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誌的《心靈史》是如何宣泄他的愛與恨的？
張承誌曾是八十年代著名的學者型作家，他的《北方的河》等作品曾給少年山哥帶來過令人震撼的陽剛之美。
不過後來作為回民的他回歸他的真主阿拉了，寫出了以中國西北伊斯蘭教神秘主義蘇菲派哲合忍耶的二百年曆史為題材的曆史小說，引起了巨大反響。
老實說，山哥初讀<心靈史》時沒有美感，隻有神秘和恐怖，加上那時的唯物史觀，真的讀不下去。以我對曆史的興趣，多少感到他那些關於陝甘回民暴亂和湘軍左宗棠鎮壓的文字有許多可疑之處。
感謝博友落基山人關於“清末同治陝甘回亂屠殺兩千萬漢民”的博文，激起我這段塵封的記憶。
中共建政後，以階級鬥爭為綱，以曆史唯物主義主義為指導，回民黨員曆史學家白壽彝等把陝甘回亂美名為回民起義，把維護國家統一，人民和平生活的平定回亂的湘軍將領左宗棠汙蔑為鎮壓人民起義的劊子手。
紅衛兵元老張承誌繼承和發揚了白壽彝的光榮革命傳統。其實在顛倒黑白的努力上，張承誌的極端伊斯蘭主義立場更加令人發指。
天涯網上這篇博文作者，隻是一位樸素學人，但對大學者，大聖賢張承誌的批駁卻入情入理。
張承誌《心靈史》質疑（轉帖）
張承誌的小說《心靈史》自問世以來，曾經以各種版本大量發行，由於所產生的負麵影響而幾度遭到封禁，並受到一些史學、文學界人士的質疑，但是，也有許多人對這本書十分讚賞，並且認為，這是一位學者型的作家所講述的真實的曆史。
《心靈史》究竟是一本什麽書？筆者認為，這部小說除了在敘述上有許多違背客觀事實之處以外，還存在一些嚴重的基本理念方麵的問題。現就小說中談到的同治年間金積堡戰役及相關曆史，談談自己的看法，和網友們探討，以求釋疑解惑，凡觀點錯誤及不符合曆史事實之處，歡迎指正、批評。
一．至關重要的曆史背景被屏蔽了
我們認識任何一個曆史事件，都離不開對當時曆史背景的了解，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了解曆史事實，從而得出全麵的、客觀公正的結論。《心靈史》涉及同治年間的金積堡戰役這一題材，但是，張承誌先生在敘述時，把對於全麵了解這一戰役至關重要的曆史背景完全屏蔽了。
同治元年四月，著名的陝甘回民大起義在陝西爆發並很快漫延整個西北。同治三年年底，浩罕國軍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占領新疆的大片中國領土，奴役那裏的中國各族人民，阿古柏不斷擴張，在中國領土上立國稱王。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進入陝西，阿古柏則在此之前已經在新疆建立了所謂的“哲德沙爾國”，自稱“洪福之王”，在他侵占的土地上，實行極其殘暴的統治，並且，新疆的形勢還在急劇惡化。
也就是說，這場曆時十多年的大起義，除了開始的兩年多之外，其餘時間都是在外敵入侵、國土淪喪的背景下進行的。
張承誌先生所描述的金積堡戰役，發生在同治八年下半年至同治九年歲末，這段時間，阿古柏的勢力進一步擴張，他在占領了整個南疆之後，又占領了吐魯番，並且越過天山，占領了北疆的大片地區。同治十年，金積堡戰役剛剛結束，俄國又出兵伊犁，俄國人派出了大批化裝成商人的間諜，測繪新疆各地的地圖，準備時機稍稍成熟，就將阿古柏取而代之，占領整個新疆。
後來的曆史告訴我們，俄國人一直對長城以北的中國領土垂涎三尺，他們處心積慮地策劃了蒙古獨立，又妄圖霸占中國的東北，和李鴻章簽訂了中俄密約，最後甚至為了爭奪中國東北跟日本人打了一場狗咬狗的日俄戰爭。假如當年的俄國能夠占領新疆的話，隻要以這裏為出發點，沿著蒙古草原東進，由於一路無險可守，中國將很難采取有效的防禦措施，俄國人將會“日蹙百裏，直達遼海”，毫不費力地吞下長城以北的所有中國領土。這樣的後果，將是中國根本無法接受的。
毫無疑問，清代同治年間，由於外國侵略勢力對新疆的占領，使中國麵臨極其巨大的領土危機，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已經取代反清為主題的國內矛盾，成為中國西北所麵臨的首要問題，一百多年之後的任何曆史學家在回顧這段曆史時，如果無視這一鐵的事實，都是錯誤的。張承誌先生在講述這段曆史時，就完全屏蔽了這個至關重要的曆史背景，把金積堡戰役從這個大背景中完全剝離出來，這種手法必然是對所有讀者的一種誤導。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在麵臨這樣的現實時，都隻會做出一種選擇：立刻毫不猶豫地將侵略者趕出去，以維護自己的國家尊嚴和領土完整。可是，當時的中國卻根本不能作出每一個國家在這種情況下都必須作出的反應，隻能聽任入侵者對中國領土肆無忌憚的宰割，聽任新疆的形勢不斷惡化、急轉直下。
因為當時的新疆問題，已經不可能通過戰爭以外的途徑去解決，而中國要用兵新疆，陝甘是唯一的運輸通道和戰略後方，可此時的陝甘正沉浸在一片硝煙和戰火之中，金積堡地區就是其中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軍隊是不可能越過正在進行內戰的陝甘地區，去新疆作戰的。所以，像金積堡這樣的內戰，已經成為一道事實上的保護入侵新疆的外國勢力的屏障。
那麽，此時的中國，究竟是應該立即結束陝甘的這場內戰，集中力量去趕走新疆的入侵者，以維護我們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呢，還是應該完全置侵略者對大片中國領土的占領和威脅於不顧，隻管高喊反清的口號，把陝甘的內戰打到底呢？
張承誌先生的小說主張這樣的觀點：隻有堅持陝甘的內戰才是正義的，並且，誰結束陝甘內戰，誰就是罪人；誰退出陝甘內戰，誰就是叛徒；誰堅持陝甘內戰，誰就是英雄。在中國遭到外來侵略，大片中國領土被他人強占的背景下，張承誌的這種主張，究竟是否符合包括所有中國籍的回族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一個宣揚違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觀點和主張的作品，當然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質疑。
二．金積堡之役概況
金積堡是一個巨型的堡寨，它的圍牆有十米厚，十三米高，總長度四千五百米，其總麵積超過一平方公裏，它的周圍有渠水環繞，當時的任何一種炮彈打到堡牆上，都隻能給它撓個癢癢，無能為力。在金積堡的東西兩側，更有五百七十多個堡寨護衛，其中不乏異常堅固者。馬化龍囤積了大批糧草和武器，戰爭結束時，僅清軍繳獲的各式火炮多達五十六尊，鳥槍一千多支，抬槍三百多杆，冷兵器無數，另外，馬化龍主動交出洋槍一百八十多支，還將大批洋槍埋入地下，僅被清軍掘出的，就達一千二百餘支。
憑借如此強大的實力，馬化龍敢於同任何對手一較高下，而曆史上清軍對金積堡的所有進攻，沒有一次不以失敗告終的。
正因為如此，左宗棠之前的署陝甘總督穆圖善就顯得非常聰明，他在軍事上根本奈何不了馬化龍，便接受了馬化龍名義上的“就撫”：既可以避免和馬化龍進行一場毫無獲勝可能的較量，又可以獲得馬化龍按期繳納的一定數量的糧餉，還可以維持這種名義上的“就撫”向朝廷請功。
左宗棠也是一個聰明人，他非常清楚在金積堡這種堪稱完美的防禦體係麵前，實行強攻的一方必然會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並且很可能會以失敗告終。事後的實戰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清軍付出了四五千人的傷亡，在這樣的攻堅戰中，損失的往往都是“壯士”——最勇猛的、衝在最前麵的士兵，他們實際上決定著整個部隊的戰鬥力。清軍還“連喪大將”，戰役期間僅提督、總兵（相當於現代的軍、師）級別的軍官減員，就高達四十人之多，其中包括清軍第一主力老湘營的統領劉鬆山。在劉鬆山陣亡之後，清廷甚至認為左宗棠已無力繼續後麵的戰事，一度打算讓李鴻章取而代之，於是，兩萬名裝備精良、軍餉充足的淮軍開赴陝西乾縣，李鴻章也奉命趕到西安。在此期間，左宗棠一再在家書中告誡家人要做好最壞的打算，隨時準備遭到“籍沒”，被掃地出門。這些事實都說明，金積堡之役是一場非常慘烈的惡仗。
作為晚清最傑出的軍事家，左宗棠當然在事前對這一切都心中有數，即使單單從他個人和所謂“湘軍集團”的利益考慮，他也會盡最大努力去避免金積堡的這場惡戰。
但是，為了確保陝甘的和平，他要求馬化龍必須交出全部武器，在這一點上沒有商量的餘地。為了能夠實現金積堡問題的和平解決，他耐心地敦促馬化龍繳械，甚至將寫給劉鬆山的公文請馬化龍轉交，以這種違反常理的特殊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信任和期待。
在金積堡戰役之前，張家川的回民大帥李德倉，就撫之後一直沒有重新恢複武裝，因此，張家川地區就實行了回民自治，這種狀況一直保持到陝甘戰爭結束。在金積堡戰役之後，河州的馬占鼇也交出了武器，在那裏也實行了回民自治。左宗棠的要求並不高，隻要馬化龍解除武裝，金積堡的問題就解決了，同樣可以在當地實行回民自治。
當然，左宗棠在力爭和平解決的同時，對馬化龍也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做了兩手準備。他將所部分為三路：北路由劉鬆山率領，從陝北進入寧夏北部的平羅，逐步向南推進，一旦開戰，這是擔任主攻的部隊。南路由李輝武、吳士邁從寶雞進駐秦州等地，采取進攻態勢，保持對河州馬占鼇的壓力，使他在金積堡一旦開戰時，不敢輕易出動，進行支援。左宗棠自領大軍居中路，由涇州進平涼，一方麵可以截擊馬占鼇河州方麵的援兵，一方麵可以從南麵保持對金積堡的壓力，還可以根據戰場形勢隨時作出調整。
由於馬化龍根本不打算交出武器，因此，這一仗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必然會攤牌。
劉鬆山在寧夏北部向南推進時，前署陝甘總督穆圖善和綏遠將軍定安兩個旗人告訴他，馬化龍的甘回已經就撫，可以放心，隻要全力對付尚未就撫的陝回就可以了。於是，劉鬆山就把所有的軍餉都存放在由馬化龍控製的靈州城裏，並且隻派了十幾名士兵守護。
當時，陝甘軍餉極度緊缺。劉鬆山老湘營每月六萬兩餉銀由曾國藩從江蘇照額調撥，從不誤時；但是，其他部隊的軍餉由南方各省分攤，這些省份的拖欠現象十分嚴重，並且“頻催罔應”，為了維持全軍的運轉，左宗棠常常不得不以“借”的名義從老湘營挪用應急，因此，這筆錢對於全軍的生存是至關重要的。
就在劉鬆山向南推進的時候，發現事情不對頭了：他隻針對陝回作戰，可是馬化龍的甘回也開始列隊出陣，他進行了還擊，並且意識到情況有變，連忙派人掉頭去查看軍餉，可是已經遲了，靈州城裏的軍餉全部被劫，護餉的士兵和前去領餉的幾名高級軍官也都被殺了。
最先對此事做出反應的是穆圖善和定安，他們指控劉鬆山濫殺激變導致這次事件，這樣就完全掩蓋了馬化龍根本沒有就撫的事實，也就開脫了他們自己的責任。清廷當然相信兩個滿人大員的話，立刻決定將劉鬆山革職留任，並要求左宗棠對事件調查後作出答複。
這時的劉鬆山是非常鬱悶的：丟失軍餉，是一件非常嚴重的大意失職事故，其原因就是因為誤聽了這兩個滿人的話。可是如今卻變成了自己濫殺激變，果真是這樣，那麽，他在激變之前一定會做好應變的準備，或者增加守護軍餉的兵力，或者幹脆將軍餉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斷不至於被人突然襲擊，吃了大虧。
劉鬆山開始了反擊，很快繳獲了馬化龍調動軍隊的手令，兩個滿人關於他已經就撫的謊言不攻自破，但是，一場大戰由此展開，左宗棠和平解決金積堡問題的希望也完全破滅了。
經過十六個月時間的激戰，戰役結束，清軍處死了馬化龍和他的十三名家屬，以及包括八十多名“偽官”在內的回軍一千八百餘人。
金積堡之役，本來是應該避免，也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金積地區的問題和平解決，不僅可以免除那場給交戰雙方都帶來巨大傷亡的惡戰，實現當地的回民自治，更可以大大加快結束陝甘內戰的進程，使中國能夠保存更多的力量去抗擊新疆的外國入侵者，維護我們祖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但是，這樣的局麵是張承誌所不希望看到的，果真如此，他的小說也就沒法寫了。
三、一些和曆史事實之間的差距
張承誌在他的《心靈史》中，以大量的筆墨來渲染和刻畫馬化龍的反清的英雄形象。可是，真實的馬化龍即使按照張承誌自己提出的標準去檢驗也完全是個不折不扣的叛徒。
在曆史上，馬化龍曾經投降了清廷，對此，張承誌做了這樣的說明：
“他的降敵，不同於河州馬占鼇的叛賣。在中國義軍史上，降與叛是必須區分的兩種行為。西北馬占鼇、雲南馬現都是叛徒，他們調轉槍口屠殺同胞——用人民的血染紅自己官帽上的頂子。而宋景詩、李秀成、杜文秀、十三太爺馬化龍都在絕滅之際有過形式上的投降，他們的所謂投降是戰爭規律，甚至是更深沉的犧牲。區別的界限在於是否於降後屠殺同胞。”
然而，事實果真像張承誌所說的那樣嗎？
在左宗棠之前的署陝甘總督穆圖善給清廷的奏折中，有過這樣的敘述：
“伏查靈州回紳馬朝清即馬化龍，本係營弁，自寧夏郡城失陷，被逆回馬兆沅逼脅，靈州變亂……”。後來，馬化龍向清軍就撫，並在這一過程中，竟然“設計將馬兆沅殺斃”，又由於“擒斬叛亂陝匪”等功勞，於同治五年九月，被清廷“賞加副將銜”。
馬兆沅的詳細資料我們無法看到，但他是一位甘肅回民起義的重要領導人，卻是毫無疑義的。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曾經影響過馬化龍，並帶領他參加起義的人，最後竟然被馬化龍“設計殺斃”了。
馬化龍在投降之後還有多次屠殺自己同胞的事，上麵那份奏折中還有這樣的敘述：“至同治七年閏四月，該紳（馬化龍）會同靈州兵役將著名刁匪馬白哇、馬晶中、馬舉擒獲解送寧夏郡城，分別斬首梟示，曾蒙恩賞加提督銜。其同時獲犯出力之馬耀邦(馬化龍之子)、馬萬選、赫壯圖、馬明起、赫忠義，均蒙分別賞給官階虛銜。是年六月，該紳馬朝清派令穆生花、馬振海、馬忠海又將暗中結盟謀為不軌之楊生魁、馮學禮、白天風等一百餘人殲死，解散餘黨。”
拿馬化龍的這些叛賣行徑和河州的馬占鼇相比，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區別，並且，馬占鼇直到左宗棠離開陝甘，也不過是個以遊擊補用的都司，三品封典，根本不具備佩戴“紅頂子”的資格。而馬化龍則憑借自己的叛賣，獲得了提督銜的封賞，已經是一品大員了，千真萬確“用人民的血染紅了自己官帽上的頂子”，即使按照張承誌先生自己製定的標準，以是否在投降之後屠殺自己的同胞來檢驗，馬化龍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叛賣者。
馬化龍在叛賣方麵的做法和馬占鼇如出一轍，隻是馬占鼇的叛賣，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廣泛的宣傳和批判，而馬化龍的這些叛賣行為，則一直被隱瞞著，從未被人提及，之所以如此，不過是為了人為地樹立馬化龍的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為了宣傳上的需要而已。應當指出的是，這些宣傳和真正的曆史事實並不相符。
張承誌在書中說：
“我決定——
舍棄我科班畢業的曆史係寫史的方法，采用接近我的前輩——關裏爺、曼蘇爾、氈爺的寫法，描述近日在哲合忍耶教內被記憶、被堅信的這些史事。這將意味著我刪砍了自己這部生命之著的數十萬言；這將意味著我要放棄對同治戰爭許多事件的發言權；這也將使我麵臨嶄新的困難——熔曆史、宗教、文學為一爐，同時接受三個方麵的巨大挑戰。”
其實，采用什麽方法來書寫曆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敘述的曆史是否屬實，是否經得起事實的檢驗。那麽，張承誌所采用的這種新穎的寫法所書寫的曆史，究竟是否符合客觀事實呢？
他寫道：“據金積堡附近大阿訇楊懷真描述：仗，大約分三步打。第一階段，清軍由南線來，經滾泉溝攻金積堡，被哲合忍耶截擊於強家沙窩，三年時光裏回民占著上風。第二步，清朝公家從金積西南進兵，占黃河東岸，在紅柳溝一帶擺戰場，由傳說中的魏花臉為將。魏花臉，也許就是清朝文牘中的魏光燾，老百姓都說他被回民軍打死在紅柳溝的山上，魏營的土垣廢墟沿山迤邐，至今清晰可認。第三次，清軍從金積東北新界堡進攻，百姓們說，清軍用的是‘機關炮彈’，大概是左宗棠使用四百萬兩外債采辦的歐洲新式軍火之一種。
楊懷真阿訇回憶；‘機關炮彈像烏鴉一樣飛來，然後緩緩落下，打在地上過一會兒才爆炸……’”
我們不妨逐條看一看這些敘述的真實性。第一條，金積堡之役是從同治八年下半年開始，至同治九年歲末結束的，前後不到一年半的時間。但是，按照張承誌所寫的情況，僅第一階段就長達三年之久。即使清代的官書再不可靠，在這種重大事件的記錄，也不可能在時間上出現如此巨大的出入。第二條，清將魏花臉，很可能是魏光燾被回軍打死。經查，同治八年以後在整個金積堡戰役期間陣亡的清軍軍官隻有一人姓魏，此人名叫魏南華。在按照官階大小排列的陣亡軍官名單裏，他的名字甚至排在最低級別的“盡先把總”的後麵，隻是一名“外委”而已。如此低微的官階，當然不可能擁有由他掌管的營盤，更不可能擔任一個方麵的指揮了。至於魏光燾，則是左宗棠在陝甘期間的重要助手之一，他後來擔任了陝甘總督、兩江總督等多種職務，參加過甲午戰爭，於1915年3月病逝於湖南家中，怎麽可能提前四十多年前就在金積堡戰死了呢？然而，在張承誌的筆下，連魏營的遺跡都清晰可辨，不由你不信。所有這些描寫隻能是一個指鹿為馬、張冠李戴的錯誤，假如張承誌先生事前能稍稍翻一翻書，恐怕就不會在他的“生命之著”中這樣信口開河了。第三條，所謂的“機關炮”。我們知道，即使在甲午戰爭中，晚清最現代化的北洋艦隊也沒有用上機關炮，在此前二十多年同治期間的陝甘地區，清軍竟然擁有如此先進的新式武器，是一件多麽了不得的大事，應該是不難想象的。可是，在左宗棠的所有文牘函件中，對此竟然隻字未提，其他晚清時期的任何文獻中，也從來沒有提到在當時出現過這種極為吸引眼球的武器。難道這種機關炮，隻是在金積堡戰役中使用了一下，此後就一直被珍藏起來，嚴格保密，從所有人的視線中消失了，即使在中法戰爭、甲午戰爭這樣的情況下也依然被雪藏不用，可能嗎？這樣的事實隻能說明，所謂的機關炮，不過是一種子虛烏有的杜撰罷了。但是，張承誌又加上了這樣的注解：它“大概是左宗棠使用四百萬兩外債采辦的歐洲新式軍火之一種”，為這種杜撰增添了一條旁證。再翻翻史料，左宗棠以“四百萬兩”的規模舉借外債的情況，隻發生在新疆之役中，在新疆之役中借的錢所購買的武器(即使真的從歐洲買到了這種新式軍火)，可以至少提前五、六年就出現在金積堡的戰場上，是不是也太荒唐了呢？
盡管隻驗證了這樣一小段，但如此之多的破綻，足可以讓我們充分體驗一下張承誌所寫的這篇小說，在客觀事實的敘述上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了。
四、一些缺乏說服力的煽情
張承誌在《心靈史》中著力描述了西海固的貧瘠，為了增加左宗棠的罪孽，還做了這樣的補敘：“沙溝以及固原、海源一帶隴東的窮山惡水，是同治大失敗以後清政府安置蓮花城一帶回民老弱的地方。我曾長久地懷疑左宗棠可能來過這裏——否則他怎麽可能找到如此天然的殘民之所。”
金積堡之役結束後，究竟是如何安置一萬多當地回民的?左宗棠是否真如張承誌所說，曾經在十分原始的交通條件下，抽出大量時間跋涉千裏，專門去尋找一個“殘民之所”？也許張承誌先生在即興發揮之餘，今後會在某一天拿出真有說服力的什麽證據來，在此之前，我們還是通過一些史料來了解一下當時的具體情況。
劉錦棠報告，由於馬化龍自縛請降之前在金積堡地下埋藏了大量武器，並且拒絕承認，當時又天寒地凍，挖掘非常困難，無法判斷這些武器的數量和具體埋藏情況，因此，應該先將當地人群遷出，再通過審訊和挖掘清除這些武器。左宗棠同意劉錦棠的意見，並且在給他的答複中這樣說：
“羈押逆酋，空言督責，斷難了結。先遷老弱婦女，徹底清查，自是辦法。其沿途照料護解，已諭知各統領營官，嚴禁侵掠淩虐，以昭恩信。拷訊須委員分起，恐難求一一確鑿，既主搜掘，則亦不能終匿也。固原之古城川，地連固原東山、平涼白水及北路大瀘川一帶，路徑紛雜，鹽茶之右武營距固原一百四十裏，見在西山伏匪未靖，亦難安插。已與魏道（魏光燾）商定，仍安插固原大川，庶此時運賑糧、將來駐重兵均便也。”顯然，由於受到治安環境和交通條件等方麵的限製，這種安置是存在一定困難的。
根據平慶涇道魏光燾關於選擇安置地點的的報告，左宗棠在回複他的公文中這樣說：“據稟履勘固原東北鄉牛家店、蔡家川、官廳川、西鄉黎家套子等處，距城均不甚遠，土肥地廣，窯洞多而柴水便當，足敷安插。”顯然，這是魏光燾在報告中關於安置地點的描述，左宗棠在批複中就此提出了注意事項：“惟將來分布地方，必須各成片段，各有界劃，免致侵淩爭競，別生事端，方為周妥。”
以上這些內容，可以大致反映出左宗棠在安插金積堡人員時的具體情況，這和張承誌的說法是有很大出入的。左宗棠隻在西北待了很短的時間，並且一直處於戰爭條件之下，他很可能有某些失誤，但是，恐怕未必會以故意製造百姓的貧窮為出發點。為了做個比較，我們不妨看一看當時左宗棠周圍一些高級將領的經濟狀況：
進疆清軍北路大軍統帥金順，在新疆收複之後擔任了伊犁將軍，這是很高的職務。光緒十一年奉召進京，途中病死在肅州。“身後不名一錢，幾無以為斂。寮寀醵金，喪始歸。部伍縞素，步行五千裏至京者，達二百人雲。”進疆清軍中路大軍統帥劉錦棠，新疆收複之後擔任首任新疆巡撫，不久辭官。回家後因為貧乏至極，被寡居待養的伯母、原老湘營統領劉鬆山之妻“痛詬致病”。等到甲午戰爭爆發，國家急需知兵大臣，召他進京，劉錦棠帶病就道，死在路上。人們打開他的遺篋，除了幾份關於時局的奏折底稿之外，同樣不名一文。進疆清軍南路大軍統帥張曜，收複新疆之後擔任了山東巡撫、海軍幫辦大臣等職務。他借錢補償所部士兵在收複新疆時的軍餉，臨終一貧如洗，還欠下七十多萬兩的債務，死難瞑目。
晚清是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時代，上麵這幾位統兵的將領，都是比知府級別高得多的“正省部級”官員，他們都為中華民族立下過不朽的功勳，但臨終時卻個個清貧如此，如果他們也拿自己的經濟狀況和當時的官場“行情”之間的差距來找左宗棠說事，是否比西海固地區的百姓要理直氣壯得多？他們的情況，是否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當時的物質條件呢？
一百多年過去，如果後來各個朝代的中國官員們，真的都能像上麵這些“大員”那樣，西海固地區的百姓，恐怕無論如何都不會依然處於極度貧困之中的。
張承誌在《心靈史》中還引用了這樣一首民謠：
同治五年三月間，殺氣彌漫天。
十餘萬人一朝盡，問誰不心酸。
桃含愁兮柳帶煙，萬裏黃流寒。
閡邑子弟淚潸潸，染成紅杜鵑。
清歌一曲信史傳，千秋壽名山。
碧血灑地白骨撐天，哭聲達烏蘭。
這首民謠，記錄了同治年間甘肅靖遠地區漢族百姓在民族仇殺過程中慘遭殺戮的事件。張承誌對這首民謠作了這樣的評述：
“——烏蘭是靖遠境內的山名，黃流即黃河。初聞此曲時，我吃驚的是：與我們通常認為的大漢族主義壓迫少數民族這一認識針鋒相對，靖遠漢族知識分子認為，是回民的民族主義和國家對回民的優厚政策，導致了回亂時期苦難深重的漢族知識分子受挫。
這是極其罕見的錯誤認識。我為這種認識感到震驚的原因，並非在我對它的不義的反感，而在我清楚地觸碰到這種——人的隔閡。”
“我引用此曲的目的不是想為我的回回族胞挖苦咒罵那位“閡邑子弟”的創作。凡人成群，必有矛盾。自有人的共同體形成於人類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不信任、彼此間仇視和仇殺一直無法消除淨盡。靖遠縣是否發生過同治五年三月回民屠殺十萬漢民的慘案，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回民一定有過對漢民的仇殺。人對人是殘酷的。亂世從來釋放殘忍。人隻知道自己的道德傳統，就像難於掙脫自己宿命的前定一樣。認識同治年間回民大起義的根源，在於反對滿清官家腐朽統治秩序的觀點——任何有正義感和曆史進化觀點的人都必須承認：同治前後的清政府，不僅是中國政治的腐敗極端，而且已經是人類社會種種曾經有過的政治組織模式的醜八怪——十九世紀後半的清朝，是人類的恥辱!”
既然張承誌宣稱要靠民間的記憶來講述曆史，並且，即使使一些描述得非常模糊、顯然經不起推敲的敘述也被當作信史，為什麽對這首時間、地點、事件都記述得相當清晰的民謠，卻完全不予采信了呢？這種截然相反的待遇，公正嗎？“十餘萬人一朝盡”的悲劇，遠甚於金積堡，如果采用張承誌的筆法，應該可以比《心靈史》寫得更加血腥。但是，這首民謠僅僅描述了那種“問誰不心酸、哭聲達烏蘭”的慘痛心情，張承誌就表示了自己的“吃驚”、“震驚”，“不義”、“反感”。作為一個曆史專業的“科班”，麵對自己采集到的這樣一首民謠，至少也應該稍稍調查考證一下，看看是否真的在當時發生過這種“十餘萬人一朝盡”的事件，這種現象是否還比較普遍，遠不止一地、一起？那些漢族百姓，同樣是活生生的生命，他們並沒有和什麽人開戰，卻遭到了這樣的殺戮，他們以這首歌謠來表達自己心中的悲苦和傷痛，和張承誌的《心靈史》、《西省暗殺考》那樣的作品相比，是否已經克製、內斂了許多呢？
張承誌以同治前後的清政府是中國政治腐敗的極端、十九世紀後半的清朝是人類的恥辱，大聲呼喚人們的正義感和社會進步觀念等等，來表明自己的立場，雖然這些話極富煽動性，但是，卻仍然是經不起推敲的：
晚清固然腐敗，但同治年間主政西北的左宗棠卻是一個極其清廉的官員，他本人和手下的一大批將領，臨終時都兩袖清風。因此，拿腐敗在這裏說事，是缺乏說服力的。在中國的國力極度衰敗、內憂外患交織的情況下，有這樣一批中國人，他們舍棄自己的個人利益，甚至扛起自己的棺材奔赴抗敵前線，趕走了霸占中國領土的強盜，使大片領土重新回到我們祖國的懷抱，這不僅不是恥辱，而且是中國曆史上極其光輝燦爛的一頁。另外，任何“正義和社會進步”，都不能淩駕於維護我們祖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之上，一個人、一部作品如果把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都拋到九霄雲外之後，再去談什麽正義和社會進步，就讓人感到有點太奢侈了。
二十多年來，張承誌一直無視當年的陝甘形勢對新疆存亡的客觀影響，在他的作品中堅決主張把陝甘的內戰打到底，堅持對於左宗棠結束陝甘內戰進行批判。然而，假如曆史果真按照張承誌的主張發展，讓當年的那場陝甘內戰一直打下去的話，中國根本就不可能幹脆利落地收複新疆，即使最終勉強在新疆問題上“擱置主權爭議”，這一百六十萬平方公裏領土，還會被“擱置”在今天的中國版圖之內嗎？如果俄國當年在占領新疆之後接下來攫走長城以北的全部中國領土，今天的中國版圖又會是個什麽模樣？難道，張承誌真的會什麽法術，可以使當年的中國在不首先結束陝甘內戰的情況下就成功地保住新疆？或者，在張承誌的心目中，新疆根本就不應該是中國的領土？
張承誌將某一部分人群、某一曆史事件從同治年間的曆史大背景中完全剝離出來，使之淩駕於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之上，並對這段曆史進行極不公正、極不負責的描述——在我們判斷曆史是非時，維護我們祖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究竟應該擺在什麽樣的位置上？我們應該怎樣判斷過去那些與大片領土的得失存亡密切相關的曆史事件、曆史人物的功過？我們這個大家庭中的十三億成員，今後在處理有關國家版圖存亡的問題時，應該樹立怎樣的行為準則和是非標準？張承誌先生的《心靈史》現象，向人們提出了上麵這些關係到我們當前和今後的基本國策，也關係到中國和中華民族未來的問題，這些問題，難道不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嗎？
張承誌的《西省暗殺考》中還有這樣的情節：一名由“哲德沙爾國”的伯克派往肅州的刺客被小說的主人公誤殺。刺客臨死前，對“左屠夫”充滿刻骨的仇恨，為了完成刺殺“左屠夫”的神聖使命，表現出一派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浩然正氣。小說主人公發現了他的真實身份之後，便對他說：“若是傷重死了，你便是為守住機密，殉了主道。以後我們插香上墳，有一個念舉在你身上。”
刺客死了，主人公“給他念了討白。按自家規矩，使他帶血下葬。”——完全享受革命烈士待遇。
此時，新疆之役尚未打響，左宗棠的人馬，尚無一兵一卒進入“哲德沙爾國”，當然不可能對那裏的任何人進行什麽“屠殺”。
既然如此，刺客口中的“屠夫”二字，從何說起？他的刻骨仇恨，憑的是什麽？
一個從霸占來的中國領土上建立起來的非法的“國家”派往中國來行刺的奸細，就像一個潛入別人住宅的小偷一樣，有什麽資格去仇恨別人的家庭成員？
然而，這個“哲德沙爾國”的刺客，卻完全被寫成了正義的化身，成了一個為了正義事業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英雄；相反，那個曾經抬著自己的棺材去收複國土的中國人，在這裏變成了一個完完全全的罪人。
這種顛倒黑白的描寫，也許站在“哲德沙爾國”的強盜立場上可以理解，可以認同，然而，它卻是由中國籍的作家寫出來之後，向中國的讀者發行的。
我是一名中國人，隻能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看問題，由於根本無法接受，也無法理解張承誌的這種作品，那麽，對它提出自己的質疑，是不是我應有的權力和應盡的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