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員是什麽做成的？ 我還記得這是俺小時候常看到的一個問題。不過，這問題不是誰問俺的，那個紅色暴躁年代也不是誰真傻冒到問這種問題的時候。當時，一般是黨的口舌常用來的吹捧黨的自問自答的模式。因為，下一步回答，俺早就倒背如流了：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據說，這是斯大林說的。到底斯大林說過沒有，我沒興趣查證。但是，跟我一般大的老幫子們肯定都會知道這句話，用過這句話，信過這句話。沒辦法，用比較文學範兒的話說，這是時代的烙印，毛爺和他的紅幫硬在俺們身上留下的。
我一直對共產黨群體的構成有點興趣。
在我懂事以後，也就是七十年代期間，由於各種因素，我接觸過紅軍時期的老共產黨員，抗日時期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黨員，內戰時期的地下黨員和紅朝立國之後的黨員。
總的來說，紅幫立國之前和立國初期的黨員們，多有宗教般的熱情投入，不管其文化水平高低。也較具有大事業的使命感，不計較物質和個人利益。由於時代物質條件，對黨的忠誠，個人道德自製力，紅幫的組織紀律等因素，這些早期的共產黨員，尤其是基層分子，具有極強的犧牲精神，服從精神和對大事業的追求。自然整體上沒有腐敗現象，算是極端廉潔的宗教性質濃厚的意識形態團體。
紅幫開國之前，紅幫處於非法地位，屬於武裝叛亂集團，需同占優勢的國府軍隊對打，有很大的死亡可能。因而，這個時期加入紅幫的黨徒們，個個都是亡命徒，這個時候的黨員也意味著犧牲，不可能有任何榮華富貴。所謂提著腦袋鬧革命，那是一點不假。咱朝廷口舌千吹萬吹，什麽戰無不勝，畝產萬斤，大部分是吹牛，不能當真。唯有提著腦袋幹革命，在立國前這個前提下，是難得的真實。
這裏，應該在加一句，在國共武裝對打的漫長歲月中，紅幫黨徒們不僅要同國軍廝打，還得提防黨內同夥的屠刀。你前麵玩命抵抗國軍，後麵還有人說你是叛徒，要拿你的腦袋呐。著名的閩贛紅軍“肅反”就是紅幫內部火拚，殺了三分之一的紅幫黨徒。人家都加入紅軍打國軍了還被認為不夠革命或者反革命，被紅幫的屠刀給哢嚓了。沒死在敵人手裏，死在自己人刀下。這才叫有冤沒處伸有理沒處說呐。估計這些被殺的紅軍們應該是死不瞑目啊。
這個時候，由於戰爭的殘酷，基層黨徒們基本是在戰場上大量犧牲。高級黨徒們可以躲在後方，比如陝西延安那邊，相對安全。著名的長征，其實是大逃跑，一路沿著省界，利用各地軍閥的縫隙生存。即便如此，開始長征時有七萬人馬，最後達到意外的目的地陝西隻剩下不到二萬。其餘的都在逃跑過程中被打死餓死摔死乃至私自逃跑走人。
簡言之，紅幫開國前的黨員們是真的具有使命感的無限忠誠的黨徒群體。人家提著腦袋幹革命這一條，就讓俺佩服。如果按早生三四十年的話，俺肯定投奔國軍，不會投奔共軍。這不僅是俺對於所謂共產主義不感冒，也在於當時的國軍是國家的軍隊。當時的中國叫中華民國。衝這點，俺的腦後就應該是一摸滿平順的，沒有反骨嘛。
俺們的軍隊院子裏沒有紅軍時代的老家夥。最多是抗日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加入紅幫的。除了一個少將外，都是校級軍官。這些人，我的印象是，身上具有忠誠，服從和正氣。俺父母在文革時候常回憶軍隊裏在五六十年代裏風氣多好，同誌以誠相待，戰友彼此幫助。我曾經說過，我父親從55年開始拿xxx元工資，一直拿到我大學畢業前才漲了一級。中間二十年大概二，三次漲工資，我父親都聽從黨的話，把機會讓給同事了。為此，我和姐姐在文革後期嘲笑我父親太老實，覺得不可思議。我父親倒沒有覺得發傻，他認為應該把機會讓給薪水較低的同事。一個抗戰時期到延安的知識分子，在文革後期被單位黨委以生活作風問題連降二級。他還覺得處分輕了，他沒有做到共產黨員的要求。院子裏有個解放前清華大學畢業的高職。那老頭非常有儒雅氣質，說話慢條斯理，清楚明了。我一直難以想象他怎麽會在紅幫立國前加入地下的紅幫。按說他那種知性氣質不會走極端的啊。不過後來紅幫立朝後他也經過了反右被“內控”，文革時候長期在農場苦幹，基本沒正經應用過他的專業。胡耀邦上台後大批提拔“中青年幹部”，讓他趕上了機會，成為北方工業公司的中層頭目。
共產黨成員的素質隨著紅朝建立而開始下降。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原因很簡單： 此時，加入共產黨不再是一個高度風險性的決定，尤其不具有生命危險了。相反，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掌握了國家各種資源。隻有加入共產黨才能分享這些資源。這樣，這個時候尋求加入共產黨的人群已經具有投機性動機，利用黨的資源為個人謀利益。幸好，建國初期，百廢待興，加入共產黨也意味著要離開大城市或者山南海北地分配。還是得需要點獻身和忠誠精神。這就使得紅幫一直宣揚的共產黨員的獻身精神延續了十來年。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畢業的大學生群體都沒有辦法自己選擇職業和居留地，必須服從“組織分配”不然就意味著失業，沒戶口，被人歧視等下場。我二叔從北航畢業，分配在軍隊裏搞化武工程，駐訓過福建，西北等地。我三叔加入軍工在陝西幹了十年多。更早之前，我堂叔加入誌願軍做汽車兵，在朝鮮呆了二，三年，幸虧活著回來了。我們文革後的頭二屆大學生畢業時，我們還都被要求填上“服從組織分配”這一欄。不然，就不予分配。別的不說，當時的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的大學生很怕被分出去。當時的戶口遷出容易，遷進難麽。
等到文革開始時候，我印象裏，小學老師們申請加入共產黨，高潮屢起。隻要毛爺發個最高指示，開個黨代會之類的，就有寫血書的，打掃廁所的，寫思想匯報的，寫坦白交心書的，五花八門，各出高招，力求混入已經混亂不堪的紅幫。我也記得，這些積極分子們，很多的為人讓平常的老師們看不起，屬於“會來事兒”也就是會投機的主兒。中學時代，北京也在中學生裏發展黨員，作為激勵其他學生的招牌例子。俺學校裏有個叫李家寶的人，出身工人家庭，平常學毛選，做好事，積極的不亦樂乎。終於在初三最後一學期加入紅幫，成為全市當年發展的五名黨員之一，興高采烈地去延慶插隊去了。不知道這小子後來混得如何。此人當年給人印象是堵槍眼填彈坑的好料子。大學時候，要求入黨的，一大幫人寫了申請書。積極分子中有利用生活委員的位子把班裏七個黨員調到自己屋裏好集體幫助的例子。也有定期給係黨委書記寫思想匯報，順便把班裏的情況也匯報，不聲不響地博得黨總支的好印象。本來一起打排球，關係不錯。這哥們一入黨馬上就對俺打起官腔，讓我要追求進步。那口氣，它姥姥的，讓我記住到現在。從此不再跟這廝一起玩了。畢業更不會再聯係。不恥於跟這種人來往嘛。不過，這廝按說仗著黨員金牌，本該在分配時有較好機會的。結果，他的分配倒也沒人羨慕。當年俺那個班發展了四個黨員。 有一個湖北佬，油頭滑腦的，剛入學俺就覺得這人不咋地。果然這廝後來積極要求入黨，如願以償。入黨後，立刻牛逼起來，反正入了麽，一般沒有大事情，不會開除的。分配時候不服從分配，揚言係裏拿他沒辦法。最後分回來的省裏。不知道後事如何發展了。
這就是我說的後來入黨的積極分子們多為投機性質，不再具有理想主義特點，不再具有犧牲，服從精神。隨著戰爭年代遠離，個人利益越來越重要，入黨成為各類投機分子進入體製，謀取私利的捷徑。 不要提什麽薄熙來這種紅二代，他根本把紅幫當作他爸有份的自己的“黨，” 就是徐才厚這類黨軍高官也根本是吃定體製，跟定恩人，說點官話，全力受賄。這才是典型的現代共產黨員。在共產黨由非法武裝團體變成執政黨後，所有的新黨員都是投機分子，都不具有戰爭時期的黨員特質。這樣，紅幫專製獨裁體製，不透明運作，自然成為黨員們謀取私利的工具，產生了全朝廷腐敗，從上到下，從裏到外的全方位腐敗體製。所有中國曆史上封建王朝的特點，你都能在現今的紅朝體製內找到： 家族繼承，官僚隻怕上級，送禮受賄等等。
老實說，習帝和王刑堂高舉反腐大旗，捆翻幾十朝廷高官，其努力可嘉，其心可信。其效果有限，肯定不會長久。最好可能，習帝任內，朝綱厘清，延續到新主坐龍椅，就算幸運了。基本上，習帝下台，人未亡，政已熄。貪腐大潮會洶湧而來。領頭的，肯定是各級紅幫黨徒。每一個紅幫成員，不管他位居高低，都是潛在的貪汙犯，因為體製讓他有機會有權利可以貪腐。根據中華曆朝經驗，再好的製度，到了中國人手裏，一定會有周旋餘地的。再嚴厲的刑罰，也擋不住各級官員的貪腐衝動。所以，如果習帝高喊反腐，而不建立民主製度，那是無用功，沙灘上的城堡而已。
讓俺最後總結一段：
立國後，共產黨從革命性政黨變為執政黨。
利益驅使，所有的黨員從理想主義回到物質主義現實中。
人對物質金錢的貪孌加上紅幫專製體製，會結合成一巨大的貪腐溫床，產生出無數的，前仆後繼的貪官汙吏。
共產黨注定成為腐敗的體製，由腐敗之人組成。
好人進去變成壞人，清廉人士進去變成貪官。
最後就習帝和王刑堂二人幹淨，連習帝住處新華門外麵的石頭獅子都會屁股上有屎。當然，若是習帝和王刑堂幹淨，那俺們草民還有個盼頭麽。希望所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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