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解析】中國農耕文明的末路和重生

崇禎治下的明朝已經到了農耕文明的最後關口：在當時的農業生產條件下，人口增長達到了土地所能養活的極限。明末人口在6000萬至一億之間。研究者們普遍認為，以當時的土地和農業生產水平，隻能養活大約5000萬人。也就是說，明末已經開始出現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的困局。

這個困局有兩條出路：一是通過向外擴張，攫取新的土地分給無地農民。作為農耕文明的明王朝並無能力向北麵或西麵進行陸地擴張。因為這兩個方向是遊牧文明的草原。人類曆史上幾千年的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纏鬥，農耕文明總是處於守勢。矗立在耕地和草原之間的長城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點。這並非因為農耕文明不具有進攻性，而僅僅是對草原不具有進攻性。

草原沒有獨特的東西可以提供給定居的農民。草原產出的肉食和皮革，農民都能通過自己豢養家畜替代。農民向往的是可以耕作的土地，而草原僅適宜放牧，不適宜耕種。惡劣的草原天氣也使習慣於溫帶氣候的農民望而生畏。總之，草原沒有農民不能生產的東西，因而不能吸引農耕民族。而農耕文明創造的財富則是遊牧文明不能創造的，因而對草原民族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這就是為什麽遊牧民族對農耕民族具有強大攻擊力的原因。強悍如秦國，對同屬於農耕文明的六國能一舉蕩平，對匈奴則隻是建一道長城擋住了事。草原上沒有吸引秦國的東西。

遊牧文明對農耕文明的攻擊，在世界各個文明中都是一樣的，非中國獨有。開發兩河流域，建起人類第一個農耕文明的民族被後來的草原民族驅趕、追殺，現今已無人知曉他們的去處了。從歐亞大草原殺出來的一波接一波的草原民族衝毀了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而來自沙漠、騎著駱駝征戰的阿拉伯人則取代了原先的中東居民。

最初的遊牧民族喜愛農耕民族的財富，但還不願放棄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是匈奴接受漢朝的財物和美女，沒有滅掉漢高祖的原因。後來的遊牧民族則食髓知味，開始向往農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取代農耕文明統治者的意識，於是中原輪番上演了漢唐宋明和匈遼金蒙直到滿清的攻防大戰。漢武帝深入草原，追擊匈奴，是漢族唯一一次深入草原。雖取得驕人戰績，卻也埋下後世崩潰的種子。朱元璋把蒙元趕回草原，並沒有追擊，而是效法秦始皇，重修長城。明王朝的邊界固定在傳統的農耕文明區域。此後隨著人口增長，土地卻沒有擴張，開始釀成危機。

明朝曾有一個向海外擴張的機會，那就是早期的鄭和航海。如果明朝能夠借助航海向海外擴張，此後的中國命運就將大為改觀。可是明朝因為怕人口外流，收不到稅（明朝的稅收很低），以及當時人口壓力還不大，加上其他種種原因——都是隻從皇家的眼前利益的角度，居然實施海禁，結果錯失良機。

走出困局的第二條路則是平均土地，或者向大地主多征糧食用以賑濟饑民。

人與人之間總有差異。由這種差異而引起的社會競爭，表現在農業文明中的土地集中，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就像兩個人掰手腕，一絲細微的力量差別就能決定勝負。勝者通吃，土地就這樣集中起來。按照中國封建王朝的替換周期，兩百年就能完成一次土地兼並，達到高度集中的程度，從而引發危機。

基於私有觀念的私有製隻是人類文明的成文法，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人類借助私有製而創造了文明。但是私有製的過度發展會反過來損害文明及其社會，所以常常需要用集體主義來製約。譬如當某家公司形成了壟斷，美國政府就會強製拆分該公司，以利市場良性競爭。在人類的成文法之上還有自然法則。成文法必須服從自然法。我們都知道，由於各國的工業化，人類的廢氣排放已經造成了全球氣溫上升，危及人類的整體生存。於是必須用集體主義來強製每個國家實行減排，達到保護世界整體環境的目的。以國家形態出現的私有排放權力必須用全球的集體主義來製約。

崇禎所做的也應該是反過來限製私有製的過度擴張。即需要某種程度的集體主義。但這需要觀念的革命性轉變。作為明朝最大的地主，崇禎不能理解這一點。他出於本性，聽任土地高度集中，致使底層的大量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他又下不了決心從大戶手裏征糧，以致餓殍遍野，饑民四起。饑民不認同皇上，所以才加入李自成張獻忠的隊伍。崇禎也就失去了剿賊和抗清的士兵。有一種說法，說明朝末年，正值全球小冰河時期，導致糧食產量減半，形成饑荒。這當然可以成為一個理由。但崇禎若能平均土地，或者征糧賑災，李自成也不會形成那麽大一股勢力。明朝不至於亡在他手中。但是崇禎一樣也做不到，在位十七年，自感回天無力，萬念俱灰，城破之時，在煤山自縊。崇禎的自縊極具象征意義，預示著發展到極盛點的中國農耕文明的自我消亡命運。

實際上，平均地權並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平均地權僅能維持饑餓線上的貧困生活。根本的解決辦法是實現工業化，用工業技術提高農業生產力，把農業文明升級為工業文明。明朝沒有轉為工業文明的可能。100年之後，既有海外殖民地、又開始了工業革命的英國，一飛衝天，成為傲視大洋的日不落帝國。

由於統治者的無能，中國的這一波文明危機最終通過戰爭和屠殺得到緩解。當清兵最終征服明朝以後，曆經戰禍的漢人隻剩下1000~1400萬。明朝的朱姓皇室也被殺得一口不留。何等慘烈！

清初的人口就從這個基數上重新增長。借助於從美洲引進的高產作物玉米和馬鈴薯，清朝的人口在道光年間居然增加到了約4億左右，又到了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的關口。一個標誌就是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開始冒死犯禁闖關東。滿清屬於比明王朝更為落後的遊牧文明，所以沒能滅亡漢文明，更談不上提供解決中國文明困局的方子，而隻是借漢文明的軀殼苟延殘喘。於是，中國陷入又一輪通過戰爭解決人口過多的惡性循環。這一次是太平天國。學界公認的死亡數字是2億多，約占總人口的40%。

盡管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有重大缺陷，但是評價重大曆史事件的一個主要標準是看它有沒有帶來新的思想。太平天國頒布的《天朝田畝製度》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把底層農民要求平均土地的願望清晰地表述為法律條文，將為曆史所銘記。正如給國家帶來巨大恐怖的法國大革命，因其“天賦人權”的思想而為後人所稱道。

整個民國在大陸統治時期沒有土地改革的政策，對土地的集中放任自流，無所作為，導致整個民國的人口數就在土地能夠養活的極限，清末的四億上下波動，靠戰爭、饑荒和瘟疫來控製。民國時代年年饑荒，餓死者動輒以數百萬計，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整個國家呈現碎片化的狀態，處於湯因比所描述的文明衰亡的最後解體階段。中國的農耕文明正在走向死亡。

孫中山喊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他終究沒能付諸實施。由於中國是一個農業國，民族工業弱小，民國本就弱小的工業70%以上被控製在外國資本手中，所以國民黨是一個土地擁有者——地主富農——為主的精英集團。出於一己私利，這個集團不可能實行均分土地的改革政策，那意味著要他們自我放棄財產。如果孫中山真正實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他必然被代表地主富農的黨內右翼勢力推翻，甚至暗殺。蔣介石是一個沒有真正信仰的傳統統治者，蔣介石對實行土地改革的共產黨深惡痛絕，必欲剿滅而後快。這充分說明蔣對中國的現狀和前途沒有認識，蔣介石以及他領導下的國民黨已經成為中國文明尋找新出路的障礙。

中共盡管其早期工作的重點是在城市，但以毛澤東、彭湃和方誌敏為代表，一直在進行農村的社會調查，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土地革命進行政策和組織上的準備工作。毛澤東在1936年與斯諾的采訪交談中就說過：中國的問題在於土地問題。誰解決了土地問題，誰就贏得革命。

1927年的秋收起義，標誌著中共的工作重心開始轉向農村。幾年之內，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抗日戰爭期間，敵後根據地靠著減租減息的政策，八路軍從起初的三萬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100萬，而國民黨卻難以在敵後立足，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擁護，要用繩索綁豬一樣把青年農民綁到軍隊。解放戰爭中，解放區的無地農民把分得土地形象地比喻為翻身。為了保衛這份屬於自己的土地，他們踴躍參軍，積極支前，以任何人都未能預料的速度打敗了蔣介石，顯示了平均地權的深厚潛力。

毛澤東統一了中國，暫時製止了中國文明的解體步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約有人口4.5億，依然處於糧食產出能夠支撐的極限區間。但是，中共甫一建政，就製止了成規模餓死人的情況。在糧食生產上，共產黨也不能變魔術，不可能馬上就大規模地提高糧食產量。那麽，中共是如何解決前朝餓死人的現象呢？沒有奇跡，靠的就是平均地權，搞平均而已。

既然已經實現了平均地權，毛澤東為什麽在建國後又搞起了合作社、人民公社，讓農民走集體化的道路呢？

實際上，正是這一集體化道路使得中共政權區別於曆史上任何一個封建王朝或者農民政權。

集體化實際上具有下列三種功效：

第一，避免了土地重新兼並集中。

經過長久的戰亂，農業生產工具——包括耕牛——普遍缺乏。尤其是對於新分到土地的農民。對單幹深感無助的農民自發成立了互助組，這是集體化的初始形式。這幫助了缺少工具和耕牛的土地的正常糧食產出，也使缺少農具的農民免於破產。毫無疑問，如果建國後不搞集體化，讓農民單幹，一輪新的土地兼並馬上就會開始。用不了幾年，就會出現新的無地農民及其帶來的混亂。那樣的話，這一次土地革命就算白幹了。

一畝地三個人種或者十個人種，隻要完成基本的農活，產量是差不多的。中國的國情就是地少人多。集體化就是保證了糧食的基本產出，分配較為平均。這保證了每個人都能得到最起碼的糧食份額。

第二，為城市提供糧食。中共的新使命是實現工業化。大批新工廠需要大量的新工人，這意味著城市人口的急劇增加。為大城市提供足夠的糧食就成了一件關係到工業化成敗的關鍵任務。

如前所述，49年建國時，中國的人口在4到5億之間，處於當時的土地能夠養活的極限區間。農民打下來的糧食本來就僅夠自己存活，如果有一點餘糧，為防饑荒，也會給自己留著，而不是當作餘糧賣給國家。這樣的話，國家掌握的糧食就極其有限，將沒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開始工業化而人口劇增的城市，這將是製約工業化的一個關鍵瓶口。這個瓶口是隻有中國這樣人口眾多、耕地有限的窮國才特有。1953年出台的統購統銷政策，就是中央政府麵臨城市糧食短缺情況下製定的政策。這一政策用強製手段從農民手中買糧。連農民自己的口糧，也要得到政府的同意才能留下。農業集體化保證了這一政策的有效實施。否則，政府不可能挨家挨戶征到足夠的糧食。而集體化本身也保證了農民口糧的平均分配。建國後人口的增加說明，在土地和糧食平均分配的情況下，與民國同等數量的糧食能養活更多的人，因為原先一部分作為奢侈享受的糧食被拉平，變成了基本口糧，相當於增加了糧食產量。崇禎如果能夠做到這一步，就可以有餘糧來瓦解李自成的起義軍，就有可能使他的大明王朝免於崩潰。但是崇禎做不到，因為他不可能具備這一舉措依據的平均觀念。

統購統銷政策從一開始就受到農民的抵製和反抗。農民的手段從消極的瞞報私留到公開對抗。國家采用強壓手段從農民手中攫取盡可能多的糧食，以保障城市的工業化。工業才是中共的命根子，也是中國文明重獲新生的希望。正因為糧食是從農民口中奪來的，來之不易，政府兩頭都管得緊。城市裏實行定量供應，杜絕任何浪費。那時期政府官員的廉潔也保證了糧食分配較為公平。可以想見，政府是在城市和農村間維持一個半饑餓和半溫飽的平衡。而這個平衡是偏向城市的。稍有閃失，就會發生餓死人的結果。而在1959年，這個結果終於發生了。這場災難的大背景自然是大躍進。大躍進實際上是工業的躍進，意味著更多的工廠，更多的城市工人，也就需要征購更多的糧食。59年的征糧指標肯定比上一年有大幅度的增加，對農村各級政府構成了巨大壓力。這種指標是必須完成的硬指標。所以，當農民開始叫餓時，基層政府把它當作年年聽到的抱怨而忽視了，結果造成餓死人的慘劇。

三年困難時期，就連羅布泊的兩彈一星項目都麵臨缺糧的境況，但是中央政府也沒有從大城市裏調撥糧食，可見中央對穩定城市供應的決心有多麽大。聶榮臻最後是從某軍區調撥一批軍糧才緩解了斷糧的絕境，使項目得以進行下去。

此後吸取了教訓，沒有再發生類似的餓死人的悲劇。

事實上，從49年到72年，糧食產量基本上是逐年遞增的。遞增的幅度平均約為每年2.4%，與人口增長的幅度略微持平。73年的增加幅度達到了7.3%，增長幅度幾乎是上一年的3倍。這是因為大量使用化肥的結果。之後，增長幅度保持在3%以上。85年之後，由於化肥的前期效應減弱，又回到2.3%。由於糧食產量的增加，加上後來的計劃生育政策，基本上解決了吃飯問題。因此可以相應減少糧食播種麵積，增加播種經濟作物，使得副食品市場供應變得日益豐富起來。

第三，為城市和工廠提供了低成本的土地。

在集體化時代，當工業需要新的土地時，一般做法是新建或擴建的工廠把該地所在的農民轉為本廠職工，再分配住房。轉為工人的農民由於不掌握技術，通常從事工廠的食堂或清潔崗位的工作。這幾乎是無償占用農地，極大地降低了土地征用的成本。如果農民單幹，遇到征地蓋廠時，農民們出售土地的要價自然是獲得此後一生的生活費用，沒人會用土地僅僅交換一個在城裏工作的機會。這將大大增加工業化的成本，一個不從事勞動的食利階層將吞噬掉大部分的工業化資金，拖慢甚至拖死工業化進程。

可以這麽說，中國的工業化是勒著農民的肚子搞起來的。正因為來之不易，也才倍加珍惜。當受到美國升級越戰、可能對中國的沿海城市實施轟炸的威脅時，毛澤東果斷決策，搞起了三線建設。這是基於敵人的能力，而不是意圖的戰略決策。有能力在先，意圖是隨時可以變化、產生的。這也讓我們看到中國是在冷戰的大環境中實現工業化的，與美俄德日這些後起的工業國比較，中國是得到外來幫助最少的國家。除了50年代初期得到蘇聯的一百多個項目的幫助，基本上是靠自力更生完成初始工業化的，平添了一層濃厚的悲壯色彩。

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農村承包責任製，是在國際國內的大環境改善的情況下實行的。與其說是讓農民致富的政策，不如說是對三十年來農民所受苦難的一種補償和撫慰。因為不久之後，我們就看到農民們拋家別子，湧向城市，成為城市底層的農民工。盡管薪水微薄，他們依舊不願回鄉去種那幾畝自留地。美國人均數百公頃土地的農民還要靠政府補貼才能致富，中國的農民不可能靠人均三畝上下的土地致富。也或許是基於對農民的愧疚心情，當年毛澤東決策允許公社大隊興辦保留各級工廠企業，為農民預留工業化可能帶來的利益。這些後來改稱為鄉鎮企業的農民工廠，屬於最早從改革開放中發家致富的企業之列。

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苦奮鬥，中國初步實現了工業化，看到了文明重生的曙光。生為千年農耕文明國家的農民，不僅承擔著養活全國人民的擔子，還吐哺出一個門類齊全的工業。這或許就是瀕臨絕境的農耕文明中的農民不可躲避的苦難命運。

千秋功罪，誰人能與評說？

（本文采納了網友齊歐、zd3y和吾提供的評語和補充意見，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