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文初稿於2012年，以《重溫毛澤東的戰略思想》為題刊發於《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4期。此後，隨學習心得的不斷深入，筆者對本文多次修訂，本文是2015年進行的最新修訂，分上下篇，此為上篇。】
一、國家統一
二、軍隊建設
三、國家利益
四、地緣政治
五、國際戰略和策略
六、抗日統一戰線
七、社會主義
八、工農聯盟
九、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十、實事求是
十一、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每當麵臨新的曆史性難題，當代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想到毛澤東並從毛澤東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20世紀40年代，周恩來同誌曾向全黨發出“學習毛澤東”的號召，他說：“毛主席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具體化在中國土壤上，生長出來成為群眾的力量，所以中國革命得到如此偉大的勝利。到今天，不僅中國共產黨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勝利果實的人民，一定都會逐漸心悅誠服地信服他。”[1]事實上，即使在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學習毛澤東，重溫和掌握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提高國家戰略能力以應對新世紀的挑戰，仍是擺在21世紀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中國人民麵前的重要任務。
一、國家統一
毛澤東戰略思想是毛澤東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並不產生於書齋，而是產生於中國共產黨解決中華民族麵臨的生死實踐。在生死麵前，人最容易擺脫不切實際的哲學思辨。1934年底“湘江之戰”後，紅軍主力從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過半，近3個人中有1個掉了腦袋，於是大家就拋棄了王明、博古式的“哲學思辨”，迅速選擇了毛澤東思想。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等同誌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說：“這是血的著作。”[2]
自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曆史選擇了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就開始比較順利地闖過一道道急流險灘，從一個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
20世紀40年代，中國已被帝國主義國家分裂成五六塊，這是中國最危險的時期，即使到了抗戰勝利的1945年，中國仍麵臨前門驅虎，後門進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險。
1944年10月9日，在歐洲戰事接近結束時，丘吉爾來到莫斯科，與斯大林秘密達成了瓜分東歐的“百分比協定”[3]。11月19日，斯大林接見法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多列士，要求法國共產黨放下武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斯大林說：“保留武裝力量的共產黨的地位是軟弱的，將來也會是軟弱的。要維護這種地位是困難的。因此，必須把武裝力量改組為另一種組織，一種政治組織，而把武器收藏起來。”[4]
1945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戰爭即將結束的前夕，羅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極不情願的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背著中國達成了瓜分中國的“雅爾塔秘密協定”，並以出兵東北對日作戰和戰後承認國民黨政權為條件迫使蔣介石於8月14日承認了這一協定。此後斯大林用對待法國共產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國共產黨到重慶與國民政府談判。重慶談判後，中國共產黨黨內有些同誌確實為斯大林的“威望”所嚇倒，產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發《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認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關於今後軍隊與黨的關係，文件指出：“我黨即將參加政府，各黨派亦將到解放區進行各種社會活動，以至參加解放區政權，我們的軍隊即將整編為正式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等。在整編後的軍隊中，政治委員、黨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於軍隊的直接指導（在幾個月之後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指令，我黨與軍隊的關係，將依照國民黨與其軍隊的關係。”這份文件最後表示：“必須指出黨內目前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誌中的狹隘的關門主義。由於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及18年的國共尖銳鬥爭，黨內黨外均有許多人不相信內戰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實現，不相信蔣介石國民黨在各方麵逼迫下，也能實行民主改革，並能繼續與我黨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因而采取懷疑態度，對於許多工作不願實行認真的轉變，不願用心學習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形式。因此各地黨委應詳細解釋目前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很好地克服這些偏向。這些黨外人士比黨員還要左，我們應當好好說服他們。由於整個政治形勢的發展，中央相信這種偏向是不難克服的，但在以後一個時期，國內和平民主新階段更加確定，並為廣大群眾看清之後，在國民黨實行若幹重大改革之後，右傾情緒即可能生長起來，並可能成為主要危險傾向，那時我們就要注意克服右傾情緒。但在今天則應注意克服一部分群眾觀點中的左傾關門主義。”[5]當時，就連蘇聯大使都認為“沒有可怕的危險”了，相信中共“應學習法國的經驗，今後主要任務是爭取群眾。”[6]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鐵托於1948年與斯大林反目後，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在戰後他更加將蘇聯利益作為絕對原則，對二戰結束後出現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潮則日益淡漠，如果再考慮到中共黨內的“和平民主”思潮，這些都對正處於中國命運大決戰關鍵時刻的毛澤東形成巨大壓力。但毛澤東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他堅決頂住了這種壓力並說服黨內糾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傾向，帶領全黨對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積極的思想和武裝鬥爭。
在中國共產黨取得“三大戰役”決定性的勝利後，美國用李宗仁換下有那麽點“半獨立性” [7]的蔣介石，李宗仁於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總統”，隨後提出“劃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個月前，即1948年8、9月間朝鮮半島出現“和平民主”的東方“樣板”：半島南北正式和平裂分為兩個國家。大概是受到朝鮮半島形勢的鼓舞，在中共取得決定性勝利並決定過江統一全中國的前夕，斯大林開始頻繁暗示共產黨軍隊不要南下過江。1948年12月斯大林轉給毛澤東一封國民黨政府請求蘇聯居中調停國共之爭的請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澤東接受蘇聯出麵接續馬歇爾的“調停”，此為毛澤東斷然拒絕。1949年伊始，就在毛澤東準備一鼓作氣打過長江的當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複發電報給毛澤東，建議與國民黨繼續和談，建立和平，稱“如果中國共產黨直接拒絕與南京和談，則向世人宣布它主張繼續進行內戰”[8]。至於斯大林的真實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與蔣經國的談話中表示得很明白，他告訴蔣經國：“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我不把你當作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隻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9]
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1948年12月雷潔瓊先生曾隨團受邀來到西柏坡，她問毛澤東怎樣看待“劃江而治”？她回憶說：
毛主席笑了，笑聲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麵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麵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麽劃江而治，將後患無窮。在中國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10]
事實上，在解放軍準備過江的時候，也麵臨著巨大風險。1949年2月23日蘇聯已有情報稱：“好象美軍正在撤出朝鮮，而且大部分已經撤出；駐朝美軍司令官在東京；在朝鮮隻留一名準將，領導負責南朝鮮軍事訓練的軍官組，同時指揮當地撤軍。”[11]3月底，斯大林以菲利波夫的化名就蘇聯得到的“美國利用核打擊製定的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方案’的絕密計劃”複電科瓦廖夫並通過他轉述中共，表示：蘇聯“不怕原子彈”，“但曆史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人的，我們準備反擊”[12]。這其實是婉轉對毛澤東施壓，即中共如果打過江南可能要——盡管蘇聯表示不怕——引發世界大戰。4月17日，有情報稱：“根據現有情報，預計美軍於5月撤出南朝鮮，移駐日本附近島嶼，以便給南朝鮮軍隊行動自由，與此同時，聯合國委員會也將離開朝鮮。”[13]4月上旬，人民解放軍已徹底掃清長江北岸的殘敵，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橫渡長江的戰役已經迫在眉睫。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前夕，斯大林又給毛澤東發來長電，再次“提醒毛澤東注意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軍事幹涉”[14]。擁有原子彈的“軍事幹涉”意味著什麽呢？當然是原子戰爭。對此，已在1945年了解日本經曆核打擊災難後的毛澤東已有遠高於斯大林的見解。1947年2月10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在談到原子彈時說：
原子彈的誕生，也就結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談原子戰爭，但是原子彈在戰爭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廣島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毀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對它。自然，原子彈將繼續予以發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將為人們所利用。[15]
這時的毛澤東對讓全世界驚駭的原子彈的“威力”何止是（斯大林說的）“不怕”，簡直是蔑視！
此時的毛澤東，以中國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沒有聽從斯大林的“勸阻”，決然過江，並於1948年12月30日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予以回應。1949年4月21日即在國民黨政府拒絕中共代表團提交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後的第二天，毛澤東與朱德共同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號令全軍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的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在東起江蘇江陰、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餘裏的戰線上渡過長江。4月20日，解放軍首先遇到英國艦隻“紫石英”號的挑釁。人民解放軍予以堅決打擊，“紫石英”號被重創後逃出長江口[16]。4月26日，丘吉爾在英國下院以老牌海權大國的傲慢，要求英國政府派兩艘航空母艦“實行武力報複”。艾德禮也在當天表示：英國有權開動軍艦進入中國的長江[17]。4月3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關於“英國軍艦暴行”的聲明說：“長江是中國的內河，你們英國人有什麽權利將軍艦開進來？沒有這種權利。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18]
有比較才有鑒別。反觀同一時期的印度，在朝鮮半島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為兩個國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陸正式分裂為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國。受著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魯從英國人手中接收的是隻能以英人的意誌行事的“總理”虛位，他就任總理後既無力進行所有製變革，也無力進行社會革命，這是因為尼赫魯組閣時手中——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同——沒有一支聽命於印度國大黨的武裝力量。黨沒有軍隊，正如醫生沒有手術刀，其結果就是隻能思考而不能行動。隻有思想而無手段（武裝力量）的尼赫魯，恰如一個看到危險而又無力阻止、看到機遇又無力抓住的智者，其思其想不能不帶有悲劇的色彩。麵對英國人分裂印度的“建議”，尼赫魯更是一籌莫展，隻能說些無奈的空話，他說：“去接受一種分裂的原則，或者不如說是去接受一種不帶強迫統一印度的原則，可能會使人們對於它的後果加以冷靜而沉著的考慮；而這一來，就會認識到統一是對各方麵都有益的。”[19]
與已經找到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共產黨不同，尼赫魯領導的印度國大黨信奉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思想；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國大黨不要說軍隊，就連必要的財力也不足[20]。尼赫魯手頭既無錢也無槍，有的盡是會搞議會政治的幹部。眼看著印度的分裂，他們無可奈何。反觀同期的中國共產黨，由於有了比較成熟的毛澤東思想，又有一支聽命於黨的軍隊，黨才得以與國際國內分裂勢力進行有力的鬥爭並於兩年後實現中國統一。1939年3月15日，毛澤東在楊家嶺會見印度援華醫療隊時讚揚中印友誼之後，以中國曆史為例，明確表示他不讚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強調以革命暴力反對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談話後進餐桌上，毛澤東告訴印度朋友：“我們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槍，卻滿懷信心地要戰勝日本強大的武裝。”[21]似乎是對印度甘地思想的持續反應[22]，5月5日，毛澤東在八路軍留守兵團軍事會議上說：“中國的事，曆來是有槍為大。我們要幹革命，沒有槍是不行的，隻有民眾運動沒有槍，就要垮台。”[23]經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後，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毛澤東說“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24]。1943年11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蔣介石在他的階級敵人麵前是警覺、堅定、明確的，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一點，他是階級政治家。[25]1956年9月24日,毛澤東在接受參加八大的英國共產黨代表團時說:“蔣介石是中國最大的教員，教育了全國人民，教育了我們全體黨員，他用機關槍上課，王明則用嘴上課。”[26]
看了這段曆史，我們就會對毛澤東說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的論斷以及毛澤東在古田會議確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的深遠意義，有更深切的體會。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說：“對於這個問題，切不可隻發空論。”[27]1956年8月，毛澤東同誌在審閱政治報告文稿時，在總結中國革命勝利的原因的部分中特意加寫了這麽一段文字：
在準備用戰爭奪取政權和在實行用戰爭奪取政權這兩個問題上，都是有過爭論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國的具體條件，他們在緊要關頭反對我們準備戰爭和實行用戰爭奪取政權。這是一條機會主義的路線。如果我們遵循這條路線，就沒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28]
9月22日，毛澤東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進一步解釋說：
1945年當我們正在準備推翻蔣介石、奪取政權的時候，斯大林用他們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打了一個電報給我們，指示我們不要反對蔣介石，不要打內戰，說如打內戰，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我們沒有執行這個指示，革命就成功了。在成功以後，我們派代表團去蘇聯，斯大林承認錯了。[29]
可見，大國軍事的關鍵不在一個“大”字，而在於誰領導，用什麽思想武裝。與一般的軍隊不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僅是一支能打硬戰的武裝力量，更重要的它還是黨和國家實現其政治目標的武裝力量。
有什麽樣的領袖，國家便會有什麽樣的命運：今天在朝鮮半島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來的版土上有著兩顆互為目標的原子彈，而在中國則是統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盤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鐵路以及飛入太空的“神舟”和潛入深海的“蛟龍”。看到新中國建設的巨大成就，多年後李宗仁也對自己當年堅持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
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麵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隻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麵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曆史上，我會成為什麽樣的罪人呢？[30]
“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31]奧地利在19世紀曾是雄視大半個歐洲的奧地利帝國（1804～1867）和奧匈帝國（1867～1918）的國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侖失敗後的維也納會議上還是決定歐洲政治的關鍵人物。可它到20世紀卻成了在地圖上需要用放大鏡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國。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將群雄紛爭的歐洲歸於一統，其曆史貢獻類似中國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統一的歐洲就為查理大帝的三個“崽賣爺田不心疼”的孫子於843年竟用一紙“凡爾登條約”[32]一分為三，這不僅奠定了後來意、法、德三國的雛形，而且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中深埋了極難修複的破碎性的根基，這反過來為歐洲綿延千年之久的混戰及為地處歐洲大陸邊緣的不列顛島國最終成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天然的地緣政治條件。麵對同樣的事件，中國人就幸運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韓、趙、魏為諸候，由此導致國家分裂，戰國紛爭。好在此種亂局於公元前221年為秦王嬴政定為一統，中國由此有了在亞洲迄今不能撼動的主體性大國地位。[33]20世紀日本人很重視英國利用歐洲地緣政治的破碎性操縱歐洲大陸的經驗，並於40年代將中國分割成類似歐洲那樣的四分五裂的局麵。有幸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1949年再次實現了國家統一。
今天回首當時那段曆史，我們真的要感謝毛澤東同誌及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正是有了毛澤東同誌的擔綱和擔當，我們今天才有統一的中國和在東亞洲居有主體地位的中國大版圖。這對世界，尤其是對亞洲政治穩定所產生的意義是巨大的。它使亞洲版圖的碎化程度開始出現從邊緣向中心地區（即中國）逐級大幅遞減趨勢。與原子結構[34]及其穩定的力學的原理一樣，東亞地區版塊結構有利於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毛澤東曾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35]。與此相反，歐洲大陸國家分布普遍處於對稱型破碎狀態，其對稱破碎化程度則由邊緣向中心逐漸上升，這使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從中心地帶便出現了過於細碎因而極難修複的根基。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對歐洲曆史產生的負麵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兩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都出現在歐洲。明乎此，也就不難認識1949年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統一全中國對於未來中國發展及亞洲和平的意義，就不能不為毛澤東那一代國家領導人的遠大眼光所折服，並對維護中國的國家統一抱有鐵血決心。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