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戶”李雪，20年的人生都在試圖找回身份證上的“李雪”。
因為是超生的二孩，她沒有戶口，由此帶來一係列的麻煩——上不了學，不能參加社保，無法就醫，甚至將來很難找到工作，無法結婚生子。像李雪這樣的“黑戶”，全國超過1300萬。
上周，“全麵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公布，宣告實行了35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終結。作為曆史遺留問題的李雪們，是否迎來了“重生”的機遇？
從出生到現在，李雪就一直生活在北京市東城區永定門外的一個平房裏。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戶籍係統中，她並不存在。
在現實生活中，她是李鴻玉和白秀玲的女兒，姐姐李彬的妹妹，一條叫布丁的狗的主人。但她無法在法律上證明自己是誰，因為她掏不出那張長85.6mm、寬54mm、厚0.9mm的卡片，那張不起眼的卡片有一個官方給予的權威名字：居民身份證。
22年前，因為父母交不起5000元的社會撫養費用作超生二孩的罰款，李雪上不了戶口，直到現在。
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像她這樣沒有戶口的人在全國至少有1300萬，這意味著每100個中國人裏就有一個沒戶口。她們沒有戶籍資料，沒有戶口卡，也沒有身份證，被社會俗稱為“黑戶”。其中，780萬和李雪一樣，屬於超生人員。
在李雪“黑戶”的22年間，崇文區合並到了東城區，全國人口普查進行了兩次，戶籍管理從手寫入冊改為全麵信息化，計劃生育政策實現從獨生子女， 到單獨二孩，再到全麵放開二孩的轉變，李雪家門前鐵軌上奔馳的綠皮火車也換成了銀白高鐵，時速從平均70公裏提升到了300公裏以上。
然而，李雪的生活卻一直是停止的。因為沒有戶口，她沒上過一天學，沒坐過火車，沒出過北京城，不能參加保險，無法就醫，甚至將來很難找到工作，無法結婚生子。
“什麽權利都沒有。我有時候都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坐在永定門外自家平房的一張椅子上，李雪從抽屜裏翻出四個褐色的檔案袋，抽出厚厚的一摞紙片兒，用手攤開來，這些來自不同單位、不同部門的紙片兒鋪滿了整張木桌。
李雪的母親白秀玲從殘疾車上站起身來，左腿因為小兒麻痹症難以支撐身體的重量，整個人向左傾歪。
為了給李雪上戶口，白秀玲和丈夫李鴻玉上訪19年，訴訟16年，得到的結果就是桌上這堆紙片兒。
父母犯錯，孩子承擔
“這是醫院給我開的醫學出生證明。”李雪從這堆紙片兒中抽出一張，用手指著說。
因為家裏困難，白秀玲和丈夫並不想要這個孩子，“李雪的到來是個意外。”
可是，當白秀玲發現懷上李雪時，已經兩個多月。當時因為削土豆，刀掉到白秀玲大腿上，紮了一個大口子，傷口遲遲不能愈合。醫生告訴她，這樣不能流產，會有生命危險。
兩口子都是殘疾人，認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條件。而事實上，1991年開始實施的《北京市計劃生育條例》規定可以生育二孩的九種情況中並不包括殘疾人。
“但是後麵還有一句話呢。”李雪指著條文說。在泛黃的紙上寫著，“有其他特殊情況要求再生育一個子女的，需經市計劃生育委員會批準。”
當然，在李雪出生前，他們並沒有得到北京市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批準。事後的事情證明，相關計生部門也並不認可。但在此後的22年中，白秀玲夫妻倆一直堅持自己屬於“其他特殊情況”。
就這樣，1993年8月11日，李雪在天壇醫院出生。此時，她的姐姐李彬已經8歲。
那時，距離計劃生育被確立為基本國策已有11年。為了控製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
而在計劃生育被確定為基本國策的兩年前，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控製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信中提倡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在此後的35年，中國多數城市地區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北京也不例外。
上世紀90年代的北京，工廠、機關的圍牆上，到處刷寫著“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的巨大標語。計劃生育力度正不斷加大，各地對超生嚴防嚴控。計劃生育“一票否決製”已經被推廣到全國，覆蓋公權力機構和各大企事業單位。
“超生二孩”李雪的到來，對於白秀玲所在單位——永外街道的三產企業永明釉料廠而言，無疑是一個重大事故。當年8月25日，還在哺乳期的白秀玲就接到了工廠寄送的“職工開除（除名）公職審批表”。
李雪出生的第5天，父親李鴻玉拿著出生證明到永外派出所上戶口，被拒絕了。“你們超生了，回家等著吧。”4個月後，街道計生辦主任來到他家，放下一紙“處罰決定書”，對夫婦倆征收超計劃生育二孩的社會撫育費5000元。
李鴻玉當時是北京皮毛三廠的工人，一直停崗在家，一個月收入不到150元。白秀玲的被開除，將這個家庭迅速推入貧困的境地。可是，他們被告知，不繳納這5000元，計生部門就不給開證明，連帶著孩子就上不了戶口。
要給孩子上戶口，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嗎？從1958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應當依 照本條例的規定履行戶口登記；第七條規定：嬰兒出生後一個月以內，由戶主、親屬、撫養人或者鄰居向嬰兒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報出生登記。也就是說，對出生 的中國公民予以登記，無附加條件。
甚至早在李雪出生的5年前，1988年，公安部、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就聯合下文，禁止將計生證明、超生罰款與戶口登記捆綁。
但各地為了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普遍采取了將計生與上戶口等權益捆綁的“土政策”。“上戶口雖然不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但不掛鉤，如何約束超生呢？” 山東省一位不願具名的計生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是特定時期的無奈之舉。”
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全國至少有20個省（市、自治區）有明確的規定或案例，上戶口必須出示計劃生育相關證明，其中北京、上海、遼寧、四川、河南、湖北等6個省市在省級戶籍製度上明文規定，將計生與戶籍掛鉤。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萬海遠於2014年完成的“黑戶”調查報告也顯示，由於多年來“新生兒落戶”與“超生罰款”捆綁成為通行的政策，大量家庭沒有及時到派出所辦理落戶手續。“這在客觀上帶來780萬新生兒沒有戶口，並成為‘黑戶’產生的源頭。”
“我超生犯錯，可是為什麽要讓孩子承擔呢？”白秀玲無法理解這個邏輯。更何況5000元對於當時這個窮困家庭而言，是3年不吃不喝的總和，“我們哪有那麽多錢啊？”
沒戶口，法院不讓進
“她連疫苗都沒打過。”回憶起往事，白秀玲的眼眶噙滿淚水。按照國家規定，嬰兒都要免費接種疫苗，但隻有在衛生部門登記了新生兒住址的才能接到疫苗通知，可李雪連戶口都沒有，更不用說戶口住址。
1995年，李鴻玉和白秀玲開始帶著3歲的李雪上訪。在反反複複上訪了一年多後，1996年崇文區信訪辦曾給他們一個明確的回複：開除白秀玲， 單位處理正確，不能改變；至於戶口問題，需要他們寫出檢查直接向公安部門提出申請或給區長寫信，經區領導批示給公安部門按戶口管理規定辦理。
這條模糊信息，一度讓夫婦倆以為戶口有望了。可是，在寫了檢查，寄了給區長的信後，滿懷希望的他們，等來的卻是“無人搭理”。
1998年，李雪已經到了上小學的年紀。李鴻玉央求侯莊居委會給李家附近的桃楊路三條小學寫了一封信，請求照顧李雪入學。
可當李鴻玉拿著居委會開具的信、戶口本和兩本殘疾證帶著李雪去報名時，校方卻堅決拒絕。第二年，學校還是不讓李雪入學。
兩次拒絕，讓李雪從此失去了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
進不去學校，李雪開始自學。已經上了初中的姐姐李彬教她學拚音，學會了，她就自己看著字典學。然而，受到家庭的影響，姐姐初三畢業便輟學就業補貼家用。李雪的教育也僅維持在小學四年級的水平。
有一回跟著媽媽去買菜，李雪看到學生放學，在街上就哭了起來，“媽，我想上學。為什麽我不能上學？”
看著眼淚汪汪的女兒，白秀玲隻能強忍淚水，“孩子，你沒戶口，上不了學。”
上不了學的李雪，隻能每天呆在家裏，“沒有朋友，也沒有童年，相當於跟社會脫軌了似的”。姐姐李彬覺得，妹妹小時候很膽小，見到陌生人總是怯生生的，不敢跟人說話。“她也不喜歡照相，因為戶口的事兒，有些自卑。”
這樣的自卑，在萬海遠的“黑戶”調查也得到印證。他發現，“黑戶”在心理上沒有認同感和存在感，心理健康程度普遍較低。“經常覺得鬱悶和憂鬱的比例超過34.6%和15.7%。”
在日常生活中，李雪處處感受到沒有戶口帶來的不便和限製。尤其是隨著戶籍與越來越多的社會福利捆綁，身份實名製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這種感覺愈發強烈。
一切需要身份證的事情，都與這個叫“李雪”的人無關。沒去過博物館，沒住過旅店，沒有銀行卡，沒收過匯款，現在連快遞都寄送不了，甚至想要去藥 店買盒康泰克，都被售貨員拒絕。李雪用爸爸的身份證辦手機號碼，用媽媽的醫療本看病，用姐姐的圖書證借書。隻要是需要用到身份證的地方，她都沒辦法獨立辦 到。
從李雪家走路到北京南站隻有2.8公裏，可是22年來，她從沒出過北京。去過最遠的地方是香山。
她沒談過戀愛，也不敢想象有一天能夠像姐姐一樣結婚生子。“結婚證都領不了。”一說起來，李雪就眉頭緊皺。
更讓李雪感到無奈的是，有一回她獨自去法院遞交材料，法院卻讓她出示身份證，否則就不讓進，“可是我是原告，就是來訴訟戶口的啊！”
生活就是起訴、上訴
上訪要不來戶口，李鴻玉一家四口從1998年開始去法院起訴。
先告永外街道辦事處計生辦，再告永外派出所，然後是崇文區計生辦，最後是崇文公安分局。先李鴻玉告，又以白秀玲的身份告，再以李雪的名義告。
李鴻玉還讓兩個女兒都自學法律。李雪還小時，由李彬寫訴狀；後來李彬在肯德基打工，又做了一份兼職，忙不過來，李雪便開始自己寫訴狀。
結果通常都是：一審，敗訴；上訴，敗訴；申訴，敗訴。申請抗訴，駁回；申請再審，駁回。
16年間，除了訴訟的主體不同，官司的結果全都一樣。每當接到敗訴的消息，李鴻玉就坐在破舊平房外的院子裏抽煙，一聲不吭。兩三塊錢一包的紅梅，他一根一根不間斷地抽，直到把一整包煙抽完。
這時候，李雪總會走過去說：“爸，您別抽了，對肺不好。”
李鴻玉從嘴裏吐出灰白色煙圈的同時不住地咳嗽。支氣管感染的李鴻玉看著女兒，卻不知該說什麽。
李鴻玉總認為是自己的訴狀沒寫好才輸了官司。這時候，他就會訓斥女兒，讓她們好好看書，學習法律知識。“至少你得讓他們挑不出毛病來。”
李鴻玉每天琢磨著李雪的事兒，有時候睡到半夜突然想起訴狀要寫的內容，他就趕緊把李雪叫起來，害怕沒記下來，轉眼就會忘了。
“人家的日常生活就是接送孩子上學、放學，我們家的日常生活就是起訴、上訴、找戶口。”李雪說。
官司在一次次敗訴，孩子卻在一天天長大。李鴻玉夫婦覺得自己別無選擇，隻能繼續上訪。他們跑遍了區、市、中央的公安部門、計生部門、政府信訪辦、法院、檢察院、婦聯和殘聯等十數個政府機關、單位和部門。
因為不停信訪、打官司，他們一家成了“特別關照的對象”。“我們都被編了號。我爸是一號，我媽是二號，我姐是三號，我是四號。”李雪翻出一張“控製力量值班表”遞給記者。
這張表格顯示，被控製人為李鴻玉和白秀玲，2009年從10月1日到10月7日，在侯莊63號路口和民主北街93號口，每天早上8點到第二天早上8點，各有3名民警值班。
“隻要家裏有人出門，外麵就有人拿著對講機喊，一號出去了；三號、四號出去了。”李雪說。
2004年，當時的崇文區計生辦稱，隻要李鴻玉在一個月內補齊剩下的4950元罰款，李家就可以拿著收據去派出所上戶口。但是李鴻玉拒絕了。“那孩子這些年的損失，誰來承擔？我們受了這麽多罪，不服這口氣。”
多年的艱難，讓李家為之付出太多。麵對這難得的機會，李鴻玉的決定讓很多人難以理解。
“這是一對不負責任的父母造成的。” 時任永外街道辦事處宣傳部長的韓光堃在2011年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稱，當初公安部門確實是難為了他們，但是後來政府確實想幫他們，他卻不接受，“提一些不可能的事”。比如補償孩子沒受教育的賠償、請家教什麽的。
按理說，李雪可以趕上人口普查“大赦”。因為每一次人口普查，國務院普查辦都會下發通知，要求“對其中未申報戶口的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準予登記，不得將登記情況作為行政管理和處罰的依據”。
“國務院普查辦是這麽規定，但大多數基層政府不會這樣做，如果這樣做的話，等於計劃生育政策就沒有了，計劃生育這方麵還是要求交罰款。”著名人 口學專家、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梁中堂曾公開表示。不少父母怕被“秋後算賬”，依然不敢給孩子進行“戶口登記”。隻有福建省於2008年明確規定了 超生嬰兒無條件登記，到2010年5月，該省為曆年累計下來的近50萬“黑戶”人口登記了戶口。
北京市執行的則是放寬條件的登記。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北京市對經濟困難的超生戶進行照顧，可以先交一半的撫養費，剩下的分期繳納。
而與政府的對立，又使李雪喪失了這兩次戶口登記“大赦”的機會。
2000年的那次人口普查，白秀玲依稀記得，有一個女普查員拿著幾張表到家裏，把李雪也登記了。但問到戶口的事，女普查員說了一句“辦戶口找派出所去”，就走了。
等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祈盼“普查”的李鴻玉卻沒等來人口普查員。他就自己到居委會填了張表格，但居委會交沒交上去，李鴻玉也不知道。
普查沒能為李雪帶來戶口，普查也無法解決“黑戶”這個問題。因為，每一次普查，“大赦”一批超生“黑戶”；普查過後，又有一批超生“黑戶”出生，等著下一次“大赦”。政策在政策之間的衝突中，陷入無解的死循環。
“黑戶問題的根源在於戶籍製度的附加功能，”萬海遠說，隻有讓戶籍登記與計生罰款分離，“黑戶”問題才會失去生存的土壤。
“小雪，永遠不要放棄”
可是，李鴻玉看不到“黑戶”生存的土壤消失的那一天了。
由於先天性肌肉強直，李鴻玉經常全身僵硬、肌肉痙攣。犯病時，“全身像是被萬條鋼筋拉扯著，眼睛皺成一堆，手抽抽在一起，腮幫子深深陷進去。”
在李鴻玉去世的前兩年，他的身體越來越差，病也越來越嚴重，經常在早晨痙攣。
2014年4月28日，李鴻玉以李雪為原告，向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又一次起訴永外派出所。
那天早晨從家裏出來時，李鴻玉隻是走了幾步路，就開始大口大口地喘氣。再加上先天性肌肉強直，他已經明顯感覺到“身體不聽使喚了。”可是，白秀玲得了腦血栓和高血壓，每天得吃好幾種藥，腿腳也不便。最後，李鴻玉堅持和李雪一起去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遞交起訴狀。
等他們坐地鐵回到家裏時，李鴻玉的身體就再也扛不住了。在住進醫院的第二個星期，他開始呼吸不暢。兩個多月後，2014年9月5日，李鴻玉呼吸衰竭。醫院搶救過來後，李鴻玉成為植物人。
李雪知道父親心裏放不下什麽，她會不時坐在床邊，和父親念叨訴狀、官司的事情。有一回，李雪說著說著，悲從中來，不禁伏在床頭哭了起來。“爸，你要趕快醒過來，你還要跟我去法院。”
當她抬起頭來，準備擦拭眼睛時，李雪看到，父親的眼角已滿是淚水。
2014年11月6日，李鴻玉去世。在為女兒的戶口上訪19年，訴訟16年後，一個父親最終還是沒能為女兒找來戶口。
“小雪，永遠不要放棄”。李鴻玉再也不會撫摸著李雪的頭，對她說出這句話了。
姐姐出嫁，父親去世，媽媽也越來越走不動路了。可李雪還得繼續尋找“自己”。
“我生活的全部就是我的戶口”。現在，她每天花大量的時間自學法律，閱讀法律條文，寫訴狀，跑法院和檢察院。《戶口登記條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社會撫養費管理征收條例》等涉及戶口和計生的法律規定，她一條一條看，一條一條記。
在李雪開始獨自尋找“戶口”的這幾年，中國延續多年低生育率導致勞動力規模的減少，由於人口老齡化趨勢愈加嚴重等因素，已經實施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也在不斷鬆動。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
在此背景下，自2013年底至今，寧夏、山東、江西南昌、湖北、廣東等地陸續公開發文，重申計生與戶籍脫鉤，嚴禁為戶籍登記設立任何前置程序。
2014年7月10日，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例行發布會上也稱：將落戶、入學、低保與父母落實計劃生育情況掛鉤，與國家法律法規規定不符，應當堅決禁止。
與此同時，政府關於計劃生育獎、懲、扶助等配套政策也在不斷調整之中。2014年，針對“失獨群體”，國家衛計委等五部門規定，獨生子女三級以 上殘疾或死亡，不再生育或收養子女，且女方年滿49周歲的夫妻的特別扶助金的標準分別提高到：城鎮每人每月270元、340元，農村每人每月150元、 170元。
而李雪的官司仍在繼續。2014年4月28日，她對永外派出所提起的訴訟，不被受理。上訴，被駁回。申訴，被駁回。2015年7月7日，她向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申請提起抗訴。
“全麵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就在上周，2015年10月29日，當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公報宣告，實行了35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正式終結時，李雪正在等待檢察院是否提起抗訴的結果。
“我的‘黑戶’問題，什麽時候才是個頭呢？”在經曆漫長的失望與等待後，李雪對重燃希望已經越來越謹慎。
現在，李雪常常回憶起家裏的土坯房還未倒塌、姐姐還未出嫁、爸爸還未去世時候的光景。
那時，在那個“牆壁滿是裂紋，屋頂開始下沉，動不動就往下掉土、隨時都有可能塌掉”的土坯房裏，一家人還在一起，自己和姐姐幫著媽媽做飯，爸爸坐在門前抽煙。
“簡簡單單的。”唯有家人的陪伴和親情的溫馨，才能讓這個從懂事以來就為戶口而憂心的姑娘，忘記片刻自己沒有戶口這件事。
尋到那個存在於身份證卡片上的“李雪”，李雪還需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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