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毛澤東是誕生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隻要這個時代的本質沒有改變，毛澤東及與毛澤東名字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毛澤東思想，就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一道成為中國人民和世界被壓迫人民及被壓迫民族用於反抗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及其壓迫的基礎性的思想資源。
毛澤東及與他的名字緊密相連的毛澤東思想是有時代和階級屬性的，它隻屬於被剝削和被壓迫者：隻要被壓迫人民和民族及其反抗還存在，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就會是他們及率領他們尋求解放的政黨的旗幟[429]。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不隻是馬克思的學說，它特別應該包括列寧的學說，因為列寧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有了實踐意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講槍杆子的，馬克思的哲學配上列寧帶刀子的革命實踐，它就成了無產階級取得階級鬥爭勝利的法寶；不然，它就會變成戈爾巴喬夫式的政治童話而不是一種政治主張。列寧說：“隻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430]毛澤東說得更為直截了當：“什麽叫政權？什麽叫力量？沒有別的，隻有軍隊。”[431]
用階級分析方法觀察問題，充分運用無產階級專政進行階級鬥爭，貫穿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紅線。1962年8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階級、階級鬥爭問題，有的同誌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的。以前我也學習，是資產階級的。隻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馬列主義才傳播到中國，我們才學習。總之，離開階級鬥爭就不能談問題，不能說明問題。”[432]毛澤東說：“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從十月革命學來的。”[433]赫魯曉夫上台後，毛澤東批評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434]昨天西方社會民主黨人及戈爾巴喬夫等通過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達到閹割馬克思主義本質的目的，今天屏蔽列寧主義、特別是屏蔽其中的階級分析方法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也就抽掉了毛澤東思想的靈魂；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寧主義靈魂的“毛澤東思想”、繼而用抽掉“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理論”去麻痹勞動階級，其結果對中國乃至中華民族而言，則是大災難的開始。
1960年3月24日，毛澤東在專列上主持會議，指示在宣傳上“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好像它是另外一個東西。我們在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時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毛澤東同誌的著作’並提。當然，可以單獨提毛澤東思想，但一定不要忘記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丟掉這個最根本的東西。”“光講毛澤東思想，不提馬克思列寧主義，看起來好像是把毛澤東思想抬高了，實際上是把毛澤東思想的作用降低了。”[435]同樣的道理，如果在今天光講鄧小平理論而不提毛澤東思想，看起來也好像把鄧小平理論抬高了，實際上也是把鄧小平理論及隨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作用降低了。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曆史進程即將啟航，在這個決定中國發展方向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同誌特別告誡我們：
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總的來說，我們黨的曆史還是光輝的曆史。雖然我們黨在曆史上，包括建國以後的三十年中，犯過一些大錯誤，甚至犯過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錯誤，但是我們黨終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大大提高的。隻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使我們這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站住了。還是毛澤東同誌那句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國內的人民也罷，國外的華僑也罷，對這點都有親身感受。也隻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真正實現了全國（除台灣外）的統一。舊中國軍閥混戰時期不必說了，就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國家也沒有真正統一過，像對山西、兩廣、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統一。沒有中國共產黨，不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建立社會主義製度，今天我們的國家還會是舊中國的樣子。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誌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了解。[436]
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437]
習近平同誌在紀念毛澤東同誌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
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麵貌的一代偉人。[438]
事實上，作為我們的對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對手，美國人一刻也沒有忘記毛澤東並在認真地研究毛澤東的戰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隨尼克鬆見到毛澤東時說：“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讀主席的選集。”[439]時任美國總統福特在當天的唁電中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曆史偉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領導是幾十年來改造中國的決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的確是我們時代的一位傑出人物。”[440]一些視中國為對手的美國人說，他們不怕中國軍事現代化，就怕中國軍人毛澤東思想化[441]。
曆史表明，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新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不懈奮鬥中立下了豐功偉績，這一切應當歸功於毛澤東思想。“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麽誇張”；“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麽誇張”。[442]沒有毛澤東、沒有毛澤東思想，“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443]。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的真正靈魂和戰無不勝的力量源泉；而其中的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貫通傳統與現代並實現了二者之間的完美結合，在應對當前複雜的國際鬥爭形勢中，是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踐深入學習和運用的思想精華。
注釋：
[191] 賈宜：《過秦論》
[192] 1950年6月29日，毛澤東就《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致信劉少奇：“資本主義國家，隻有法國在拿破侖第一時代及其以前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國是經過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破壞了封建的土地所有製，並不是我們這樣的土地改革。德國、意大利大體也是如此，但比英國還不徹底，還保存了許多封建遺蹤。日本則封建的土地製一直嚴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後才由美國人進行一種極不徹底的‘土地改革’，現在仍有嚴重的封建主義。美國則從來沒有封建主義，由歐洲移民進去一開始就生長資本主義的農業，故農村市場特別廣大，隻有林肯時代解放美國南部幾州的農奴，是一反奴隸製的鬥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頁。
[1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頁。
[194] 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 年10 月15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頁。
[195] 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1850 年1 月～11 月1 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 頁。
[196] 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 年10 月15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8 頁。
[197] 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會見弗朗索瓦•貝納爾率領的法國議員代表團，明確表示：“拿破侖對我們很有影響：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過。法國的文化對中國也有很多影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頁。）據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同誌統計“從1910年到1973年，毛澤東讀談拿破侖，不下40次。”這說明，毛澤東對法國這段曆史教訓給予了充分的注意。（參見陳晉：《毛澤東怎樣讀談拿破侖》，《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3期；另可參見陳晉：《毛澤東為什麽喜歡讀談法國近代史》，《黨的文獻》2011年第1期。）
[198] 陳晉：《毛澤東與他生命中的“二十七個書目”》，http://www.cssn.cn/lsx/lskj/201509/t20150908_2151151.shtml。
[19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頁。
[20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頁。
[201]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華出口管製進一步升級。隨著中國參戰，美國對中國實行全麵禁運，包括凍結中國在美資產。6月25日，聯合國在美國操縱下通過決議，要求會員國不對朝鮮提供幫助。6月28日，美國宣布對朝鮮實行完全禁運。6月29日，美國國務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對中國出口石油產品。接著美國又向英國、菲律賓和“巴統”國家[201]提出類似要求。在美國的壓力下，墨西哥、委內瑞拉等非“巴統”國家也加入了對中國禁運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國又操縱聯大通過第500（五）號決議，要求會員國對中朝兩國實行戰略物資禁運。10月26日，美國國會又通過“1951年相互防禦援助管製法”（即巴特爾法），其目的是“對於威脅美國安全之國家或國家集團，包括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國家在內，達到管製輸出及其他目的”。參閱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頁。
[20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條。明確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製，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等在農村的土地。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團結中農，保護農民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受侵犯。所有沒收和征收得來的土地和其他生產材料，除依法收歸國家所有的外，應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所有。對地主同樣分給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該法對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問題的處理，以及土改的執行機關、執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體規定。該法自1950年實施，1987年底失效。
[20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頁。
[20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244、250、246～247、276頁。
[205] 周彥瑜、吳美潮編著：《毛澤東與周世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頁。
[206] 轉引自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頁。
[207] 《斯大林同誌同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經國的會談記錄》（1945年12月30日21時），參見[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
[208] 《論語·衛靈公》
[209] “四大自由”，指在土改後的農村中允許農民有借貸、租佃、雇工、貿易的自由。
[210] 《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頁。
[211] 詳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
[2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頁。
[213] 詳見《土地改革：印度國家發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
[214] 《英國外交部備忘錄》（1949年8月19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頁。
[215] 《明史》卷二百十三《張居正傳》，參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7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6頁。
[216] “王莽登基後，中國氣候進一步轉冷，並在其後的30年中成為秦漢時期最寒冷的階段。其中東中部地區冬半年平均氣溫約比現今低0.4℃，自然災害進一步加劇，以致‘穀稼鮮耗，百姓苦饑’，社會經濟係統瀕臨崩潰。”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17] 《明史》卷二百十三《張居正傳》，參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7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1頁。
[218] 《明史》說張居正：“權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參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7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1頁。
[219] 參閱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稅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
[220] 翦伯讚主編：《中國史綱要》第3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6頁。
[221] 翦伯讚主編：《中國史綱要》第3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7頁。
[222]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6頁。
[223] 傅築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頁。
[224]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7頁。
[225] 在查理大帝時代，收取100%的利息，被認為是高利貸。1344年，在博登湖畔的琳道，本地市民收取216又2/3%的利息。在蘇黎世，評議會規定43又1/3%為法定利息。在意大利，有時必須支付40%的利息，雖然從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普通的利息率不超過20%。維羅那規定12 又1/2%為法定利息。弗裏德裏希二世皇帝規定10%的利息率，但隻是給猶太人規定的。他是不屑替基督徒說話的。早在十三世紀，10%已經是德國萊茵區的普通利息率了。轉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5～676頁。
[226]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頁。
[227]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88頁。
[228]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8頁。
[229] 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頁。
[230] 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頁。
[231] 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8頁。
[232] 翦伯讚主編：《中國史綱要》第3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5頁。
[233] “交征”，相互爭奪。引自《孟子·梁惠王上》。
[234] 參閱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稅收》第二節第二部分《理論與實踐相分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418～420頁。
[235] 錢穆評論說：“是學風之陋，南宋以來已然。”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236] 袁桷（1266～1327年）元代學官、書院山長。字伯長，號清容居士。慶元鄞縣（今屬浙江）人。
[237] 轉引自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238] 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239] 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頁。
[240]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頁。
[241] 根據《崇楨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折》提供的數據計算，轉引自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67頁。
[242] 翦伯讚主編：《中國史綱要》第3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8頁。
[243] 《宋史·王安石列傳》
[244] 翦伯讚主編：《中國史綱要》第3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7頁。
[245] 這些起義詳情可參閱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下冊）第六節《明末農民戰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215頁。
[246] [明]楊嗣昌撰：《楊文弱先生集》卷十，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第130頁。
[247]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南居益請發軍餉》，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04頁。
[248] 1943年7月28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雜史我處均無，範文瀾同誌處或可找得，你可去問訊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2頁。
[24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頁。
[25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頁。
[25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頁。
[25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頁。
[253] 參閱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上冊，1998年，第304頁。?
[254] 據《新京報》提供的研究資料顯示，2009年，中國失地農民約4000萬。2009年，政府獲得1.5萬億土地出讓金，2010年全國國有土地有償出讓收入達2.9萬億，同比增長106.2%。2010年外出和在本地從事非農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達24223萬，其中外出農民工由2005年的9809萬增至15335萬，全國工會會員中農民工也占8855萬，在城市裏從事苦髒累險工作的70%以上都是農民工。調研數據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中，16～25歲的41.4%沒有承包地、36.4%沒有宅基地；25～30歲的35.4%沒有承包地、33%沒有宅基地。願意回農村定居的農民工隻占8.8%。隻有7.7%的新生代農民工願意回農村定居，而老一代農民工的比例為13.3%。《國情調查專家稱我國失地農民約4千萬 願回鄉民工不足1成》
http://www.haijiangzx.com/html/2011-10-31/page_10306.html。
[255] 廣州日報 2011年2月20日載，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1年年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樊綱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裏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樊綱表示，工業化進程根本核心是勞動力轉移，按目前分析數據，如果計算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的勞動力，至少有30%~35%的勞動力是農民勞動力，盡管他們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長，但其收入也隻是農民工的一半，照此不應出現民工荒及農民工工資上漲的情況。“但現在，確實出現了勞動力工資上漲的情況，如何解釋這個悖論？”他說，此悖論反映了中國的一個特殊情況，也就是我們的城市化率大大低於工業化。工業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勞動力進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農村。他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裏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中國改革研究院（海南）院長 遲福林更直接表示：“總的看法是：‘十二五’解決農民工市民化應當做得到，也有條件做得到。”“‘讓農民工成為曆史’應當作為‘十二五’城鄉一體化的重大突破。”參見《十二五期間資本的重點攻擊目標》，載《時代與思想評論》2011年第1期。
[256] 《記者調查發現南京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來源：2011年02月10日《新京報》http://nc.people.com.cn/GB/13882705.html。
[257]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第二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頁。
[258]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469頁。
[259] “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裏，解決這個問題同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完全一樣，即靠供求關係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來解決，但是這樣解決之後，這個問題還會不斷產生，就是說，一點也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時間地點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頁。
[260] 《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頁。
[26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頁。
[262] “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麽。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頁。
[26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頁。
[26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頁。
[26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頁。
[26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1頁。
[26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頁。
[26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頁。
[269] [德] 弗裏德裏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7頁。
[270] 毛澤東《關於情況的通報》（1948年3月20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1964年版，第1193頁。
[27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頁。
[272] 《實踐論》是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代表著作，寫成於1937年7月，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3]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363頁。
[274] 毛澤東：《論持久戰》，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頁。
[275] 沃爾特·李普曼，美國新聞評論家和作家，長於國際問題的戰略分析，在傳播學史、宣傳分析和輿論研究方麵享有很高的地位。
[276] 沃爾特•李普曼著，羅吟圃譯：《美國外交政策》，北京：人文出版社1944年版，第17頁。
[277] 喬治·凱南，美國“遏製”政策的提議人。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喬治•凱南通過明碼電報，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 542個英語單詞的電報，這封電報被認為是導致美蘇冷戰的先聲。在電報中凱南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1947年7月7日，凱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明確提出“遏製（containment）戰略”並被美國政府所采納。
[278] 沃爾特•李普曼著，裘仁達譯：《冷戰》，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9頁。
[279] 沃爾特•李普曼著，裘仁達譯：《冷戰》，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32頁。
[280] 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是美國共和黨人，狂熱極端的反共分子。1946年，他依靠激進的反共觀點當選為參議員，其間，他推動在全美清理共產黨運動，指揮調查委員會調查美國民主黨成員以及政敵、對他有意見的新聞人物，不少人被撤職、逮捕甚至被處死。後來他在軍隊中搞忠誠調查，引致艾森豪威爾的不滿。1954年，參議院通過法案譴責麥卡錫的政治迫害行為。1957年死於肝炎。
[281] 宋石男：《偉大的旁觀者：李普曼傳》，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02頁。
[28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03頁。
[28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頁。
[28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頁。
[285] 參閱[美]喬治•凱南著，葵陽、南木、李活譯：《美國外交》（增訂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頁。
[286]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504頁。
[287]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頁。
[288]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4頁。
[289] 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458頁。
[290] 據歐陽修所撰《新五代史·唐莊宗本紀》載："初，（李）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今河北邢台），還軍上黨（今長治市），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西晉詩人陸機的組詩，共十首，每十歲為一首，唱人一生從幼到老的景況與悲歡），至於（唱到）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皆淒愴。時（李）存勖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須，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
[291] 唐末天下大亂，群雄逐鹿，李克用從代北沙陀族中崛起，一生征伐，創立了“連城猶擁晉山河”的基業。其子李存勖在父死後，又是一生征討。三垂岡（今山西長治）之戰，使李存勖最終占有上黨，把三晉大地作為穩固後方，進而兵下太行，逐鹿中原，消滅後梁，建立後唐。嚴遂成以李克用父子的史事為藍本寫作此詩。
[292] 毛澤東：《念奴驕·昆侖》（1935年10月）。
[293] 毛澤東：“同斯諾談國際問題”(1965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頁。
[294] William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Publisher: I B Tauris & Co Ltd ，Feb 2000。
[295] 喬治·凱南（1904～ 2005年），美國“遏製”政策的提議人。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喬治•凱南通過明碼電報，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 542個英語單詞的電報，這封電報被認為是導致美蘇冷戰的先聲。在電報中凱南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1947年7月7日，凱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明確提出“遏製（containment）戰略”並被美國政府所采納。
[296]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297] 裘克安等譯：《尼克鬆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298] 據《後漢書·劉盆子傳》載，西漢末年的赤眉農民起義軍打到潼關後，采取抽簽的方式在劉氏宗室中選出15歲的放牛娃劉盆子做皇帝，但因脫離不了放牛娃習慣而失敗下台。“1973年1月上旬，在王洪文去上海前，囑其讀《後漢書·劉盆子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頁。詳情可閱讀徐景賢《毛澤東曾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載於《黨的文獻》2005年第4期。
[299] 裘克安等譯：《尼克鬆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300] 尼克鬆著：《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
[301] 基辛格評論赫魯曉夫說：“他在啟動改革過程這方麵，可謂是戈爾巴喬夫的祖師；改革的影響他並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卻叫他追悔莫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共產主義覆亡始於赫魯曉夫。”[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頁。
[30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頁。
[303] 轉引自逢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頁。
[30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頁；參閱同書第399～400頁。
[305] 轉引自逢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頁。
[30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400頁。
[30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頁。
[308] 斯大林常將一些隻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像共青團員一樣”，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參見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與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沈誌華主編：《蘇聯曆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頁。
[30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頁。
[310] 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3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頁。
[3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頁。
[3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頁。
[3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頁。
[31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頁。
[3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頁。
[317] “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報首，即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為惻然。未幾，謫禦史，複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後竟坐法死。”《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頁。
[318]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頁。
[319] 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7頁。
[320] 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321] 錢穆評論說：“是學風之陋，南宋以來已然。”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322] 袁桷（1266～1327）元代學官、書院山長。字伯長，號清容居士。慶元鄞縣（今屬浙江）人。
[323] 轉引自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324] 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編著：《毛澤東這樣學習曆史 這樣評點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頁。
[325] 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頁。
[3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頁。
[3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頁。
[32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頁。
[32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7頁。
[33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頁。
[33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頁。
[3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頁。
[3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頁。
[3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頁。
[3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頁。
[3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頁。
[337] 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33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
[339] 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1964年2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
[340] 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誌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6/c_118723453_2.htm。
[3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頁。
[3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頁。
[34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頁。
[34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頁。
[345]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1981年6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頁。
[34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頁。
[347] 毛澤東：《五四運動》，《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頁。
[348] 毛澤東：《青年運動的方向》，《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頁。
[349]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頁。
[35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9頁。
[351] 1975年5月初，江青給毛澤東處打電話，要工作人員轉告他受到“圍攻”，毛澤東說：“她這個人隻能批評別人，很凶，別人不能批評她。批林批孔，什麽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後門。幾十萬人都起後門，又要這幾十萬人批林批孔，很難。有走前門，就有走後門，幾萬年還會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2頁。
[35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頁。
[35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頁。
[35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70頁。
[35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頁。
[35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頁。
[35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3頁。
[35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頁。
[35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頁。
[36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5頁。
[361]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頁。
[36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
[36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頁。
[36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頁。
[36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頁。
[36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頁。
[36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頁。
[36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頁。
[36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頁。
[37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頁。
[37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頁。
[37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頁。
[37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頁。
[37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頁。
[37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頁。
[37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頁。
[37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頁。
[37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頁。
[37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頁。
[38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7頁。
[38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頁。
[38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頁。
[38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頁。
[38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頁。
[38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頁。
[38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頁。
[38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頁。
[38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頁。
[38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41頁。
[390]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頁。
[391]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頁。
[392] 1989年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暫停蘇聯共產黨在蘇聯全境的活動”。在此情況下，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動，或被迫自動解散，或在共產黨的基礎上改建新黨，有的共產黨甚至被宣布為非法。這樣，統一的蘇聯共產黨實際上已不複存在。
[393] 戈爾巴喬夫1950年進入莫斯科大學法律係學習，1952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55年先後任斯塔夫羅波爾團市委第一書記、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邊疆區委宣傳部副部長、邊疆區團委第二、第一書記。1962年3月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區域農莊一農場生產管理局邊疆區黨的組織員（負責人），同年12月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農業邊疆區黨機關局局長。
[394] 參見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與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沈誌華主編：《蘇聯曆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頁。
[395]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頁。
[3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頁。
[3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頁。
[3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頁。
[39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頁。
[40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頁。
[40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134頁。
[40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507頁。
[40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頁；參閱同書第234、528頁。
[40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
[405] “由於我們在1904年整個一年和1905年戰場上遭到節節慘敗，所以德拉戈米夫將軍就編了一則挖苦的笑話，後來在俄國各地傳開了。他說：我們總想用聖像去打日本人，他們卻用炮彈和炸彈來揍我們；我們用聖像來對付他們，他們用子彈對付我們。”參見謝爾蓋·尤裏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北京：新華出版社1893年版，第238頁。
[40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4026頁。
[40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頁。
[408]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1991年版，第115頁。
[40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32頁。
[4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頁。
[4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頁。
[4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頁。
[4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頁。
[4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頁。
[415] 轉引自王任重1966年7月13日日記，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9頁。
[4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頁。
[4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頁。
[4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頁。
[4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頁。
[4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頁。
[4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頁。
[42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頁。
[423] 文化革命快結束前夕流行很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旋律鏗鏘，歌詞主張內容不容置疑，反複重複的歌詞是“文化大革命好 文化大革命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就是好 就是好。”參見經典老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線試聽_http://www.kuwo.cn/yinyue/281657/
[4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頁。
[425]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http://china.caixin.com/2012-11-08/100458021.html。
[4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481頁。
[4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8頁。
[428]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頁。
[429] 1959年3月4日，毛澤東在接見美國共產黨中央書記傑克遜時，傑克遜告訴毛澤東，他經常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回答說：“中國人民很窮，很苦，要鬥爭，要革命，就有對這種著作的需要。”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頁。
[430] 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頁。
[43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頁。
[4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頁。
[4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頁。
[4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
[4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頁。
[436]《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1981年6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299頁。
[437]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頁。
[438] 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誌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6/c_118723453_2.htm。
[439] 轉引自熊向暉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頁。此事也在尼克鬆回憶錄中有確認，參見裘克安等譯：《尼克鬆回憶錄》（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頁。
[440]《美國前總統福特去世》，載《京華時報》2006年12月28日，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06-12/28/content_87961.htm。
[441] “近幾年，中國軍隊去美軍西點軍校參觀，該校學者在介紹朝鮮戰爭的經驗教訓時，總要反複說一句話：美軍不怕中國軍隊現代化，怕的是中國軍隊毛澤東化。美軍為什麽這樣講？對這句話，人們可以有許多理解，但有一點，也是它的真正關鍵點，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中國共產黨軍隊政治工作的曆史經驗與優良傳統。可以說，這就是美軍害怕的中國軍隊毛澤東化的‘秘訣’，這是人民軍隊建設的理論寶庫和戰鬥力的源泉。”肖裕聲：《中國共產黨軍隊政治工作的曆史經驗與優良傳統》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38903/13886980.html。
[442]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頁。
[443] 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莉婭娜·法拉奇問》，《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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