來不缺乏“好想法”，而是長期缺乏“好手段”，才放任一種不完善的生產製度——“小農經濟”——萬萬歲的，很多人都知道它不好用，但是人人都拿它無可奈何。從這個意義上看，農業要“社會主義”(追求一種生產或者生活單位上超越家庭局限的新製度的努力)，問題反而不在“經濟上的需要”(這是從來都需要的)，而是在於政治上(或者行政上)的可行——如何在鄉村社會再生成足夠“執行力”。
合作化成敗的關鍵不在於有沒有想法，
而在於能不能執行
從五公村的實踐看，對照曆史經驗，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耿長鎖和耿秀峰兩人恰好具有代表性。這兩個人都看到了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和生存單位的嚴重局限性，都希望改變這個現實，耿秀峰本人是一個積極的主張者和思想者，但恰好他本人不具備在鄉村社會生成“執行力”的條件。
五公村人今天回憶耿秀峰的時候，仍然肯定他是一個好人，也有好的想法，而且還很有公心，但是就是缺乏“領導能力”或者“號召力”，他曾經自告奮勇擔任一隊的生產隊長，但是“玩不轉”，搞了幾天就搞不下去了。他本人從省供銷社病休回村之後，長期幹的一個活兒，就是推上小車，在村子裏為大家修路;在分田到戶之後，他還曾經給鄧小平等領導人寫過三封信，表示自己的“不同政見”，結果曾經引起省公安廳的同誌登門拜訪，他本人竟然不服軟，還非常強勢地伸出雙手讓對方“上銬子”。耿秀峰不僅對合作化有著很深刻的認識，堅定的主見，而且還有著公心，有服務精神，還是文盲充斥的鄉村中間少有的“文化人”，照說，這是一個很合適的幹部人選，但是，他終於未能勝任隊長職務，這從另外一個方麵昭示了鄉村社會“執行力”不是那麽容易解決的。
反過來，耿長鎖沒有文化，由於窮困，也不能成為合作化事業的理想發起人，窮人作為發起人永遠要遭遇一個“是不是想要占人便宜”的追問，由此就矮人一截，在土地合夥租成立伊始他並未受邀參加，而是在合夥租遭遇困難瀕臨散夥的第二年，人們才想到邀請他參加。也是由於窮困，他不得不兼營副業並外出打短工，由於土地少不足以維持生存，不得不開辟“副業門路”成為打繩能手，還曾經是“打短”的頭頭。也正是因為曾經“窮過”，反而對於合作改變窮人處境有著深刻的執念，在國家出台“五保”政策之前，耿長鎖就已經開始設計對缺乏勞動能力的村民的保障製度，並把這個設想帶到1956年的“八大”會場上講述。
作為窮人，對於窮困地位所帶來的苦痛和尊嚴損害有著深刻的記憶，孔夫子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耿長鎖始終注重把集體經濟建設成為所有人的依靠這個理念，不能讓村民處於求告無門的地位上，為此，他與一切有悖於此種精神的力量進行不屈不撓的博弈，這是耿長鎖看待於集體分配和市場行為的堅定認識基礎，他堅定地反對省委進行“百分之百按勞分配”的設想，也從不利用機會去市場上牟取暴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對過度依賴化肥增產的方法，始終追求那種依靠勞動密集投入的增產方式。我們訪問一個地主的後代，他也高度評價耿長鎖的貢獻，說整個村莊都得了他的好處，很明顯，這位地主後代是把合作化的成就與耿長鎖個人聯係起來給出解釋的，不過，如果僅僅從農民組織成本一般情況下是解決不了的這個認識出發，他這個評價也算是合理。
耿長鎖的認識，過於樸素和平常，過於常識，缺乏“理論高度”。張啟回憶說，老爺子身板不高，缺乏成為勞動模範和農村帶頭人的體力條件，為什麽他成功了?老爺子嘿嘿笑，說他從自己的打繩生涯中間，得出一個顛撲不破的認識：幾股麻皮隻有“擰起來”成為一根繩子才有勁，人必須組織起來才能超越家庭生產的局限。而農民“擰不起來”則成為曆史的常態，今天也是這個樣子的。
有一種說法，認為沒有機械化就不能實現合作化，這是徹頭徹尾的胡說。農業的家庭耕作有多麽脆弱和不完善，對合作化事業的需要就有多麽殷切，這個問題和需要乃是“古已有之”的。中國古代知識界的政策辯論中間，儒家和法家都曾經設想要“修複”家庭耕作的不完善之處，但是都沒有成功。成功的關鍵在於需要在鄉村社會建立一個“低成本高執行力”的組織，沒有這樣的組織就什麽也辦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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