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國家穩健前進的條件是要有熟悉曆史，更要熟悉曆史政治及其本質的領袖人物。看到赫魯曉夫的政治極端幼稚，毛澤東汲取古今中外國家興衰更迭教訓，決定開展教育革命，為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合格的接班人。
“政治科學是以曆史為依據的”[269]。作為成熟的治國人才，除了政治立場堅定外，更需要運用國力的能力。但認識國力的存量並不難，有一些邏輯推論和數量統計就夠了；而認識國力的變量，則需要相當的政治經驗。這與認識皮筋本身長短並不難，而認識皮筋可以伸展的長短及其拉長承受時間則需相當的反複拉伸的經驗的道理一樣。
在這方麵毛澤東為我們作了表率。
毛澤東同誌不僅有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更有成熟的政治素養，它不僅包括製定戰略的能力，而且還包括為實現戰略而具備的製定政策和策略能力。毛澤東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而“隻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270]
毛澤東說：“不關心哲學，我們的工作是不能勝利的。”[271]在這方麵我們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誌寫的《實踐論》[272]。世界是物質的，所以它是實踐的，物質是矛盾和變化的，所以它是辯證的。從相當的意義上說，戰略是確定現實鬥爭方向的學問，而策略是尋找戰略力量即國力運用邊界（即極限和底線）的學問。事物的性質是由其對立的方麵規定的，越界是矛盾轉變的標誌和開始，而隻有找到合理邊界，其戰略才是有意義和可有效實施的。基於此，毛澤東將曆史唯物主義所要表達的“人民必勝”的認識歸納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命題。他1958年12月1日，他告訴全黨：
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曆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後的一段時間，由於它們的對立麵，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並同它們進行鬥爭，越來越厲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麵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後的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或者將被人民所推翻。[273]
毛澤東明白，壓迫民族推行世界擴張政策的真正阻力來自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而它們的優勢在於先進的工業技術，但技術尤其是高技術可以解決一部分矛盾，但解決不了基本矛盾，尤其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而當推行擴張政策的國家開始與世界人民為敵的時候，這個矛盾基本就是無解。正因此，毛澤東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274]
毛澤東戰略思想隻能為與人民在一起的政黨運用。脫離人民的政黨或統治者也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隻是那裏的統治者是為壟斷資本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在真理麵前，由於沒有人民支持，他們也隻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推行依靠人民的政策。
比如美國就不乏明白人。就在美國即將成為世界霸主的1943年，曾任陸軍部長助理並參加過巴黎和會的美國戰略思想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275]在《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對美國人的“世界主義”情緒提出了警告。他寫道：“美國必須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達的範圍之內，也使它的手段可以達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負擔和它的力量相稱，也使它的力量足夠來完成它的‘責任’：要是不確立起這個原則，那根本就談不到什麽外交政策。”[276]1947年，李普曼針對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277]的“遏製”政策和以此為基礎的“杜魯門主義”的危險出版了《冷戰》一書指出了美國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國政府不要忘記在“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278]
李普曼的旨在為美國卸除“杜魯門主義所加於我們的負擔”[279]的看法對20世紀50年代處於巔峰期的美國政治家們來說已難以接受，為了保住其高額壟斷利潤，他們寧願選擇竭澤而漁的道路，聽信丘吉爾意在驕縱美國的“鐵幕演說”，偏愛英國曆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Toynbee）讓美國擔當世界民主領袖的“倡議”，采納英國人喜歡的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280]和凱南等不冷靜的激進建議，揮師衝向世界，這使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全麵危機，國力大幅衰落。
與美國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卻在中國受到毛澤東的長期關注。據統計，從1949年到1972年間，新華社電訊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約有350篇，其中全文轉載李普曼觀點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較集中的時間段是1956年至1958年。[281]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蘇聯的挑戰》一文，認為西方的軍事集團和基地包圍政策不能遏止共產主義的發展。新華社《參考資料》第2512期刊載了這篇文章，毛澤東讀了李普曼的這篇文章後，寫下批語：“此件印發。值得一看。”[282]1959年3月4日，他在會見美國共產黨中央書記傑克遜時說：
美帝國主義看來好像很強，實際上也是帝國主義中最強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歐洲要駐兵，在亞洲也要駐兵，如此分散，到處都有，結果是到處不頂事。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方麵來看，美國都是擴張得非常大的。它越擴張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對的人也越多，這樣，事情就會向它的意願的反麵發展了。美國就好像一個用雙手抱著一堆雞蛋的人一樣，雞蛋堆得滿滿的，可是一動都動不得，稍一動雞蛋就掉下來了。[283]
1968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領導人範文同時鼓勵說：“美國有個記者叫李普曼，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要提防再掉進一個陷阱。他說在越南已經掉進一個陷阱了，現在的問題是要想辦法爬出這個陷阱。他還怕掉進別的陷阱裏去。所以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的。”[284]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的“遏製”戰略拖垮美國的原因，是他為美國設計戰略邊界過於龐大，結果讓美國老虎吃天，耗盡了力氣。20世紀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凱南對自己曾經提出的“遏製”戰略更是後悔不迭，他在一次講演中說：
這種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而且對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影響。它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這一點我和許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們都把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於生產並出口武器裝備，保持龐大的武裝力量和設施。這麽搞的結果對我國的經濟生產實力不會有好處，隻不過使我們每年都不能把成百億美元用作生產投資。這些年來，我們已被迫使自己習慣於這種情況。這個習慣已經達到我曾大膽稱之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在不出現嚴重後遺症的情況下把它甩掉。除了數以百萬計的穿軍服的人以外，還有成百萬的人們已經習慣於從龐大的軍事工業體係中謀得生計。數以千計的企業靠軍工維持，更不用說那些工會和社區了。軍工已經成了使我國經濟極其不穩定的那些預算赤字的根源。在軍需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與華盛頓購買者之間已經建立起複雜而極其有害的聯係。換一句話說，由於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並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說，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於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說：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285]
用同一方法，毛澤東看到了蘇聯也犯了與美國同樣的錯誤。1973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與基辛格會談時指出了蘇聯的上述短板。在回答基辛格“目前中東的問題是防止蘇聯取得統治地位”的問題時，毛澤東說：
蘇聯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對付這麽多方麵，從太平洋講起，有美國，有日本，有中國，有南亞，往西有中東，有歐洲。統共隻有一百多萬兵守也不夠，何況進攻，除非你們放它進來，把中東、歐洲讓給它，它才放心。這樣才能把兵力往東調。我們也牽製他們一部分兵力，也有利於你們。歐洲、中東、比如在蒙古，它就駐了兵。我的意見是這個蘇聯野心很大，就是歐洲、亞洲兩個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夠，困難很大。[286]
11月17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等談話時說時再次強調這一點說：“蘇聯的日子就不那麽好過，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夠。切忌不要忘記鳳姐講的話：大有大的難處。”[287]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接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在聽到希思說蘇聯有強大的組織來增強其實力時，毛澤東說：“難道蘇聯就沒有困難嗎？我看它自顧不暇，它不能對付歐洲、中東、南亞、中國、太平洋，我看它會輸的。”[288]
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澤東曾兩次手錄清朝人嚴成遂《三垂岡》一詩[289]，其意高遠，當為今人認真領會。詩曰：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290]。[291]
中國已經崛起且抗住並戰勝了帝國主義一百多年的飛揚跋扈和軟硬施壓，但尚未取得完全的勝利，仍麵臨西方的包圍，根本無力單槍匹馬地改變世界。毛澤東意在告訴我們，隻要中國能夠固守“昆侖”，堅持地區性守成，“深挖洞、廣積糧”，不搞世界性擴張，我們就有時間“閱盡人間春色”[292]，最終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改變。
在紛繁複雜的萬象事物中，毛澤東總能敏銳找到其力量運用邊界。他一生不打遠仗，最遠的也就到中印邊界。1965年1月9日，斯諾問毛澤東為什麽你總是說世界革命，毛澤東告訴斯諾說：“哪裏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並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293]遠戰當速，近戰可久。1950年開打朝鮮戰爭，一打就是三年；1962年啟動對印自衛反擊戰，在兩個月內大啟大合。毛澤東明白的，遠處用兵是要拉長戰線並由此要有長線長時的財力支出，許多國家就是被這越來越大的費用耗倒的。蘇聯斯大林之後的領導人不太明白這樣的哲學，搞世界革命且是實打實地出兵，手伸到古巴，伸到非洲。結果把自己給拖垮了。英國衰落就是從占領印度洋開始的：為了鞏固占領印度洋的戰果，它打了三次阿富汗戰爭，打了兩次對華鴉片戰爭，收獲不少，但支出更多。進入21世紀的美國更是在英國的道路上迅速衰落的。
1972年尼克鬆訪問中國前，最擔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見。知道毛主席戰爭年代養成了夜晚工作習慣，提前一個月晝眠夜作進行練習。當聽到周總理說，主席要見你。尼克鬆僅帶了基辛格和溫斯頓·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學著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基辛格在會見時問：“主席正在學習英文嗎？”毛澤東說：“我聽說外麵傳說我正在學英文，我不在意這些傳聞，它們都是假的，我認識幾個英文單字，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過任何一個說笑的機會：“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字。” 對此毛澤東說，“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詞匯paper tiger。”基辛格馬上對號入座：“紙老虎。對了，那是指我們。”[294]賓主大笑。
尼克鬆是糾正凱南戰略失誤的政治家——遺憾的是同期的蘇聯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戰略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國的飛機上說，我要去跟毛澤東談哲學。他說的“哲學”就是兩個國家的國力運用的邊界及其國家合作的邊界。毛澤東與尼克鬆這兩個有哲學的政治家一握手，這個世界就變了。事實上，毛澤東注意到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295]為美國設計的戰略邊界過於龐大的“遏製”戰略是拖垮美國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鬆訪華後不久，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296]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在尼克鬆訪華前後，有兩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當年毛澤東對到訪的尼克鬆說“我喜歡右派”[297]，第二件是毛澤東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閱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298]。毛澤東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問題並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決的。你沒有沙場曆練，如果再不向老同誌學習、多長進，就會像劉盆子那樣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為曆史上的匆匆過客。如果將毛澤東兩次談話內容聯係起來，可知毛澤東當時的憂心所在。隨尼克鬆來訪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澤東的擔憂，他說：“美國的左派隻能誇誇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299] 尼克鬆在《真正的和平》一書中有段文字可看作對基辛格這段話做出的的補白：
當初，列寧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對共產主義事業是多麽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稱他們為“有用的白癡”。這些有用的白癡總是一本正經，對那些最為複雜的問題作出非常簡單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故意，而是出於無知。他們隻會呼喊口號，他們絞盡腦汁所得出的結論，充其量也隻是僅適合印在圓領衫或貼在汽車保險杆上的標語：“要愛情，不要戰爭”；“不能用核武器扼殺我們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鳴笛吧”。這些愚蠢的廢話大多無傷大局，然而不幸的是，並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癡在街上為和平而遊行或鳴喇叭，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在我們的大學裏教書，一些人在為報紙撰定專欄文章，一些人在電視上高談闊論。[300]
基辛格說的問題，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
王明的“左傾”空談和赫魯曉夫的機會主義給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巨大災難[301]，長期與王明“左”傾作鬥爭的毛澤東也看出當時中國有那麽一批“並非出於故意，而是出於無知”的可以為資本主義利誘的“有用的白癡”，知道這些人“造反精神強，他們缺乏經驗，不懂曆史”[302]，容易犯赫魯曉夫那種“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303]的錯誤。1959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赫魯曉夫“他不是老練的政治家，不大懂馬列主義，不講原則，翻雲覆雨。他一怕美國，二怕中國。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隻要有利，隨遇而變。迷戀於暫時的利益，丟掉長遠的利益。”[304]當月，毛澤東又在一份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上寫道：“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於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後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後）。”[305]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與劉少奇、周恩來等同誌討論時局問題時談到赫魯曉夫說：“這個人一直沒有個章程，像遊離層一樣，他是十二變，跟他相處，怎麽個處法呀？這個人，艾森豪威爾形容過，說他是一個鍾頭之內瞬息萬變的。赫魯曉夫何必那麽蠢，把美國人捧得那麽上天，也不想想下一著棋。從戴維營回來，那麽吹，他不想想，美國人可能變嘛。”[306]當年12月10日，麵對赫魯曉夫的胡來，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深有感觸地說：“中國和俄國的曆史經驗證明：要取得革命勝利，就要有一個成熟的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307]
看別人，想自己。赫魯曉夫的政治幼稚病讓毛澤東對那些隻知空喊的“左”派——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屬於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或者像飛蛾投火的共青團員”[308]——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幹部製度。1958年4月27日，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會議不無擔憂地說：“現在得彩的是左派，這些人政治資本大了，將來掛帥的、可能出亂子的，也就是這些人。”[309]
就在赫魯曉夫下台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310]6月16日，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上說：“要準備後事，即接班人問題。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第一條，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條，有事要跟同誌們商量，要聽各種意見，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最後，毛澤東要求：“開會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從中央局、省、地、縣到支部，都要搞幾層接班人。”[311]其中，幹部不脫離群眾並且還要善於團結群眾是毛澤東對接班人的重要要求。1961年11月24日，毛澤東在接見外國代表團時進一步指出說：“左翼就是容易犯氣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間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辦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條主義的左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有很大的耐心，以同誌式的精神去說服中間派，不能擺官僚的架子。”[312]毛澤東從一生的革命鬥爭實踐中知道，沒有基本群眾的幹部是一事無成的。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在北戴河告訴毛遠新說：“這五條是互相聯係不可分割的。第一條是理論，也是方向。第二條是目的，到底是為誰服務，這是主要的，這一條學好了什麽都好辦。第三、四、五條是方法問題。”毛澤東教育毛遠新說：“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算是大學畢業？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放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313]1965年1月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真正的領導人要在鬥爭中才能看出來，你從訪貧問苦中看得出來？我不相信。在鬥爭中群眾會選出自己的領袖來。”[314]這就是說，“老練的政治家”不是在“行小惠”活動而是在真槍實彈的鬥爭中產生。1967年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在談到革命大聯合以誰為核心時說，核心是在鬥爭中實踐中群眾公認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張聞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認他是核心，結果垮台了。什麽是農民，什麽是工人，什麽打仗，什麽打土豪分田地，他們都不懂。[315]
毛澤東重視中國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別是注意其中的導致國家毀滅中的人的因素。十年樹木，百年樹人。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率中央高級領導到明十三陵植樹。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316]問題的講話，他將講話地點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長。
毛澤東在明十三陵考慮最多的是國家的長治久安。但研究明史，就不能不注意和總結明太祖朱元璋培養接班人的經驗和教訓。
接班人問題歸根結底是國家人才培養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是國家治理工作不能離開的重要人才來源，但其脫離實際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態則使他們在因見識卓越被納入政壇的同時也帶來對事業有極大破壞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談，而這樣的悖論又為尤其是建國之初的政治家所糾結。在利用這類知識人方麵，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嚐試。比如孔丘任魯國大司寇後七日殺以言“亂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書坑儒”、曹操殺楊修等，其手段最極端的大概就數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對付這類不成熟的幹部和脫離實際而又自視精英的知識分子采取的辦法就是“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317]，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議：“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免者百無一二。”[318]即使這樣，朱元璋也沒有因此而解決培養合格接班人的問題。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對明末空議誤國的教訓有切實的總結：
明自正德、嘉靖以後，群臣言事漸尚意氣。至萬曆末，怠於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務為危言激論自標異。明末以廷議誤國，事不勝舉。要之不度時勢，徒逞臆見，是非紛呶，貽誤事機。舉其要者，流寇既起，內外相乘，若暫和關外，猶可一意治內。而思宗迫於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無敢主和事者。陳新甲主兵部，力持議款，帝亦向之，事瀉於外，為群臣大嘩，為殺新甲。孫傳庭守關中，議者責其逗撓，朝廷屢旨促戰，傳庭曰：“往不返矣，然大大夫豈能再對獄吏！”遂敗死。賊既渡河，有請撤吳三桂迎擊者，議者責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賊勢燎原，或請南幸，或請以皇儲監國南京，議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終至於一無可為而止。[319]
故此，錢穆先生痛陳：
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通病。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世聞名朝形成群龍無道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曆廷臣風發言事，於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至於以議論誤國。[320]
造成這種“議論誤國”惡習的可追溯至宋朝脫離實際的教育製度[321]，元代大學者袁桷[322]說：
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端，止於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糜密出入，皆以為俗使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323]
毛澤東注意到這段曆史教訓。1964年5月12日，在一次談話中說：“看《明史》最生氣”，“除了明太祖、成祖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餘都不好，盡做壞事。”[324]
毛澤東在建國之初也麵臨著與讓朱元璋同樣糾結的“知識分子問題”。但與朱元璋不同，毛澤東本人就是學生出身，早期學生運動的成敗以及他自身從知識分子到成熟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轉變的經曆使他對知識分子的優點缺點以及如何克服這些缺點、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體驗和認識。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在《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一文中說：
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隻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幹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裏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幹不成大事業的。[325]
建國初，毛澤東開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結合的知識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澤東為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題詞：“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326]這實際上提出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有一個再學習即向人民學習的新任務。1955年8月13日和12月12日，毛澤東在審閱簡報時分別批示：“對高級知識分子一味照顧，即令有嚴重問題也不去觸動他們的想法是錯誤的。正確的方針是：堅決保護一切好人，而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則必須發動群眾認真清查出來，並作適當的處理。”[327]而對於隻有嚴重錯誤思想，甚至反動思想，而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328]1957年，毛澤東向全黨提出造就社會主義新型知識分子的任務。3月12日，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是關於形勢，第二、第三、第四講得都是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說：
在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願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國家服務。有少數知識分子對於社會主義製度是不那麽歡迎，不那麽高興的，但是在帝國主義麵前，他們還是愛國的。對於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
如果在今後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能夠有比較多的人通過工作和生活的實踐，通過階級鬥爭的實踐、生產的實踐、科學的實踐，懂得比較多的馬克思主義，這樣就好了。
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團結他們。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知識分子又是教育者，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裏的不恰當的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
知識分子既然要為工農群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書當然不可不讀，但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知識分子如果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和他們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們從書本上學來的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己的東西。那末，我們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麵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製度方麵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麵的共同語言。[329]
10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外賓時說：“資產階級是我國文化最高的階級，他們在社會上還造成了一種習慣，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影響很深。但是，我們不能不要他們，否則就沒有教授、工程師、科學家、藝術家，所以對他們是改造的問題。我們認為，大部分知識分子、富裕中農、地主、資本家是可以改造的。”[330]
10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最高國務院會議第十三次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任務。他說：“一個政權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專政要造成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331]但在1958年“大鳴、大放”自由表達意見的氛圍中，知識分子脫離實際而又自陷“處士橫議”式清談的缺點展露無遺，以至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釋懷的“反右”運動。毛澤東也明白僅靠運動式的“反右”遑論朱皇帝“白刃不相饒”的方式並不能避免中國再陷明朝舊轍。為國家長治久，毛澤東認為，在利用知識分子的長處的同時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並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終毛澤東指出了一條新型知識分子的培養道路，這就是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道路。1958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就我國社會主義教育方針和幹部參加體力勞動問題說：
教育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的知識界。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脫離勞動，現在要教育與勞動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是一個革命。大體上有這樣幾條：一條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一條是黨的領導，還有一條是群眾路線，中心問題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老讀書實在不是一種辦法。書就是一些觀念形態，別的東西看不到。如果是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校有農場，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332]
1963年，毛澤東在武昌同王任重同誌談話時說：“幹部一方麵工作，一方麵參加勞動，幹部參加勞動，是保證不出修正主義的根本問題。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看再過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義。”[333]1964年2月，作為幹部製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說“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他為此要求“教育革命”，認為：“知識青年人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334]4月21日，毛澤東在南昌對當時負責同誌說：“死讀書本，不從事工、農、商、學、兵的實際工作，造就不了人才。”[335]而“知識分子脫離了群眾就沒有什麽用。”[336]赫魯曉夫上台後的胡來，讓毛澤東在晚年對中國未來國家接班人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幹部製度。值得體會的是，就在赫魯曉夫下台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337]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同澳大利亞共產黨主席希爾談話時再次重複自己的看法，他說：“很多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我們包下來了。他們看不起工農群眾，看不起工農出身的人。我們還得用他們，不用他們，我們的報紙就出不了，廣播也播不出去。文學界、藝術界，也是他們的人多。全部改變要用很長的時間。”[338]他希望在新的教育製度中知識分子不會脫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339]，其目的就是要防止遠如大宋近如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鬥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製。”[340]從民主主義知識分子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從不成熟的黨的領導人成長為成熟的黨的領袖的過程，即使對於毛澤東來說，也不是一蹴而就式的順利完成的。1962年8月20日，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回憶說：“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的。以前我也學習，是資產階級的。隻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馬列主義才傳播到中國，我們才學習。”[341]1963年1月6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日本共產黨書記處書記袴田裏見一行，說：“我這樣一個人，由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變成無產階級戰士，也曾經過一個過程。許多革命者都一樣，並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342]
1959年6月25日，毛澤東回到家鄉湖南湘潭。一路上，毛澤東對陪同王任重、周小舟回憶秋收起義、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時自己從不成熟到成就的轉變。他說：在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時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親手燒過一家地主的房子，以為農民會鼓掌讚成，但是農民不但沒有鼓掌，反而低頭散去。革命開始的時候，沒有經驗是難免到犯錯誤的。”[343]1968年5月8日，毛澤東說：“我們黨在曆史上是有經驗教訓的。江西的AB團，福建的抓社會民主黨，鄂豫皖的抓改組派、第三黨，都反映了黨的曆史，說明當時是不成熟的。”[344] 鄧小平說：“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誌也參加了，隻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到延安時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345]1959年2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向摩洛哥共產黨領導人介紹中國民主革命的曆史經驗說：“敵人教會了我們兩個辦法，一個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學會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殺人我們是學不會的。1927年時右，很大的失敗；後來的‘左’，又是一個很大的失敗。但是失敗教會了我們。大概這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失敗教不會黨員。敵人教育我們，‘左’、右傾機會主義教會我們。這是一個認識中國的過程。”[346]
正反兩方麵的革命經驗使毛澤東較早地認識到知識分子克服自身缺點、實現自我改造的正確方法和道路。1939年5月1日，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一文中表達並在5月4日《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重複了這樣的看法：
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麽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347]
我在這裏提出了一個標準，我認為是唯一的標準。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拿什麽去辨別他呢？隻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348]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創造性地提出“隻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的論斷，他說知識分子“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349]
直到晚年，毛澤東都沒有忽視從勞動實踐中培養幹部並嚴格用“五條標準”考察、要求包括自己親屬在內的幹部。1974年6月24日，毛澤東在江青談她到農村“學了割麥子，曬麥子，訪了許多農戶”的來信中批示：“可以延長時間，做些調研工作，你太不懂群眾生活了。”[350]看到江青工作中的無章法和亂來[351]，11月12日，毛澤東囑江青：”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352]1975年1月下旬，毛澤東告訴王海容對江青的擔心：“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隻有一個，她自己。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353]當月毛澤東又當麵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有意見要跟政治局討論，人要有自知之明。”[354]4月23日，毛澤東將對江青的批評提交政治討論，批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為盼。”[355]5月3日，毛澤東主持——這是最後一次主持——召開政治會議，會上再次批評說“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並重複1月批評江青的話：“要不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356]江青唯我一貫正確的作風使毛澤東想到因其“左”傾錯誤險些毀滅中國革命的王明，會上他提出三十年代中央蘇區抵製王明“左”傾錯誤的“鄧、毛、謝、古” 事件，指著在座的鄧小平說：“其他的人都犧牲了。那時我隻見過你一麵，你就是毛派的代表。”[357]
除了教育製度改革之外，在政治上，毛澤東嚐試著通過“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政治運動培養一些新幹部。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樂觀地說：“接班要那些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堅決的，有政治經驗的。”[358]6月16日，毛澤東在途經南昌的專列上告訴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說，他搞這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麵，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359]
1966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專列上談話時告訴江西負責同誌說：“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麵，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360]7月8日，毛澤東寫信給江青說“文革”隻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通過這次“演習”中國的“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361]。1967年1月1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列寧說過：沒有幹部，為什麽不在革命當中訓練幹部？革命才能出幹部。”[362]但同時他也對身邊的同誌說：“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363]
1967年初，“文革”進入全麵“奪權”的高潮，2月5日，上海市中32個群眾造反組織聯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宣布“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奪得上海領導權後，即籌劃建立新領導機構，並聲稱：“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著上海奪權的完成。”毛澤東看到這些剛開始執政就鬧笑話的“左派”們的這些表現，大失所望。2月6日，他對“文革小組”痛心地說：“你們毫無政治經驗，也沒有工人農民鬥爭經驗，更沒有軍隊鬥爭經驗，隻是在文藝方麵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一切老幹部都打倒，你們就是要打倒一切，你們早晚會被打倒。”[364]2月10日，毛澤東再次批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解放軍文革小組顧問的江青：“眼高手低，誌大才疏。”[365]2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錯誤所在。在談到“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時，毛澤東說：“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壓著沒有發表，如果一發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黨、政、軍還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號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勢必衝擊中央，那就要改國號了，改政體，叫中華人民公社。問題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內容。”[366]
1967年下半年，毛澤東開始考慮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問題。6月6日，毛澤東在會見錫蘭共產黨領導同誌時說：“中國現在起了變化。這個變化還沒有結束，還在進行中。現在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兩三年時間來完成這種變化。”[367]7月13日，他對林彪、周恩來等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368]8月16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同誌說：“我們的這次運動打算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取得勝利，第三年掃尾，所以不要急。”[369]與此同時，毛澤東也要求社會上“立即停止武鬥，恢複生產”[370]。
一旦國家進入治理，造反起來的青年幹部就顯出經驗不足的缺點，作為補救措施，毛澤東開始考慮恢複老幹部領導工作問題。
1967年5月，毛澤東會見外國軍事代表團時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學生先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徹底革命，就要靠時代的主人，廣大的工農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本能的限製，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371]6月25日，周恩來同上海幹部群眾代表座談時向他們轉述了毛澤東的話：“省、市一級還是要幹部掛帥，紅衛兵小將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還不能當省、市的革委會主任。”[372]當年8月中旬，造反派衝擊外交部，奪取黨委大權。8月16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朋友在談到這件事時說：“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誰當部長、副部長呀？他們（指外交部造反派——編者注）能當領導幹部嗎？”[373]7月14日，毛澤東在聽取河北情況匯報時說“幹部多數是好的，河北的幹部將來要來個大翻案。”[374]7月18日，毛澤東在武昌召集周恩來等開會，在周恩來準備返京時對他說：“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誌都解脫出來，許多老同誌都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375]毛澤東並舉了鄧小平、烏蘭夫、賀龍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澤東在去往杭州的專列上同楊成武等同誌談話說:“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誰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賀龍這個人，將來恐怕還是要當中央委員。鄧小平同劉少奇還是有區別的。在瑞金時，張聞天和王稼祥是受排擠的，遵義會議沒有他們不行。紅衛兵要把他們兩個搞出去鬥，我不同意。”1968年8月8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同誌談話時說：“紅衛兵要和工農兵相結合。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曆來如此。”毛澤東說：“學生一不掌握工業、二不掌握農業，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們隻有鬧一鬧。”[376][377]九大前夕（1969年1月）毛澤東在讀到的一封希望江青應為政治局常委並希望她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信上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又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代表。”[378]1973年11月，江青要求她本人和姚文元增補為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批示：“增補常委，不要。”[379]1974年1月4日，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時說：“江青沒有多少學問，又撈了一個左派的名聲，我看也不大好。”[380]
毛澤東這樣的批評和幫助也不僅僅針對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新幹部，對老幹部及其子弟也是一樣。1943年8月15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
關於“還政於民”這個口號之不妥，我記得對你說過了。早幾天解放報社論末段有“官方幹部”、“純老百姓代表”的話，也有不妥處，不知此文是否你寫的？我們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說“還政於民”，也不可分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論的意思並不壞，是說要讓新選代表多說話，隻是不宜將“官方”、“純老百姓”這樣對稱起來，請加以考慮。[381]
1944年4月9日，毛澤東複信陳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隻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382]
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於無用。”[383]同日，毛澤東致信張聞天：“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對你曾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後，我對陳雲、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太懂實際，記得好像也對你當麵說過。”[384]1967年4月，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複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去。”[385]5月28日，毛澤東審閱《要事匯編》登載的《一些高幹子弟抄了雲南省副省長王少岩的家並搶走財物》一文。寫批語：“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複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占幹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386]
毛澤東對江青等——同樣也包括在此前後對鄧小平等一些老同誌——的批評盡管話重，但還是出於同誌間的幫助之心，更多的是出於愛護目的，是為了讓他們擺脫知識分子固有的脫離實際的毛病、更好地成長，成為能為中國未來擔當大業的“老練的政治家”，團結絕大多數黨內外同誌一道將共產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1968年12月21日，毛澤東審閱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寫：“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387]1975年11月4日，毛澤東聽毛遠新匯報，匯報中提到汪東興在會上講主席一個時期批評這些人，一個時期批評那些人，為的是在路線上一致起來，不要一批評就要打倒似的。毛澤東點頭說：“對，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評江青也是這樣。”[388]毛澤東在晚年多次勸阻一些不成熟的同誌擔任要職，更多是是出於愛護、保護的目的；與此同時，毛澤東逐步將曾受過衝擊的老帥們推到前台擔當大任，也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1975年底至1976年初，毛澤東告誡說：“不要輕視老同誌，我是最老的，老同誌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誌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389]基辛格曾提醒福特總統不要輕視毛澤東“艱澀而簡練的話語”，因為“他這些人都是當年領導長征（在內戰時期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事業，在連天炮火中跋山涉水完成戰略撤退）的沙場老將”[390]；而對當時在中國新崛起的造反新秀，基辛格則有流露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不屑：
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也得罪了不少頭麵人物，使得他們接班無望。另外，與軍界或長征老將疏於聯係，讓他們更無緣最高領導一職。這四人分別是影星和戲劇製作人、想問津中國曆史上隻有寥寥可數的女性曾擔當近的高位的江青 ，新聞記者和政治理論家張春橋，左翼文藝評論家姚文元，還有全無擁護基礎，隻因煸動工人造反工廠管理層而青雲直上的無名保衛幹事王洪文。 [391]
蘇聯解體時，蘇聯共產黨的“後備軍和助手”即蘇聯青年團中的主要幹部竟在瞬間成為黨的“掘墓人”的教訓說明毛澤東的擔憂不無道理。1989年在蘇共遇到最危險的時刻[392]，已有兩千多萬團員的蘇聯共青團在社會主義國家即將解體時“竟無一人是男兒”，似從人間蒸發，悄然無聲，以至迄今讓人難以記憶。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提出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議的不是蘇共的反對派，而是從共青團區委第一書記起步進入蘇聯政治舞台中心的戈爾巴喬夫[393]。斯大林是有豐富鬥爭經驗的政治家，他常將一些隻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像共青團員一樣”[394]，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395]。1967年6月26日，毛澤東批評說：“現在有的人年輕，造反精神強，他們缺乏經驗，不懂曆史。”[396]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來京的成都軍區和四川省黨政負責人時，談到林彪搞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同意將它印發大軍區和省委常委並評價說：“他們也幼稚得很，那樣搞，怎麽搞得成呢？”[397]1969年，麵對蘇聯大兵壓境的險惡形勢，毛澤東考慮改變中美關係，在重大決策時毛澤東首先考慮的是經過沙場的老帥們。他將正在下放的四位老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請回來，要求他們對研究一下國際形勢並提出他們的建議；與此相反，毛澤東則要求那些大權在握的“娃娃”們“要讀一點古代的東西。”1973年11月17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喬冠華、王海容、章含之、深若芸、唐聞生等談日益走近的中美關係時說：“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對在座的青年同誌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出自林黛玉，沒有調和的餘地。這也是路線鬥爭呢！你們這些娃娃，要讀一點古代的東西。”[398]毛澤東的這些話對於今天一些在改革中成長起來——不管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娃娃”們，也是有教益的。
“製度決定一個國家走什麽方向。”[399]而政治家特定的治國能力隻能在特定的國家製度中成長。在中國，隻有堅持社會主義製度的人才，其成長才會有光明的前途。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每一次“勝利”，都會造成他們的掘墓人即中國勞苦大眾人數和力量的十倍擴大。19世紀歐洲那個“共產主義幽靈”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是以工農兵為公民絕對主體的國家，他們在絕對資本化的市場導向麵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辯證結果則是他們反抗資本主義市場化的力量——與西方國家相比——卻是無比強大因而是無法抗拒的。因此，中國有著無產階級政治家成長的最佳土壤，而在中國放棄社會主義的“改革”也是沒有出路的。
毛澤東注意到這個規律，他說“中國自從1911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毛澤東說這話的時間是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但毛澤東並沒有專指這場運動，而是在總結中國曆史規律，因為毛澤東說“文革”隻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毛澤東最後說，通過這次“演習”中國的“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400]。基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充滿必勝的信心，1962年8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聽羅瑞卿談到杜勒斯認為歐洲共產黨的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時，毛澤東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麵的，帝國主義等不走向反麵？我就不信。我們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麵。”[401]
毛澤東說：“錯誤是一筆財富，不要丟了。”[402]時隔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這些經過那次“演習”的人們，應該總結出了相應的“教訓”。盡管智者見智，但一個基本的教訓用毛澤東的總結就是：要盡量避免反“左”出右，反右出“左”。[403]而不管是極右還是“極左”，都會逼出它的反麵力量，它們在中國都是不可持續的，它們對中國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國從雅各賓共和國崛起到拿破侖帝國崩潰、以及蘇聯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這些忽右忽左政策導致的災難性的後果，便是中國的前車之鑒。
毛澤東是善於吸取曆史教訓的人，也是在中國共產黨內與極右和“極左”鬥爭最堅決的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毛澤東在1972年——這時“文革”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會見尼克鬆時就不會說“我喜歡右派”，也不會於當年告訴王洪文讀讀《劉盆子傳》。早在1966年10月，毛澤東就說過：“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讓他們學生來接班，行嗎？不知工農業，隻讀一點書，行嗎？”[404]在毛澤東看來，沒有深厚的實踐經驗，僅憑善良的動機和堅定的立場是不能擔當並完成革命重任的。
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後，俄國各地流傳著一則笑話，說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聖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405]1971年9月10日，毛澤東同南萍、熊應堂、陳勵耘、白宗善談話，談到接班人時說：“上海王洪文這個同誌你們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這個同誌怎麽樣？把我的像到處掛，我已說過多少次了，不要這樣做了。‘萬歲’，英文翻譯為Long Live，是長壽的意思，對年輕人可喊，對年紀大的就不要喊了。”[406]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是中國高層出現那種手中隻有“聖像”而沒有“子彈”、更無使用“子彈”的沙場經驗，或出現像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那種隻知“衛星上天”而不知“紅旗落地”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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