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國家根本沒有《刑法》，一本1950年代起草的“刑法草案”，就是辦案參考。沒有經過任何法律訓練的人，照樣可以做法官。
由於缺乏法律依據，定罪量刑的隨意性很大，尤其體現在罪名認定上。為了爭取政治正確，任何罪名之前都得冠以“反革命”三字，如殺人就是反革命殺人罪，強奸就是反革命強奸罪……
有一次，某個村子出了起奸屍案，擱在現在，當然得定“侮辱屍體罪”，那時這就屬於疑難案件了。法官們討論了半天，始終沒有結論，最後還是承辦人突發奇想，擬定了罪名：反革命不講衛生罪！據說有位年輕工人，晚上做夢夢到和車間一名漂亮女工發生了關係，早上醒來很興奮，到處向廠裏人吹噓，連細節都說得一清二楚。消息很快傳到女工那裏，那姑娘是個烈性子，羞憤難當，居然上吊自殺了。出了人命，事情就鬧大了。年輕工人很快被保衛科抓了起來。案子到了法院，怎麽定罪又成了問題，有人說該定反革命流氓罪，也有人持反對意見，認為那年輕工人隻是做夢，並沒有真正耍流氓，就算說他耍流氓，也是口頭耍流氓。最後，還是法院院長拍了板：反革命夢奸罪，10年！
“有個村子，當年許多知青在此下放。有段時間，女知青們紛紛投訴，說總有人偷看她們洗澡。村裏很重視此事，安排民兵和男知青輪流值班，終於破案，原來是村裏一個二流子所為。案子到了法院，定罪又成了問題。其間，也有人提議定反革命流氓罪，可人家隻是偷窺，沒有動手啊。最後，還是一位軍代表有見地，想了一個又貼合實際，又浪漫的罪名：反革命偷看青春罪。
原中國文聯主席周巍峙與著名歌唱家王昆之子，曾在文革中坐過十年牢的周七月雖見證了遇羅克等的死刑，還經曆過不少獄中奇跡。他說：如果在中國的摸個地方真的有人獸奸！那我們國家是怎麽處理獸奸案例的？據說還有一起案子，叫“反革命強奸耕牛罪”，因為罪犯“對抗抓革命促生產的最高指示，破壞春耕！是可忍，孰不可忍”。這哥兒們被判例10年。
周七月坐牢十年，遇到過的真正獸奸者有兩名。他說一個我知道，因為他在監獄裏繼續犯，夜裏偷偷鑽進了豬圈……；另一個在饒陽縣大獄時和我同號很久，但他真正的事由我是過了幾年到衡水勞改隊後才知道的，因為他在饒陽被判刑時判決書上明明寫的是“反革命破壞農業學大寨罪”！七年！
“破壞上山下鄉的現行反革命”是毛澤東時代後期發明的一種罪名，最高可以判處死刑。這一罪名通常指兩種行為：一是利用手中的權力，威脅利誘下鄉女知青與之發生性行為的，一般是國營或軍墾農場的幹部，或地方上的基層領導；二是教師與女學生有性行為（不論是否戀愛關係），以後利用權力幫助學生逃避下鄉勞動的。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是貫穿那個時代的最強音。今天依然如此，本質上沒變。其實量不量刑，怎麽判刑，批不批判都和是不是紅色基因有關。1971年老秦在總後某所的副政委在日壇公園婚外戀被抓了個正著，啥事沒有，官方掩蓋消息。而一對小青年正常搞對象摸了摸被發現卻慘遭批判。原來那個女青年的父親曆史上參加過三青團，批判會上不但讓他們斷絕關係，女方還必須與曆史反革命的老子劃清界限。
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在北京中山公園調戲婦女，被西城大媽舉報，讓警察抓到了派出所。但江青和總政主任李德生派人去檔案室看了陳亞丁的材料，覺得他政治上沒多大問題，大多是生活作風方麵的事。才子多風流，反而被重用調到八一廠主持工作。
“文革”中，邱會作流氓成性引眾怒，主持全軍文革的徐向前要交群眾，葉劍英卻把邱會作藏在家裏。因此拍了桌子，因此流傳成史話：二月逆流時葉帥跟毛主席拍桌子震壞了手腕。後來周恩來親自去保稱邱會作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幹部，是曆屆後勤部長中最好的後勤部長，這是我的看法，也是黨中央、毛主席的看法”。有人揭發邱會作不拘小節等問題，林彪為之辯曰：“要注意政治大節，不要糾纏於生活小節。”並召邱談話警示之：“玉不琢，不成器。不要因小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