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炎黃春秋>2015年10月號,作者陳焯）
我1945年8月出生在一個世代教書和行醫的家庭， 生不逢時，土地改革時，我家被打成了地主成分。我的祖父、父親、二叔父、滿叔父、大姐夫、祖父的親家共6人被槍殺或瘐殺。還有曾祖父的一個姐姐和姐夫也非 命而死。土改、鎮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運動同時進行，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三麵鑼鼓一起敲。"8位親人死於"三麵鑼鼓"時期，30年後（1980 —1982），7位被追認為革命老幹部，可見毛澤東時代冤假錯案之多。此外，還有很多親人（共24名）也獲得政府發予的"離休老幹部證書"，但他們都經曆 了九死一生。 我的家鄉——高州縣根子鄉，人口稠密，土改時，單我村就被打死和逼死了9人，該9人全是最善良而又最能幹的勞苦農民。全鄉當時約4萬人，被打死約50 人。以地主富農占人口總數的10％來計算，應有4000人，男性則有2000人。但從1951年冬天至1976年毛澤東死去，25年間，2000名地主富 農（連同子孫，下同）沒有一個人能娶到老婆。到1979年為止，28年了，4000名地主富農，經過30年的繁衍生息，隻剩340人。我的鄰縣電白縣觀珠 鄉塘背村，單1952年至1954年，49名地主（該村沒有富農），就餓死了32人，失人率占65.3％。 1966年至1972年，我家鄉的五類分子（主要是地主富農，下同）日間要掛牌，夜間要鎖門。地主富農的住房非常少，男女老少被鎖在一個鬥室裏，終夜 不能動彈。 1968年3月16日，《解放日報》發表文章《堅決不準右派翻案》。這裏的右派，不是單指1957年正式戴帽的55萬右派分子，而是泛指"公安六條" 裏麵所指的22種人。我和林煜謨不知情，1968年3月25日寫了要求翻案的大字報，剛好撞在槍口上，結果被判了重刑。毛澤東曆來就不準廣大臣民鳴冤翻案 的，即使不發表這篇文章，翻案者也難逃厄運。緊接著，湛江地區（當時的湛江管轄現在的湛江、茂名、陽江三地區）在海康縣召開了有各縣和各公社第一把手參加 的"堅決反擊右傾翻案妖風"會議。於是緊接著，電白、陽春、陽江、海康、廉江等地對地主富農大開殺戒。我所在的高州縣殺得比較少，隻穀丁、馬貴兩公社殺絕 了地主富農，次為長坡，沒有殺絕。根子公社殺人更加落後，隻殺死和逼死約28人。我如果不是被捕入獄，肯定難逃死難。 1979年9月22日，我獲釋出獄時，監獄一個女獄官隻給我26元路費，就打發我回家。我從粵北回到粵西，隻剩4角錢。家中隻有14平方公尺的簡陋農 舍，早已積塵盈尺，鼠洞到處可見。我是天下第一窮漢，因為任何一個國人，傾其所有，都不止4角錢的身家。但鄉人都知我的冤情和性情，沒有人歧視我，第四 天，我便娶到時年21歲的女子黃雲湘為妻。由於太窮，嶽父又反對女兒嫁給一個集地主子、勞改犯和窮光蛋於一身的人，我隻好帶著妻子外出流浪。到了廣西北海 市的街邊，蹲在街邊為人書寫對聯為生。我寫的字本來不錯，2003年參加北海市書法比賽還曾獲獎。但2013年3月1日，突患中風，右肢震顫，寫字的功能 一瀉千丈，再也不能寫對聯了，這是最大的損失
