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的“大壽星”——從“35歲”到“68歲”
作者： 大於
來源： 人民網
前麵說到，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4167萬快速增長到1976年的93267萬，完全可以作為那個時代社會安定與生產發展，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一份曆史說明書。其實，更好的說明是，毛澤東時代不僅是中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年代，也是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提高最快的年代——從“35歲”到“68歲”。
對這個問題，[雲淡水暖]網友早幾年發過一個《偉大的醫改（1949-1978）：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到68歲》的帖，摘錄如下——
星期天在轉換電視台的時候，無意中看鳳凰電視台的《世紀大講堂》邀請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開講中國醫改的話題，據介紹，李玲教授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學碩士（1990年）和博士（1994年）；美國馬裏蘭州Towson大學經濟係終身教授。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衛生經濟學、衛生服務管理、老年經濟學、社會保障、經濟增長理論。草民以為，這位喝過洋墨水的專家，應該順著“市場化”的思路，把西方發達國家醫療衛生製度如何通過“市場化”提供良好、低廉醫療服務的經驗“接軌”到中國來。
然而，李教授的一席話令人“費解”，她說“1949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經濟之路走的不是那麽令人滿意，但是在醫療方麵創造了奇跡。從建國到80年代初，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說明我們醫療體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過去的體製對於我們解決今天的醫療困境很有借鑒意義。”……
在社會學家看來，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一個社會生活質量的重要標準，而社會生活質量的保障的一個重要方麵，無疑是醫療衛生事業的狀況，一些專家往往以人均預期壽命來衡量一個國家的醫療衛生發展水平。於是，草民查詢了一些資料，草民覺得，所謂“醫改”，其實早在1949年就開始了。
資料表明，1949年，全國人口總死亡率高達30‰，嬰兒死亡率高達200‰，孕產婦死亡率為1500/10萬（婦幼衛生監測點數據），平均期望壽命僅35歲，這是解放初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真實寫照。
新華社有一篇報道“從35歲到72歲：中國人均壽命越來越長”，其中曾經說過，新中國成立５５年來，營養、保健、醫療水平的提高，已使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到如今的近72（71.8）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55年再細分一下，1949年到1978年算第一階段，1978年至今算第二階段。從35歲到71.8歲之間相差36.8歲，而這36.8歲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主要貢獻竟然在1949年—1978年之間，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增長了33歲，平均每年增加1.1歲，而從1978年到如今，20幾年，人均預期壽命隻增加了3歲。
有資料說，1957年，全部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提高到57.9歲，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9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接近中等收入國家1960年的水平。而1960年全部發展中國家平均預期壽命隻有48歲，低收入國家隻有47歲，中等收入國家為60歲。據李玲教授說，1978年人均預期壽命68歲，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增長到68歲，實際上中國的健康指標當時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
清華大學的胡鞍鋼教授說“中國的人力資本的指標，包括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口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還有人類發展指數，根據UNDP的計算，從50年代以來都是迅速提高的，但是主要提高的幅度實際上是在改革前。我們可以看一看它的增長率，改革前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注：那時候實際上沒有GDP的說法，這是後來的經濟學家加上去的）比較低，隻有4.0%，改革後實際上我們達8.3%，這是在人類曆史上是很少見的，大體我們在7到8年之間人均GDP翻一番，但是我們的嬰兒死亡率，為什麽下降幅度比較低了？原來在前30年下降幅度每年是5.1%，後來下降幅度降為1.6%，預期壽命提高的幅度在前30年，是每年增長2.1%，後20年是隻有0.3%，就是增長非常緩慢，甚至我們發現這個增長幅度還低於像印度這些國家。”
所以，人們不能不重新思考，也應該重新思考中國醫療製度改革的成敗與走向，改革家們告訴人們，“計劃經濟”年代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年代，“缺吃少穿”的年代，“長期餓飯”的年代，從今天的視角看，也並非沒有“理由”。可是，就在那樣一個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時代，在一個比較今天來說很低級的物質供應水平的情況下，人均預期壽命提高的幅度是如此地迅速，幾乎是這20幾年來的10倍，而且，她是在舊中國留下的巨大衛生保障不足和人民健康惡化包袱的情況下取得的，這種天翻地覆的變化，應該是、也必然是一個巨大的改革。
雖然[雲淡水暖]的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但大於還想補充兩點。
一是有些家夥拿著“68歲”硬貨不好辦，於是就在民國留下的“35歲”上作文章。實際上，這個“35歲”並不是新中國搞出來的，而是國民政府時期的調查統計結果。如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在戰爭時期南遷至昆明在雲南省呈貢縣開展的人口研究工作，根據呈貢縣1940年至1944年6月死亡人口的登記資料編製了生命表。若不計因霍亂而死亡的人口，呈貢人口出生預期壽命為36.0歲，其中男性為33.8歲，女性為38.0歲；若把霍亂死亡人口合計在內，出生預期壽命則為32.8歲，其中男性為31.9歲，女性為34.2歲。
所謂“人口平均預期壽命（英文：Life expectancy）”，是指假若當前的分年齡死亡率保持不變，同一時期出生的人預期能繼續生存的平均年數。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是衡量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及醫療衛生服務水平的指標。新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極快提高，完全取於共產黨政府當年實心實意為人民健康作出的極大努力。
具體來說，新中國第一件衛生大事就是抓農村接生員培訓。一起來看看山東的資料吧——
1950年，省衛生廳組織衛生隊到全省各地農村開展改造舊產婆和訓練接生員試點工作，每村1～3名，每期20名，學習20天。共培訓接生員1600名。
1951年，全省普遍開展改造舊產婆、訓練接生員、推行新法接生工作。滕縣、嶧縣、鄒縣、菏澤、棗莊、濟寧、德州、萊陽、文登等地舉辦師資培訓班和接生員訓練班，培訓技術骨幹。其中，菏澤專區訓練接生員4333名，基本達到每村1名；德州專區培訓接生員900名；萊陽專區改造舊產婆800餘人，培訓接生員1050名；文登專區改造舊產婆1549人，培訓接生員751名。
1952年，省衛生廳加強基層接生員管理，要求各地(市)、縣以村、鎮、鄉為單位成立接生組織，形成新法接生網。年底，全省10個市專統計，施行新法接生，城市新生兒破傷風感染率為4.5‰，鄉村為0.12‰，產褥感染率城市為3.4‰，鄉村為0.06‰；施行舊法接生，城市新生兒破傷風發生率為37.89‰，鄉村為108.5‰。
1954年，全省共有接生站(組)1萬餘處，接生員30175人，住院分娩率22.16％，家庭分娩率77.83％，嬰兒死亡率45.04‰。省人民政府撥專款作為接生藥具費、接生補助費和難產補助費，為貧苦群眾免費接生。
1956年，全省接生人員均由政府發給一套接生用具，一般配有臀巾、會陰巾、剪刀、鑷子、碗、盤及消毒藥物。全省新法接生率平均為40％，較好的縣達77％以上，最差的縣為10％左右。
1957年，全省共培訓接生員7萬餘名，基本消滅空白村，全省新法接生率70％左右，其中曆城、利津、安丘等縣新法接生率達85％以上，有的市區達90％以上。
1958年，省衛生廳發出《關於人民公社辦產院的幾點意見》，要求農村盡快辦起婦產院。當年，煙台專區辦起婦產院1739處，新法接生率達到80％；聊城專區建立婦產院 1383處，設產床5922張；昌濰專區建立縣鄉婦產院904處，大隊產院2331處，產床3777張；惠民專區建立婦產院1003處，有產床3436張。
1960年，省衛生廳發出《關於加強婦幼保健保障母子健康的通知》，要求各地(市)、縣和廠礦企業全麵普及新法接生，做好產前檢查、產後護理和防視工作，提高接生質量；鞏固和提高婦產院，複訓接生員；做到產婦入院分娩，消滅新生兒破傷風和產婦產褥熱；普及產前檢查；在農村實行婦幼保健員、助產員劃片分工負責製;建立孕產婦登記,控製難產和子癇發生，努力消滅難產死亡。
可以順便提一下的是，喜歡光屁股的莫言《蛙》中姑姑的的原型，他的姑姑管貽蘭就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員。莫言的姑姑管貽蘭，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土改中，父親政治上被劃為“地主”，哥哥也被國民黨軍隊抓壯丁去了台灣，但因為她有些文化認識字，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新生育法的培訓的時候，她一樣被當時的縣衛生局局長選中，成為新法接生培訓班的首批學員。
此前，當地的接生婆都是用“土法”：把馬路上的塵土墊在孕婦身下，用帶鐵鏽的剪刀剪掉嬰兒的臍帶，然後用破布、棉花來包紮，造成了大量的嬰兒患破傷風死亡。新法接生首先就是對嬰兒臍帶進行消毒，再用紗布包裹好，通過長時間的努力，管貽蘭慢慢把土法接生那批接生婆們給淘汰掉了。 從18歲開始一直幹到70歲，管貽蘭接下來的孩子差不多有兩萬個……
應該說，他的姑姑管貽蘭在提高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的偉大事業中是有很大貢獻的。可是，莫言不但把她的“地主”家庭出身改為八路軍的後代，還把她寫成了魔鬼!
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與同時代的死亡率水平是密切相關的。民國時期人均預期壽命低，主要是死亡率高，特別是嬰兒的成活率低。新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的迅速提高，首先就是依靠和發動群眾，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毛主席共產黨的這個本事，蔣介石的國民黨就是想學也學不了。
二就是還應該注意到橫向比較。民國時期中國人均壽命“35歲”，當時世界人均壽命是“42歲”。1976年中國人均壽命65歲，世界當時人均壽命57（見美國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與演變》。）這說明橫向跟外國比，毛時代中國人均壽命比世界平均水平多8歲，蔣時代人均壽命低於世界平均水平7歲。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民國中國人平均壽命隻有35歲，比現在非洲人的平均壽命高5歲。到1979年，中國人均壽命是68歲，比當時的印度人高14歲
具體還可以看看下麵這張《中國與印度、韓國、菲律賓的人口預期壽命變化圖》。
請特別注意綠線圈中那一段變化，如果給毛澤東時代人均預期壽命運動的這段變化也來一個學術性名詞，大於建議可以稱之為“毛澤東攀越”！這種攀越，前無古人，後也可能不會再有來者。從極快提高中國人均預期壽命角度來說，毛澤東不僅是“大救星”，也是中國人民的“大壽星”！
附視頻：《人民節——從“35歲”到“68歲”》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yvbzciLPjA/
作者： 大於
來源： 人民網
前麵說到，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4167萬快速增長到1976年的93267萬，完全可以作為那個時代社會安定與生產發展，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一份曆史說明書。其實，更好的說明是，毛澤東時代不僅是中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年代，也是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提高最快的年代——從“35歲”到“68歲”。
對這個問題，[雲淡水暖]網友早幾年發過一個《偉大的醫改（1949-1978）：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到68歲》的帖，摘錄如下——
星期天在轉換電視台的時候，無意中看鳳凰電視台的《世紀大講堂》邀請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開講中國醫改的話題，據介紹，李玲教授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學碩士（1990年）和博士（1994年）；美國馬裏蘭州Towson大學經濟係終身教授。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衛生經濟學、衛生服務管理、老年經濟學、社會保障、經濟增長理論。草民以為，這位喝過洋墨水的專家，應該順著“市場化”的思路，把西方發達國家醫療衛生製度如何通過“市場化”提供良好、低廉醫療服務的經驗“接軌”到中國來。
然而，李教授的一席話令人“費解”，她說“1949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經濟之路走的不是那麽令人滿意，但是在醫療方麵創造了奇跡。從建國到80年代初，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說明我們醫療體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過去的體製對於我們解決今天的醫療困境很有借鑒意義。”……
在社會學家看來，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一個社會生活質量的重要標準，而社會生活質量的保障的一個重要方麵，無疑是醫療衛生事業的狀況，一些專家往往以人均預期壽命來衡量一個國家的醫療衛生發展水平。於是，草民查詢了一些資料，草民覺得，所謂“醫改”，其實早在1949年就開始了。
資料表明，1949年，全國人口總死亡率高達30‰，嬰兒死亡率高達200‰，孕產婦死亡率為1500/10萬（婦幼衛生監測點數據），平均期望壽命僅35歲，這是解放初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真實寫照。
新華社有一篇報道“從35歲到72歲：中國人均壽命越來越長”，其中曾經說過，新中國成立５５年來，營養、保健、醫療水平的提高，已使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到如今的近72（71.8）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55年再細分一下，1949年到1978年算第一階段，1978年至今算第二階段。從35歲到71.8歲之間相差36.8歲，而這36.8歲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主要貢獻竟然在1949年—1978年之間，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增長了33歲，平均每年增加1.1歲，而從1978年到如今，20幾年，人均預期壽命隻增加了3歲。
有資料說，1957年，全部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提高到57.9歲，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9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接近中等收入國家1960年的水平。而1960年全部發展中國家平均預期壽命隻有48歲，低收入國家隻有47歲，中等收入國家為60歲。據李玲教授說，1978年人均預期壽命68歲，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增長到68歲，實際上中國的健康指標當時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
清華大學的胡鞍鋼教授說“中國的人力資本的指標，包括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口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還有人類發展指數，根據UNDP的計算，從50年代以來都是迅速提高的，但是主要提高的幅度實際上是在改革前。我們可以看一看它的增長率，改革前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注：那時候實際上沒有GDP的說法，這是後來的經濟學家加上去的）比較低，隻有4.0%，改革後實際上我們達8.3%，這是在人類曆史上是很少見的，大體我們在7到8年之間人均GDP翻一番，但是我們的嬰兒死亡率，為什麽下降幅度比較低了？原來在前30年下降幅度每年是5.1%，後來下降幅度降為1.6%，預期壽命提高的幅度在前30年，是每年增長2.1%，後20年是隻有0.3%，就是增長非常緩慢，甚至我們發現這個增長幅度還低於像印度這些國家。”
所以，人們不能不重新思考，也應該重新思考中國醫療製度改革的成敗與走向，改革家們告訴人們，“計劃經濟”年代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年代，“缺吃少穿”的年代，“長期餓飯”的年代，從今天的視角看，也並非沒有“理由”。可是，就在那樣一個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時代，在一個比較今天來說很低級的物質供應水平的情況下，人均預期壽命提高的幅度是如此地迅速，幾乎是這20幾年來的10倍，而且，她是在舊中國留下的巨大衛生保障不足和人民健康惡化包袱的情況下取得的，這種天翻地覆的變化，應該是、也必然是一個巨大的改革。
雖然[雲淡水暖]的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但大於還想補充兩點。
一是有些家夥拿著“68歲”硬貨不好辦，於是就在民國留下的“35歲”上作文章。實際上，這個“35歲”並不是新中國搞出來的，而是國民政府時期的調查統計結果。如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在戰爭時期南遷至昆明在雲南省呈貢縣開展的人口研究工作，根據呈貢縣1940年至1944年6月死亡人口的登記資料編製了生命表。若不計因霍亂而死亡的人口，呈貢人口出生預期壽命為36.0歲，其中男性為33.8歲，女性為38.0歲；若把霍亂死亡人口合計在內，出生預期壽命則為32.8歲，其中男性為31.9歲，女性為34.2歲。
所謂“人口平均預期壽命（英文：Life expectancy）”，是指假若當前的分年齡死亡率保持不變，同一時期出生的人預期能繼續生存的平均年數。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是衡量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及醫療衛生服務水平的指標。新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極快提高，完全取於共產黨政府當年實心實意為人民健康作出的極大努力。
具體來說，新中國第一件衛生大事就是抓農村接生員培訓。一起來看看山東的資料吧——
1950年，省衛生廳組織衛生隊到全省各地農村開展改造舊產婆和訓練接生員試點工作，每村1～3名，每期20名，學習20天。共培訓接生員1600名。
1951年，全省普遍開展改造舊產婆、訓練接生員、推行新法接生工作。滕縣、嶧縣、鄒縣、菏澤、棗莊、濟寧、德州、萊陽、文登等地舉辦師資培訓班和接生員訓練班，培訓技術骨幹。其中，菏澤專區訓練接生員4333名，基本達到每村1名；德州專區培訓接生員900名；萊陽專區改造舊產婆800餘人，培訓接生員1050名；文登專區改造舊產婆1549人，培訓接生員751名。
1952年，省衛生廳加強基層接生員管理，要求各地(市)、縣以村、鎮、鄉為單位成立接生組織，形成新法接生網。年底，全省10個市專統計，施行新法接生，城市新生兒破傷風感染率為4.5‰，鄉村為0.12‰，產褥感染率城市為3.4‰，鄉村為0.06‰；施行舊法接生，城市新生兒破傷風發生率為37.89‰，鄉村為108.5‰。
1954年，全省共有接生站(組)1萬餘處，接生員30175人，住院分娩率22.16％，家庭分娩率77.83％，嬰兒死亡率45.04‰。省人民政府撥專款作為接生藥具費、接生補助費和難產補助費，為貧苦群眾免費接生。
1956年，全省接生人員均由政府發給一套接生用具，一般配有臀巾、會陰巾、剪刀、鑷子、碗、盤及消毒藥物。全省新法接生率平均為40％，較好的縣達77％以上，最差的縣為10％左右。
1957年，全省共培訓接生員7萬餘名，基本消滅空白村，全省新法接生率70％左右，其中曆城、利津、安丘等縣新法接生率達85％以上，有的市區達90％以上。
1958年，省衛生廳發出《關於人民公社辦產院的幾點意見》，要求農村盡快辦起婦產院。當年，煙台專區辦起婦產院1739處，新法接生率達到80％；聊城專區建立婦產院 1383處，設產床5922張；昌濰專區建立縣鄉婦產院904處，大隊產院2331處，產床3777張；惠民專區建立婦產院1003處，有產床3436張。
1960年，省衛生廳發出《關於加強婦幼保健保障母子健康的通知》，要求各地(市)、縣和廠礦企業全麵普及新法接生，做好產前檢查、產後護理和防視工作，提高接生質量；鞏固和提高婦產院，複訓接生員；做到產婦入院分娩，消滅新生兒破傷風和產婦產褥熱；普及產前檢查；在農村實行婦幼保健員、助產員劃片分工負責製;建立孕產婦登記,控製難產和子癇發生，努力消滅難產死亡。
可以順便提一下的是，喜歡光屁股的莫言《蛙》中姑姑的的原型，他的姑姑管貽蘭就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員。莫言的姑姑管貽蘭，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土改中，父親政治上被劃為“地主”，哥哥也被國民黨軍隊抓壯丁去了台灣，但因為她有些文化認識字，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新生育法的培訓的時候，她一樣被當時的縣衛生局局長選中，成為新法接生培訓班的首批學員。
此前，當地的接生婆都是用“土法”：把馬路上的塵土墊在孕婦身下，用帶鐵鏽的剪刀剪掉嬰兒的臍帶，然後用破布、棉花來包紮，造成了大量的嬰兒患破傷風死亡。新法接生首先就是對嬰兒臍帶進行消毒，再用紗布包裹好，通過長時間的努力，管貽蘭慢慢把土法接生那批接生婆們給淘汰掉了。 從18歲開始一直幹到70歲，管貽蘭接下來的孩子差不多有兩萬個……
應該說，他的姑姑管貽蘭在提高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的偉大事業中是有很大貢獻的。可是，莫言不但把她的“地主”家庭出身改為八路軍的後代，還把她寫成了魔鬼!
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與同時代的死亡率水平是密切相關的。民國時期人均預期壽命低，主要是死亡率高，特別是嬰兒的成活率低。新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的迅速提高，首先就是依靠和發動群眾，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毛主席共產黨的這個本事，蔣介石的國民黨就是想學也學不了。
二就是還應該注意到橫向比較。民國時期中國人均壽命“35歲”，當時世界人均壽命是“42歲”。1976年中國人均壽命65歲，世界當時人均壽命57（見美國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與演變》。）這說明橫向跟外國比，毛時代中國人均壽命比世界平均水平多8歲，蔣時代人均壽命低於世界平均水平7歲。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民國中國人平均壽命隻有35歲，比現在非洲人的平均壽命高5歲。到1979年，中國人均壽命是68歲，比當時的印度人高14歲
具體還可以看看下麵這張《中國與印度、韓國、菲律賓的人口預期壽命變化圖》。
請特別注意綠線圈中那一段變化，如果給毛澤東時代人均預期壽命運動的這段變化也來一個學術性名詞，大於建議可以稱之為“毛澤東攀越”！這種攀越，前無古人，後也可能不會再有來者。從極快提高中國人均預期壽命角度來說，毛澤東不僅是“大救星”，也是中國人民的“大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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